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新潮诗歌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潮论文,知识分子论文,诗歌论文,真相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知识分子”写作如何利用“政治神话”确立自己的“身份”……
据诗人西川说：知识分子写作是他在八六年提出来的。西川说：“从1986年下半年开始，我对用市井口语描写平民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厌倦，因为如果中国诗歌被十二亿大众的庸俗无聊的日常生活所吞没，那将是极其可怕的事。……我提出了‘诗歌精神’和‘知识分子写作’等概念，并以自己的作品承认了形式的重要性，我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是希望对于当时业已泛滥成灾的平民诗歌进行矫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表明自己对于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正统诗歌和以反抗的姿态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朦胧诗的态度。”见《答鲍夏兰、鲁索四问》。在这里，西川指的只是他个人的写作立场。
虽然我不同意西川的上述见解，但我始终以为西川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是靠自己的文本说话的。几年后，知识分子写作被欧阳江河加以发挥，与西川的初衷已经不同。在后者那里，知识分子写作已经成了“中年写作”——“八九后的写作”。西川的“知识分子写作”只是西川体，但到了欧阳江河这里， “知识分子”写作已经成了“我们”。 在《89后国内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一文中，欧阳江河开头就是：“1989年我们将写作划分为以往的和以后的。”为什么是1989而不是1990，这似乎更是时间上所谓的“九十年代”的开始，欧阳江河没有解释。但这种庸俗的、浅薄的、进化论的，以历史事件、时代、时间的先后为坐标的文学史分期法难道我们不是司空见惯么？例如：以1949年为界，将文学分成新文学和旧文学。在此文的另一处，欧阳江河说“我们这一代诗人的一个基本使命就是结束群众写作和政治写作这两个神话。”这些神话恐怕没有结束，而且一有机会，就被利用。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写作是基于时代和政治的划分，一种立场。而不是从文本出发的关于写作形式、风格的划分，一种写作。所以，后来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实质上，欧阳江河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不仅指他们所属的文化身份或政治身份，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精神、文化立场、文化品质的能指隐喻。见陈旭光等《知识分子写作，文化转型年代的诗与诗——九十年代诗学理论话语研究之一》。
2.“知识分子”写作只是几个人的“身份”，而不是一种写作趋势
在《’89后国内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欧阳江河说：“我们把这种写作看作1989年以来的国内诗歌界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的趋势……”
谁的写作是以往的，他没有说。关于这个“趋势”，他提到了这些诗人，他本人，西川、王家新、肖开愚、孙文波、陈东东、张曙光……欧阳江河没有说谁是以往的，那么他自己是不是以往的呢？不是。因为“中年写作”乃是“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而且，“我们把这种写作看作1989年以来的国内诗歌界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的趋势……”这是欧阳江河此文的主题。欧阳江河不是在描述一种他之外的已经存在的文学现象，而是在讲从他本人开始的几个人的趋势，稍稍有点良知的人，都会看出此文正有着唐晓渡君指出过的那种“与革命的血缘关系”：开天辟地的宣言、唯我独尊、（在纸上）拉山头。（语见《重新做一个读者》）
在此文中，欧阳江河说：“以下五个语种（语种一词的意思是：“语言按语音、词汇和语法特征、性质的不同而划分的种类。”《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1540页。笔者注）对我们产生了实质性（实质性：本质，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的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现代汉语词典》）的影响：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和德语”，“我所说的不仅是实际写作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而是指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精神成长、判断力和想象力、创造力的形成产生过的真正作用的影响，这位发言人在说完这些高论之后可能后心有些发冷，赶紧补充了一句，“我不认为接受外来影响会使我们的写作成为殖民地写作”。请欧阳江河先生教我，如果连诗人命根子的“判断力和想象力、创造力”都已经被“真正作用”也不会导致殖民地写作，要怎样的影响才成为殖民地写作。
此文中，欧阳江河把“知识分子”同置于“诗人”一词之上，自称是“一群语词造成的亡灵。”这倒是一个发明。文革以来有过工人诗人、农民诗人、解放军诗人，但还没有“知识分子诗人”。时代不同，但用法是一样的，先确认政治或文化地位的合法身份，然后么，是个亡灵。
3.“知识分子写作”如何成了少数新潮诗歌批评家的纲领，他们如何用“知识分子写作”来取代中国诗歌界
欧阳江河旨在用一个自己一厢情愿的“纸上的”少数，来取代其他诗人九十年代以来的写作实绩的“知识分子写作”，本来根本不值一提，这种自吹自擂的东西诗坛上多如牛毛。但可笑的是它在九十年代居然成了某些新潮诗歌批评的纲领性文件。批评家当然要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好恶，站在“知识分子写作”几个人里面当批评家也未可厚非。但是，如果是一味要用几个人来取代“九十年代诗歌”，把它说成是“照亮泥泞的中国诗歌和人心的名单，就是有昧良知事实学术立场和专业精神。
在《后朦胧诗：——一种作为写作的诗歌》一文中，臧棣说“九十年代初鲜明转向个人写作的诗歌……是对始自今天派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最后总结，一次稳重的专注于文本的清算。是……新的诗歌艺术的曙光。”在此文中，所谓“曙光”指的是欧阳江河、孙文波、肖开愚、钟鸣、张曙光、柏桦、西川、陈东东、翟永明、吕德安、王寅和王家新。
在《关于当代诗歌的讲谈》一文中，陈超说：“诗在近年呈现了小说化的趋势……诗人们开始关心生活的细节，对话，叙述的准确，俗语和流行语中蕴藏的大量生存信息。这样一来，诗变得滞缓，庞杂，互否，充满了生活情境和事件。孙文波、肖开愚、张曙光在这方面走得早……”历史在为几个人悄悄地改写。
1997年，陈旭光和谭五昌在《大家》第4 期上发表的《知识分子写作，文化转型年代的诗与诗——九十年代诗学理论话语研究之一》一文称，欧阳江河用“知识分子诗人”这一称谓来命名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那一批先锋诗人：“在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写作’的命题已在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思想的象征或隐喻。”应该说，王家新所吁求的“知识分子写作”已经站在一个时代的高度把欧阳江河所阐释的“知识分子写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高度。“那一批先锋诗人”，指的主要是欧阳江河、王家新、孙文波、西川、陈东东。
此文还是，“‘第三代人’诗人的反文化矛头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精英文化而来的……在八十年代……在诗歌领域里发起了一场市民文化冲击与无情消解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艺术革命运动’。‘莽汉主义’与‘他们’这两个流派公然宣告自己的市民文化立场。”
1997年，程光炜在《山花》11期上发表《不知所终的旅行——九十年代诗歌综论》：此文即稍后出版的“九十年代文学书系”诗歌卷《岁月的遗照》的序文。此文说“我的‘非非’式的或说准八十年代式的诗学趣味，一夕之间完全变了，（这个“非非”式的诗学趣味自然也包括对汪国真的趣味吧？）1991年夏，诗人陈东东从上海寄来了民刊《倾向》。”“这个同仁杂志成了‘秩序与责任的象征’。……它无疑成了一盏照亮泥泞的中国诗歌和人心的明灯。团结在这个杂志周围的有欧阳江河、张曙光、王家新、陈东东、柏桦、西川、翟永明、肖开愚、孙文波、张枣、黄灿然、钟鸣、吕德安、臧棣和王艾等。”
此文说，第三代诗人通过达达的手段对付复杂的诗意，文化的反抗被降低为文化的表演。《倾向》以及后来的《南方诗志》已经取代了《今天》《他们》《非非》的艺术权威。
此文说，“九十年代的诗歌文本是由诗人、作品、读者和圈子知识气候共同创造的。”
此文说，张曙光“作品有叶芝、里尔克、米沃什、罗伯特·洛厄尔以及庞德等人的交叉影响，……这一“先行者”的形象多少令人想起西伯利亚时期的约瑟夫·布罗茨基……”
……
“开愚的短诗……语言类似美国的某些现代诗……”
九十年代诗歌，“与八十年代的瞎闹在本质上是截然有别的”，“它要求写作者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
在这些新潮批评家中，唐晓渡是资格最老的一个，当年编《中国当代实验诗选》为先锋诗歌的历史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几年很少见他发表诗歌方面的文章，我一直以为他是大度雍容，在多数新潮诗歌批评家都朝一个山头靠的时候，他可能还坚持着公正、客观、中立的立场，凭着这一立场，人们本来对他编诗歌选集的公正性可以放心。但这一立场被他放弃了。最近出版的《现代汉诗年鉴》，国内的十三个编委中，除去海外的四位，国内的十人中，除去老诗人牛汉，朦胧诗的芒克和女诗人翟永明，其余全是他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同志，已经可见一端。在盘峰的会议上，他说，先锋诗歌内部并不存在真相的问题，民间立场和知识分子写作怎么成了对立的呢？哪里有什么永恒的民间立场？诗歌的原创性是不可能的。评论家谢有顺在《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叫做《内在的诗歌真相》的文章，谈了他对当代诗歌的一些见解，竟然引起新潮诗歌批评家们的“公愤”，唐晓渡质问谢有顺有何资格干预诗歌内部的事！
历史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欧阳江河多年前虚构的“知识分子写作”神话，经新潮批评家们的不断重复，成了“知识分子写作”的理论资源。但近十年的重复并没有丝毫新意，其现实的好处是：在九十年代，当诗歌普遍被漠视，诗人们为出版诗集而倾家荡产的时候，在这边，诗集、选集却一套套的公开正式地出版，确实是“向往，就意味着一切”啦。问题是，并不是文学流派的“知识分子写作”为何一再得到新潮诗歌批评家们的青睐？一再地置当代中国诗歌的杰出的文本实绩于不顾，把几个人捧为“曙光”、“理想主义”、“精神向导”、“明灯”？
4.知识分子写作的秩序和责任，乃是为了与主流意识形态和道德主义达成“某种话语缝合的状态”
其实坚持民间立场的诗人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从开始就是不同的写作，不可同日而语的写作，这种根本不同，并不仅仅是写作方式的不同。“知识分子写作”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写作方式，而是一种改头换面的主流意识形态或者道德主义。《知识分子写作，文化转型年代的诗与诗——九十年代诗学理论话语研究之一》一文说得很清楚，“实质上，欧阳江河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不仅指他们所属的文化身份或社会身份。相当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精神、文化立场、文化品质的能指隐喻。”此文把知识分子写作和1993年的“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讨论联系起来，“这持续了一年之久的话语斗争也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想用一套人文话语重新‘驯化’市民意识形态的文化意图和价值取向。当今文坛上知识分子型的作家张承志、张炜等人对市民文化的代言人王朔等人的激烈批判便是一个极端而典型的例子。不是‘知识分子写作’作为一种文化号召在文学界及学术界一时广为盛行。先锋诗坛对此作出了敏锐与热烈的呼应（事实：诗人的文化意识总是超前的）。……‘知识分子写作’具有具体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是针对“第三代诗歌”总体上的文化虚无主义态度以及某种‘践踏’艺术的叛逆行为而言的，是基于了他们自身的‘理想主义信念’。”
这种“信念”我们并不陌生。对第三代诗歌的来自意识形态和道德主义的攻击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不同的是，过去的攻击主要来自官方的意识形态阵营，现在又加入了“知识分子”。在1990年11月17日的《文艺报》上，《对“新诗潮”的透视》中，指责《非非》，“大学生诗派”徐敬亚、孟浪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和我的《诗歌精神的重建》以及许多第二代诗人的作品，说“事实上，有的‘宣言’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就是一种对马列主义美学原则挑战的政治示威。”在引述了我的一段话后，他指责道：生命意识的实质，就是“以表现生命本体为由，实则排斥人的社会性，强调人的生物本能，性欲冲动与追求物欲的享乐主义等等。……我们决不能以写‘生命本能的勃发’为借口，去歌颂流氓阿飞的暴行和描写‘手淫者’的‘嚓嚓之声’以‘内心历程的探险’为名，去津津乐道于变态心理的宣泄。那样做，不仅背离了社会主义诗歌的方向也是对诗坛的亵渎。”其实“知识分子写作”的基本观点并不那么高深莫测或罕见，在中国它普遍得很，再随便找篇文章摘一段看看，例如：《云南日报》1996年12月21日，《诗歌，请停止自杀！》，在列举了几位第三代诗人的作品片断后，作者指责说：“许多诗作完全背离了的诗本质，去掉了应有的诗歌精神，它没有对真理、正义的执著追求，没有对人类、时代和民族的深切关注，抛弃了起码的道德准则，放还了信仰和理性，丧失了艺术良知，思想苍白，语言粗糙芜杂，缺少精神之光，灵魂之光。没有深刻的洞见，缺乏生活实感，话语解构，理性没价值，文字已被淘空了意义，看不到切身的审美体验，美丽的意象消失了，纯真的感情不见了，伟大的精神气质和庄严神圣的理性力量不见了，崇高的意境和理想主义精神更是荡然无存，生命的意义、艺术的精神都消泯在冰冷的话语操作过程中……相反，情绪宣泄、变态心理、猥琐事件、庸俗气息、粗言鄙词却比比皆是，日益泛滥……”他呼吁：“要端正创作态度，认真学习古今中外各家各派的创作和理论，打好根基，提高修养，对言不由衷乏情无味的假诗进行清理，对不三不四的非驴非马的语言赘物进行批判，扫荡淫靡诗风，扫荡非诗化倾向，重建诗歌新的精神和审美价值。”他不正是在很通俗易懂的讲知识分子写作么？在对第三代诗歌的立场上，“知识分子写作”的“秩序与责任”是否“在总体或整体的程度上最终与国家意识形态达到了某种话语缝合的状态”（见陈旭光、谭五昌《知识分子写作，文化转型年代的诗与诗——九十年代诗学理论话语研究之一》）呢？“那个叫作权力、制度、时代和群众的庞然大物会读我们的诗歌么？”会的，只要“隐匿在我们深处的叶芝（W.B.yeats）、里尔克（R.M.rilke）、庞德（E. L.pound）、曼杰施塔姆（O.E.Mandels－tam）和米沃什（C.Milosz）等诗人也已经汉语化了，本土化了。”《89后国内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只要我们写“正派的诗歌”，坚持“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气质，”“‘驯化’市民意识形态的文化意图和价值”，“对不三不四的非驴非马的语言赘物进行批判，扫荡淫靡诗风，扫荡非诗化倾向，重建诗歌新的精神和审美价值。”
重要的是，为什么某些新潮的诗歌批评家们如此讨厌“真相”一词，他们为什么那么害怕这个真相？因为，八十年代诞生的新潮诗歌批评中的某些批评家，在——那个伟大的充满自由主义精神的时代中得以重新建立起来的诗歌批评对少数、对另类写作的宽容；非意识形态的、自由、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精神和唯文本的学术立场——与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用道德主义、价值判断来取代诗歌批评之间，在具有创造力的诗人写作的少数和某种“读者”组成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思想战线之间，他们早已选择了后者——这就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