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源于媒体？——媒体恐慌论介绍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体论文,恐慌论文,启示论文,恐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媒体恐慌论是指传媒在对社会恐慌事件进行大规模报道的过程中，会导致产生新的更多恐慌现象或恐慌心理的理论。上个世纪，就有一些非传播学领域的政府官员和学者进行关于恐怖主义和社会恐慌的研究，如保罗·威尔金森的《政治恐怖主义》(1974)，P.卢本斯泰因的《炼金术士的革命：现代社会的恐怖主义》(1987)，格拉斯的《恐慌文化：美国人何以会为错误的信息害怕》(2000)。
但是，随着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发生震惊全球的恐怖袭击事件，有关媒体与恐慌的话题才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外围组织——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IAMCR)分别于2002年和2005年在西班牙巴塞罗纳市和中国台北市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了媒体与恐怖主义、媒体与社会恐慌等问题。亚洲媒介信息传播中心(AMIC)于2002年在澳大利亚的佩思举行了以“媒介、恐怖主义与和平文化”为主题的第11届年会，来自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对媒体与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及行动的关系进行研讨和全面总结。会议认为，面对地区冲突和恐怖主义，媒体完全可以做到：“促进平衡而不是偏见，交流而不是对立，洞察而不是无知。”① 会后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结集出版了《媒体与恐怖主义》一书。该书的内容简介写道：“今天的世界充满着恐怖主义。纽约、巴厘岛、马德里、伦敦、巴格达、新德里、安曼，一个又一个的地方成为恐怖主义分子制造血腥事件的场所。当人们触目及此，是否也看到了恐怖事件背后媒体的影子呢？是否意识到在报道恐怖主义过程中媒体的作用、影响和职责呢？电视、报纸告诉我们的恐怖事件是事件本身，还是扩大或缩小了的事件呢？媒体是不是在无意中充当了恐怖主义的宣传员？”分析和思考这些问题，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发挥媒体的功能和作用。
一、媒体与恐慌文化
全世界的公众在媒体上亲眼看到了“可以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件世界性的事件：撞击、爆炸、崩塌——所有这一切都不再是好莱坞的臆造，而是残酷无情、真真切切的现实，真实地发生在全球公众的‘普遍的目击者’之前”，这就是发生在美国纽约的引起普遍政治心悸和社会恐慌的“9·11”事件。② 根据一项调查，75％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比20年前更加感到不安全。觉得自己时时刻刻生活在暴力的包围下，难免会深深陷入恐慌之中。
西米在《杯弓蛇影，美国人的“恐怖主义恐慌症”》③ 一文中写道：“9·11”事件后，“随着‘恐怖’指标已从刺眼的橙色(第二级威胁)降为平和一些的蓝色，不少美国人已有‘闲情逸致’调侃前段时间美国政府对付恐怖威胁的举措‘幼稚’，甚至‘可笑’。政府的这些政策一定程度上导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起到了真的恐怖分子本来起不到的心理威慑作用。”最受诟病的是美国新成立的国土安全部建议的应急措施。为防患于未然，国土安全部建议人民未雨绸缪，“储存够三天用的食品与饮用水；电筒，电池，收音机；塑料薄膜，胶带纸”。塑料薄膜及胶带纸干什么用呢？国土安全部的指示是，恐怖分子“进行生物和化学袭击时，用于密封门窗”。据说这个灵感源于以色列，其实在以色列，塑料薄膜及胶带纸最多也只是起了一种心理作用，它本身更多的只是副作用，比如曾有4名以色列人在密封的房间里因心脏病发作而死亡。
这种“恐慌文化”给美国带来巨大的损失：个人因为这种“杞人之忧”而备受煎熬，坐立不安；国家则因为大动干戈地抗击那些很小的、甚至根本就不存在的危机而浪费上百亿美元的财物和大量的人力资源。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格拉斯纳(Barry Glassner)认为，这种“恐慌文化”让美国人把心思花费在不必要的事情上头，却忽视了真正有待解决的不平等、贫困、种族主义以及枪支泛滥等社会问题，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在今日社会里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过分恐惧的“恐慌文化”，并且能很快席卷全美国呢？格拉斯纳(2000)又说，这是因为那些“舆论制造者”企图从中获益：政客奢谈犯罪和毒品希望赢得选票；广告推广团体夸大疾病传播范围希望从中赚钱；最为致命的是，各大媒体均充当了十分不光彩的角色，它们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开足马力，夜以继日地连续不断报道暴力和恐怖现象，从而不断营造新的恐怖。④
格拉斯纳在《恐慌文化：美国人何以会为错误的信息害怕》一书中对引起美国人恐慌的诸种“怪现象”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剖析，揭露出诸如街头暴力、校园枪杀、黑人犯罪、青少年犯罪、飞行安全、海湾战争综合症、网络犯罪、火星人入侵等等一系列被严重夸大的半真半假的谎言或谣言。比如，关于青少年问题，格拉斯纳指出，美国的青少年自杀率近年来已经下降了30％。另外，甚至死于雷击的人数也要比死于校园暴力中的人数高出三倍多，而被拐孩子的数目更是被大大地夸张了。在所有这些怪现象中，美国媒体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沙龙》(Salon)杂志的评论所指出的那样，《恐慌文化》一书喊出了要求美国公众回归理性的呼声，对美国媒体和“构成美国政治话语的许多伪现象进行了十分严肃的批判”。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邮寄炭疽事件、SARS事件、禽流感事件的历史。在这些媒介恐慌事件中，究竟当时有多少人因为受到侵害或感染而死亡和患病？事件所涉及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其实，最后人们发现，事件导致人员死亡的数量远比当时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数少，而且涉及的范围也不大。但是，当一个地方出现这一事件，或者当一个人因为这一事件死亡的时候，媒体就会立即开足马力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仿佛一夜之间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和患病，人类的末日即将到来。媒体这种渴望发生大新闻的心理和面对突发事件所暴露出来的兴奋状态，所引发的如果不是大量的恐慌，就是普遍的不安。
二、媒体与恐怖主义
媒体恐怖论认为，反映民主社会价值观的自由媒体在争抢新闻和争夺受众的市场竞争中，对恐怖行为无节制的夸大报道会在社会上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恐慌，并给恐怖分子平添了不应属于他们的成就感，从而起到了反宣传的作用。目前，学界对恐怖行为特征的描述，有的强调其意图的政治性，有的强调其组织的非法性，有的强调其效果的恐怖性，有的强调其手段的残暴性，有的强调其运作的隐蔽性，但更多的是强调其受害对象的无辜性。温卡特·艾伊尔(Venkat Iyer)的描述是：恐怖行为“通常是指经过精心预谋的、袭击的对象是相当随机的，但具有一定的象征性或很高地位的非武装人员，旨在造成一种恐惧气氛，以达到影响政府或者其他一些机构的政策制定。”甚至可以说，“恐怖行为和媒体之间经常具有相互提供支持的倾向。媒体因此承担了一定的特殊责任，除非媒体保持独立、公正地提供新闻，否则就很难避免成为恐怖行为的帮凶。”⑤
媒体实际上已经成了战场，恐怖主义也被很多人看作是一种传播方式或政治宣传，因为恐怖分子和他们的政见维护者不断采用熟练的技巧来欺骗媒体守门员，通过一些恐怖性行动和煽动性话语使自己万众瞩目，使大众恐慌万状。意大利红色旅的成员总是约定俗成地把他们的犯罪行动安排在周三或周六(还把这两天称为“首选传播日”)，以至于周四或周日的报纸因为要报道他们的杀戮行径而加厚。出于同样理由，1995年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城炸死168人的凶犯提莫西·麦克维，他之所以将炸弹选择安放在姆拉联邦大楼，说是因为这幢大楼周围很空旷，可以拍出好的新闻照片和电视镜头。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在自由的社会，恐怖分子越是容易获得巨大的影响。正如该领域的知名学者保罗·威尔金森(Paul Wilkinson)不久前所说的那样：‘开放社会的自由媒体尤其容易被残酷的恐怖组织所操纵和利用’。”“很清楚，恐怖主义行为和媒体之间常常有一种相互提供养分的倾向。”⑥
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媒体是恐怖主义的蔓延者，因为它们报道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导致产生了更多的恐怖主义和恐怖活动。鲁道夫·莱维(Rudolf Levy)则干脆列举了媒体由于报道恐怖主义而产生的几种不良影响：“(1)媒体鼓励形成了一些新的恐怖组织。战术运用和媒体利用的成功让恐怖分子从以前的恐怖活动中受到鼓舞，并在新的恐怖行动中进一步提高水平。(2)媒体使得恐怖组织的名字在公众中间尽人皆知，而公众恰恰是恐怖分子采取行动的无辜对象。(3)媒体使得一些不是很成功的团体或个人再次进行胆大妄为的恐怖活动。(4)诱导一些以前受到某种肯定报道的恐怖分子试图进一步利用或左右媒体。”⑦
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liot)在《次日：美国“9·11”事件的头版报道》(2002)一文中，通过对美国60家报纸进行文本分析得出结论：不仅记者们不加区别地沿袭了以往报道恐怖主义活动的四种习惯：真实记录、耸人听闻、特定故事和说教式导入，而且用事实证明那些对西方媒体与恐怖行为关系的批评是有一定根据的。例如，过分强调报道中的视觉交流，结果是没有给正文留下多少空间，以至于不能揭示恐怖活动背后的实质内容和更深刻的含义；信息基本上来自于官方；标题考虑的是轰动效应，而不是事实和描述；在设计元素、新闻报道和视觉交流方面，始终保持一致。《媒体与恐怖主义》一书的作者们还认为，在一个直接卷入恐怖主义危机的国家中，媒体的夸张报道极有可能引起人们的普遍恐慌，而在那些远离这种危机的国家中，则可以发现更多的深思熟虑的冷静报道。
针对媒体是恐怖主义的胁从者的指责，也有学者乃至政府出面指出，媒体也是恐怖主义的防火墙。美国国家咨询委员会在《关于无序和恐怖主义的特别工作小组报告》(1987)中写道：“在政府面对混乱制造者、恐怖行动以及政治暴力需要给出一个合适的回应的时候，媒体起到了很好的定调的作用，它像一个安全阀门一样，给合法民众提供一个对一些重要事件表示关注的出口，并且可以承载一些民众情绪的压力，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补偿民众的不满进而改变政府的政策。”
媒体在公众的心目中的形象是怎样的呢？“9·11”事件后，佩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所做一项民意测验显示：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一个“专业的、有道德的、爱国的、富于同情心”的媒体。60％的受访者把媒体看作保护民主制度的组织。然而，与此同时，有5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审查那些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新闻。
三、解决之道：学界的对策与建议
媒体恐慌论或媒体恐怖论既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夸大其词，而是有一定证据的具体现实。它源于世界恐怖主义日益膨胀的威胁和媒体世界浓厚的暴力氛围：一方面恐怖分子不断地从地下冒出来，在全球范围内、在媒体的视野之内制造祸患；另一方面媒体也偏爱报道暴力和犯罪现象，而公众人物又喜欢谈论犯罪问题和恐怖事件。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媒体在报道恐怖事件的同时又可能助长恐怖事件的两难困境呢？大多数学者既不同意采取政府加强新闻检查的办法，也不同意让新闻媒体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他们认为这些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有学者提醒记者，媒体在战争期间负有双重责任：一是发现真相，并且尽可能全面、准确、公正地报道它；二是保证新闻活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会威胁到合理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阿龙·玛希哲南在《亚洲媒体扩张对人们认识种族冲突的影响》一文中提出的建议是：(1)让记者在新闻院校读书时不仅要奠定准确、公正、客观、平衡的理想的新闻报道基石，而且要进行跨文化学习，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和世界观分歧的认知。(2)每个主要媒体可以根据自己的特定需要，为那些没有实践经验的记者开设文化定向课程，让他们对媒体文化有基本认知。(3)可以设立媒体监察办公室，以帮助人们充当向导、消除疑惑、处理投诉、解决争执、监督检查。⑧
温卡特·艾伊尔的观点是，在构建合理的自律体系的基础上，要求记者自愿遵守一些由媒体从业人员或专业的媒体组织提出来的报道原则：一是强调新闻人员对恐怖分子及其帮凶利用和操纵媒体保持警惕；二是禁止出版可能妨碍政府处理危机的信息；三是限制播出对恐怖分子的采访；四是要求媒体在政府人员和恐怖分子或其代表进行敏感谈判的时候，淡化处理一些可能引起更大范围恐慌或者过分扰乱公众情绪的消息；五是号召记者一定不要成为恐怖事件的参与者。⑨
对于这些建议，他们认为不会束缚记者的手脚，对于那些具备丰厚知识底蕴的和娴熟驾驭各种新闻采访技巧的记者来说，他们完全可以对各种新闻事件做出准确、公正、客观、平衡的报道，获得公众的信赖与支持，充当起引导与教育公众的责任。
注释：
①[印度]S.温卡塔拉曼主编，赵雪波主译：《媒体与恐怖主义》前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博拉朵莉著，王志宏译：《恐怖时代的哲学》第52页，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③西米：《杯弓蛇影：美国人的“恐怖主义恐慌症”》，《华盛顿观察》2003年第9期(总第25期)。
④Barry Glassner,The Culture of Fear:Why Americans Are Afraid of the Wrong Things,Basic Books,2000.
⑤⑥⑨温卡特·艾伊尔：《恐怖主义与媒体：自律是解决之道吗？》载《媒体与恐怖主义》第168～169页、165页、13页、第174～175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⑦鲁道夫·莱维：《恐怖主义与大众媒体》，《军事情报》1985年10-12月。
⑧阿龙·玛希哲南：《亚洲媒体扩张对人们认识种族冲突的影响》第158～159页，载《媒体与恐怖主义》，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