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对《儿女英雄传》的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雄传论文,儿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4)02-0116-06
清后期旗人文康定稿于清道光年间的《儿女英雄传》是一部著名的满族长篇小说。近百年对《儿女英雄传》进行的研究，无论是清末还是建国前后或改革开放以来，无论以评点还是以考证的形式，也无论是纯学术、纯文学的研究品评还是出于其他意图的比附，都在客观上形成了对《儿女英雄传》的理解和阐释。迄今为止，笔者认为可以从历史学、文学、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这三种研究方法上对其研究内容或研究成果进行综述。当然，这三种研究方法的内容，同时也是交错、重叠和贯通的。
一、从历史学角度对《儿女英雄传》的考证
所谓历史学方法，是指用考据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理解和解释《儿女英雄传》。它主要以校勘、训诂和考证的方法，研究作者文康的家世、生平以及各种不同的版本。它注重的是作品所写人事与历史真实人事的对应关系，这种研究方法针对著者生平、作品史实来源及书中人物考证。建国前的研究主要以这种方法为主，最早出现的研究成果就是一些有关《儿女英雄传》的序跋题识。
（一）序跋题识
《儿女英雄传》问世后，由于当时文人视小说为“小道”，有关作品的考据，都只附在小说中，以序跋题识的方式出现。对于著者文康的生平，一般在诗词赠答和序跋中提到。《儿女英雄传》序跋题识有三：光绪四年(1878)初印本中的“马从善的序”（以下简称“马序”），原载序文假托“雍正年观鉴我斋序”，“乾隆甲寅东海吾了翁题识”。”[1]下面，按时间顺序择要论之。
1.光绪四年“马从善的序”
“马从善的序”，是至今听见最早为《儿女英雄传》做的序。今见最早的《儿女英雄传》刻本——光绪戊寅(1878)初印本卷首即镌有“马序”，其后各种《儿女英雄传》版本卷首皆附有此序。“马序”当作这部小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后人认识、研究《儿女英雄传》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序”简明扼要地解释了作者文康生平以及文康著书意图。“马序”开宗明义：“《儿女英雄传》一书，文铁仙康所做也。为故大学士勒文襄公保次孙，以赀为理藩院郎中，出为郡守，荐擢观察，丁忧旋里，特起为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于家。”谈及文康著书的原因时，马从善认为：“少席家世与余荫，门第之盛，无与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的确“文以载道”，文康亲身体验了子女不思进取，导致家道中落。生活的困顿和晚年的孤独，使他竭力通过作品来宣扬自己的思想，即提倡旗人朴实刚健的文化，企图为家庭，也为日趋衰弱的清王朝八旗子弟开一剂良方。
马从善在序中概括了文康写作《儿女英雄传》的宗旨，他认为：“一身亲历盛衰升降之际，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复，三致辞意焉。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未遂之志欤？”由于马从善长期在文康家做家塾，他的说法大致可信。因此，马从善的观点为较多研究者接受，此后的笔记、杂文和诗文集，如《八旗文经》、《八旗艺文编目》、《雪桥诗话》、《长白艺文志》、《小栖霞说稗》等对《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及作品简略记载或说明，资料或根据基本来源于“马序”。
马从善还认为：“其书虽托于稗官家言，而国家典故，先世旧闻，往往而在。”其意表明写的是现实生活，但“书中所指，皆有其人，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这正是《儿女英雄传》具有不可多得的社会学、民俗学价值的原因所在。
2.原载序文假托“雍正年观鉴我斋序”
在署名“观鉴我斋”写的序言中，“观鉴我斋”认为明清四大古典小说中的《西游记》为“自治之书”；《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为“治人之书”，都是“不得已于言者也”；只有《儿女英雄传》是一部“格致”之书。
“观鉴我斋”极度赞扬了《儿女英雄传》的写作成就和教化作用。他讲：“其书以天道为纲，以人道为纪，以性情为意旨，以儿女英雄为文章。其言天道也，不作元谈；其言人道也，不离庸行；其写英雄也，务摹英雄本色；其写儿女也，不及儿女之私。”他认为文康的“苦口婆心”感天动地，用他的话来说：“自非苦口，向能唤醒痴人；不有婆心，何以维持名教？至借笔墨而代哭，志亦堪悲。果通呼吸于太空，天应欲泣。”所以，每当他阅读而体会到文康的良苦用心和深深爱意时，禁不住热泪盈眶。由此可见，其酷爱《儿女英雄传》之情状。
3.乾隆甲寅东海吾了翁题识
“东海吾了翁”认为原稿半残不全，现书的补缀部分为马从善所做，但并没有指出马氏补做的依据。他说：“惜原稿半残阙失次，爰不辞固陋，为之点金以铁，补缀成书，易其名曰《儿女英雄传评话》。”关于该书的作者，在“马从善的序”中，马从善认定是文铁仙康所做；“观鉴我斋”和“东海吾了翁”将作者视为燕北闲人。实际上，作者燕北闲人正是文康。文康，满洲人，姓费莫，字铁仙，其家世属镶红旗。
写序作跋是《儿女英雄传》研究的第一个重要阶段，毕竟与此书诞生的时间最靠近，这些序跋对作者及其家世的考证，给后人认识著者身世、写作动机、作品背景、人物形象等方面提供了基本素材，并奠定了《儿女英雄传》最初的研究基础，其中一些见解和考证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新考证派
为与清朝考据派相区别，学术界把“五四”运动后出现的以考证方法研究学术的人物称新考证派。在文学研究上，以胡适、蒋瑞藻、孙楷第等为代表人物。他们以实证方法为主，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对《儿女英雄传》进行真正较为系统而又科学的研究，大大推动了《儿女英雄传》的研究，这一阶段的标志是出现作品专评。
胡适是“五四”后文学考证方法的开山之祖，他分别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和为亚东图书馆汪原放校点的亚东本《儿女英雄传》所写的序言中，对这本小说曾加以评论。[2]
关于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胡适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是：《儿女英雄传》本五十三回，今残本四十回。马从善序系文康亲自所写，此书定稿于道光年间。胡根据“马序”认为文康“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与”的观点，反对马从善认定的“写实作品”的说法，推论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是一部传奇而非写实小说。在他看来：文康不是叙述他家历史，十三妹、邓九公、安水心及安骥都是文康塑造的理想人物。同时，胡适认为该书思想浅陋，内容浅薄。他说文康做过几任官，是个迂腐的学究，他写的英雄终脱不了“十三妹、邓九公”之流，他写的儿女也脱不了“才子佳人、夫荣妻贵”的模式。胡适认为这部书最大的长处是语言漂亮俏皮、诙谐有趣，《儿女英雄传》由此得到了胡适的“京话教科书”的评价。胡适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他对其语言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这也正是他的研究所长；他对思想内容的评断受其时代局限，值得进一步商榷；至于他认为该书是一部传奇，笔者更不敢苟同，这个问题在本章中已经论述。
李玄伯在“ 《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的家世”中，[3]对文康的生平、家世进行了考证，可算得是考证此书第一人。蒋瑞藻对书中纪献唐的原型、十三妹身世也进行了考证，他考证书中纪献唐即是雍正时重臣年羹尧：“‘纪’者，‘年’也；‘献’者，《曲礼》云：‘犬名献羹’。‘唐’，为帝尧年号，合之则‘年羹尧’也。”[4]他认为玉凤是“大家女”，奉老母“避地青云，且隐其名曰十三妹”，嫁安氏后“意义淅趋平衍”；同时，他认为书“结构新奇，文笔瑰丽，不愧为一时杰作”。赵苕狂在“《儿女英雄传》考”[5]一文中，对本书的作者、写作动机和目的、纪献唐的来历及该书续集等方面都做了进一步的考证。
其他有平步青在“小栖霞说稗·儿女英雄传”[6]中、孙楷第在“关于《儿女英雄传》”[7]一文中、慕寿棋在“中国小说考·儿女英雄传”[8]一文中、刘荫柏在“文康《儿女英雄传》源流论考”[9]一文中，都分别对《儿女英雄传》的人物、场景、事件等诸方面进行了考证。另外，孔另镜在《中国小说史料》中[10]也载录了一些作者生平和故事情节的资料，其内容基本上未超出胡适、蒋瑞藻等人的研究范围。
新考证派对《儿女英雄传》作品思想内容的研究，由于受中国传统就事论事方法的束缚，未能向作品的纵深发展，有些评价也失之偏颇。但是胡适、李玄伯、蒋瑞藻、赵苕狂、孙楷第等对作者家世、故事人物及版本情况的考证和整理，对于今天研究文康及其作品，仍然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为该书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从文学审美体验的角度来理解《儿女英雄传》的方法
文学方法的着重点在于对作品和人物的审美感受，着眼于作品的谋篇布局及文章章法，主要包括对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人物形象、语言描写等方面加以研究。董恂、弥松颐、鲁迅等人以文学方法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作品进行了研究，下面加以评述。
（一）董恂《光绪六年还读我书室主人评儿女英雄传》
董恂，是晚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董恂的《光绪六年还读我书室主人评儿女英雄传》，是第一部也是惟一的一部《儿女英雄传》评点著作。董恂以文学鉴赏的眼光，对《儿女英雄传》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诸如人物形象、谋篇布局、写作方式和文字技法、语言特色等逐一评点，妙语连珠，其中不乏精知灼见。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对《儿女英雄传》的评点，尤其是思想内容上也存在着一些陈腐迂阔之论。尽管如此，从文学评论角度看，董恂的评点仍是留给后人的研究《儿女英雄传》的一份宝贵遗声。
《儿女英雄传》有钞本（仅有39回，年代不详）、光绪四年(1878)聚珍堂活字初印本及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蜚英馆的石印本三大版本系统。[11]“董评本”是清刊本系统中惟一的评点本，1925年上海亚东图书馆业主汪原放，就是根据“董评本”（光绪十四年戊子上海蜚英馆石印本）标点，并出版了亚东本《儿女英雄传》，其“校读后记”对此本推崇备至。很显然，“董评本”在版本和小说研究上具有独特的价值。
（二）弥松颐的研究
弥松颐在研究、宣传及普及《儿女英雄传》这部名著方面，功不可没。解放初期古典文学作品刊行很多，但这部作品只出摘要版，未见全书刊行，恐怕与胡适、鲁迅对其思想内容持否定性的评价有关系。弥松颐挚爱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用数十年的心血点校，使该书作为《中国小说史料丛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刊行，成为最早的点校本。[12]并选择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作为附录。卷首附有马从善的“序”、“原载序文”、“弁言”，卷末附录了“文康《史梅叔诗选》序”、“史梅叔诗六首”、“平步青的《小栖霞说稗·儿女英雄传》”、“蒋瑞藻的《花朝生文稿·儿女英雄传》”及“蒋瑞藻的《花朝生笔记·儿女英雄传》”。这些内容及评论虽然零散简略，吉光片羽，但对研究《儿女英雄传》颇有益处，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必需的资料。
弥松颐写有“后记”一篇，在吸收前人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又参考方志、札记、正史及文集，详尽地考证了文康的身世，对其世系加以补充，公正地评价了《儿女英雄传》的思想内容。他认为作者“有感于《红楼》，又将所谓英雄至性与儿女心肠共效一体，教之以‘忠孝节义’封建纲常，惨淡经营，处处说教，思想上的迂陋腐朽，几不待言”。[13]另外，他还对《儿女英雄传》时代背景做了详尽的分析。对于这部书在语言上的成就，弥松颐评价很高：此书在艺术技巧上，确有一定成就。“它以文人笔墨，仿照评书人的口气撰写，尤其是在活泼生动的、挥洒自如的北京话运用上，更有鲜明特色”。[13]
值得注意的是，弥松颐第一个深刻地认识到《儿女英雄传》的社会民俗价值：“书中所描绘的场景，涉及的范围，也是相当广泛和丰富多彩的……《儿女英雄传》可以看作是一幅波澜广阔的清季士风民俗图画。”他一反前人对此书思想上的“迂陋腐朽”的评论，指出：“在一些作者并不十分经意描写的场景和人物身上，我们也可以感触到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并以谈尔音、书办、“强盗”为例加以说明，认为此书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无疑是有一定认识意义的。他说：“才子佳人小说，流行至清末，已成风烛将息之势。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儿女英雄传》严格说来，此书不能算是侠义小说，其思想格局，亦无脱公子落难、佳人赠金的陈俗旧套。”[14]笔者认为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在当时环境下提出来也是十分有勇气的，为我们正确认识《儿女英雄传》的民俗学、社会学价值开了先河。
（三）鲁迅的研究
鲁迅对《儿女英雄传》也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5]他对文康的生平状况、著书动机、人物形象等方面给予了精当的评说，他认为《儿女英雄传》是一部侠义小说，文康不同于曹雪芹，文康是写理想中的人物，而曹雪芹是写其身边的人物，所以各自写出了不同特色的作品。对于文康著书的原因，他认为在于文康“荣华已落，怆然有怀，命笔留辞，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加以经历复殊，而成就遂迥异矣”。[15]不同于胡适把《儿女英雄传》在语言上与《红楼梦》并举，鲁迅将文康与曹雪芹及其写作动机进行对比，为两部巨著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于人物形象，鲁迅认为书中最主要的人物何玉凤前后言行不一致，编造的痕迹过多，不可理解。他说：“十三妹未详，当纯出作者臆造，缘欲使英雄儿女之慨，备于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揉之态，触目皆是矣。”[15]这一观点为后来研究者所承袭，在论及侠女十三妹的形象时，都不出其右。
综上所述，我们注意到胡适、鲁迅对《儿女英雄传》的思想内容及人物性格的塑造，颇有微词。胡适认为该书思想浅陋，内容浅薄；鲁迅认为书中最主要的人物何玉凤前后言行不一致，编造痕迹过多，“触目皆是矣”，蒋瑞藻也持此论，“意义渐趋平衍”。学术先辈的观点，对《儿女英雄传》的研究影响深远。笔者认为这与他们处于“五四”那个时代，沉浸在一种启蒙主义的热情中有关。由于他们的处境、经历以及取用不同的参照系，因而对《儿女英雄传》产生不同的看法，这是值得正视的一种历史现象，并不能动摇对胡适、鲁迅文学研究成就的整体评价。
（四）其他研究论文
下面是笔者搜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儿女英雄传》的有关述评、论文、专著，内容涉及作品思想、作者身世、人物考证、语言特色、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等方面。必须说明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反映了国内的《儿女英雄传》研究概况，可供有兴趣的研究者参考。
常雪鹰：“二十世纪《儿女英雄传》研究回顾”，《内蒙古师大学报》，2001年第6期。魏鉴勋：“《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的比较研究”，《满族文学研究》，1982年第2期。亦鸣：“《儿女英雄传》简论”，《大连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刘叶秋：“读《儿女英雄传》”，《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3期。李令媛：“评《儿女英雄传》的思想倾向”、《满族文学研究》，1984年第1期。郭英德：“最怜儿女又英雄才是人中龙凤”，《民族文学研究》，1990年第2期。张佳生：“论《儿女英雄传》”，《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1期。费致德：“试谈胡适对《儿女英雄传》的评论”，《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王伟康：“论董评《儿女英雄传》”，《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赵志忠：“《儿女英雄传》的满语语汇特色”，《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3期。陈卫兰：“《儿女英雄传》复音虚词的特点”，《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张兵：《文康与儿女英雄传》（评介），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龚千炎：《儿女英雄传虚词词汇》（论著），语文出版社，1994年。弥松颐：“《儿女英雄传》的条目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其中，龚千炎的《儿女英雄传虚词词汇》是一部有关《儿女英雄传》虚词的语言学论著；弥松颐对《儿女英雄传》做的“条目注释”，尤其对满语词汇做了详尽的解释，他们分别从实词和虚词两方面解决了《儿女英雄传》的词汇释意问题。
三、从民族学的角度对《儿女英雄传》的研究
民族学研究方法，即用民族学的理论分析、解释《儿女英雄传》，将作品当做民族学理论的图解和佐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学界并未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学者太田辰夫立足作品本身，关注作品的民族性，从新的角度探讨《儿女英雄传》的主题思想、美学价值和民族特色，成为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向现代文学——文化研究的转折点。
（一）太田辰夫的研究
太田辰夫从20世纪50年代起，先后发表有关研究考证中国文学作品及作者的文章、专著六十余篇，其中清代满族文学及现代满族文学作品的研究占绝大部分，代表著作及论文有：《满洲族文学考》、“《儿女英雄传》杂考”、“清代文学中的满族语”、“《儿女英雄传》的语言”等。[16]
太田辰夫对《儿女英雄传》的研究，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满洲族文学考》中。他在序言中指出：满族文学之所以叫满洲族文学，是因为反映了满族人的社会、风俗、生活、心理状态等方面。他说：“像《儿女英雄传》这样被曲解的小说是不多见的。此部小说应当说是满族文学的代表作，它充满满族民族精神。”[17]太田辰夫对《儿女英雄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特附议于此。
第一，分析《儿女英雄传》的写作原因及所反映的八旗精神。太田辰夫认为文康写作《儿女英雄传》的原因，在于文康有一种忠于朝廷的使命感。他说：“《红楼梦》所描写的是贵族阶层的腐败及其没落的命运。那么，挽救八旗的方法就没有了吗？”他认为答案就在《儿女英雄传》中，文康创作《儿女英雄传》的意图，在于他在探索八旗衰弱的原因，并力图找出恢复八旗精神的办法。太田辰夫把八旗精神概括为“八旗精神的中心，是对清朝廷的忠诚”，认为书中反映了八旗精神。
第二，研究《儿女英雄传》中出现的旗人及其生活。太田辰夫认为这部书写了旗人的思想行为和旗人的风俗。他从旗人姓名、居住地、旗人特权、旗人婚礼、葬礼、服饰、礼仪及旗人教育、语言等方面做了简单阐述。
在日本学界，太田辰夫是一位深受尊敬的老前辈。他数十年来为《儿女英雄传》一书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的成就也是令人钦佩的。虽然他关注到作品的民族特色，但仅仅停留在作品所表现的民族特质的表象上，而且内容分析过于简单，未能有意识地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去分析和阐释文学现象背后隐含的意义；限于时代与环境，有的观点也失之偏颇。但瑕不掩瑜，太田辰夫对研究《儿女英雄传》中的满文化有抛砖引玉之功。
（二）其他学者的研究
房兆楹首次指出《儿女英雄传》表现下旗人思想行为；太田辰夫认为《儿女英雄传》写的是旗人生活及作品表现了“八旗精神”，并在《满洲族文学考》中对此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将《儿女英雄传》的研究往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近年来，由于文化学的影响，再一次引起专家学者对《儿女英雄传》中听蕴含民族特质的注意，并在这方面做了可贵的探索与开拓。
滕绍箴在比较早的时候发表“满汉文化交融的杰作——读《儿女英雄传》”[18]一文，以锐利的眼光看到了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的关系，强调指出满汉民族文化交流是该书的重要内容。除此，他还对汉军满化及旗族意识发表了自己的精辟见解。他认为京旗所具有的这种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突出反映在清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简述了《儿女英雄传》反映满汉文化交融，并蕴含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的特色。
另一篇是单彤的“《儿女英雄传》的创作意图与民族意识”。[19]单彤认为文康的本意“是想使《儿女英雄传》成为宣扬封建社会‘作善降祥’的图解，作品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的忧患意识、民族生存的危机感、满族优越感”。他认为《儿女英雄传》是一部特定时期的“民族精神的记录”，这篇论文涉及文康的民族意识问题。
荆学义发表了“文康小说中的旗文化”一文，[20]他注意到《儿女英雄传》的民族特色，并从旗人的礼俗、服饰、语言及旗人形象等方面简单地阐述了作品蕴含的旗文化内容。他认为《儿女英雄传》深刻而潜在的价值在于“蕴藏着满、汉文化的交融以及满文化在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的残存状况和表现形态”。这一结论颇有见地，体现了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敏锐观察力。
综观自《儿女英雄传》问世以来近百年的研究，我们看到：在三种研究方法中，以文学方法研究的论文稍多，尤其是解放后的一些文章大多注重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而解放前多采用索引、考证法。80年代的研究，不仅论文数量比以前多一些，而且研究方法上，文学研究方法已有超越考证法的趋势。90年代的研究无论从论文数量上、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新的突破，最值得关注的是将文化研究引入《儿女英雄传》。
但是，《儿女英雄传》的研究成果，大都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就某一个问题进行阐述，涉及面较窄，缺乏对整部著作的全面而深刻的论述，除语言学，在其他方面没有研究专著。作为一部有民族特质的文学名著，《儿女英雄传》的满文化整体研究基本上还是一个空白。
〔收稿日期〕2003-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