论现代民族学应用的特点与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8）01-0126-09
当今世界，各种文化剧烈冲突，各民族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和延续奋力拼搏着。作为工具的民族学本无立场可言，但作为研究民族学的学者来说不可能没有立场。他们必然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利益要求，也有自己的荣耀与耻辱。因此，我们在开展民族学的应用研究时，应该关注民族学应用的价值、应用的范围与特点，更要科学地把握该学科应用的基本原则。
一、民族学应用的地位和价值
面对21世纪的挑战，有的民族学家会投靠于强权政治，有的民族学家则服务于争取独立和革命的第三世界各民族，这都将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在历史的必然面前，我们不应为民族学曾充当过殖民主义的鹰犬而羞愧，而应有勇气地承认民族学应用史上这不光彩的一页。因为这不是民族学的责任，它只是充当应用的工具而已。或者说，那是应用民族学者个人的事情，尽管他们是这个学科的先辈，但我们不需要和他们在立场上保持一致。倘若需要也仅仅是牢记我们的立场和价值标准，决不因急功近利而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故此，我们应当把民族学应用史上已经历过的事实让世人知道，以免重蹈覆辙。
1.民族学具有应用价值，这种应用价值是客观的存在。它不仅是民族学产生后的事情，在未产生之前，人们就有了了解异民族的冲动和实践，并且从中找到了其存在的应用价值。可以说，民族学的应用价值是根植于这门学科的特征之中，是由其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所造成的。它的价值也是其他学科无从替代的。从这个意义出发，重温民族学的特点和地位，我们才能够找到它应有价值的真谛，也才能确定民族学应用的基本准则。
2.民族学是一门跨文化研究异种文化的学科。这是现有学科体系中任何一门学科所不具有的特点，因而它的应用范围就得匡定在发生异文化交错互动的范围内。当今世界上，文化的互动和碰撞遍及全球每一个角落，也是每一项涉及到异族的社会活动，不管是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都必然碰到的客观实在。在这样的范围内，只有应用民族学的知识，才能找到理想的答案。当然，如果超越了这个范围，则无须民族学问津。
3.民族学又是一门综合研究学科。它不像经济学、法学、历史学、语言学那样，是为解决具体范围内的专业问题而没的，它的全套理论和办法，都是为处理系统性的综合问题而构建的。那种要求民族学直接解决经济投资产益，或者处理具体社会不安定事件的做法，事实上是让民族学派去担负它所力不从心的任务。但是，不管是经济学还是法学和历史学，一旦越出了民族的界限，若没有民族学的帮助，它们就休想得出满意的答案来。民族学的这一特点，导致了它自身只能配合其他学科才能生效，它必须不断地借用其他学科成功的理论和知识，以不断地丰富自己和完善自己，而不能有半点清高和孤芳自赏。民族学要派上实际用场，若忽视了其他学科的配合，无异于划地为牢。
4.民族学还是一门具有广泛普同性的学科。它要求自己提出的原则和理论不仅适用于某一个具体民族，而且还适用于愿意利用它的其他民族。民族学自身的秉赋使它的研究者具备一种透视能力，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立足点的真实和虚幻，是与非到底各占多少。正因为其他学科对这些问题可以视为当然，可以承而不论，民族学却不允许这样做。故此，民族学研究者要适时地经受磨难和苦恼，这是必然的，也是甩不脱和绕不开的。
5.民族学更是一门从宏观高度审视整个人类文明整体认识的学科。它要求研究者们不去纠缠具体的人和事，以及不去纠缠具体范围内小系统的个别的运行规律。当然，这样的规律对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来说，可能是极端重要而当仁不让的。但民族学认为，解决这些问题不是自己的使命。它要求自己不能看局部的得失，而必须顾及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和整个人类的命运及未来。正因为如此，民族学的应用只能是一种宏观式的应用，或者说是一种潜在的应用，它是用影响当事民族整体文化变迁的办法去解决与人类生存攸关的总体问题。那种苛求民族学家为企业找市场，为政权找安宁的人，从实质上说是找错了门路。民族学不是为解决这样的问题而建立的学科，它不具备这方面的应用价值。但是它却可以发现任何一项具体的措施，可能诱发什么样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又在多大程度上，会与当事者的愿望偏离甚至相反，从而教育人们对待异民族文化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整体性观念，才不会导致具体的某项努力的失败。
综上所述，民族学既是一门十分有用的学科，又是一门不能充当见子打子工具使唤的宏观控驭学科。它能帮助具体学科实现它们的目的，但是离开了具体学科的支持，它也将一事无成。它或许可以指导具体学科的专家们，如何使他们的知识发挥效益；或者警告他们，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无济于事。但若离开了具体学科，它同样什么事也做不成。它在现存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是既定了的，别的学科代替不了，它也休想越俎代庖。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地把握民族学的运用。
如果想了解民族学到底能派上什么用场，我们可罗列出如下应用领域。
1.民族学应当是一种潜在的精神武器。自产生那一天起，就鼓励它的所有者从事它所做的事。出于负咎或者改造的需要，早期的民族学家总是声称自己没有介入任何殖民活动，自己是中立的，是站在客观的科学态度之上的。但声明是一回事，客观事实又是另外一回事。民族学若不是维护西欧各民族在世界范围内的行动中起了潜在的推动作用，在它生存的范围内是不会有人理睬的。当然，如果因为这一点而义气用事，踢开民族学，就会犯说民族学洁白无瑕同样的错误。因为民族学既然是精神工具，你就不能责怪它为西方列强的殖民活动所进行的精神鼓舞，而应当冷静地去分析，它何以能做到这一点，进而要求民族学也为本民族的行动做同样的工作。事实上，民族学在西方发达民族中已运用了一个多世纪，而且任何人也不能阻止他们继续用下去。但作为曾经受过凌辱和蒙受过压抑的民族来说，他们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和实际的可能，要求民族学也为自己的作为提供理论依据，或者给自己的行为以鼓励和推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是民族学的精神武器作用。今天，发展中民族需要自立、需要自尊、需要自强，就必须有自己的民族学，必须在自己的民族学中探求能使自己自立、自强、自尊的精神力量。
2.民族学是宏观协调各民族行动的锐利武器。世界上的人都是分属于具体的民族的，一切人的活动也部是具体民族在文化规约下作出的，人类的总进程和总发展是蕴含在具体民族的行动和发展中的。不了解世界各民族文化，不了解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独特运行机制，是谈不上对人类进程了解的，更无从协调各民族间的行动，以求得人类的总体性发展。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类生存大计问题，正是立足于这一点来进行民族学应用的范例。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辩。第三世界国家把西方的应用民族学者一骨脑儿地拒之门外，就是来自争论另一方的行为反映。争论的另一方则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代表了人类的总利益，当然也代表了拒绝他们的第三世界各民族的利益。他们所持的论据也十分具有讽刺意义。他们说，我们的产品，我们的高新技术，我们的援助，你们不是受之无愧吗？那么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的全部基础，你们不是更该仿效吗？一旦你们这样做，世界不也就繁荣进步了吗？不管这样的争论还将进行多久，也不管争出什么样的结果来，作为宏观调控使用工具的民族学，它有它自己的立场。它坚持把跨文化的研究视为己任，它就自然容许争论的双方都有权力也有可能去研究对方，以找出对方的弱点，或者找出对付对方的方案，这就是民族学坚持双向导通的原则。而且为了这个原则的实施，他们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从理性确认了参与争论的各方具有同等的发言权，有了这样的保证，它用不着关心争论的各方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仅需要坚信任何一方都不能一手遮天，都不能强加于人，倘若强加了也无用。在坚持这个行为理念基础上，任由各方在争论中求得协调，人类的总发展也就在这样的争论中或行为对垒中实现。至于在具体争论的各方中，究竟支持谁或者压抑谁，都是无关紧要的。在斗争中求得协调，引导这场斗争控制在不危及人类生存的限度内，这就是民族学宏观地协调各民族行动的应用价值。
3.民族学还为世界一切民族从事跨文化工作提供了一套有用的分析问题模型，这就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完善起来的文化整体观。具体的学科往往立足有限范围内的规律和知识积累，他们在处理特定范围内的工作时显然是锐利武器。在这一点上，民族学从来不想越俎代庖。一旦要处理的事物跨越了这一范围时，在具体学科看来十分有用的理论思想和操作办法，就会失去效用，只好让位于民族学去处理。正因为如此，很多具体学科按照它们的理论和规律认为是稳操胜券的行动，民族学在通常情况下都可以冷静地提醒他们胜券未必在握。要拿到胜券，还必须靠民族学从更大系统和范同做铺平道路的工作。因为处理异文化中的任何具体问题，部仅仅是一个大系统内的有限部分，总体问题解决不了，部分就失去了意义。
4.民族学另一个应用价值是从人类整体文化的角度，教会每一个民族成员正确地估价自己的实际力量，以避免自己因感情用事而妄自尊大。如果大家都能在处理异民族关系时意识到这一点，那将是于人有利、于己有功的大好事。为检讨民族学的这一实用价值，我们还需要回到应用民族学的提出者们成功的范例上，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学对自身的检讨。康纳尔—秘鲁维科斯计划是民族学直接指导社会改革操作并赢得了彻底成功的范例。该计划的执行人是康纳尔大学的教师霍姆伯格，他在从地主手里租来的土地上，成功地利用了印第安文化传统的运作方式，帮助印第安农民摆脱了贫困，最终买下了这块种植园，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经济实体，摆脱了奴役，这一重大的科研成果，为应用民族学赢得了声誉。这项计划之所以值得民族学家自豪，关键是霍姆伯格没有像一般人那样企图使用暴力去消灭贫困，同时他也没有当救世主，把廉价的赏赐送给弱小的民族。印第安农民所获的土地和经济实体，是在霍姆伯格的指导下用自己的劳动挣来的，用自己的奋斗赢来的。民族学家们在这个成功应用项目中，却看到了自己力量的不足。事后的分析告诉我们，这项计划比起任何一项其他援助计划费用都低，成功却是极大的。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一个难以推广的范例，因为在这个成功的项目后面，存在着一系列潜在的代价高昂的背景条件。比如，要培养像霍姆伯格那样的高级专家，所需的费用对于能获得实惠的弱小民族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霍姆伯格能被培养出来，拿的是西方国家的投资费，而这样的成功例子一旦推广开来，所造成的结果对西方民族来说捞不到直接的好处，民族学家就别想再得到类似的培养费。事实上，哪一个民族乐意为别人帮忙而损及自己呢。可是，这样的培训费用又是他的服务对象所担负不起的。单是这一项，民族学家就清醒地意识到，高喊帮助落后者是轻而易举的事，要想真正帮助落后者所付的代价则是力不从心的。由此提醒人们必须正确地估价自己的力量，不可妄自尊大，替人包打天下，这正是民族学应用价值的所在。进一步的分析还让我们看到，霍姆伯格投身到荒山僻野，毫无报酬地艰辛奋斗若干年，所希图得到的仅仅是学业的成就。他的生活费、他的工资全是由各种基金会和大学承担的。如果这样的费用，要他的服务对象靠劳动赢利来加以偿付，同样是不现实的。这也是类似计划难以普遍推广的症结所在。
在这里，民族学者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并不能充当救世主，也看到了任何再发达的民族它所拥有的叮当作响的钱财，既不足以左右弱小民族，同样也不可能给任何人带来福音。弱小者要求自新、要求发展，只能靠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路得靠自己去走，这就是民族学在应用范围内的真谛所在。
二、当代民族学的应用领域与特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西方民族学界、就已经出现了一批主张民族学走出博物馆、着眼于现代世界的民族学家。在二次大战结束后的近半个世纪内，世界上发生了众多巨大的变化，大量正在形成和发展的全球性趋势造成了新的问题。诸如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现以及它们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经济、社会和人口问题；全球性的工业化造成的环境破坏；发达国家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和许多其他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过快所造成的人口老化和人口爆炸；技术的变迁导致对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消费增加从而造成资源短缺；跨国公司的出现造成国与国之间经济上更大的相互依赖；不同语言、民族、部落和宗教集团的分离主义运动导致新的矛盾和冲突等等。基于此，迫使民族学家开展了对这些现实问题的研究。
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求当代民族学家继续创造新的知识、培养新的人才，加强专业化和跨学科研究，更呼唤他们去着力研究现代人和许许多多层出不穷的现实问题。美国著名人类学家M.米德在20多年前就指出了民族学知识被应用于现代社会的趋势。她说：“我们在应用人类学中形成的对于人类文化的认识，尤其是研究方法，正在不断地开辟新的领域，被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一学科中，人类学与我们本国以及那些正在步入现代世界的困难作斗争的国家所面临的精神健康、营养问题、城镇规划、国际交往、自动化、公共卫生以及教育问题结合起来了。”[1] 可以说，当代应用民族学的迅速发展是时代的需求，而民族学学科本身的特点则为它的应用提供了其他许多学科不具备的优越条件。民族学家以参与观察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这使得他们能深入了解某一地区的社会文化，从而有可能为有关计划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准确的信息。
当代民族学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推进“有计划的变革”，二是研究社会问题，促进社会政策的实施，具体表现为：[2]
1.推进“有计划的变革”。20世纪中叶以来，应用民族学家经常为一些政府机构或诸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工作，以协助推进在某一社会或社区内部的有计划的变革。与殖民统治不同的是，这些机构并非要长期统治和管理某个社会，而一般只是短期提供技术援助。民族学家的作用则是帮助决策者了解变革计划的可行性和可能对这些社会造成的影响，为使计划达到其预期的目标出谋献策。民族学家在推进“有计划的变革”上表现在4个方面。
首先，预测计划的可行性。“有计划的变革”通常是自上而下的变革，即某个政府机构或国际组织认为某一社会或社区需要在某些方面有所变革，并据此制定了相应的援助计划。例如在人口过于稠密的地区，应推广节制生育的技术，在缺医少药的地区设立医疗机构，在贫穷落后的地区开展扫盲活动等。然而，当一种陌生的文化被介绍到某个地区时，那里的人们往往只会接受其中的某些部分，并使之适应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摒弃他们不喜欢的部分。结果，某项变革计划中最重要的部分有可能被弃之一旁，而一些无关紧要的部分却被接受下来。参与规划和实施有计划变革的民族学家，必须对其实施对象和实现变革的设想有基本的了解，必须认识到被一种文化视为理想的事物，也许并不能被有着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所接受。民族学家应该在一项计划被提交给它的实施对象之前，先对其进行一番研究和调整，以使它既能被接受，又能达到它预定的目的。
其次，是全面估计变革的后果。应用民族学家认为，任何变革都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中起作用的。既然文化是一个整体，其中某一方面的变化就会对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如种烤烟问题。世界上不存在“单一的变革”，任何变革都会造成其他变革，而许多连锁反应却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民族学家的任务是尽可能预测这些连锁反应，并对变革的结果作出全面估计，而不是单纯估计它的眼前目标。民族学家之所以责任重大，是由于他们几乎总是与一些不曾受过民族学训练的人共事，而这些人往往只致力于使计划得到充分实施，却看不到它可能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后果。因此，民族学家应使计划实施者了解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指出既能实现计划的目标，又能避免这些问题发生的途径。
再次，是维护每种文化保持其自身传统的权利。许多“有计划的变革”其实意味着西方化。但民族学家认为，每种文化都有保持其自己传统的权利，西方人不应将自己的方式强加于其他民族，也不应决定应由当地人自己决定的事，美国医学民族学家L.戈隆伯对泰国传统医疗技术和信仰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戈隆伯对泰国佛教和穆斯林医师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医师在治疗过程中利用了多种知识，其中包括占星学、信仰疗法、按摩术、民间心理疗法和草药，还使用了咒语和护身符。虽然这些医师多数是在农村接受训练的，但许多人却来到像曼谷这样的大城市里为人治病。戈隆伯还发现，虽然泰国人可以到现代化的医院就医，许多人甚至是城市里受过教育的人，包括曾在西方国家留过学的人，仍然信服传统的医疗方法。同时，他们持有超自然的和科学的宇宙观，戈隆伯称此为“疗法多元主义”。治疗方法上的多种选择，使人们在自身保健中扮演了积极角色。在农村地区，虽然村民们敬佩西医断病下药的能力，但通常并不接受医生对病症的科学解释。此外，村民们认为两医的疗法生硬，没有人情味。因为医生们不对患者提供任何心理或精神上的抚慰，也不登门治病。这种冷漠的医患关系是由于财富、教育和权力造成的地位差异所致，同时使许多人宁可依赖传统的医师。戈隆伯的研究表明了向泰国介绍现代医学技术的作用和不足，泰国卫生部据此对农村接生婆和传统的草药医生进行现代医学知识的培训，并协调了传统和现代医疗的关系[3]。
最后，是分析变革的阻力和助力。在制定和实施变革计划过程中，应用民族学家应分析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存在于传统文化之中，在实施计划时必须克服的阻力；一是可以引进到变革计划之中的助力。一般说来，变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以下3个方面：一为文化价值观。文化价值观可能成为变革的强大障碍。因此，应用民族学家需要找出一种方法，使得即将实行的变革，看上去不与当地人原有的价值观发生冲突。二为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也可能成为有计划的变革的障碍，其中包括社会中的群体关系和权威的影响等。三为心理障碍。心理障碍往往表现为交流的失败，也就是说，当变革者试图向接受变革者说明变革的性质及其好处时，后者从中得到的信息却可能与变革者的意图大不相同。因此，应用民族学家需要了解当地的社会，揭示出可能出现的阻力，同时找出能促使人们接受变革的因素。一般说来，那些已经开始工业化进程的社会，比较易于接受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旨在改变当地落后状况的变革。
总之，应用民族学在推进“有计划的变革”，使变革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在更加切合实际、更加行之有效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美国人类学家M.B.怀特福德等指出的，“如果要批评人类学的话，那并不是要批评他在有计划的变革中扮演的角色——他带来的益处已大大超过了它可能造成的弊端——而是要批评他未能采取更坚定的立场，强迫那些由于没有利用基本的民族学观点而注定会失败的计划接受它。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依然存在。民族学仍然是一个被人误解和鲜为人知的领域，这使得政府和私人机构对它的利用远远不够经常和有效。”[4]
2.研究社会问题，促进社会政策的实施。如果说，在推进“有计划的变革”过程中，民族学家的活动天地主要是在比较小型的社会里，那么在研究社会问题时，民族学家则将目光更多地集中于大型工业社会。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种族冲突问题、性别歧视、环境和生态问题、吸毒、酗酒、犯罪等问题，均成为应用民族学家研究的热点。正如R.拉帕波特1986年在美国人类学学会会长选举式上指出的，总的来说，民族学“需要着手实行一项明确的计划，既增加公众对民族学的了解，又增强民族学对公众事务的影响”[5]。他认为，整个民族学界都需要确保民族学研究的理论和发现能够影响人类事务，尤其是能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在研究社会问题方面，应用民族学主要发挥以下4项功能：
第一，唤起决策者、利益集团及平民百姓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应用民族学家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对社会问题进行民族学研究，并将研究发现告知不同类型的听众，其中包括政府机关、学术界、特殊利益集团，乃至普通老百姓。例如，1979—1980年，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医药保健学院副教授、文化人类学博士M.S.布恩先生，对美国首都华盛顿内城区黑人婴儿高死亡率问题进行了调查。在美国，黑人婴儿死亡率在各个种族和民族群体中居首位，在华盛顿更是一直保持最高纪录。作为一种人口学现象，黑人婴儿高死亡率可以溯源到处于不利状态的黑人妇女的健康状况和保健行为。然而，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总是十分清晰，在选择最佳对策方面也比较困难。布恩认为，对于一般民众，尤其是内城区在怀孕期间收入少得可怜的黑人妇女以及负责向她们提供帮助的人来说，了解婴儿死亡率问题是十分必要的。这个问题与美国社会中许多最严重的问题有关，如单亲黑人家庭日趋贫困、少女怀孕得不到应有的保健、人们的价值观、财力的滥用等。此外，在婴儿死亡率问题上，还反映出各种各样社会的、心理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特点。贫困、缺乏胎儿期保健及不良生活方式等均会影响母亲的健康，这使得婴儿死亡率一直是衡量生活质量的最敏感的指标之一，是衡量一个社会究竟为它的民众，或者某一部分民众做了些什么的一种标准[6]。
第二，对社会问题进行民族学分析。应用民族学家在调查社会问题的同时，经常会从民族学角度对问题作出有独到见解的分析。例如，吸毒和经营毒品是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并常常引发其他暴力犯罪案件。1989年，美国人类学家P.布尔茹瓦对纽约市哈勒姆区使用强效纯可卡因情况进行研究。通过对这一地区人们的文化规范和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他发现，毒品经营者们多是一些奋力追求金钱和地位以实现自己美国梦的人，他们多数是中学辍学生，认为靠平庸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资无法获得更好的机会，而视经营毒品为达到向上流动的最佳途径和向更大的社会提供便利的一条出路，并从毒品经营活动中获得了自主感、尊严和快速流动。布尔茹瓦指出，决策者和禁毒官员都没能注意到内城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在分析毒品经营者的犯罪原因时，往往对贫困和低下的社会地位轻描淡写，从而为美国社会制度对内城区问题应负的责任开脱。他认为，决策者和禁毒官员们不要使用“谴责受害者”的方法来对待这一问题，而应该端正态度，帮助提出和实行有效的社区计划，从根本上消除那里导致吸毒贩毒的社会条件[3]492。
第三，参与制定社会政策。应用民族学家认为，民族学应努力成为一门政策科学，民族学家有责任谋求和接受一种“兼职决策者”的角色，以加强民族学研究在制定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因此，许多应用民族学家献身于被他们称之为“旨在解决问题的研究”，努力通过他们的研究，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其中一些人还总结了不少如何参与决策的经验。如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全国酗酒问题研究所的人类学博士J.吉尔伯特，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对加利福尼亚州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研究。墨裔美国人构成了加州人口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这一群体的人数和对社会服务的需求都在迅速增长。当地决策者面临着如何向他们提供有效的服务问题，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却对这一群体的文化知之甚少。吉尔伯特在1974年对120个第二代墨裔美国人家庭的交换和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此后他对墨裔美国人家庭利用与儿童有关的社会服务模式、拉丁美洲人饮酒方式、盎格鲁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夫妇在生育第一个孩子时，对社会支持网络的利用情况以及对墨裔美国人遇到的与酗酒有关的问题进行了系列调查。她认为，决策过程是一个至少包含着以下三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的过程，即负责拨款和提出总体服务规划的人，实际提供服务的人和用户。从国家到地方，各级都存在这三类决策过程参与者。应用民族学家必须与这三类参与者发生相互作用，在此过程中确定研究的方向和方法，进而得出真正需要的数据资料。这种相互作用还使得研究者能影响政策的制定，使决策者将研究的成果视为行动的依据[7]。
第四，促进社会政策的正确实施。应用民族学家在协助实施社会政策、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作用，还表现为对政策和计划的效果进行评估，向它们的制定者提出反馈意见。例如，美国老年人口在1989年占其人口总数的11.9％，其中8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为270万人。预计到2000年，老年人口将上升到1300万人，高龄人口将达到670万人[8]。多年以来，社会服务机关都面临着一种日益强烈的需求，即找出新的办法来为日益增加的病弱老人，尤其是思维上有障碍的老人服务。美国西北大学客座学者M.A.艾里斯是一位应用民族学家，多年研究老年问题，曾参与一项“对低收入老人的监护的样板计划”和相关活动，从而导致伊利诺伊州成年人保护服务法的制定和一个堪称样板的保护服务发放制度的建立。在这项为期三年的“监护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她运用民族学中的参与观察法、开放式访谈法等方法，对用户及其家属以及社会服务工作者们对待监护问题的态度作了大量调查，并及时向社会服务机关提供了三种类型的反馈：一是对于那些与计划的方针和解决具体问题直接有关的情况不断作出反馈；二是将开放式访谈的情况及时反馈给计划的参与者；三是就人们对于监护问题的态度变化，关系到计划实施效果的争论，以及人们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写出书面报告。此外，她还经常就具体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咨询意见。她的研究，对于规划、发展和实施一项针对病弱老年人的保护服务制度作出了贡献。
总之，应用民族学家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越来越关注解决实际问题，这已成为当代应用民族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表明民族学家在将知识转化为行动方面付出的艰苦努力，也表明了民族学家在使民族学学科成为一门崭新的知识和一门政策科学方面的执着追求。
三、民族学应用的基本原则
民族学是一门独具特色的学科，民族学的应用无视其基本特点，就有可能葬送其科学价值，从而导致缘木求鱼或削足适履的可悲结局。为了澄清民族学应用上的困难，我们认为，民族学付之应用时应遵循的几个准则。凡有志于民族学应用的领导、学界同仁乃至民众都有必要了解这一点。
1.民族学是一门为一切民族处理异族事务时，提供分析方法和精神支柱的客观理性学科。它需要处理的问题不可能很具体。虽然所搜集的资料不可能再细了，从局外人看来近乎吹毛求疵，但他们希望通过这些繁难苛细的工作，绕开民族差异所造成的客观干扰，克服民族本位偏见，以构建整体性的精神理论框架。就这个意义上说，这门学科与哲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基于这一特点，民族学的应用往往是从指导意义，或者从各个具体学科的框架构拟上和协调关系上，发挥自己的特有效用，而不在于具体的去教会人们如何使用这样或那样的工具来变革现实，创造财富。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曾经有过各式各样的误解，若站在民族学的立场上看，这些误解事实上都是忽视了民族这一特点所引发的人为事端。
2.民族学除了拥有自己的理论建树范畴外，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门精神武器和哲学武器式的学科。其价值在于教育自己的服务对象看清楚历史传统所赋予的发达、先进、强盛的民族文化含义，从而为自己的自强自立和自尊探求思想的立足点。对于当前的后发展民族或国家来说，最迫切的问题在于，当其要实现现代化时，当正处心积虑要追赶先进、赶上发达时，需要追赶效法的是什么样的先进？什么样的发达？这样的先进和发达能否学得到或是否需要学？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即我们要搞的是什么样的现代化。当今的后发展民族穷怕了，也被欺凌怕了，他们看到了别人的科技发达，物质生活丰裕，不少人馋诞欲滴，但是羡慕归羡慕，实践归实践。当此上下人等言必称美国之际，用民族学的解剖刀看一看它的先进和发达是什么，从而唤醒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或者唤醒国民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我剖析，才是民族学的最大应用价值。与此同时，我们也得承认，世界各兄弟民族也应当有自己家园建设的蓝图。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学派，都得为自己的家园建设准备精神武器，都得凭借民族学的精神应用价值，替自己找到自立和自尊的立足点，找到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立身之地，找到自己的途径和方案。因为所有各民族的家园建设都是具体的、有民族特征的，决不是一个模式倒出的玩具娃娃。要做到这些，不管是强势民族也好，还是弱势民族也罢，都得准备承受磨难，先哲有言：“先于忧患，死于安乐”。教会人们勇于面对忧患，这就是民族学责无旁贷的重要应用价值。
3.民族学是立足于跨文化研究的学科。近年来，民族学又正式亮出了坚持双向导通研究的旗号，也就是说，民族学向世界一切民族开放，既允许发达民族研究不发达民族，又允许不发达民族研究发达民族，更提倡发达民族之间相互研究和发展中民族相互研究，随着这一学科特征的被确认，在民族学应用问题上，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原则问题，这就是民族学研究的立场问题。作为一门学科，民族学当然有自己用于一切民族的手段和办法，但是在这套理论方法指导下作出的结论，却必然带有民族性。这一点，在民族学史上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民族学史上的不同学派，往往是产生于具体的民族，为具体民族所承认，也主要服务于具体的民族。
二战以后，随着第三世界各民族的兴起，传统的研究落后的民族学自然被逼到了死胡同。西方民族学界近20年来对民族学立场的大争辩，正是西方民族学处于阵痛期的必然现象。在这场争论中，头脑最清醒、最敢于解剖自己的人首推高凯林，她坦白地说：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只有西方的附庸国才会欢迎欧美的民族学家去作调查。在主权完整而真正独立的国家中，西方的民族学家通常都被视为帝国主义者而不受欢迎。检讨民族学家充当这个角色的历史，则无论民族学家实际上是何等的纯真与无辜，这种立场是十分可以理解的。非常庆幸的是，高凯林的坦诚相告获得了有正义感的西方民族学家的赞同——民族学不愧是敢于解剖自己、敢于揭短的精神武器。按照高凯林的立场，其逻辑结果就必然是这样，欧美国家构建了自己的民族学去为自己服务，一旦时机成熟，它就应当有勇气承认往昔的被压迫者，也享有同等的权力去构建自己的民族学，去对付自己的异族，特别是对自己原先的宗主民族来个请君入瓮。允许民族内代表各民族需要的学派并存，应用时各按自己的需要和任务作出自己的结论，这就是民族学应用当中的异种立场并存和分别适用具体民族的原则。若不承认和不按照这一原则去加以应用，就不会称其为真正的民族学。
4.民族学更是一门敢于承认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的学科。它对于自己的传统同样承认，但却不迷信，因而对自己的传统所造成的阵痛从不大惊小怪。当代西方民族学家除了有高凯林那样的急先锋，那样坦荡无私的志士仁人外，也有犹豫于前途，迷惑于传统，因而满腹疑悸的代表，他们眼看着百余年来的研究传统形将崩溃而不无依恋，因而企图作这样或那样的修补。对于这样的人，民族学界是宽容的和理智的，因为民族学相信历史将最终引导传统更新。更新时刻发自阵痛者内心的观点和认识，同样是民族学应该珍视的理论财富，从一个异族的眼光来审视一下这批彷徨者的苦痛，对这门学科有益无损。因为它可以为我们取得有价值的借鉴，来构建我们自己的民族学。这批彷徨者中，其代表性的主张有：路易斯认为在一门独立的民族学中，白种民族学家不应该研究黑人或印第安人，而应留给黑人、印地安人的民族学家去研究。这种修补意见，并不像其他学科那样招来了一顿义气用事的谴责，而是引发了一场平心静气的探讨。苛菲指出，这样的做法，事实上是换汤不换药，虽然被立起来的研究者是出生在黑人或印第安民族中，但是把他们培养成民族学家过程中，用的纯粹都是欧美发达国家民族的观点、思想和方法。他们要当民族学家，首先得接受同化，当了民族学家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想，是从他们的外族教师那儿生吞活剥而来的陈芝麻烂谷子，他们的工作结论无异乎鹦鹉学舌，根本无关于立场转换的宏旨。
面对立场的转变，西方民族学界诞生了一批彷徨者和修补者，他们深感自己原有立场的虚弱，即极大地同情于他们的国家所压抑的弱小民族，但是却又深感传统民族学的软弱无力。事实上，这仅是对立场转换的不适应。于是他们亮出了发展民族学、行动民族学的旗号，不安于当幕僚说服自己的主人，不想去做干预异民族的傻事，而是想自己参与其决策，去充当行政首脑，以此实现自己研究民族学的初衷，为世界的公正效力。这些人是在对民族学自身的特点矫枉过正，一旦民族学家真的当了政治领袖，他的手脚就必然被拴在既得利益者的战车上。哪里还有什么认真的思考、慎密的理论、公正的决策可言，这样去转换民族学工作的立场，只有葬送民族学的精髓，造就一批实足的政客。
民族学的研究搜集资料虽为苛细具体，但是它们的结论是建立在统计基础之上并抽象化了的。它无法承担任何具体的功利意义的操作，民族学所要做的仅在于站在人类文明整体高度上，去辅助具体的学科实现他们的价值。它可以告诉农业家，你们的技术在怎样的范围内可以生效，在怎样的范围内先行解决哪些社会问题才能生效；它可以告诉投资者，你们的投资为何效率不高，你们应当把投资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朝什么方向投资，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它可以告诉政治家，你们若要引进国外的设备和技术，你们先得在国内准备哪些条件；它可以告诉外交人员找到对方的弱点，去与他们周旋。然而，民族学家从来不企望自己成为农业家、企业家、政治家、外交家，他们仅心甘情愿地担任这些专家们的助手。如果这些专家想抛开这些助手，他们只会自皱眉头、自找麻烦、自寻烦恼。
到今天，时代的紧迫感逼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民族学家也是人，他们也不例外，他们也希望一展抱负。于是近半个世纪来，在西方和东方，在民族学应用问题上掀起了一股波澜。在西方，民族学家们迫切地希望参与，于是诞生了一大批与专业学科相结合的边缘分支学科，诸如经济民族学、政治民族学、教育民族学、生态民族学、医学民族学等等，不胜枚举。从这些学科的诞生中，我们领略到了西方民族学家的紧迫感和积极参与意识，我们钦佩他们的这种责任感，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民族学的性质是一门软科学，搞边缘学科仅是保证民族学辅助应用价值的手段，并不是终极目的，更不是取代别的学科，不坚持这一点，就不仅会牺牲掉民族学的应用价值，也会违反民族学应用的基本原则。
收稿日期：2007－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