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作用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选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和发展》2003年6月号
在当今世界上，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在收入、生活水平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比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收入还不及美国的1/20。对于为什么国家财富差距如此巨大的解释现在有很多。贫穷的国家，比如那些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美洲或南亚的国家，它们通常缺乏有效的市场，国民教育水平过低，而且它们的机械设备和科学技术不是老掉牙了的，就是根本不存在。但是这些并不是导致贫穷的根本原因。为什么这些国家不会有更好的市场、更多的人力资源、更大的投资和更先进的机械设备和科技呢？必定存在着一些基本因素，从而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并由此使得国家越发贫困。
现在人们主要用两个因素来解释为什么国家之间贫富差距如此巨大：地理和制度。地理因素假设在公众的想象和学院派中都有很多的支持者。它认为一个社会的地理、气候和生态因素不仅影响了科技，而且还对居住者受到的刺激产生作用。这个假设强调大自然是导致国家贫困的一个基本原因。另外一个假设——制度因素——是关于人类影响的。根据这个观点，一些社会拥有好的制度，从而使得它们能够刺激在机械设备、人力资源和先进技术上的投资，并最终让这些国家获得繁荣。
良好的制度有三个关键特点：为社会中的大部分人提供产权，因此许多个人就会产生投资和加入经济生活的想法；限制精英、政治家和其他权力组织的行动，使得这些人无法剥夺其他人的收入和投资，或建立不平等的游戏规则；为社会大众提供一些公平机会，这样个人就能进行投资——尤其是在人力资源方面——并参加到生产性经济活动中去。这些良好的制度同世界上古往今来许多国家的法律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些国家中，法律往往是选择性的；产权对于社会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存在的；精英们拥有无限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而只有一小部分的人才有机会接受教育、获得储蓄和生产的机会。
地理因素
如果你愿意相信地理因素是根本原因，那就看看世界地图，找到世界上那些最贫困、人均收入不到美国1/20的国家，你会发现它们几乎都位于赤道附近非常炎热的地区，遭受着周期性暴雨肆虐，而且毫无疑问，热带疾病横行。
但是，这些证据并不能说明地理因素是影响繁荣的根本原因。地理和繁荣确实存在着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并不就是根本原因。最重要的是，我们从数据中发现的联系经常有被忽略的部分。
同样，如果环顾整个世界，你会看到几乎没有哪个富裕的国家不是利用制度来保护投资者产权和限制政府和精英并获得如今的地位的。但是，制度和经济发展间的关联也能反映出被忽略的部分或颠倒的整个因果关系。
为了进一步理解地理和制度因素的相关作用，我们需要找到制度外生多样性的源泉——换句话说，就是在一种自然的实验下，制度会因为同潜在被忽略的部分不相关的原因而变化（而地理因素往往是不变的）。
从15世纪开始，欧洲人对全球很多地方的殖民化就促成了这样一种自然的实验。殖民化改变了很多陂欧洲人证服或控制的地区的制度，但基本上没有改变那里的地理环境。因此，如果说地理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潜力的关键原因的话，那么那些在欧洲人来到之前就富裕的国家在经历了殖民化之后仍然应该是富裕的，甚至应该一直将富裕保持至今天。换句话说，由于决定繁荣与否的关键始终不变，我们应该看到经济成果有很强的坚持性。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制度因素是中心的话，那么那些拥有并发展了良好制度的国家就应该比那些接受了欧洲人用来掠夺资源或剥削非欧裔人种制度的国家要富裕。
历史资料显示，欧洲人确实在不同的殖民地采用过不同的殖民政策和制度。欧洲人建立过极端剥削的制度，比如比利时在刚果的殖民地、在加勒比地区的奴隶制种植园和中美洲矿井中的强迫劳动体系。这些制度既不保护平民的产权.也不限制精英的权力。但在另一个极端，欧洲人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并在那儿创造了居住地用来生存繁衍——同时还时常完善欧洲式保护产权的制度。这类殖民地最典型的例子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美国。定居者在这些社会中同样成功地对政治家和精英进行了限制，尽管是需要通过斗争才能达到这一目的。
财富的逆转
那么殖民化之后经济发展到底怎么了呢？那些殖民化之前就富裕的地方是不是像地理因素假设显示的那样仍然富裕呢？或是经济财富因为制度的改变而发生系统化的变化了呢？
历史资料没有显示任何像地理因素假设所提出的坚持性。倒是经济繁荣中有很多财富逆转的现象。像印度的莫卧尔和美洲的阿兹特克和印加都在1500年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但现在却是最贫困的地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占据着并不太发达地区的北美洲国家、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现在却远比莫卧尔、阿兹特克和印加富裕，而且，财富的逆转还不仅仅限于这样的比较。用那些现代化之前的富裕地区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财富的逆转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说，在工业化之前，只有相对比较发达的社会才能保持重要的城市化，因此城市化比例是欧洲人开始殖民统治之前一种相对较明确的繁荣象征。1500年的城市化比例同现在人均收入之间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消极关系。也就是说，如今相对富裕的前欧洲殖民地在欧洲人到达之前是贫穷的。
这样的逆转用事实反驳了上面所谈到的地理因素假设中最基本的观点：并不是热带地区的气候、生态环境和疾病使得这些国家陷入如今的贫困，因为同样是这样的气候、环境，这些同样的地区在500年前却要比温暖湿润的地方来得更富裕。尽管财富的逆转可能同地理因素确实有关系——因为地理对于经济繁荣的影响随时间改变而发生变化，比如某些引起了繁荣的特点随后又使国家陷入贫困——但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这类复杂的地理因素假设。
那么财富的逆转同制度因素假设一致吗？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当我们研究殖民政策的差别时，我们会发现财富的逆转正如制度因素假设所预测的那样。欧洲殖民主义使欧洲人成为世界上最有政治权力的人群，使他们在当时比其他人有更大的能力来影响制度。在那些欧洲人没有定居，并漠不关心当地总产量和人口福利的地方；在那些有大量便宜劳动力能够被强迫到矿井中工作、耕地或征税的地方；在那些有资源可供剥削的地方，欧洲人都采取了建立剥削制度或接管现存剥削制度和等级制度的政策。在那些殖民地中，统治者（通常是欧洲人或是他们的盟友）的权力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也没有什么来保护大多数人的产权；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迫做工，甚至沦为奴隶。同这些型式相反，在那些没有什么可以剥削、大部分土地非常荒芜、疾病环境不太糟糕的地区，欧洲人建立并发展了许多法律制度来保证他们自己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能够受到保护。在那些殖民地中，制度因此更能够激发投资和经济增长。
没有自然引力
如果制度对于经济繁荣真的那么重要，为什么有些国家会选择或最终因为不良制度而灭亡呢？而且，为什么这些不良制度在因为它们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如此明显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呢？这是一种历史的巧合还是错误认知的结果，抑或是社会及其政策制定者的错误所致呢？最近的经验和理论研究表明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强制性的理由来认为社会能够自动地被良好的制度所吸引。制度不仅影响国家的经济繁荣，对于社会中个人和群体的收入分配也起着关键作用——换句话说，制度不仅影响社会总收入，还影响它的分配方式。
这种视角意味着由不良制度向良好制度的转变尽管会增加社会总收入，却可能被人为地阻碍，因为这样的一种改变会大大减少权力阶级从社会收入中得到的那一部分，而且又无法给予他们相应的补偿。社会无法被良好制度吸引这个观点能够用19世纪奥匈帝国和俄国的例子来予以证明。当这两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发现资本的增加和工业化会减少他们的权力和特权时，他们纷纷开始竭力保护旧政权，阻碍工业化，甚至不接受火车的引进。
与此相似，欧洲殖民者建立的制度也不能使这个社会受益。当他们乐意或他们自己需要制度作为保护伞的时候，他们就选择好的制度，就如他们在美国所做的那样。相反，当他们要从殖民地的非欧裔人口那里剥削资源的时候，他们就引进或维持剥削制度，就像他们在非洲、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南亚地区所做的那样。而且，无论是在欧洲人的统治下，还是当这些殖民地获得独立之后，那些剥削制度没有显示出一丝进化为更好的制度的迹象。在几乎所有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将剥削制度的持续同这样的事实联系起来：即使独立之后，这些社会中的精英阶级将在制度改革中失去很多。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都是建立在现存的剥削制度上的。证明这一点最好的例子就是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主。他们的财富直接依赖于奴隶制和剥削制度。任何能使整个社会受益的体制改革对于这些种植园主来说那是一种直接的威胁。
欧洲殖民主义仅仅是那些前殖民地制度的故事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并未经历过殖民统治的国家也同样遭受制度问题的困扰（同时一些前欧洲殖民地现在却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然而，本文所提出的观点同样也适用于这些例子：制度问题对于许多国家都是重要的。在大多数国家中，制度问题的根源以及制度改革的难度在于任何主要的变化都会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而潜在的失败者通常有足够的力量来反对变革。
制度的持续和反变革潜在力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制度是无法改变的。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具有重大意义的制度改革，而且即使是机能严重不良的制度也能够成功转型。比如说，博茨瓦纳在脱离英国独立之后，就成功地建立了民主体系，并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当支持改革的阶级拥有足够权力使潜在的失败者屈服，或者是当社会能够同那些失败者进行交易并保证在变革后弥补他们的损失或保护他们不遭受到改革中最不利的一面之后，制度就可以改变了。认识到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制度改革中最大的障碍，这是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迈向经济快速增长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