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工业文明本质探析_工业文明论文

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工业文明本质探析_工业文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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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我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与任务以来,一些人从西方经济学中的创新理论中寻找指导思想,使熊彼特创新理论在我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传播。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理论界侧重于研究熊彼特“创新”经济创新属性,对其所反映的人类文明形态属性问题少有涉及,这就使得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文明属性问题直至今日还没有定位。中共“十八大”报告继“十七大”报告后再次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思想,同时深刻阐明了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创新发展的新思想、新论断,从而确立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并发出了使科学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号召,这标志着一个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新时代的到来。这种时代的新特征和中国的新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对熊彼特创新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研究,深刻认识熊彼特创新理论体系的工业文明本质和资本主义实质及其资产阶级烙印,只有这样,才能在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不断坚定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创新发展新时代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为此,本文谈几点看法。

      一、熊彼特的创新概念是工业文明的范畴

      何谓创新,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人们公认的定义,仍有多种理解与界定。自创新理论的奠基人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德文版《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最先提出创新概念以来的100多年来,世界各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不断丰富熊氏创新理论,但都是沿着熊氏的学术思路来诠释熊氏创新概念与创新理论,从而解说20世纪及跨世纪时期的人类经济创新实践活动,因而创新的本质内涵和基本属性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因此,他强调:“我们所说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这个创新定义的核心是“生产手段的新组合”,这种新组合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引入产品;(2)引进新技术;(3)开辟新市场;(4)开拓并利用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5)实现工业的新组织(约瑟夫·熊彼特,1990:73~74,76)。这就告诉人们,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实现工业的新组织,就能使经济获得持续不断的新发展。在熊彼特看来,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是经济发展最本质的特征。经济发展就是执行“新组合”,没有创新即“新组合”就没有经济发展。因此,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熊彼特首次把创新概念纳入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使创新成为经济范畴,并非技术范畴。熊彼特创新概念在本质上是经济创新。对此,1934年他在《经济发展理论》英文版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不是资本和劳动,而是创新,“不同的使用方法(即创新)而不是储蓄和可用劳动数量的增加,在过去的50年中已经改变了经济世界的面貌”(约瑟夫·熊彼特,1990:73~74,76)。

      继熊彼特之后,中外经济学家在熊彼特创新概念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虽然大体上都是按照熊彼特概念来展开,但也提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观点(赵玉林,2006:12~14;纪玉山等,2001:149~151)。在此,我们要指出强调是,创新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英国经济学家克利斯·弗里曼于1997年出版了《工业创新经济学》一书,对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重大产业创新进行了历史分析,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主要的创新现象和基本规律,指出创新概念是指工业文明的经济创新(C.Freeman & L.Soete,1997)。因此,熊彼特创新概念及弗里曼工业创新概念,在本质上都是工业文明经济创新观念的表现,是属于工业文明的范畴。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认为,弗里曼的《工业创新经济学》应该命题为《工业文明创新经济学》就更能体现它的本质属性和真实内涵。

      二、熊彼特创新理论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经济创新实践的理论概括与学理表现

      熊彼特是把创新纳入经济学理论框架的第一人,其代表作有《经济发展理论》(1912),其中率先提出了创新概念和经济创新的基本思想,初步确立了工业文明的创新理论。其后是《经济周期》(1939)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两部著作,对创新理论加以完善、丰富,形成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的独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熊彼特创新理论在经济学中独树一帜,使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创新本身获得世人的重视,这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最大贡献。继熊彼特之后的追随者沿着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学术路径,丰富发展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理论,使其朝着两个主要方向发展:一是技术创新学派,构建了建设工业文明的技术创新理论,形成了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二是制度创新学派,构建了建设工业文明的制度创新理论,形成了以制度变迁和制度形成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因此,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理论及其发展,都是工业文明及其最高阶段的信息文明时代的人类经济创新实践的反映与产物,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必然的理论概括与学理表现。它既表现为人类对工业文明经济创新实践的理论自觉,又构成工业文明发展的100多年来人类经济创新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这充分体现在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理论的两个根本特质上。

      特质之一:熊彼特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理念的经济创新理论,这是工业文明时代科技飞跃进步和经济迅速发展相结合的客观反映。从熊彼特创新概念所规定的“五新”内容来看,(1)和(2)是以技术为核心的创新,构成熊彼特创新概念的主要内容;(3)和(5)是属于适应技术变化所形成的创新;(4)是依赖于技术变化引起的创新。总之,熊彼特创新概念的“五新”,都属于技术创新范畴,当技术创新与变革被应用于经济实践活动,实现经济发展就是创新。尤其是熊彼特首次向人们展示了技术创新与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甚至是至高无上的作用。熊彼特建立的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创新模型Ⅰ,被后人提炼出了一个重要的技术创新模型,称之为熊彼特企业家创新模型。20世纪40年代,熊彼特进一步发展了创新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及其发展的核心理念的观点,建立了熊彼特大企业创新模型,这是熊彼特创新模型Ⅱ。这两个技术创新模型后来被合称为“技术推动模型”。熊彼特这个技术创新理论向人们展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在市场中不断引入以技术为基础的创新。在当今世界和当代技术创新已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它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本动力,甚至是新的工业文明宗教。这应当说是熊彼特创新理论及其发展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特质之二:熊彼特创新理论实质是企业创新理论,开创了工业文明时代资本主义企业创新研究的先河。对此,本文作几点说明:

       第一,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和根本动机,就是用创新来解释资本主义企业与企业家利润的来源和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发展。他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把创新看成具有外生性,主要是指企业家的个人活动。其后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认为创新具有内生性,主要是企业自觉经济活动的结果,其直接目的是企业为了获取垄断利润即创新利润,并在市场竞争中维持企业的垄断地位。按照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企业创新发展过程中在垄断期创新者处于垄断地位,就获得大量的创新利润即超额利润;即使在扩散期,仍可获得丰厚的创新利润。因此,企业创新追求创新利润最大化,既是企业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源泉,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企业创新使潜在的利润变成现实的创新利润,它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同时也使一批无法创新的企业在此过程中被淘汰。“创新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和企业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一部分企业的创新,意味着另一部分企业的毁灭。”(赵玉林,2006:3)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工业文明经济创新发展的内在规律。所以,弗里曼在《工业创新经济学》中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不创新就是死亡。”因为企业创新追求创新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生产经营的直接目的,更是企业家创新活动的最终目的。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无法超越的边界,也是工业文明经济创新无法超越的边界。

      第二,熊彼特创新概念的“五新”之说,可以说都属于企业的技术经济实践活动,是企业发展的主旋律。熊彼特创新概念所涉及产品创新和生产技术创新属于企业技术经济范畴。市场创新(即销售市场创新和供应市场创新)直接由产品创新所决定,或者由产品和生产技术决定,所以,市场创新都是由企业内部技术经济创新所制约或派生,基本上是属于企业技术经济范畴。至于组织创新,实际上属于企业体制方面的创新。因此,熊彼特创新理论及其对创新界定,不仅将经济发展与创新视为一体,而且将企业发展与创新视为一体,称为经济与企业的发展,“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

      第三,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创新的主体与主要推动力是企业家和企业。熊彼特指出:“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熊彼特,1990:83)因此,在他看来,所谓企业家,就是把“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所谓企业,便是“新组合”的实现;所谓资本家,就是为新组合提供“信用”的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在所有各国都是从为新组合提供资金而产生并从而繁荣起来的。”(熊彼特,1979:121)到了20世纪40年代,熊彼特特别强调大企业对企业创新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大企业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工业文明经济创新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他指出:“一个现代企业……每个成员取得的面包和黄油取决于他所发明的改进方法的成功。”(熊彼特,1979:121)因此,人们必须接受的客观事实是,大企业“已经成为经济进步的最有力的发动机,尤其是已成为总产量增长期扩张最有力的发动机”(熊彼特,1979:134)。

      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创新理论”的一个本质含义,就是企业创新或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实质是企业创新或“企业家对生产要素进行的新组合”。他把发明和创新看作为两个不同概念,发明不是创新。发明是科学家的天职,而创新则是企业家的天职。这就是说,企业家的职能就是要进行创新即进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促使企业经济不断增长;不进行创新就是渎职,就没有资格当合格的企业家。这点无疑对当下中国走经济创新驱动发展道路颇有借鉴之处。

      三、工业文明经济创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特征与核心理念

      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形成工业文明经济社会形态,在本质上是一个创新发展的历史过程。而建设工业文明主要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确立与发展。因此,熊彼特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中发展其创新理论时,提出了创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特征与核心理念的创新思想理论。这不仅鲜明地反映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体系的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本质属性,而且真实地体现了它的工业文明的内在本性。对于前者,我国虽有少数学者给予关注,但大多数研究者不涉及;而后者到至今却无人涉及,完全被忽略了乃至弃之不言。关于前者,本文认为,在熊彼特的视野内,虽然存在着逻辑矛盾,即一方面把技术看成是经济系统的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另一方面又认为创新是经济系统的一个内在因素,经济发展是来自生产体系内部自身创造的一种变革。因此,我国经济学家纪玉山教授就指出: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在发展着,这种发展的内在因素便是创新。创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特征。熊彼特不仅把创新看成是理解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发展的核心概念,而且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均衡过程,而不是瓦尔拉以来新古典经济学家着迷的静态均衡过程”。所以他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不是资本和劳动,而是创新”(纪玉山等,2001:21)。熊彼特把创新与资本主义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强调没有创新就没有资本主义,更为重要的是他把创新看作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灵魂。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创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熊彼特,1979:165),即资本主义发展的灵魂消失了。因而,特大企业的发展导致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给自己掘好了埋葬自己的坟墓。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即将毁灭(甘德安,1998:117)。

      关于后者,本文想根据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作点探索。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18世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开创了世界工业文明时代,西方资产阶级领导和创造的工业文明,把人类带入了工业社会。工业文明的技术社会形态便是工业社会,它的制度社会形态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说,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实质上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这是技术社会形态和制度社会形态双重转型同步运动的一般规律,正是从这个意义说,工业文明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是同义语。工业文明的发展,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发展的内在因素便是创新。与其说创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特征与核心理念,不如说工业文明经济创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特征与核心理念。没有工业文明经济创新,也就没有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不仅开创了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时代,而且开创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时代。无论是从技术社会形态还是从制度社会形态来说,建设工业文明都是实行资本专制主义。资本的唯一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增值资本是资本主义与工业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唯一目的。因此,市场经济既是资本主义又是工业文明实现资本增值、资本运动、资本权力的经济运行方式。这样,在工业文明社会,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紧密结合,集中表现为资本的逻辑是整个经济社会运行的主导逻辑,使得利润最大化成为工业文明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超越的边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通过追求经济增长最大化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工业文明发展使人类进到一个经济实践活动至上的“经济霸权时代”,似乎一切实践活动都服务于经济增长,都是为了一个直接目标——实现经济增长最大化,这是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根本目标。它表现在一个企业、一个群体,就是追求实现利润最大化,即获取市场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最大化,构成工业文明经济创新的直接目的和根本动力。在工业文明时代,任何企业创新都无法跨越资本追逐经济增长和利润最大化的边界,因为工业文明始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确立和践行。它的逻辑思路是:人类改造自然创新能力的无限性,决定了科学技术可以无限创新,物质生产力可以无限增长,经济社会也就可以无限发展。因此,可以这样说,熊彼特创新理论本质上是工业文明经济创新新理论,是直接为工业文明经济创新提供理论基础以及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服务的。我们不能无条件地全盘照收,无批判地盲目借鉴。

      四、正确借鉴熊彼特创新理论,迎接人类文明从工业文明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到来

      我们基本赞同一位研究者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评述:“如果我们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资产阶级烙印加以革除,把他夸大资本主义企业家作用(实际上许多情况下是一身二任的资本家)、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庸俗辩护加以扬弃,那么,他的创新思想,诸如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企业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技术创新和经济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等,对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有重要启迪和借鉴意义的。当前,我国正处在各方面都在创新的时代,我们不仅需要理论创新、思想创新,而且需要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尤其是企业创新、技术创新。在这样的创新时代,研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徐则荣,2006:87)

      熊彼特创新理论体系及其发展的西方创新经济学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反映了工业文明及其最高阶段信息文明发展和市场经济运行的某些创新规律,另一方面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制度属性、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根本利益要求及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创新规律。因此,从总体上说,西方创新理论不能成为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创新和经济创新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尤其是不能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创新和经济创新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和当代马克思经济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为指导,并从当今世界和当下中国实际出发,正确借鉴、合理吸收西方创新理论中有用的合理内核,摒弃其中不科学的有害成分,努力创建生态文明创新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创新理论,以指导21世纪人类文明形态创新转型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创新驱动发展道路,迎接当今世界和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创新发展新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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