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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办法，我不能再顶下去。顶下去公司危险太大，我不能把公司带入那样危险的境地”，李焜耀2006年10月终于承认必须自己认输，否则整个明基可能在2007年年底前就看不到了。是豪情壮志还是扼腕暮叹？恐怕只有李焜耀和他的老板施振荣才能亲身感到站到高处的极度冰寒。
明基并购西门子手机就像是爬一座高山，就像中国文化要去吞噬西方文化，爬一座品牌的高山，尤其是做世界品牌，一下子扩充到非常大领域的高山。在这个过程中，李焜耀觉得自己身强力壮，所以当李焜耀们看到一条捷径可以走的时候就走过去，而这条捷径越走越发现不仅是消耗体力大，而且爬到后来是悬崖绝壁，风险太大，所以必须走回原来的路，再继续往前走。这是李焜耀的无奈，更是明基的无奈，甚至是整个中国企业全球化、国际化的无奈。
大前研一说过，亚洲企业做品牌，必须以10亿美元为单位砸进去，持续砸10年时间。可是哪一个企业可这样做，敢这样做？三星？LG？索尼？松下？海尔？联想？华为？恐怕没有一个企业敢答应让自己的企业去这样做？正如李焜耀感叹：苍狼最终在历史上的下场都是会消失的，因为草原总有被吃尽的一天。最后生存下来的会是什么呢？可以肯定的说，不会有狼，只有懂得生活文明的人类，用更文明的手段、更有文化的思考、更具历史观的企业经营模式，才有条件继续生存下来。
而生存下来，中国企业就需要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孕育出自己的智慧，这就需要中国式的世界商业思维。
“在给予管理的智慧上，我就不信，孔夫子会比不过韦尔奇？！”
这是我最近和很多企业家共同关注并探讨的话题。我想说里面的三层意思：
一是：在给予管理的智慧上。我们不能总拿别人的制胜方法来复制到自己身上，一个企业的战略或产品可以被别人观察、研究和模仿，但关于这个企业的核心能力，也就是做事的能力，我们是永远学不来的。不仅是企业，任何组织的管理方法也必须同相对应的特殊做事能力相匹配才能产生能量，否则就是依葫芦画瓢，就是作壁上观；
二是“我就不信”。中国企业的成长往往是在市场与需求的跌打滚爬中，找到了阶段性的成功。“我就不信”，实际上是凭借企业家的智慧、韧性、执著、胆略，在市场的枪林弹雨中硬闯出了企业的一片艳阳天。自信而不自负，中国很多的企业家已经站到了理性的门槛上，重新审视自我，寻求更大的突破，“一根筋”精神，偏执狂精神，在企业的成长中仍是黑夜里的灯光，让众多企业家为此殚精竭虑；
三是“孔夫子会比不过韦尔奇”？！论语中有三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实际上这是做企业的三个境界：理解并模仿既成的先进管理经验，且在适当的时候付诸实践；有朋自远方来，“近者说”，“远者来”，指的就是内部员工满意，外部人才纷至，供应商、经销商、投资者、银行、媒体等乐于合作；不要希望媒体的追捧，不在意别人的不解，谦逊而自信，正是所谓的“第五级领导人”的特征。
国学在近几年得到重新重视不是因为国学变化了，而是市场变化了，竞争要素变了，但商业智慧的精髓却高度凝聚了，中国企业在对西方管理学的探索与实践中，更多的发现是，虽然大家贯通了书本，却荒芜了企业。通用的战略不重要，戴尔的模式不重要，联想的策略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的战略和方法，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学到精髓。如此复制到自己的企业上，只能永远是“四不象”。
在给予管理的智慧上，我就不信，孔夫子会比不过韦尔奇？！实际上是我们呼唤的中国式的管理智慧，是对适合各种企业战略探索模仿乃至彷徨后的深刻呐喊。
企业的精神原点与企业家的危机智慧
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在《爱是一个企业的精神原点》一文中告诉我们：“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一个人如此，一个企业也是如此。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获得，远东和我今天所拥有的，来源于社会是其然，回馈于社会一定是其所以然。企业财富其实就是社会财富。”远东能够走到今天，在其艰难的跋涉中，这种大我于无形的商业智慧却无处无时无刻不在闪现，与中国企业、跨国企业甚至全球整个商界正在倡导的企业社会责任相比，蒋锡培在管理的智慧上，已主动并提前到达一个凌然的境界。
实际上，认识育琨，是从其文字开始的。育琨的文字境界、内心修炼、商业智慧从《强者——企业家的梦想与痴醉》一书中悄然蔓延出来影响到我，影响到你，影响到每一个人。育琨一直不同意我以“老师”相称，这更让我发自内心的尊重。“真正伟大的事业都需要灵魂。当我们的心灵强大时，我们便可以创造一切，享受一切。”在《企业家的中年出路与危机》中，育琨的智慧心境给予我们的是更大的心灵震撼。
一个企业家到了中年，或者说中国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虽然风华正茂，但我们所看到的是中国企业用二十多年的跳跃式发展换取到今天的成功，很多人很多企业已经提前从“青年”跨入“中年”，这种产业思维或者商业智慧已面临一个个突破，或者新生。育琨的告诫在于让我们明白，过去的成功不是成功，今天的成功不是成功，小成功不是成功，大成功不是成功，从小到大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世界是容易淡忘的。没有人去刻意追究那傲立于山顶的高把根扎在多深多脏的地方。当一个人把辽阔圈起来，自己就变得狭窄了。真正需要的是企业家从现在开始打开自己的心门，把自己的爱和赤诚纳入到‘提升人类福利层次’这个巨大无穷性的世界中来。”
“企业文化，不仅是基业长青的‘灵丹’，也是令企业可能夭折的‘剧毒’。”刘孝全在《从安然的宿命看张瑞敏的战战兢兢》一文中把中国式的企业文化，在量化的同时，又做了另外视角的解读。“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握这成败之间的瞬间转化，将企业文化永远变成保护百年基业‘护法使者’。这正在成为或者将要成为后创业时代舵手们的共同‘心病’。”刘孝全认为，在中国企业的竞争中，文化竞争需要上升到真正的大战略层面，没有量化就没有管理，企业文化的危机甚于资金、甚于产品，企业文化或者说企业智慧，才是基业常青的“不二法宝”。中国企业的智慧更需要基于这片沃土，基于对自身全面的客观的衡量与提升。
《道德经》与珍珠的痛苦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三章“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中说过，当“重视天下人的利益的人”愿意为天下服务时，才可以把天下交给他；当“爱惜天下人的利益的人”愿意为天下服务时，才可以把天下托付他。从这个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式的商业智慧早在几千年已经参悟到我们今天的作为。中国企业的管理也不能脱离对人的管理。这是笔者的《民营企业如何少受点伤害》一文中有过分析。一个首席执行官（老板）的任务就是一只手抓住一把种子，另一只手拿一杯水和化肥，让这些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让你周围的人不断地成长，发展，不断地创新，而不是控制你身边的人。你要选择那些精力旺盛、能够用激情感染别人并且具有决断和执行能力的人才，把公司的创始人当成一个皇帝，从长远来说这个公司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因为它没有可持续性，没有常青的基因存在（引自韦尔奇语）。因此，中国企业如何在商业之变中真正重视发现人的潜能，如何培养中国企业成长的基因，对人的管理与使用就显得非常高明与智慧。
而王进生在《杭州家乐福血案折射中国市场竞争的血腥》中就分析了因对人的管理或人的素质失衡而导致的血腥与失败。“商业竞争到了以暴制暴的地步，这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在更广泛的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往往更注重自己跟自己竞争。国内的暴力事件演变为国际市场上的竞相压价，最终沦为别国的反倾销口舌。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发展思路是到了需要反思的时候了。”这值得我们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人深刻反思。
珍珠是圆润的，高贵的，美丽可人的，谁更多地去想过珍珠诞生的痛苦，当我们把砂粒植入蚌的肉体中，谁会真正去思考蚌一生都在用痛苦的泪水孕育生命的光华。中国企业要中国式的管理智慧像品牌一样成为全球市场上最朴素的语言，最让人能听得懂的语言，我们仍需要艰苦卓绝的修炼和漫长的商业磨砺。这让我想起自己在《我们其实都只是旁观者》一文中说过的话：
当我们心存侥幸嘲笑或鄙视我们的企业家的时候，当我们准备千万个理由去批评或者伤害处在生存困境中企业的时候，当我们朝那些于漩涡中进行命运挣扎的企业抛掷玻璃碎片或者乱石块的时候，当我们以种种不理解甚至仇视这个社会某些不公或者试图挖掘一些企业曾经的劣迹的时候，我们能否真正以宽容和开放的平和心态来看待中国企业？能否以全面客观理性的态度来审视我们的企业成功与失败？能否真正以理解和坦诚的胸怀来关注中国企业在健康成长历程中那些痛苦的泪水或艰难的跋涉？
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人包括经济学家、行业专家和笔者一样，大家都是站在企业或者行业的边缘“指指点点”，“貌似清醒冷峻”，但实际上我们离真正进入企业和企业家的灵魂仍有着相当远的距离，我们并不真正清楚折射企业或企业家各种命运的背后曾经有着何等的辛酸或艰难。公众对于企业的种种态度或价值判断就很容易衍生出不同程度的曲解或者偏误，所以必须改变我们的态度，停止谴责那些在窘迫中的人们和忍辱负重的企业生存状态，人类或企业的某些错误行为需要预测、容忍和修正。
社会给企业以宽容，不仅是公众的心态、媒体的舆情、国家的政策，需要社会从政策上、环境上、法律上、制度上等等诸方面给予保障和支持，更需要我们站到国家未来长久的国力、提高国家持续的竞争力甚至纳入到提升人类福利的层次上，来理性、客观对待中国企业的健康生存与发展。
只有这样，中国企业的智慧之船才能破浪出海，扬帆远航。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出：在给予管理的智慧上，孔夫子一定超越了韦尔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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