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市场化进程测度的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马上就要走到第30个年头了。在近30年的时间里，市场化逐渐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核心、主旋律和代名词。基于此，我国的学术界从90年代初期就开始对市场化的含义和进程测度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市场化进程测度研究的热潮仍然方兴未艾，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本文拟对90年代以来市场化测度方面的一些代表性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试图寻找出该研究方向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市场化内涵的界定
张曙光[1] （2000）认为，把经济看做是资源配置，把市场经济看做是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进而来定义市场化，一方面会忽视市场化过程中很多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制度和政策上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市场化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也易于使市场化程度的测度陷入各种资源的具体配置及其经济运行结果的直接计量之中，割断了市场化过程的内在联系。经济市场化的过程，首先是个人经济自由权利的逐步确立、有效实施和切实保障的过程。经济自由是市场和市场制度的精髓和灵魂，自由交易也就成为市场经济的基本行为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市场化的实质就是经济自由化。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买者和卖者、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地位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因此，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消除一切特权和歧视，确立平等契约、平等参与、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的过程；是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合作范围不断拓展的过程。
姜霖[2] （1999）从制度的视角考察了市场化，提出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具有较清晰的目标框架和较明确的时间界限的，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要形式的制度创新过程。姜霖认为，市场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体制，蕴含着极丰富的内涵，绝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更要考虑如何建构与之相适应的非正式约束，包括经济伦理关系，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即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市场文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成提供文化支持。姜霖还引用林毅夫的观点，点明了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实质，即中国选择了不从对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着眼于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入市场机制的增量改革。
陈宗胜[3] （2001）将市场化看做是一个各种制度从无到有，市场体制从逐步产生、发展到成熟，同时市场机制在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发挥作用持续增大，经济对市场机制的依赖不断加深和增强的演变过程。因此对于市场化程度需要从两个层次上去理解：一是市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程度，这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二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范围与程度。基于此，陈宗胜提出，测度市场化程度的指标应该反映经济体制在这两个层次上的变化。
卢现祥[4],[5] （2001，2006）则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市场化进程进行了分析和思考，认为不仅要重视对我国市场化“量”的分析，也要重视对我国市场化“质”的研究。卢现祥认为，理论研究中要假定市场是同质的，在同质的市场上，市场调节的比重越大，市场化的程度就越高，而实际的问题是我国的市场并不是同质的，在不同质的市场上是无法精确地比较市场化程度的。卢现祥还借鉴法国历史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关于市场分层的观点，对我国的市场分层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在下层组织方面确实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在上层组织上还是刚刚起步。从下层组织到上层组织的转变有一“体制的跨越性障碍”，上层组织的构造是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坎”。我国目前市场化进程更多地要考虑上层组织的建立问题。卢现祥还从下面三个方面叙述了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从市场交易的性质来看，我国的市场交易主要是建立在关系经济基础上的，这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建立在契约经济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从制度约束的层面来看，我国在建立正式约束（规则）方面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及价值观基础上的非正式约束与市场经济还存在诸多的矛盾，制度中的实施机制“软化”是我国制度创新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从市场体系来看，我国市场发育还很不平衡，要素市场的成长远远滞后于产品市场的成长。卢现祥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市场化的程度并不简单是量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质的变化（即制度创新问题）。我国的市场并不是一个同质的市场，而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市场。
杨晓猛[6] （2005）侧重从横向比较的角度对转型国家之间市场化程度进行分析，将经济市场化限制为经济相对市场化。通过比较新古典自由主义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结构功能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以及演化学派关于市场化的主要观点，杨晓猛认为，研究转型国家的市场化，要考虑到市场化进程的特殊性，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并将改革政府的过程定义为转型国家经济市场化的核心问题。
赵彦云和李静萍[7] （2000）认为，市场化就是指经济制度由政府管制型经济（计划经济是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在政府管制型经济制度下，政府广泛干预经济活动，甚至完全取代市场和企业；价格管制使价格偏离其真实水平，不能发挥传递信息、提供刺激和收入分配的作用，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企业失去独立产权主体的地位，市场竞争和利益机制的激励作用被减弱，导致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各种市场的发展受到限制甚至被取缔，供求机制被破坏，整个社会观念变得消极，不思进取。再加上国际各个经济实体的竞争日趋激烈，实现经济的市场化变得越来越迫切。
二、市场化测度的研究角度
目前对于我国市场化进程水平测度的研究角度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从国家整体的角度来研究我国近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水平，即整体的角度；2、按照不同的区域划分方法，从区域的角度来进行市场化进程的研究。实际上，按照不同的标准所划分的区域就是国家在地方的一个缩影，因此研究方法上和前者并无太大的差异；3、对外贸易的角度；4、从产业的角度来看，目前只有顾海兵和陈宗胜对农业市场化进行了分析，测度方面也只有陈宗胜建立了具体的指标并进行了测度。
（一）整体的角度
从该角度研究的学者都是以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为背景，将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不同方面进行分类，并选取指标进行测度分析。张宗益[8] （2006）等人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四个方面、十九个具体指标为基础构造了刻画中国改革以来经济体制市场化相对进程的市场化指数。在具体的技术处理上，张宗益等人也采用了与前人不一样的方法：为了防止测度过程中出现的随意性，首先将采用“相对比较法”将各个“指标数据”转化为“指数值”，即对各指标数据进行评分（该评分反映在样本区间中的位置），得到该指标数据对应的指数值；计算出的数值不再是用百分数来表示，而是能够作为制度变量应用于宏观经济建模的指数值。根据计算出的指数值，张宗益等人提出了一系列加速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对策思路，包括加速产权制度的改革，加快政府体制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加快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减少行政束缚，完善产品市场的改革以及减少政治干预和政治动荡，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王萍[9] （2006）着重从市场化指标测度的角度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述。王萍首先回顾了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阶段，她认为在经历了体制外市场化阶段、体制内局部市场化阶段及全面展开与纵深推进这三个阶段后，目前改革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了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构成、运作以及市场主体相互间的博弈行为与过程上。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王萍认为，研究中国市场化进程必须研究中国经济各个领域的市场化进程，通过把握五个方面（见表1）来大体测算出国民经济的几个重要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再进行评估，得出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基本判断即可。王萍还列举了国际上的一些测度市场化程度指标的设置方式，提出通过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和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调查分析，就能够对我国总体的和单方面（例如产业、区域）的市场化程度作出科学全面的测度，最终为推动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起到理论上的支持。
杨晓猛[10] （2006）以转型国家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转型国家之间市场化进程的异同来分析经济绩效与市场化、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同国家的经济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而它们内在地统一于市场化进程中，杨晓猛还认为转型国家的结构转型都涉及了一国产业和贸易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在具体指标的设置上，杨晓猛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由目标层、领域层和指标层在内的48个指标组成的转型国家市场化指标评价体系。杨晓猛的研究并非以单纯的测度为目的，而是将测度作为过程，着重通过结果来分析比较，进而提出适合中国的建议措施，其方法仍然是采用的是前人采用的传统方法，并没有过多的阐述。在计算出部分转型国家经济市场化综合评价指标的得分并排序后，杨晓猛一一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了投入的推动，忽视了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创造附加价值的能力较低。通过与俄罗斯的比较分析，杨晓猛认为中国必须解决好过度竞争问题，这样能够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力；要认清我国转型过程中的初始条件和转型方式，将新的商品和劳务市场以及获取新知识、资本、组织能力以及企业家精神与制度安排——结构转型有机结合，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为最终实现经济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顾海兵[11] （2001）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结合起来，提出用市场化水平来描述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度，用非农化水平测度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顾海兵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判断中国市场化程度的三个标准：宜粗不宜细，宜低不宜高，宜宽不宜窄。在总结以前学者对于市场化程度测度评价的基础上，顾海兵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给出了自己的评判标准并作了分析，认为在2010年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将达到65％——70％，成为准市场化国家。顾海兵接下来又论述了用非农化来测度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原因，也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非农化水平远远滞后于市场化水平，我国八亿农民的非农化之路仍然要继续走下去。
孙景宇[12] （2004）认为，经济转型是一个联系的、动态化的过程，不能孤立地、静止地分析和看待，需要将经济转型（市场化）与现代化进程结合起来，同时还要明确经济转型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将经济转型进程“量”的测度和“质”的飞跃结合起来。在详细介绍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之后，孙景宇着重强调市场化并不等于自由化，放松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不意味着市场化程度的必然提高；市场化本身的动态性决定了其具有的含义也是动态的，它随着现代化的不同含义而变化。伴随着第一次现代化（工业化的出现），市场化主要表现为工业化；伴随着第二次现代化（知识社会、风险社会的到来），市场化又表现为信息化，其所具有的虚拟化趋势是人类社会迈向信息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孙景宇提出，现阶段的转型国家要认清在市场化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要着重研究转型国家进一步推进转型进程的因素（产业结构和金融架构）和发展条件（政府职能），为制定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和战略选择提供指导。
赵彦云和李静萍[7] （2000）设计了包括3个层次，9个方面，共53个指标（见表1）的市场化进程水平测度的统计指标体系，对世界主要46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进行测度。通过国际比较定位中国市场化的总体水平，揭示出中国市场化进程中存在的优势和劣势，认为中国在转型国家中市场化绩效较好，中国市场化改革仍应坚持渐进式推进。在下一个五年内（2001——2006，笔者注），中国市场化进程应追求稳中求进，带动中国市场化总体水平达到世界中等水平。赵彦云和李静萍同时还认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依然面临着整体推进的艰巨任务，只要全面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大力培育各种市场经济基本要素，放手发展各种市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必将取得巨大成就。
（二）贸易的角度
王玉茹等人[13] （1999）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考察了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对外贸易的市场化，认为考察一国对外贸易的市场化既要考察一国的对外贸易制度的变迁，又要设立测度对外贸易市场化的指标体系来将市场化程度进行量化。王玉茹等人首先回顾了1979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历史，认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地提高是对外贸易制度变迁的外在表现；接下来选择了四项指标作为测度我国对外贸易市场化进程的参数（见表1），并详细列举了相关的指标来进行分析说明。通过列举对外贸易市场化的一系列绩效，王玉茹等人充分肯定了对外贸易市场化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国际贸易方面带来的巨大推动作用。最后，根据目前对外贸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王玉茹等人还提出了包括加快实施大经贸战略在内的一系列建议，以期加速对外贸易的市场化进程，推动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区域的角度
樊纲等人[14] （2001）从区域的角度对不同省份的市场化进程进行了测度和分析比较，发表了《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报告》，认为各地区之间在体制改革和经济政策方面存在的差距是造成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能够对这种差距作一种科学地基本判断，樊纲等人利用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建立了由5项一级指标、19项二级指标组成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标体系。通过运用相对比较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樊纲等人测算出了“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对于该指数，樊纲等人给出了它的内涵和特点，即多维性、主观性和近似性。测算指数的目的不是要表明各个地区本身距离市场经济还有多远，而只是在比较各地区在朝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谁的市场化改革程度相对高一些；因此是一种相对指数。樊纲等人最后还列举了市场化指数所应用的范围，包括宏观、区域、微观、因素分析等方面，以期利用该指数对各地区的市场进程进行持续的跟踪分析，进而为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做出一点贡献。
王小鲁[15] （2001）在上述测度结果的基础上，对各省区1997—1999三个年度市场化进程的排序剖析了其原因。王小鲁发现，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省份都是东部沿海省份，而排序较低的省份绝大部分位于西部，中部省份的市场化总指数排列居中。王小鲁分析认为，排名靠前的部分省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金融部门改革、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改善市场的法律制度环境方面的进展不够理想；排名中低的省份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分项指标的排序差异较大，市场化进程还有待于系统性地推进。从市场化指数计算的结果来看，王小鲁发现大部分省份的得分都有所提高，但是个别省份依然出现了下降，王小鲁分析认为，政府对企业减少干预，价格控制进一步下降，金融部门市场化程度和对非国有企业贷款比例的上升，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市场秩序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改善是市场化程度提高的原因；而政府控制的财力上升，农民负担的加重，非国有经济发展明显趋缓，外资投入下降则是市场化程度下降的原因。此外，王小鲁还就排序和得分变化比较明显的省份进行了个案分析。
郝娟[16],[17] （2006）认为区域市场化的差异是形成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因素，她通过设计包含四个方面21项指标的测算体系（见表1），计算了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市场化指数。郝娟认为，我国长期以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了“行政区经济”的发展态势，即行政区划对经济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因此在具体指标的处理上，首先利用阈值法进行无量纲处理，接着在指数合成过程中选择简单算术平均法，得出各行政区划的市场化指数，最后以简单的算术平均形成各区域市场化指数。根据计算结果，郝娟从指标体系的四个方面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市场化差异性进行了细致深入地分析，并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内陆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充分发挥将成为缩小区域间市场化差距的重要因素。
徐明华[18] （1999）从所有制结构（非公有制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效率、投资市场化、商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以及经济活动的频度七个方面出发，侧重于相对比较，选择了东部地区经济水平和市场化程度都相对处于前列的八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在测算方法上，徐明华综合分析和评价了前人所采用的各种方法，得出结论认为，目前所采用的方法造成了迥异的测算结果；计算一个经济市场化程度的绝对值并不是一个科学的办法，并不能从绝对值的意义上来理解一个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徐明华在研究中采用了简单积分法来对各个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进行比较，即通过将各个地区在不同领域的市场化程度的排序值进行相加，最后得出各地区的相对位次。排序值小，位次越靠前。
（四）农业的角度
陈宗胜、陈胜[19] （1999）专门就农业市场化的进程进行了测度，认为农业市场化就是指在市场能充分发挥效用的领域内，实现从计划配置农业资源、分配农业剩余向市场配置和分配的转变过程；测度农业市场化就是测度农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转变。陈宗胜、陈胜发现，农村中存在着农村集市交易和现代农业市场交易两种交易方式；据此他认为农业市场化有两种：微观层次上的农户市场化和宏观层次上的农业市场化，这也成为陈宗胜、陈胜设计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框架（具体指标见表）。在数据选取的方法上，陈宗胜、陈胜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取得了三个农业区的三组数据，依据自己设计的模型分析测算出了1995年三个地区以及全国范围内农户市场化的指数，并对数值进行了分析解释；宏观层次的农业市场化则是通过查阅统计年鉴，套用自己设计的模型，测算出了部分省份1994年的农业整体市场化程度，以及全国1978—1994年度的总体和分项指标，陈宗胜、陈胜同时进行了总结分析，认为农业市场化的区域差距确实存在（尤其表现在单项水平上），农业劳动力的市场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农业投资市场化水平表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负相关的特性；从农业总体市场化进程来看，中国农业市场化的阶段性很明显（1984和1993年是两个分界点），农村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缓慢，农业投资市场化波动较大，另外价格市场化与农产品流通市场化进程的阶段性更为明显。
三、市场化测度的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市场化体系的建立方面，不同学者由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范式，建立指标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具体指标都有所不同（具体指标见表1）。
在指标的处理和测算上，不同的学者使用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具体方法及其介绍见表2）。通过表2可以看出，不同学者在数据处理上都采用了相对比较法来消除量纲的影响，相对比较法也称作阈值法，它是一种简单的、带有近似的直线型公式，用来进行指标的无量纲处理，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但是在具体测算时所采用的方法却可谓大相径庭，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简单算术平均法以及加权平均法；在加权平均法中，权重的确定方法仍然不同。因此得出的结果也有相对数值和绝对数值之分，都期望通过数值来对市场化进行绝对的评价，但是不同的测算结果之间由于方法的不同和测算口径的差异造成结果不具有可比性。陈宗胜认为，“测算的数值一般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指标进行测算。因此，重要的不是数值本身，而是这些数值序列所反映出来的变动趋势。”
四、结论
从截至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市场化进程测度的研究范围已经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整体测度、区域测度、产业（农业）测度、贸易测度等等，但是分行业的测度目前来看仍是空白。去年是我国加入WTO五周年，这意味着我国的部分行业将失去原有的保护政策，直面来自国际市场和厂商的竞争和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选择有代表性的行业，对其市场化程度进行测度，对实现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做大做强企业，提高行业竞争力，从而推动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起到重要的理论铺垫作用。
从测算的结果来看，不同的数据之间差别较大，一个数据并不能够完全地说明一个国家、地区和行业的市场化水平。因此，更多的测算结果应着重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比较来反映市场化进程的先后顺序；在分析总得分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分析比较不同层次指标的得分情况，找到影响最终得分差异的指标层，细致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和政策。另外，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可以作为衡量制度演进的变量进行相应的数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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