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成就代际传递的机制：资本和沟通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成就论文,机制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代际传递指父母的能力、特征、行为、观念、发展结果等传递给子女的现象。儿童在各方面与父母越相似，代际传递效应越强。目前，已发现很多特征和现象存在代际传递性，如教育成就、社会阶层、文化价值、攻击行为等。其中，教育成就的代际传递就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研究主题。
在社会学中，教育成就作为后致性因素，在社会地位获得、社会流动中的作用越大意味着社会的开放程度、现代化程度越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教育却在社会流动中扮演了双重角色：除了推动社会流动，帮助社会底层向上流动外，它正日益成为社会优势阶层实现地位继承的手段。[1]目前，社会分化加剧，教育体制受市场化的冲击，教育逐渐成为社会优势阶层利用其社会资本为子女谋求更多教育机会的手段，借此实现教育成就，最终是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在这种意义上，教育成就的代际传递本质上就是教育不公平、社会不平等的传递。这也是该问题被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主要原因。
国外研究者围绕教育成就的代际传递展开广泛研究并取得大量成果。一项追踪研究显示，美国父母的教育成就与其在校青少年子女的学业成就存在显著正相关(r=0.51)，前者对后者的解释率达到26%；[2]英国的研究发现，父母和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为0.40；对印尼妇女的大样本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3]各国政府和教育系统据此推出了大量改革措施以促进教育公平。近年来一些有关政策有效性的评估研究相继发表。如研究者对英国数据的分析表明，高等教育的扩招政策并没有缩小贫困和富有家庭儿童教育成就的巨大差距；[4]通过考查从1929年到1978年出生的德国公民的教育成就，研究者发现父母教育背景对子女教育成就的影响并没有显著下降；[5]也有对20个国家进行的研究指出，父亲的教育状况影响着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最终的教育成就。[6]在我国，教育成就是否存在代际传递现象，传递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实现，这将是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
一、我国的教育成就代际传递现象
国内有关教育成就代际传递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1)比较父母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个体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和受教育程度上是否存在差异；(2)检验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在读子女学业成绩的关系。下面将分别介绍两类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
第一类，对不同家庭子女教育成就和入学机会的比较研究。这类研究结果大都来自大样本社会调查。例如，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调查”数据库(2001年)的分析表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教育成就有显著影响(β=0.22)；[7]2003年的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父母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家庭其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不同，其中，大学家庭背景的绝对入学率为39.6%，而小学家庭背景的入学率仅为18.1%；同时研究结果还显示，基于家庭阶层的不平等水平明显上升，那些较高社会阶层，尤其是管理阶层的资源优势正逐步转化成其下一代的教育机会。[8]对全国10余个省市50所高校的学生家庭状况的调查结果也表明，父亲或母亲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子女在入学机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总的来看，父亲或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拥有的入学机会就越多；而父亲或母亲受教育程度若在大专及以上的，其子女拥有更多的进入部属重点院校这类较高层次高校就读的机会。[9]这表明教育成就确实存在代际传递性，而且父母教育成就越具优势，其代际传递性越强。
第二类，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在读子女学业成绩的影响。这类研究关心在进入大学之前，不同教育背景家庭的子女在学业成绩上是否已经表现出差异。国内学者研究证实，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学业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相关(r=0.31)。[10]对371个城市家庭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果：父亲和母亲受教育水平与儿童学业成绩存在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35和0.32)。当我们以学业成绩区分出优、中、差三类学生，比较三类学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时，发现父母教育背景与子女学习成绩的关系更加直观。分析结果显示，72%的优生父亲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只有8.0%的父亲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而相应的差生父亲却有一半以上(52.0%)都是初中及以下学历，只有4.0%具有大学学历，其差异达到显著水平。同样，学习优秀儿童的母亲半数以上具有高等教育经历(51.6%)，而差生母亲却有将近半数(46.4%)只有初中及以下学历。[11]对来自全国29个省市近80所中小学的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选手家庭背景的研究发现，这些数学成绩优异的儿童大都来自高学历家庭，其中，父亲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的占63.4%，高中的17.1%，初中8.5%，小学及以下的10.8%。[12]这些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教育背景家庭中子女的教育成就差异早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就已表现出来。这一结果和国外相关研究一致。[13]
综上所述，在中国现阶段的确存在教育成就的代际传递现象，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其子女在学习成绩、教育机会和最终教育成就上都表现出优势，父辈的教育成就在子代得以继承和延续，从而完成了教育成就的代际传递。
二、教育成就代际传递的机制
教育成就代际传递研究的另一个主题就是代际传递是如何发生的，即研究代际传递的发生机制。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此做出不同的解释。社会学者从“资本”的视角来分析教育成就代际传递的机制，而心理学和教育学者则从更微观的个体间“沟通”层面阐释传递机制。
(一)教育成就代际传递的“资本”视角
“资本”最初主要是作为经济学的概念使用，指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具体表现为物质的、经济的资源。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资本理论的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相继提出了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非物质的资本形式。许多社会学研究者在考查家庭背景与教育之间关系时都提到过各种“资本”的作用。例如，科尔曼认为家庭可以为教育提供三种资本形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14]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也区分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15]我们认为不同形式的资本在教育成就代际传递中发挥作用的机制有所不同。
经济资本主要指家庭收入，是教育支出的来源。研究者用家庭总收入、家庭资产等来衡量家庭经济资本，发现家庭收入对儿童学习成绩有长期影响(r=0.20)，家庭资产的多少也与儿童学业成就有关(r=0.27)。[16]近年来，由于市场的冲击和社会分化的加速，经济资本在教育成就代际传递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作用机制也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对1992-2003年我国城镇家庭教育成就数据的分析表明，那些拥有更多经济资本的管理阶层，如企业经理、私营业主等的子女在升学概率上存在显著优势。这一结果与当时高等教育费用增长、民办教育和合作办学的出现，以及各级各类学校出现的赞助入学、“择校”、“借读”等现象有关。[17]无论是教育成本的增加还是教育制度缺陷造成的各种不公平现象都为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提供了更多升学机会。而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在社会分化中逐渐沦为社会底层，其收入与其他阶层差异日益显著，已经无力支付高涨的教育费用而致使其子女的高中和大学入学率下降。
人力资本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提出的，认为劳动者的自身才智、专业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比物质资本更大的作用。在社会学实证研究中，人力资本通常用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测量。[18]从这个意义上，人力资本和教育成就可以看做同一概念，并不能为代际传递机制探讨提供新的角度。但是，最近有研究者将人力资本具体化为父母对子女进行学习指导的能力，提出受教育水平不同的父母与子女进行学业沟通的能力也不同，这将影响子女的学业成绩。[19]例如，有研究表明，那些学习优秀儿童的父母给予子女针对学习方法的指导远多于差生父母；而差生父母对子女的指责也远多于其他父母。[20]
文化资本概念是由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指借助教育行动传递的文化物品。文化资本存在于人们稳定的个性倾向、文化物品(书籍)和文化制度(考试)中。文化资本能培育儿童的学习动机和在学业上良好表现的欲望，这对他们的学业成功至关重要。许多研究从父母家庭文化环境创设、子女教育期望、学业沟通等方面考查文化资本对儿童学业成绩和教育成就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那些为子女提供更多的学习用品、组织更多学习性活动(阅读、参观博物馆)[21]、更多与子女、学校进行沟通[22]的家庭其子女的学业成绩较好。
社会资本是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些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但处于社会网络中战略性位置或较高等级位置上的人却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获取它们。[23]不同阶层的个体所占据的网络位置不同，拥有社会资本的量也不同。拥有社会资本越多的阶层就越有能力为子女争取教育和升学机会。在我国当前社会分化较剧烈的背景下，各阶层间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差异巨大，高阶层调动其网络资源直接获得比其他阶层更多的教育资源。换言之，即使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好，高阶层父母仍可以帮助孩子获得更多的机会。有研究结果也印证了社会资本作为教育成就代际传递机制的作用。他们的研究发现，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等五个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阶层，其子女的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社会各阶层平均数的2至6倍，表明这几个阶层的子女所拥有的入学机会远高于所有社会阶层的平均水平；而办事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者等拥有较少社会资本的阶层的子女大学入学率则低于平均数，其中高低阶层入学率的最大差距为14倍。对近三百名高中生的研究显示了另一中国最基本的阶级阶层差异——农业和非农业人口社会资本的差异。[24]也有研究发现，农业户口的青少年可获取(包括自己直接获取和通过家庭成员获取)的社会资本显著少于非农业户口青少年，因为他们能接触到的社会网络无论是规模大小还是阶层高度都显著差于非农户口的青少年。这对其最终教育成就、求职意向、实际职业都产生深远影响。[25]
(二)教育成就代际传递的“沟通”视角
社会学的研究关注群体特征在教育成就代际传递中的作用，而心理学的研究更强调这些特征如何通过个体行动、人际交往等具体过程在代际传递中发挥中介作用。有研究指出：亲子沟通是父母向子女传递知识、技能和教育成就的主要方式；而亲子学业沟通和父母通过家校沟通参与子女教育就是父母向子女传递人力资本的直接途径。[26]因此，可从沟通的视角讨论一般亲子沟通特征、亲子之间的学业沟通和家校沟通三个变量在教育成就代际传递中的作用。
亲子沟通指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通过信息、观点、情感或态度的交流，达到增强情感联系或解决问题等目的的过程。研究表明，无论是一般的亲子沟通特征，还是特定的学业亲子沟通都能部分解释教育成就的代际传递现象。[27]下面将分别论述两者的中介作用。第一，一般亲子沟通的中介作用。一般亲子沟通主要包括家庭成员沟通能力、亲子沟通模式、亲子沟通质量等几个方面。[28]我们在系统论的指导下，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并将亲子沟通的重要特征纳入到一个模型中，提出了亲子沟通的三层次模型。该模型将亲子沟通看做一个包括三个元素(父亲、母亲和子女)、两个关系(父子沟通、母子沟通)、三个层次(元素、关系和系统层次)的复杂系统。其中，元素层次主要关注家庭成员的沟通能力，关系层次考查父子和母子沟通的质量，系统层次描述父子沟通和母子沟通的协调程度。这三个层次上的良好表现及三个层次之间的较好匹配是有效亲子沟通的保证。我们尝试使用三层次的亲子沟通系统解释教育成就代际传递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元素、关系和系统三层次变量构成的“中介链”可以解释教育成就的代际传递现象，解释率为17%。换言之，父母受教育水平可直接影响其沟通能力，其沟通能力的强弱又会对亲子沟通质量产生影响，亲子沟通质量高低可能影响父子沟通和母子沟通的协调性，这最终将影响子女学习成绩。[29]对学业失败家庭的质性研究发现其亲子沟通表现出两个特点：第一，父母在沟通中处于过分强势的支配地位，不能倾听孩子的想法，对孩子的需要和意图不够敏感；第二，父亲因工作忙或外出打工，父子沟通减少，沟通质量降低，与母子沟通不一致、不匹配，造成完整家庭中“父亲角色缺失”现象。而父亲对儿童学业成就的重要影响早已为多项研究证实。[30]
第二，除了一般的亲子沟通，学业成就代际传递更为直接的机制当数亲子之间围绕学业问题展开的沟通。这是儿童在学校之外接受的与认知发展和学业有关的教育活动。这些经历不仅能促进儿童认知能力，还能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有助于儿童学业成功。研究表明，家庭中亲子有关学习的讨论是预测儿童学业成绩提高的主要变量，也是降低父母低教育水平消极影响的主要途径。其中，父母针对儿童学习内容和方法的具体指导和沟通对子女学习成绩提高有很大作用。例如，研究者对欧裔美国儿童与华裔美国儿童的追踪比较研究发现，华裔美国儿童的父母花费更多时间与子女进行学业沟通，采用更为正式的指导方法，这使其子女的数学成绩、英语词汇及阅读能力在4年中超过欧裔美国儿童。[31]国内学者对学习不良儿童的研究也表明其父母的学业沟通缺少启发性、过于简单。[32]对城市家庭的研究也发现面对孩子的学业任务，许多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父母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所需帮助和指导，通常将教育的任务推向学校和社会(聘请家教、报课外辅导班)。因此，与子女的学业沟通集中在对其学习习惯的督促和成绩的指责上；亲子共同解决问题时父母的替代行为和显示父母权威的行为较多，而建构主义指导行为较少，不能促使儿童积极、深入思考。[33]
第三，家校沟通是父母参与学校教育的一种形式，包括参加学校活动和家长会，定期与教师和其他家长交流孩子的情况，到校观察儿童上课的情况等。与学校的沟通能促使家长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全面参与学校教育。例如，在认知参与方面，父母为儿童提供与学习活动相关的环境、活动、图书资料等；在情感上，父母表现出对学校和子女学业的兴趣，传递给儿童有关学校的积极情感体验；在行为上，父母在学校和家里更多参与和学业、学校有关的活动，而这些正是家庭文化资本的表现形式。因此，家校沟通是家庭文化资本在教育成就代际传递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家庭和学校相似的文化价值取向对儿童的积极影响相互强化、叠加。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儿童自然接受并内化了教育的价值，将追求学业成功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更有利于其取得优异成绩。
三、多视角下的教育成就代际传递
“资本”和“沟通”视角分别反映了社会学和心理学对教育成就的代际传递机制的看法，也为我们提供了从多角度、多层面剖析社会现象的机会。
(一)“资本”视角展现社会现实
“资本”视角将教育成就的代际传递现象、产生机制与家庭收入、社会阶层、文化修养等联系在一起，能够引发我们对教育的社会功能、教育与社会分层、教育公平等问题的思考，有利于我们从制度安排层面反思这一现象产生的社会根源，也有利于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例如，上文的四种资本形式发挥作用的特征、其所依赖的制度条件和社会条件有所不同，也反映了社会不平等传递的不同路径。其中，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在教育成就代际传递中发挥的作用，主要表现为通过家庭环境、父母指导等促进子女的学业表现，进而使其得到更多的教育机会。因其作用与家庭的高教育背景有关而被称为文化再生产模式。[34]这是实现教育成就代际传递的传统模式。当然，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再生产模式实现的制度条件是人才选拔必须遵循绩效原则，即择优录取。在这种条件下，虽然高教育背景家庭的子女存在优势，但绩效原则却鼓励所有人通过努力获得教育成功，借以实现社会流动，逐步提高社会地位。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农民子弟就是通过教育实现“改变出身”、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
然而，随着社会分化程度逐渐加大，各阶层拥有的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差异增加且日益悬殊，也促生了获得教育机会的其他途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和社会资本在教育成就的代际传递所发挥的作用是间接的，它们并不能直接提升子女的学业表现，但可以在升学中将其经济和权力方面的资源转化为子女额外的教育机会，[35]而那些不具备这些资本的阶层则被剥夺了教育机会。显然，这种情况下的人才选拔是违背绩效原则的，教育成就与家庭阶层背景关系更密切。客观来看，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教育成就代际传递中发挥了作用，但削弱了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
(二)“沟通”联结社会现象与个体成长
资本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儿童成长的环境中，但不直接影响儿童学业成绩，只有借助“沟通”视角才能将相对宏大的社会现象转化为与儿童成长有关的微观过程。例如，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所反映的社会地位差异、城乡差异等，与文化资本有关的消费模式、文化制度，与人力资本有关的职业技能、专业知识等可能与儿童学业表现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通过亲子沟通、学校和家庭的沟通乃至家长之间的沟通，资本的力量得以渗透到儿童直接接触的生长环境中。例如，通过亲子沟通，父母对教育的态度、对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的认可、对学习资料和学习活动的投入都会影响子女对学校教育和学业表现的信念；同时，父母因人力和文化资本的不同所表现出的沟通能力、沟通质量、沟通角色的差异等都会影响儿童对学习和教育的兴趣和看法，而直接与学业有关的亲子沟通则更是直接体现父母人力资本的作用。
与亲子沟通的作用机制不同，家庭和学校之间的沟通主要起到协调父母拥有的文化资本与学校所传递的文化资本的作用，为儿童提供一致的教育环境。通过教师和家长的沟通、家长之间的沟通也能弥补弱势阶层家长在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上的缺陷，提升其对子女学业的关注度，共同为孩子们营造注重文化资本、重视教育的小环境。
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子女教育中的效用大都发生在家庭之外，未必对儿童带来直接影响。但是，当这些资本能够换取升学和教育机会而成为社会“公认的”现象时，它会侵入到亲子沟通乃至家校沟通中，腐蚀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给儿童学习和成长带来消极影响。
综上所述，“资本”视角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教育成就代际传递的不公平本质，但看不到它们对儿童成长的直接影响。通过对沟通过程的深入探究能让我们看到各种资本在个体成长环境中如何运作，如何影响儿童教育成就，进而找到帮助资本上处于弱势的家庭取得教育成功的补救方法。所以，在考查教育成就代际传递的机制过程中，“资本”和“沟通”两种视角能够相互补充、彼此融合。
四、针对教育成就代际传递的对策
教育成就存在代际传递且日益成为阻碍社会流动、导致阶层固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如何帮助弱势群体降低教育成就的代际关联性，削弱并最终消除教育不公平现象呢？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相应对策。
首先，通过亲子沟通培训项目和社区支持项目，弥补弱势阶层人力资本的缺陷。虽然众多研究都证实父母受教育程度影响子女学业成功，但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学历通常在他们结合时就已经固定下来且较难改变，孩子不能选择父母的学历或者家庭条件。因此，相对于通过学校教育改变父母受教育水平而言，提高父母的亲子沟通水平，尤其是有关学业的沟通能力是弥补父母人力资本缺陷，提高其子女学业成绩的有效方法。国外许多公共图书馆、社区、学校开设了各种针对高风险家庭(父母教育程度低、收入低等)的干预项目。[36]这些项目从孩子接受早期教育开始，持续到大学之前，在孩子成长的不同时期为家长提供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技巧、学业沟通(甚至有针对具体学科的指导)等方面的能力，借此帮助社会弱势家庭的子女取得学业成功。在我国，这类培训项目和帮助计划仅在某些大城市中存在且处于尝试阶段，数量少，受益人群也较少。这方面的工作也应成为“十二五”期间实现教育普惠、公平的具体措施之一，在西部地区、农村和边远地区、流动人口集中地区等教育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加以推行。
其次，联合社区力量，建立家校沟通制度，弥补文化资本的不足。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因缺乏与学校教育一致的文化资本而不能从家庭环境、课外活动及家校沟通等方面给孩子提供有利条件。目前，我国一些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城市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社区为流动人口子女提供免费图书馆并有社会工作者专门进行学业指导；学校方面通过“家校联系本”、定期家访等与这些弱势家庭建立沟通制度，取得较好效果。建议在社会弱势群体相对集中的地区(如农村、城乡结合部)，由学校及社区通过经常性的电视节目宣传、专家讲座等方式辅导家长营造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通过定期举办家庭教育座谈会、短期参与学校工作等方式促使家长之间、家校之间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弥补这些家庭的文化资本缺陷。
最后，通过政策改革，消除教育制度带来的教育不公平。除了从微观层面改善弱势阶层子女学习环境外，必须看到宏观教育政策和制度对教育成就代际传递的影响。优势阶层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为子女换取的不是一般的教育机会，而是接受优质教育(如重点学校、重点班)的机会。这种现象与教育资源在社会中的分布不均衡有关。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优质教育资源被优先配置到东部地区、城镇和城市中心，而西部边远地区、乡村和城市边缘地带无论在教育资金、人力、物力方面都处于相对劣势。这就导致有“能力”选择教育机会的群体，通过各种正当和非正当的手段占有优质教育资源。此外，不平等的学校录取机制也为少数阶层垄断教育机会提供了条件。以高考录取分数线为例，某高校对不同家庭子女执行不同的录取标准，录取分数线平均分从高到低依次是：农民、下岗人员、个体经营者、工人、职员、中高层管理和技术人员。[37]也就是说，农村学生和下岗人员等弱势群体的子女只有加倍努力，成为非常优秀的那一小部分才有机会考上大学。在教育竞赛中，他们不仅在“起跑线”上被拉后，连“终点线”都被拉得更远，他们只能以比高阶层孩子“跑短跑”更快的速度跑制度为他们设置的“长跑之路”。这已成为我国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不可回避的现实，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从加大对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的教育资金投入开始，逐渐建立起公平的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机制，以促进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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