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美能源合作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几点思考论文,能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05年11月19-21日美国总统布什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在能源等领域的战略对话与合作。联系到此前进行的中美战略对话、中美能源对话以及美在华设置能源办事处等一系列事件，人们有理由相信由“中国能源威胁论”及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案等引发的两国能源摩擦将得到一定缓解，原本有着一定基础的中美能源合作有望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作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能源消费和进口大国，中美能源合作的成败不仅事关两国关系的走向，也将对国际能源乃至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必要性与重要性
在经济和能源日趋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强中美两国在能源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双方应对共同面临的能源安全和价格风险挑战的需要，也是作为世界两个能源消费和进口大国共同承担国际责任的需要，而且有助于缓和日益紧张和敏感的双边关系。
近年来，中美能源需求的迅速增长和对外依存度的大幅增加使两国能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随着石油产量的停滞不前、储量的持续下降和需求的稳步上升，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由1983年的35％大幅升至2004年的64.76％。① 据美国能源部预计，2010年美国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将进一步提高到70％。而中国能源消费和石油进口的增长速度更加迅猛。从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中国石油净进口量由当年的990万吨增至2004年的1.49亿吨，对外依存度由6.69％增加到2004年的40％。② 预计2010年和2020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将分别达到2-2.4亿吨和3.2-3.6亿吨，对外依存度将分别增至60％和70％。中美能源对外依存度的大幅上升使两国对能源问题的关注程度大幅度提高，能源安全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利用多种手段保护海外石油来源的安全成为重点。在中国，能源安全问题引起了上至政府下至普通民众的极大关注，同样被提升到国家安全和外交战略的高度。
新一轮油价上涨对中美两大经济体均带来较大冲击。美国是全球第一大石油消费国和进口国，受油价上涨影响，一年多的时间里汽油价格从每加仑1美元左右上涨到3美元以上，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美国人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和投资。美财长斯诺表示，虽然美国经济能够抵御油价高企带来的冲击，但高油价无疑将对经济增长起到“逆风”作用。格林斯潘于2005年7月在国会作证时说，2004年油价的上涨使当年美国GDP增长减少了0.5个百分点，预计2005年会减少0.75个百分点，美全年GDP的增幅将在3.75％-4％之间。事实上，2005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速以年率计算仅为2.8％，低于原先估计的3％，是2004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最慢增速。③ 据美经济网站推算，如果油价涨到每桶75美元，就会导致美经济逆转。
作为发展中的石油消费和进口大国，中国同样受到高油价的冲击。国家外汇支出大幅度增加，2004年石油贸易逆差达378.8亿美元，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因此显著增加。据分析，油价每上涨1％并持续一年，将导致中国GDP增长约下降0.01个百分点。2004年，国际油价上涨30.7％，影响中国GDP增长约0.4个百分点。④ 由于目前中国经济仍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对高油价的承受力和抵抗力较弱，受到的影响也比美国更大。
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美均已成为影响市场走势和能源格局的重要力量。中美两大经济体能源消费合计占世界的近1/3，2004年中美能源消费分别约占世界的13.6％和22.8％。中美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煤炭消费国，2004年消费煤炭分别为9.56亿吨油当量和5.64亿吨油当量，分别占世界总量的34.4％和20.3％。就石油而言，美中分别是世界第一、第二大消费国及第一、第三大进口国。2004年，美中石油消费分别为2051.7万桶/日和668.4万桶/日，占世界的24.9％和8.2％，石油进口量分别为1289.8万桶/日和341万桶/日，约占世界的26.8％和7.1％。⑤
中美两国能源需求不仅总量巨大，而且在世界需求增量中占的比例也很高，两国能源消费和进口增幅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994-2004年，世界石油消费由6821.9万桶/日增至8075.7万桶/日，在1253.8万桶/日的增量中，美中分别占279.8万桶/日和353.9万桶/日，合计占世界增量的50.54％。⑥ 预计到2010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对外依赖度将接近美国目前的水平。
两国能源需求总量的迅速增长和在世界总量中所占份额的不断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对国际能源形势产生重要影响，如加速世界能源格局的调整、加剧国际能源供需失衡、增加国际环境压力以及加剧国际能源竞争等等。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两国对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就中美自身而言，能源领域的竞争与摩擦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大热点和新的冲突点，影响着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早在20世纪末，美舆论就指出，中国成为石油进口大国，将改变海湾地区的政治格局，进而威胁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布什政府上台后，对中国与伊朗的石油贸易进行了秘密调查，并在2001年5月出台的《国家能源政策》报告中对中国的石油动向予以特别关注。2002年，美国官方智囊机构在呈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中美全球能源资源争夺战将不可避免。美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开始审查中国巨大的石油需求对美国能源供应的影响。此后，随着能源需求的增长和国际油价的不断攀升，“中国能源威胁论”在美国不断升温。美国对中国能源战略的关注也由担心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开始加强对中国油气公司开拓海外市场施加阻力，如2004年美国驻华大使馆出面阻挠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与伊朗在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合作。
2005年中美能源摩擦进一步升级。世人瞩目的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案使“中国能源威胁论”在美国发展到顶峰，令原本因纺织品贸易争端、人民币汇率升值和欧盟军售解禁等问题而摩擦不断的中美关系雪上加霜。美国国会针对中国问题频频举行各种听证会，其中6-9月间，仅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针对中国的听证会就多达3次，其密度甚至高于对有关伊拉克政策的讨论，而中国能源问题是其中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家亚洲研究署(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亚洲能源安全项目主任米卡尔·赫伯格在2005年7月26日的听证会上指出，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2005年8月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率领代表团来华参加中美首次战略对话时，警告中国必须在能源问题上做出决定。在美国政界，特别是在国防部、五角大楼和议会，许多人视中国的资源需求为新的战略挑战。如在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案中，尽管许多分析家认为它并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但众议院依然以398票对15票通过认为并购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决议。⑦ 同时，由于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等的介入，能源部原定于2005年12月完成的中国能源报告⑧ 推迟至2006年2月公布。此外，在美国普通民众中，对不断飙升的油价的恐慌也被转化为对“中国石油威胁”的恐慌。
可能性与可行性
不可否认，同为石油消费和进口大国的中美之间在谋求能源供应多元化、海外勘探开发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冲突和竞争，但合作与竞争和摩擦同时并存。如果说在开发利用外部资源方面竞争多一些的话，那么在维护国际市场稳定、开发新能源、节能提效以及环保等方面则有着十分广阔的合作前景。从油、气、煤、电及可再生能源等在内的“大能源”和“大安全”角度看，中美能源合作大于竞争。
从根本上讲，中国的能源战略与美国并非水火不容。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国际能源问题专家菲奥娜·希尔博士所言，无论从现阶段还是从长远看，中国的石油战略都不会与美国冲突。⑨ 中美两国在能源问题上是相互依赖的，存在许多共同利益。美国能源安全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确保国际市场上始终有足够多的石油，以保证美国及其他西方石油消费大国能够得到充足的石油供应。世界石油市场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任何地方石油供应中断都将对全球石油市场造成冲击，威胁全球石油安全，影响世界经济增长。在全球化条件下，美国在能源问题上难以独善其身。中美经济都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两国均是世界石油消费和进口大国，都需要稳定而可靠的能源供应，都希望油价平稳。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中美在贸易、投资等诸多领域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两国已成为命运共同体。中国的能源需求能够推动全球经济的增长，进而巩固美国经济的繁荣。同时，中国把其顺差部分大都用来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一旦快速退出，有可能抬高美国的利率，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目前已有一些美国人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包括美国经济)繁荣的主要因素。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恐惧已变成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减速的担心，他们担心能源供应短缺问题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从而给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增长前景蒙上阴影。因此，无论是中美两国在石油领域的冲突，还是能源短缺导致中国经济衰退，最终损害的都将是双方的利益。中美在能源和环境等问题上也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与挑战。两国是世界能源消耗总量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燃煤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均面临国际社会越来越大的压力。而近年来，随着世界能源贸易量的大幅增长和供应链变长，以及地区冲突、恐怖活动、有组织犯罪等有增无减，国际能源运输风险显著增加。作为海上能源运输大国，两国都希望有安全的海上运输线，双方急需在海上反恐怖、反海盗等方面加强合作。
中美之间在能源领域存在很大的互补性，有广阔的合作空间。美国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节能、能效、环保等方面有先进的管理经验，也拥有技术、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而中国的电力、石油天然气、煤层气开发、节能、开发新能源、大气治理、环境保护等能源和环保产业将面临空前的发展机遇，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提高能效和环保方面的技术及管理经验等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中美能源合作的可能性还来源于双方多年来打下的较好的能源合作基础和富有成效的合作机制。中美能源合作最早可溯至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1978年10月，美国能源部长施莱辛格访问中国，探讨建交后美国参与中国煤炭生产、水电站建设、可再生能源利用及核能领域共同开发的可能性，拉开了两国能源合作的序幕。1979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根据该协定，两国政府先后在环境保护、核安全和能源效率等领域签署了多个合作议定书或谅解备忘录，⑩ 为两国能源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后，双方能源合作不断深入，领域逐渐扩大。
在化石能源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美两国就在政府层面进行了积极合作，签署了多个协议。1985年，中国原煤炭工业部代表中方与美国能源部签订了《中美化石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合作议定书》。1994年原国家科委与美能源部在此议定书下签订了《洁净煤技术合作附件》，并开始了在清洁煤技术等领域的合作研究。2004年10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中美科技联委会将能源作为未来中美科技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2005年4月，《中美化石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合作议定书》在北京续签，使该合作议定书再延长5年。
在企业层面，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石油公司在中国与中方合作进行了陆地和海上57个油气勘探项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中海油与雪佛龙德士古合作勘探的渤海25-1油田项目。该项目潜在储量达2亿桶，按日产1.6万桶计算可持续开采20年。雪佛龙德士古还是第一个与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煤层气合作协议的公司，至今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已与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10个外国公司签署协议，作业区覆盖面积达3.38万平方公里，至2005年5月，钻探煤层气井127个，投资1.21亿美元。(11) 此外，中美石油公司在第三国也进行了颇有成效的合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厄瓜多尔的16区块油田，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和美国莫菲公司(Murphy Switch)分别拥有该油田14％和20％的股份。
中美两国在环保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1997年3月，美国副总统戈尔访华期间，中美开始将环境合作纳入能源合作范畴。同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双方签署了中美能源与环境合作倡议书。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双方又签署了《中美城市空气质量监测项目合作意向书》。1999年4月，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美与美国副总统戈尔共同主持了中美环境和发展讨论会第二次会议。
中美清洁能源合作也取得显著进展。2001年8月30日，在北京举行了“中美清洁能源技术论坛暨技术与设备博览会”。2004年1月12日，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了《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清洁能源技术合作议定书》。2002年以来，双方举行了多次研讨会和互访活动，先后在北京和芝加哥召开了三次联合工作组会议，探讨清洁能源技术合作的领域和内容。
此外，能源摩擦的增加使对话的迫切性增强，中美能源战略对话从无到有，已形成较固定的对话交流机制。自1998年起，双方轮流主办中美石油天然气论坛，至今已举办六届。2004年5月23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席第九届国际能源论坛的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与美国能源部长斯潘塞·亚伯拉罕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加强双边能源政策对话，加深在能源问题和能源政策上的相互了解，促进能源领域的信息交流。2005年6月30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华盛顿举行首次能源政策对话，同一天，美国能源部宣布在北京设立旨在加强两国能源与核能安全合作的办公室。2005年8月，中美举行首次战略对话，能源合作是其中重要内容。目前，加强能源对话与合作已成为中美许多官员和学者的共识，两国政府、企业和学者在此问题上的交流与对话也日益密切。
问题与挑战
中美在能源问题上的摩擦与冲突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国际层面有国际油价大幅度上涨、能源安全形势日趋严峻等；在双边经济领域，有贸易摩擦增多以及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综合实力增强引发“中国威胁论”盛行等；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有美国保守势力的增强和中美关系进入相对困难时期等。在相互交织的诸多因素中，影响双方在能源问题上进一步合作的首要障碍是双方对能源安全的理解存在较大偏差。
由于在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对于能源安全风险和保障战略及各自的能源利益等，两国政府的理解方式不一，对彼此的战略意图不时出现不理解乃至误解。美国部分舆论认为中国政府为确保长期能源供应，经常支付大大高于市场水平的价格来达成交易，从而扭曲了市场价格。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企业市场化程度不高和国际竞争力弱的一个体现。事实上，恰恰是美国出于政治考虑对能源丰富国家资源开发的限制扭曲了石油市场，影响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动态平衡。美国一方面积极推动自身能源来源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又竭力限制部分能源生产大国的生产，如对苏丹、伊朗等的石油禁运。此外，在里海石油管道问题上，美国不顾市场规律和经济成本，极力阻止管道经过与美交恶的国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进口来源多元化政策虽然降低了西方国家能源供应的政治风险，但抑制了储量丰富的产油国产能的提高和产量的增加，加大了全球能源供应安全风险。
近年来，中国能源企业加大“走出去”步伐，加强与中东、非洲等有关国家的能源合作，引起美方的极大关注，特别是中国与伊朗、苏丹等一些政治上受到美国孤立的政权进行能源合作，被认为是对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主导地位的挑战。实际上，中国的能源安全活动主要是预防性的，旨在最大程度降低自己在石油供应方面的脆弱性。作为世界石油市场上的后来者，中国石油公司“走出去”的地域选择是十分有限的，出于商业考虑它们更多选择的是不与美国等势力强大的跨国公司发生正面竞争的地区。美国著名能源问题专家丹尼尔·耶金指出，美国国内部分人士对中国能源需求存在偏见，认为中国正指使其国有石油公司去海外抢夺石油资源，尽管这种看法是愚蠢的，但在美国保守势力上升的情势下，却颇具煽动性。如美国全球安全分析学会负责人卢福特(Gal Luft)在谈到中国与委内瑞拉、秘鲁、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签署油气勘探领域的投资协议时指出，中国从美洲每购得一桶原油，就意味着美国市场上减少一桶供应。如果中国不断加强与沙特、委内瑞拉及伊朗的关系，OPEC的石油将更多地流向中国市场，对美国市场的供应将会相应减少，“石油市场无法同时满足美国和中国的需求”。(12)
以上观点在很大程度源自对国际能源市场片面的、带有感情和政治色彩的理解。事实上，国际石油的储量和产量是个动态概念，在世界石油资源总量依然很丰富的情况下，勘探开发投资越多，国际社会的供应就越充足。未来影响国际能源供应的主要约束是投资、成本、技术和环境等因素，而不是资源量。因此，中国与拉美等油气资源国的合作不仅不会减少美国市场的供应，反而会增加国际石油市场以及美国市场的供应。在国际石油市场日益一体化的情况下，如果OPEC的石油更多地流向中国市场，那么中国市场对其他地区的石油需求将会减少。其实，即便在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实行石油禁运期间，美国也从中间商手中买到了阿拉伯国家生产的石油，只是成本有所增加。随着国际能源市场的日益完善，政治力量对市场的干预有所减弱，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拉克、伊朗等国几次提出以“石油武器”对抗“敌人”，均无响应。
在中国方面，也存在对能源安全概念和美国战略意图理解不够全面之处。丹尼尔·耶金在强调美国对中国能源需求存在偏见的同时，指出中国也存在类似的偏见，如认为美国有意不让中国获取石油资源，或存心破坏中国的石油供给通道以及跨国石油公司排挤中国等等。从近年来中国一些媒体对能源安全问题的报告和有关文献看，确实有不少人认为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尤其是在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海上运输通道问题上，许多中国学者和民众对美国海上禁运的担心远甚于对海盗和运输事故等的关注。同时，随着油价的不断上涨，认为美国有意推高油价来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美国“油价阴谋论”也有一定市场。
近年来，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在中亚进一步扩张和加大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等诸多行动，使中国感受到美国咄咄逼人的军事压力，加剧了中国的能源不安全感。有学者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油轮穿梭于美国海军控制的航线，中国人对美军可能的石油封锁越来越感到担心”(13)。这些担心源于历史上美国曾经对中国进行过封锁、禁运，台海若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可能大举介入，以及中美海军力量对比悬殊等因素。而近年来美试图军事介入马六甲海峡、阻挠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尤其是封杀中海油竞购优尼科，使这种担心进一步增加。
无论从战略还是从技术层面看，在中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美国对华实施石油禁运的可能性都不大。而且从世界范围看，美国对利比亚、伊朗等禁运的结果是使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石油公司乘虚而入。美国对古巴的几十年禁运也未能阻止古巴从其他方面获得包括石油在内的必需物资。当前中国能源安全的重心在国内，相对供应而言，中国能源消费模式和利用效率问题更为突出。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能源消费模式是中国能源安全保障的重中之重。即便在能源运输通道问题上，中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也是和平时期的海盗、恐怖主义、非法武装袭击、运输事故等，而不是美国的禁运。
至于美国“油价阴谋论”，综合来看也缺乏足够证据。一方面，现行国际市场运行方式使美国政府难以一手操纵国际油价；另一方面，高油价和中国经济衰退不符合美国利益。推动油价上涨的是众多石油利益集团，如果说有阴谋的话，也是某些石油利益集团和投机资本的赚钱阴谋，而不是政府的政治阴谋。事实上，美石油利益集团的利益并不总和政府一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相佐，政府时常受制于石油利益集团。但由于历史惯性和美在国际事务中的种种霸道行为，这种担心在中国普通民众甚至部分精英中仍有一定市场，并将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
在具体领域，中美能源合作也不时受到政治等因素的干扰，合作潜力远未得到发挥。如中美在核能领域的合作尽管已酝酿多年，但实质性成果有限。1985年中美签署了《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因1989年美对华实行制裁，直到1998年该协定才获美国国会批准。1998年中美又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技术协议》。尽管目前美对华出口核电设备和技术的法律限制已经取消，但在实际操作中，美国政府仍以防止核扩散为由，动辄对出口设备和技术实行人为控制，如封杀西屋公司对华出口核电设备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核电项目发展商也对引进美核电技术心存疑虑，担心美政府可能随时对核电设备和技术出口实行控制，从而给中方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美政治势力阻挠中海油对优尼科的收购。不可否认，国家控股、对两国企业文化整合缺乏信心等是影响优尼科公司股东选择的重要因素，但美国国会的反对和甚嚣尘上的“中国能源威胁论”无疑是中海油竞购失败的主因。同时，在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受阻之际，科罗拉多州一家天然气开采公司有意引进中国钻探机和开采人员，也引起一些美国国会议员的反对。优尼科事件以及美国对中国在南美洲和非洲等进行油气勘探开发合作的担忧，“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地缘政治思维在美国关注中国石油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的广泛影响”(14)。
此外，中美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节能、环保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都与两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双方合作的潜力远未打开。
进一步加强中美能源合作的思路
近来中美能源摩擦增加已引起两国的高度重视，彼此的对话与沟通越来越频繁，在相关问题上的共识越来越多。这凸显了双方加强合作、缓解冲突的愿望，为两国未来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但要巩固这一成果，实现两国在能源问题上的真正理解和谅解以及在具体领域合作的实质性突破，仍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更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和技巧。
如前所述，中美在具体能源技术领域无根本性矛盾和分歧，摩擦和冲突主要集中于政治和外交层面，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又源于彼此的不理解甚至误解。进一步加强双方在政策等层面的沟通，提升对话的深度和广度，建立多层次的协调机制，对于减少误解、缓解摩擦尤为重要。而且中美越了解对方的目标和政策，就越能从双边合作中获益。
有美国学者指出，中国在能源问题上缺乏安全感，因此为满足自身能源需要而不惜与一些“无赖政权”合作。不可否认，中国目前在能源问题上确实缺乏安全感，而这种不安全感一方面来自能源对外依赖度的加深，另一方面来自国际社会的“中国能源威胁论”以及国际能源合作的不断受挫。
化解中国的能源不安全感，除了中国自身努力(如增效、节能，大力开发新能源，推动能源市场化改革等)外，还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营造宽松的国际能源合作和竞争环境。具体而言：一是客观看待中美能源竞争。事实上中美石油竞争并不比美国与德国、日本或其他大的石油进口国的竞争更严重，而且这种竞争的实质是利润竞争而不是资源争夺。美国等西方大油气公司积极介入俄罗斯远东等地区油气勘探开发的主要着眼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巨大市场和丰厚的利润，中国几大石油公司海外开发的份额油也多进入国际市场而不是直接运回国内。美国雪佛龙公司在击败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公司成功后，仍然到中国来寻求合作，寻找油气销售市场。而且就中美关系而言，“双方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带来的不仅仅是竞争，还有许多共同利益”，“能源资源竞争和能源安全有可能最终成为拉近中美关系的因素”。(15) 二是淡化“中国能源威胁论”。“中国能源威胁论”加强了部分中国人的被围堵感和不安全感。事实上，正如前国际能源机构主席罗伯特·普瑞多(Robert Priddle)所言，中国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将促进世界能源部门的投资，“给整个国际市场的能源运转提供稳定的保障，对整个世界能源格局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16)。三是淡化能源危机论。对能源安全问题的过度渲染和炒作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和不安心理。事实上，与前两次石油危机时相比，越来越开放的市场和活跃的全球竞争使国际能源安全形势有了很大改善。英国石油公司总裁约翰·布朗在世界石油大会上表示，“只要以可持续方式进行开发，石油天然气完全能够满足人类长期的能源需求”。
中美两国应推进具体领域的实质性合作。如美能帮助中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开发水电、天然气、核能、太阳能及风能等替代性能源，向中国提供先进的节能和环保等技术、经验，帮助中国逐步转向非石油依赖型经济，不仅可以缓解中国能源需求对世界市场和国际环境的压力，还可以增加美对华出口，进一步推动中美的相互依存，加强相互了解和理解。在这方面，中国需要提升对能效和新能源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推进能源等领域的市场化，加快与国际市场的接轨。而美则应在能源合作中淡化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对华关系上放弃零和思维，减少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技术方面对华限制，避免动辄对出口设备和技术实行人为控制，为美企业参与中国核电建设、转让核电技术创造更有利条件。
鼓励中国加强与西方国家的能源合作、融入国际能源贸易体系和国际能源合作机制，符合中美双方的长远利益。目前中国加强与西方消费国和有关国际能源机构能源合作的愿望日益强烈，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面临的障碍还比较多，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干扰。在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案上，就有学者指出，“应该由股东而不是带有感情色彩的政客来决定”(17)。另有美国学者分析指出，拒绝中国的收购将产生反作用，将强化其能源不安全感，促使中国的资金更多地流入“无赖国家”。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中国经济学家盖保德表示，“我们可以向中国暗示，她的能源安全可以依赖一套国际机制，包括争购产品和资源，或者我们也可以给中国一个印象，让她觉得她必须以‘非市场’的方式来满足她的能源需求”。(18)
注释：
①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5.
②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5.
③陈宝森：“油价暴涨对美国经济影响有多大？”《人民日报》，2005年8月30日，第七版。
④“综述：世界石油大会传出喜忧参半讯息”，2005年9月30日，http://www.xinhuanet.com。
⑤根据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5 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⑥根据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5 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⑦David Zweig and Bi Jianbai:" China' s Global Hunt for Energy," 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05,p.37.
⑧该报告是应美国国会要求，主要考察中国能源需求对美国政治、战略、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影响。
⑨唐勇：“美国能源问题专家：中国石油战略与美不冲突”，《人民日报》，2004年6月17日，第七版。
⑩查道炯：“中美能源合作：挑战与机遇并存”，《国际石油经济》，2005年第11期，第53页。
(11)" Perspectives of Sino-US Cooperation on Energy and OilGas" ,http://www.usea.org.
(12)Gal Luft,hearing on China' s future Energy Development and Acquisition Strategies,Presented befor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July 21,2005.
(13)" The Dragon tucks in," The Economist,July 2,2005,p.61.
(14)查道炯：“中美能源合作：挑战与机遇并存”，《国际石油经济》，2005年第11期，第53页。
(15)Randall G.Schriver," Prospects for U.S.-Japan-China Trilateral Cooperation," Paper to" United States,Japan and China Relations:Tr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August 15-17,2005,Honolulu,Hawaii.p.5.
(16)孔媛媛：“中国的能源需求是对世界的贡献——访国际能源署前署长Robert Priddle先生”，《中国石油石化》，2004年第3期，第20页。
(17)Edwared M.Graham," No reason to block the deal,"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July 2005,p.27.
(18)徐琳：“中海油竞购案激起中美关系冲击波”，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2005年7月20日。
标签：能源安全论文; 石油论文;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文; 能源消费论文; 能源论文; 石油投资论文; 石油美元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中美论文; 中美集团论文; 油价论文; 中海油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