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硬性”与解释的“弹性”——兼论安克斯密特与扎戈林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弹性论文,斯密论文,历史论文,兼论安克论文,戈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史学理论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外力”冲击，①“现代性”的问题尚未弄清楚，“后现代”又接踵而至，真叫人有点“目眩眼花、应接不暇”。虽然实践的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的“颠覆”并不介意，他们仍从容不迫、按部就班地按照自己熟悉的方式在从事研究工作。② 但理论思考者却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即使不同意后现代主义对史学本质的怀疑和否定，也当“勘察”事实，辩其是非，“抵制”的态度是无济于事的。③ 况且借助此类话题，正可以推进我们的反思，加深我们对问题的理解。抱着这样的宗旨，本文以安克斯密特与扎戈林的争论为引子，④ 通过对史学实践的“勘察比照”，来具体剖析一下安克斯密特的“文本权威消失”说及其涉及的史学理论问题。
一、文本的权威消失了？
荷兰史学理论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被称为是“明确”地拥抱后现代的历史学者，也被看作是海登·怀特的追随者和赞颂者。⑤ 1989年，他在《历史编纂与后现代主义》一文中，以有关霍布斯政治哲学的研究为例，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有关霍布斯的研究文献已经变得如此之多，以至于霍布斯自己的文本不再拥有任何权威，并在其许多解释面前逐渐消失。他说：历史学的产品过剩，直接导致了两个未曾预料的后果：“有关霍布斯的讨论意在呈现有关霍布斯之解释的实质，而非其著作本身的实质。对于今日正在进行的解释论战来说，著作本身有时看起来不过是几乎要被遗忘的前提。其次，由于它明显具有的多元解读能力，霍布斯的原始文本在历史研究中逐渐丧失了其充当仲裁者的功能。由于各式各样的解释，文本本身变得模糊不清，成了一幅边线交错的水彩画。这就意味着，天真地相信文本本身能够解决我们解释中的问题，就像是相信风向标可以当作一个路标一样荒唐可笑。这一切荒谬结果的产生是因为文本本身在一种解释中不再具有任何权威性，……一句话，我们再没有任何文本，再没有任何过去，而只有对它们的解释”。⑥
文本一词(text)，原先只是指文字典籍、或文献，现今则用来泛指历史研究的各种对象，如档案材料，古书文献，一幅画，一段录音，甚至一个历史人物，一件历史事件。总之，“所有现象，所有事件。……都是一个文本”。⑦ 换言之，文本一词，既可以指史实，也可以指史料，至于史家的历史著作史学论文，更是名副其实的文本。为了便于讨论，下文仍沿袭这样的用法而不加以区别。⑧
美国学者佩雷斯·扎戈林不同意安氏的看法。他在1990年发表了《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再思考》一文，对安氏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扎戈林也承认历史学有产品过剩的现象，⑨“但无论如何，历史著作的过分生产怎么能剥夺我们的文本和过去，只把解释留给我们”呢？安氏的观点显然与他的后现代主义倾向有关。扎戈林说：“安克斯密特把历史学吸收进文学和美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企图，忽视了那些历史学概念本身的关键性特征。这些特征之一是，在事实或真实与虚构之间历史学采取的态度是不同的，这里，美学的眼光不能提供任何帮助。不像文学著作，历史著作不包含有一个发明出来的或想像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学表现为由事实所组成，叙述过去真实的或似乎确实有过的事实。它使用的许多句子都是真情实况的陈述。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读者就不会对它发生兴趣”。⑩
佩雷斯·扎戈林的批评及其角度，足以代表史学界对后现代史学理论的一般态度和看法。面对后现代主义的言论，多数历史学者会说：秦始皇是男的，不是女的；他生于公元前259年，不是前258年。这些真实的历史事实及其陈述是历史学的基础，它们怎么会因史家的不同解释而消失呢？史家的解释怎么能融解历史文本的权威，从而使得我们可以不顾文本的记载而说秦始皇是女的，说他不是生于前259年，而是前258年呢？实践的历史学家总是怀疑后现代主义的学者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他们对史学实践的一无所知，决定了他们的论点是经不起批驳的。葛兆光先生在批判后现代历史学的“颠覆性”主张时，就曾按照这样的思路提出质问：你“能够面对殷墟那个巨大的遗址说‘殷商’与‘夏’一样不存在么？能够面对二十四史的记载说历史上的王朝是虚构的么”？葛先生写道：“承认还是不承认有一个确实存在的‘过去’，并确认每一个历史学家的‘叙述’以及‘文本’都要受制于这个曾经存在的‘过去’？”(11) 这是我们首先要肯定的前提，也是历史学的基本常识。扎戈林的思路也是如此，所以他称安氏的理论是“浅薄和远离历史实践，远离历史家通常思考工作的方法”。他批评安氏的论断是“松散”而“缺乏明晰性”，既“没有出示理由证明他的这个论点”，“实际上没有说清任何事情”。(12)
后现代主义的言论是极端的，但此种理论研究的取径及其问题意识，却由来已久。大体说来，19世纪的史学理念，是以“历史”或“史料”为中心的，其理论特征是强调“历史客体”的重要性和决定性。20世纪以后，理论研究的路径发生了转向，由以“历史客体”为中心转到了以“史家主体”为中心，历史学家成了历史研究的中心和决定因素。研究路径的变换带来了学术上的新问题，出现了一系列从未注意、甚至并不认为是问题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充分注意到理论研究的大背景和大趋向，而径直地去批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说他们对历史学的研究工作一无所知、一窍不通；说安氏的理论经不起质问、不堪一驳，则会忽视其内含的合理性，也不能体会问题的复杂性。
安克斯密特与扎戈林的分歧是明显的，其问题的症结是：文本究竟给出了怎样的一种硬性规定，从而使得历史学家不能自由随意地进行历史叙事。扎戈林说：“历史家在各种确定的限制中工作，关于这他们是充分意识到的，这些限制来自他们使用的证据的性质和种种限定因素。某种东西是不是证据及这是用于什么事情的证据，尽管这是由他们来决定的，但当他们做这种决定时，证据对他们施加了持续不断的压力。他们并非能无约束地忽视证据或随心所欲地使用证据。证据对历史家的压力在历史著作的写作过程中是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13) 继续扎戈林的话题，我们不妨把讨论集中在这样一个主题：即文本的“硬性”和史家的“弹性”问题。在历史研究(自然包括历史叙事)中，史实或史料对历史学家造成了怎样一种限制？这种限制性具有怎样的“硬性”？与之相对应的是史家在解释上究竟有没有自由度？以及这种自由的幅度——“弹性”。(14)
二、文本的“硬性”与“软性”
“硬性”一词，是借用了历史哲学家沃尔什的用法。沃尔什在《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曾说到过史料所包含的某种“过硬”的东西。他说：“历史思维是受着对证据必须做到公正这一需要所支配的；虽说这并不是以某些人想要使我们相信的那种方式被固定下来的，然而却也不是由历史学家所制造出来的。它里面有着某种‘过硬’的东西，那是辩驳不倒而必须老老实实加以接受的。”(15) 沃尔什强调的这种“过硬”的、“辩驳不倒而必须老老实实加以接受的”的东西，是任何一位正常的历史学者都能体会、且都不会否认的。其实，不管是相对主义，还是后现代的学者，何尝会简单地否定历史的真实存在？会否认史料中存在着某种“过硬”的、“给定”的东西呢？只是按照他们的思路，离开了史学家的认识活动去谈论什么历史的真实存在那是毫无意义的。(16) 这样的看法与我们的常识相悖，但在学理上却合乎实际。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的认识发生分歧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摆事实，讲道理”、“事实胜于雄辩”之类的话。其实，“事实”本身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当甲乙两人对某一朵花的颜色是“红”还是“黄”发生争论时，花本身是不会跳出来做出任何仲裁的。所谓“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苏东坡《前赤壁赋》)，这里存在着一个“目遇之而成色”的环节。没有“目”的作用，没有“目”的普遍共同性，“色”是无法形成的；即便形成，也一定是众说纷纭。如果乙是色盲，那么“目遇之而成色”的“色”，就与甲的不同。离开了我们正常的、共有的视觉官能而奢谈“花”的“硬性”，至少是不全面的。(17) 一般的认识活动如此，历史认识活动也是如此。如此，海登·怀特的话就不难理解了，他说：“历史话语的这一特征并不意味着过去的事件、人物、制度和过程从未真正存在过，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得到关于这些过去实体的比较准确的信息，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通过应用包括一个时代或文化的‘科学’在内的不同学科的不同方法把这个信息改造成知识。相反，它旨在突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关于过去的信息本身并不是那种特定的历史信息，以这种信息为基础的知识本身并不是那种特定的历史知识。”(18)
不过，历史认识活动远比“目遇之而成色”来得为复杂。有关花色的分歧，其原因不外乎两种：(一)要么花的“光波”本身不确定、不清晰；(二)要么人的视觉官能不一致(如色盲之类)。如果分歧来自其中一因，争论自然容易解决；如果两者兼而有之，往往就会陷于“是非难断，莫衷一是”的境地。遗憾的是，历史学正处于后一种境地：一方面是历史文本的“光波”不甚确定、模糊不清；另一方面是历史学家的“目”没有普遍共同性。(19) 换言之，文本的“软性”为史家解释的提供了“弹性”。
文本的“辩驳不倒而必须老老实实加以接受”的“硬性”，这在历史研究的最初阶段——文本字面义的解释上是最易体会和“感觉”到的。不过，即便如此，这一层面上的文本的“软性”也还是存在。《吕氏春秋·察传》曰：“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若非孔子见多识广，我们或许一直都会误以为夔仅“一足”。因为从字面上解，“夔一足”与“夔一足矣”，都不能算错。《论语》中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究竟是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有“愚民”的味道)，还是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是“教民”的意思)呢？从字面上也难分对错。论者或说：孔子这句话的含义，当从他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上来理解，以讲爱民、养民、教民为特色的孔子思想，说其有“愚民”的思想则有点解释不通。但是，回到历史的场景中，几千年前的思想家有“愚民”的思想，不仅不足为怪，而且还颇合事理。同样的事例还有不少，(20) 所谓“类非而是，类是而非”，这都是因文字本身的模糊性、歧异性而造成的文本的“软性”。(21)
通常，我们总认为文本一旦写定，它的含义就凝固了，我们只能按照作者所陈述的原意来进行解释。这样的看法，当然也能获得事实上的支持。不过，相反的情况还是存在。一个文本写定之后，对它的解释常常由不得文本作者的意愿。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出版，获得了人们广泛的阅读兴趣，并引起了学界的反复讨论，这使得他深为满意又颇为沮丧，因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及其所表达的观点几乎可以让任何人以用任何方式来理解诠释。(22) 这或许说明，文本一旦完成(出版)，它就脱离了著作者而获得了某种自由，如何阅读、怎样解释，只能听由读者。赵复三先生在《欧洲思想史》中译者前言中，说到对克罗齐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另一种理解。他说：“从文化史角度看‘历史在现实之中’恐怕还有更深一层含义，是指在一个民族中经常起作用的文化心理乃是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也就是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解释为社会历史运动的一种特殊性，即一切历史都凝固于、或存在于现实之中，现实包含着历史。赵先生的理解自然不同于克罗齐的原意，但我们谁也不能因此而禁止赵先生对克罗齐的名言做出他自己的理解。(23) 这就好像日常生活中，一些被我们错用误用的成语——原意是“空穴来风，其源自有”，如今被误说为“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原为褒义的“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却常常被讹传为贬义的“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长期以来，我们这般将错就错地误说误用，似乎已是约定成俗，“邪不压正”了。
虽然，上述事例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历史文本自有其“软性”的一面，史家的理解也有相当的“弹性”。但是，安克斯密特所说的“文本权威的消失”还应当另有所指。
三、史家解释的“弹性”
尽管上文已经指出了，在单纯的史实考订的层面上，文本的权威并不像以往所认为的那么“硬性”，但这一层面上的“硬性”仍是最明显的。由单一的史实考订进入到众多史实的编年，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有史家主体因素的渗入(如选择)，不过从理论上说，编年总还有对应的、大家一致公认的位置顺序，春夏秋冬，年月日时，至少在年月位置的排列上，文本总得优先尊重和服从。历史研究当然不会停留在机械的年代编排上，它还要从文本的理解中归纳主题，而主题归纳与时间顺序并无死板的对应联系。安克斯密特特别强调史学的审美性和史学写作的风格，这就表明了后现代主义学者所关心的，不是那些单纯的事实层面的考订问题。诸如法国大革命发生在1789年，雅各宾派的领袖是罗伯斯比尔，在这些单纯史实或史实编年面前，“文本的权威”是谁也不会否认的。但是，一旦我们的解释转移到法国革命的整体及其特征时，“文本的权威”就有点用不上了，文本本身无法就法国革命究竟是正剧、喜剧、悲剧，还是闹剧做出权威性的仲裁，因为每一种看法，都可以获得文本上的支持。撇开宏大的历史叙事不论，我们不妨取一些结构相对简单的事例来做点剖析。比如，有关明代“胡惟庸案”，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
其一：明太祖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过程中，对某些地区的豪强地主进行了打击。为了扫除君主集权的障碍，明太祖对功臣曾两次大肆杀戮。洪武十三年丞相胡惟庸一案，……洪武二十六年蓝玉一案，……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等吞没浙西秋粮事发，官吏数百人被处私刑，……这一系列的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和皇帝的权力，打击了豪族势力，整肃了吏治，也起了抑制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24)
其二：明太祖朱元璋对全国大小政务都要自己亲自处理，唯恐大权旁落，他不仅大权要独揽，连小权也要独揽，在面临皇权与相权、将权的矛盾时，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加以处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处死了胡惟庸。……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出面诬告蓝玉谋反，……胡蓝二人固然咎由自取，但牵连之广令人震惊，胡蓝之狱使开国功臣几乎一网打尽。这既反映了新王朝建立后皇权和相权、将权的矛盾，也反映了朱元璋对开国功臣的疑忌。(如还有朱升、徐达、汤和)……一个游方僧出身的人当了皇帝，权力欲如此强烈，大张旗鼓地杀戮功臣，实在为历史上所罕见。(25)
比较“胡案”的两种叙事方式，我们可以发现，从历史的“点”、“线”出发，进而建构“面”或“立体空间”进行历史叙事，一如数学中的排列组合，在不违背历史学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叙事者可以排列组合出多种叙事方式：你可以用文本A、B、C组成主题甲，也可以用文本E、F、G来组成主题乙。即使运用同样的文本，也可以组合成不同的叙事结构(如组成A、C、B的结构，也可组成C、A、B，或B、C、A结构)，不同的叙事，源于不同的组合方式，从而产生出不同的叙事效果。对此，我们却难以以文本为依据做出排错性的检验。
我们不必同意安氏把历史学看成一种文学的产物，说历史学家不是展现历史的实际情况，而是“实际情况的替换物或代用品”。但我们也无法赞同扎戈林的观点，说“解释可能落实在文本的和历史的依据上或接受其检验”。(26) 因为在这一层面上，文本并不能从位置、结构等方面给我们的历史叙事造成一种“硬性”的制约或规定，尽管它仍然是“必须做到公正”和“必须老老实实加以接受的”的。
扎戈林说：一种历史解释如果得到广泛的接受，它就站稳了脚跟，但这可能不会持久。随后出现的另一种新解释会对它的有效性提出挑战，“并可能取代它”。(27) 新解释取代旧解释，这在史学史上可以找到许多例证。但是，历史学也存在着诸说并存，难以彼此取代的现象。库恩在《必要的张力》一书中曾认为：科学上的新的、更合理的解释的出现，总是意味着旧解释的过时和淘汰，而艺术则不同。“一个艺术传统的成功并不能使另一传统变成不正确或谬误，艺术远比科学易于容许好几个互不相容的传统或流派同时存在”。(28) 艺术的这一特征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今天不能因为有了毕加索、玛蒂斯就说该淘汰米开朗基罗或拉斐尔，不能因为有了海顿、莫扎特就说该替代肖邦、贝多芬。历史学也有类似的特征。比如，在中国通史的编著领域，我们今天不能因为有了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就说吕思勉、钱穆、张荫麟的通史著作就可以淘汰了。近年来，民国年间人文学科学术著作的重印热销，似乎为此说提供了一个佐证。在历史学里，各种流派和风格的同时并存，又不能在文本上对它们进行是非正误的检验，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历史学具有类似艺术特征的一例，暂且不论，它至少表明文本“权威的消失”在这一层面上也能获得事实上的支持。
四、“软性”、“弹性”与艺术性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历史学的评价层面，我们就会发现，由于历史价值关系的虚拟性，文本的“软性”还会再度“弱化”，史家解释的“弹性”则会再度加强。史事已经过去，史料也不会自己说话。当人们怀着某种需要，到历史中去寻找可以寄托他们价值指向的对象(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时，人们常常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将对象有所加工——如扩大、缩小、改造、甚至伪造。比如，在传统社会里，文臣以公忠体国为楷模，武臣以舍死忘生为美德，前者的典型是诸葛亮，后者的代表是关羽，而其反面人物则是曹操、司马氏之流。一旦历史人物的形象被如此定格，它就能满足我们的实际需要，起到表彰忠良，谴责奸臣，引导风俗，教化社会的效用，至于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似乎无关紧要。推而广之，古今中外的所谓“树楷模以施教化”，大多数也是如此。在这一层面上，文本的“硬性”极度弱化，至于评价者的“自由度”，往往受制于现实的社会实践，而不是历史文本本身。(29)
扎戈林在《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再思考》一文的最后数段，讨论并批评了安氏对历史学的有用性的看法，又引用了安氏的同胞休伊曾加的一段话：“对过去的神话的或虚构的表达，作为戏剧的各种形式可能具有文学价值，但对我们来说它们不是历史”。此段引文的意思，恐怕是强调历史学的价值在于真实，他又说：历史学的“责任是必须给每一代活着的人关于他们自己的社会和文明的过去的知识，给他们关于他们的社会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更大的人类社会过去的知识，而且这些必须是最广泛的和最可能好的知识。”(30) 没有人会对扎戈林的这一番论述表示怀疑，但他未能考虑问题的复杂性，他对后现代历史功用观的批评，似乎并未找到相应的思路和问题的症结。如果我们不是把后现代理论看作是一种“颠覆”，而是一种新思路，一种别开新境的深入研讨，那么，按照笔者的理解，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历史功用问题，可以简述为这么一个设问：既然历史叙事的本质与文学较为接近，那么，此项特征是否也在历史知识的致用上有所体现，换言之，历史知识在致用上，是否也是较远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而较近于文学艺术。
科学之用与史学之用的差别在那里呢？这里所说的差别，不是指“用”的表现，而是指“用”的基础或前提。自然科学的“用”是以“真”为基础的，“真”与“用”总能保持天然的一致性。所谓天然的一致性，是指“真”与“用”的不冲突或不背离。对于自然科学家而言，唯有真命题、真知识，才能产生真效用；同样，为了达到真效用，才需要获得真命题、真知识。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常常也有被错用或误用，如许多科学研究的成果首先被用于战争杀戮，而不是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但即使是错用、误用，也仍是以学科研究的真命题、真知识为前提；没有命题和知识的真，就连错用、误用也不可能。历史知识的致用则有所不同。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真”与“用”并无天然一致性，能致用的，不一定是真知识、真命题；而真知识、真命题，则往往不一定能真致用。一种假命题或错误的知识，居然也能达到真致用的效果，说来不可思议，但在历史学里却并不少见。如19世纪德国史学界有一个普鲁士学派，其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德罗伊曾、聚贝尔、特赖齐克等为了“唤起他们同胞努力奋斗”，不惜歪曲历史真相，其结果是“使他们的同胞做好准备，迎接那完成于1870年的大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英国历史学家古奇仍高度称颂普鲁士学派对德意志民族的贡献，认为如果“历史学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一个民族采取行动，那么德罗伊曾、聚贝尔、特赖齐克都应归入最伟大的历史家之列。”(31)
人们常常把回避、掩盖、甚至伪造历史的做法怪罪于政治，而忽视了这里有更深沉、更本源的原因。在社会生活的领域里，人们对事实真相是追求欢迎，还是回避掩饰，都是以他们实际生活的需要为转移的。鲁迅曾在一篇小说中虚构了一个“不正常”的人——因讲了真话(朋友家小孩满月，他前去致贺，却说“这小孩将来要死”)而遭人痛打。这虽是小说虚构，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生活的另一侧面。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日记事件”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在文学史上，有关托尔斯泰的“出走”及其他的死因，一直众说纷纭。但是，有一个事实不容否认：因为坚持日记书写的真实性，托翁的家庭生活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早在托尔斯泰向索菲亚的求婚被接受以后，因顾及妻子要翻阅日记，托翁就开始为不能真实地书写日记而烦恼，因为日记里“写的几乎全是谎言——虚伪”。托尔斯泰为不能真实地写日记而苦恼，索菲亚为不能看丈夫的日记而忿怨，“日记事件”导致了夫妇俩旷日持久的争吵，并最终促使导致了托翁离家出走，病死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车站上。(32) 托翁的“日记事件”似乎可以说明：义无反顾地追求“真实性”足以破坏我们的正常生活，而适当地回避、“善意的谎言”乃是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调和剂”。既然“不论真假，都能致用”，那么，文本的“硬性”已经降到最低，同时又表明历史知识在致用上较接近于文学艺术，而较远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33)
总之，安克斯密特的“文本的权威消失了”一说，虽然是夸大的，且有以偏概全之嫌，(34) 但由此引出的问题是有价值的。借助这一话题，我们可以看到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史学研究活动中的作用是有差异的，大体说来，从考史进入到叙史、评史，文本的“硬性”会逐步地减弱，与之对应的是史家在解释上的自由度则逐步地增强。通常讨论的有关历史学的客观性、艺术性等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也得到同步的反映。
注释：
①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直到19世纪末，中国传统史学一直没有遭遇外来文化的影响，域外文化真正成为冲击和影响的，也仅一百余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年间，此种的冲击和影响，在世纪初和世纪末的各二三十年间，呈现为两个高峰，期间的50至70年代，为一个低谷时期。
②有关西方历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可参见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27页。又见本文最后一个注释。
③参见李宏图主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6页。
④弗兰克·安克斯密特与佩雷斯·扎戈林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安克斯密特的《历史编纂与后现代主义》和扎戈林的《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再思考》两篇论文里，两文分别刊于《历史和理论》1989第28期和1990第29期，中文译文由陈新和王加丰先生译出，分别刊于刘北成、陈新主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197页)和李宏图主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75—93页。
⑤参见李宏图主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75页。
⑥安克斯密特：《历史编纂与后现代主义》，刘北成、陈新主编：《史学理论读本》，第179页。
⑦波林·玛丽·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⑧史料不同于史实，这是历史学的常识，但本文的讨论，可以暂不涉及这里的区别。大体而言，本文第二节所讨论的“文本”，主要是指文字史料；第三、四节所讨论的“文本”，既可以指史料，也可以指史实。
⑨有关史学产品的过剩问题，扎戈林引用J·H·赫克斯特在1967年的描述(参见李宏图主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81页)。国内学者论及此问题也甚早，如吕思勉的《思乡原》(刊于《文哲》1938第2卷第1期)。
⑩参见李宏图主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89页。有关历史学的关键性特征，参见本节最后一个注释。
(11)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许多针对后现代史学理论的批评，都习惯性地从事实层面上来提出质问，这样的批评角度和立场，很自然会认为他们对史学实践一无所知，实在是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
(12)参见李宏图主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81、86—87页。
(13)李宏图主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89页。
(14)安克斯密特与扎戈林的分歧颇多，如历史学的关键性特征究竟是什么？叙事必须以事实为依据(扎戈林)还是叙事的情节设计(安克斯密特)等等。笔者认为，“关键性特征”或“决定因素”等问题都是“无解”的假问题，暂且可以不论。本文所关心的是：在哪些层面上，历史叙事的事实基础是可检验的，表现为文本的“硬性”；在哪些层面上，这种检验难以落实，表现出文本的“软性”和史家解释的“弹性”。
(15)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16)卡西尔曾说“必须是由过去给予的；但是这些问题本身则是由现在——由我们现在的理智兴趣和现在的道德和社会需要——所提出和支配的。”(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26页)
(17)有关此问题的研究，当以金岳霖先生的“所与”说为最佳。参见金岳霖：《知识论》(第三章)，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5—185页。
(18)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302页。
(19)此处所谓的“目”，是指史家的认知图式，可以理解为史学家加工处理历史信息、形成历史认识的思维工具，李振宏先生称其为史家“主体意识”，类似于皮亚杰的思维“常备结构”、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或迦达默尔的“成见”。
(20)《论语》中的“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究竟是孔夫子教人读书，要常常复习；还是要人学以致用(即学习了书本知识，要经常在实际中运用，这才是最快乐的)较近实际呢？似乎在字面上还是难以分出是非。参见王春瑜：《学而时习之》，刊于《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8日。
(21)此类现象在先秦典籍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吕思勉说《老子》一书之所以“为人附会”，原因之一就是“以其文义之古，难于了解，而易于曲解”(《吕思勉遗文集》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22)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范岱年、纪树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23)文本形成之后，对它的理解往往由不得作者。张汝伦曾这么评述《毕竟是书生》一书：这本篇幅不大的回忆录可以当作某种史料来看。可以使我们对作者这一类知识分子有所了解。这对于我们理解刚刚过去不久的时代是有帮助的。如果我们仔细品味这本文字通俗易懂的回忆录的话，会有更多的收获。无论是欲言又止，还是一笔带过，都有不少可以回味推敲的地方。而许多事实本身就非常说明问题。这也充分证明，一个文本产生后，就不全属于作者，它有它自己的生命。文字和事实实际说出的有时会比作者本意想要说的更多(《席殊好书俱乐部专家荐书：周一良：〈毕竟是书生〉》，《文汇报》1998年10月17日)。
(24)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78—179页。
(25)樊树志：《国史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317页。
(26)参见李宏图主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87、83页。
(27)参见李宏图主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84页。
(28)库恩说：根据同样的理由，当传统已经改变，有关的争论通常在科学中远较艺术中更快得到解决。在艺术中，……争论结束只意味着新传统被人接受，而不是旧传统的结束。另一方面，在科学方面，胜负的结局并不会拖延那么久，失败一方很快便消失(参见库恩：《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
(29)参见本文最后第2个注释。
(30)参见李宏图主编：《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92页。
(31)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87页。
(32)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忍无可忍的托翁终于说出了他的“底线”：“我把我的一切都交了出来：财产，作品……只把日记留给了自己。如果你还要折磨我，我就出走！”。有关托尔斯泰的“日记事件”，引自周国平：《私人写作》，参见《各自的朝圣路》，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54—61页。
(33)有时，史实真相之不能澄清，原因不在于缺乏史料，而在于人们的不需要。正如克罗齐所说：“我们不能不说，在每一顷刻，我们都知道我们所须知道的全部历史；其下余的既与我们无关，我们就无法知道它，或，到有需要时我们就会有办法知道它”(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8页)。
(34)扎戈林说：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与历史学家们对自己学科的感觉中那些最强烈的确信和直觉背道而驰”，又说“许多历史家看来都在抵制它”(参见《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第88、76页)。这种态度自然与后现代学者的一些理论命题的夸大和言过其实的“毛病”有关，从积极方面看，如此概括可以凸现事物的特殊性；从消极方面看，往往会引起他人的误解。一个实践的历史学者，当他读到“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时，他会很自然地反省自己的研究活动，并以自己的检验来检验理论命题的合理性。如果他正在撰写“秦始皇的生卒年代考”，他就会问克罗齐：我的这项研究是否属于历史学？如果属于历史学，那么，这种研究有没有“当代性”？这样的设问，自然是出于对克罗齐命题的误解，同时也难以体会命题所包含的合理性。对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观点，也有这种的误解。所以，未经反思的“确信”和“直觉”，往往并不可靠，“抵制”更是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