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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 胡润制造慈善榜
首份中国大陆慈善家榜单出炉
一年共捐10多亿
《2004年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由欧洲货币(中国)与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共同制作和发布，欧洲货币(中国)主要由曾多次编制中国大陆富豪榜的胡润及其团队组成。
按照欧洲货币(中国)方面公布的结果显示，此次共有50位慈善家被列入榜中，这50位慈善家在2003年共捐出了10.29亿元现金和物资，平均每人捐赠超过2000万元。最主要的捐赠方向是：科普教育、灾害救助和健康。慈善榜上企业家的平均年龄是48岁，四十岁以下的慈善家(包括40岁)共有14位。
其中，金源房地产的黄如论先生是中国内地最慷慨的慈善家，他在过去一年中的捐赠额达到2.1亿元，主要用于教育和非典项目；贵州的张芝庭和天津的李金元分列第二、第三名，他们2003年的捐赠额分别为1.28亿元和6600万元。
金源房地产方面的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只表示，金源方面捐献的数额与胡润方面统计的相符，还会一如既往地参与慈善事业，此外并不愿意过多回应外界的关注。
十大富豪四人入选
通过对比同为胡润及其团队编制的“2003年中国大陆百富榜”，可以发现2003年的十大富豪中仅四人上了“慈善榜”，而且排名都在十名之后。其中，许荣茂位列“慈善家榜”的第15位，郭广昌位列第17位，陈天桥位列第27位，鲁冠球位列第38位。可见，富豪捐赠数额的多少与其自身所拥有的财富数量之间并非正比关系，富豪对公益事业的热心程度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
在“2003年中国大陆百富榜”中，丁磊居首位，他持有网易公司58.5％的股份，身家约合人民币76亿元。荣智健、许荣茂、鲁冠球、刘永好、陈天桥、刘永行、叶立培、郭广昌、陈丽华列二至十名。在此次“慈善家榜”中，来自金源房地产的黄如论位列首位，他和其他入选前十名的富豪在“2003年中国大陆百富榜”的排名都在前十名之外。
浙商浙企最踊跃
从地域分布来看，无论是从企业所在地还是从企业家的出生地来看，浙江都遥遥领先。榜上14位企业家的出生地都是浙江，总部在浙江的企业也有11个。而除了地区文化的影响之外，慈善事业的发展程度显然与经济发达程度有着明显的正比关系。从上榜企业的所在地可以看出，浙江、上海、广东、北京和江苏排在前五名。
评榜过程艰苦细致
胡润及其团队在公布“慈善家榜”时表示，编制一个慈善榜是一件难事。由于因为慈善义举在社会每个角落悄然发生着，而且社会公共信息还不够系统，为了向公众展示一份令人信服的榜单，欧洲货币(中国)团队历经了几个月艰苦细致的榜单编制工作。
在编制过程中，先从最有钱的人开始，参考《2003年中国大陆百富榜》、民营企业500强等确定初步候选人名单，然后将此名单与民政部等接受捐赠的部门和机构的大额捐赠名单进行交叉核对，对这些候选人进行调研。此外，还要拜访众多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并收集公开宣布的捐助报道、新闻发布会信息以及基金会档案等。
慈善让富豪赢得尊重
欧洲货币(中国)方面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陈冰表示，此次之所以要推出“慈善家榜”是因为前几年胡润就注意到外界对中国企业家的慈善行为表现出高度关注。但当时中国的民企还刚刚起步，他们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还主要表现在提供就业机会、依法纳税等方面。去年对《2003年中国大陆百富榜》进行分析期间，胡润发现榜上企业家的平均年龄是45岁，联想到比尔·盖茨从45岁开始从事慈善事业等因素，胡润团队认为目前是编制相关榜单促进社会慈善意识提高的恰当时机。
从捐赠行为的效果来看，捐赠及慈善确实是一种社会投资，是企业和社会的一种互动和双赢。欧洲货币(中国)方面表示，虽然没有必要奢求所有的企业家都成为慈善家，也不要妄下结论说不做慈善家的企业家都不是好企业家，但一个企业家要获得更多的敬重，一个企业要成为百年老店，就不能忽略社会责任。
链接
欧洲货币(中国)：欧洲货币机构投资的附属子公司。欧洲货币机构投资是伦敦上市传媒集团，在全球拥有160多份出版物。
企业公民委员会：中国民政部主管的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下设的专业工作委员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机构，负责设计公益项目或公益公关计划。
胡润：把中国富豪向慈善推一把
榜单是怎样排成的
记者：胡润榜和福布斯榜的排名---包括捐赠的数量---都大相径庭。比如排首位的，胡润榜是金源集团的黄如论，他在过去一年中的捐赠额为2.1亿元，但是福布斯榜是上海瀛通集团的陈伟峰，数额3447万。你和你的“老东家”为什么会得出不同结果?
胡润：我们的统计对象和统计标准不同。胡润榜是以企业家个人捐赠为调查对象，而《福布斯》的统计沿用其在美国的做法，按企业而非个人进行计算排列。而且，《福布斯》的统计标准只把现金捐赠作为捐赠金额认定的标准，不包括实物以及其他形式。
记者：有人怀疑这个榜单的真实性。你是怎样调查富豪的善举的?
胡润：肯定有遗漏的人。但我认为我们多角度的调查是相对权威的，我相信自己的结论。这次的慈善榜是和民政部企业工委以及上海慈善总会合作的结果。我们查阅了民政部、上海慈善总会等机构的慈善捐赠记录，从中选出捐款较多的民企作为参考；然后，向所有候选企业发放调查问卷，了解他们的捐赠项目及捐赠方式；最后，由民政部企业工委专门指定5个人做调查核实工作。另外的补充是我们对慈善家捐赠的一些项目进行了直接考察。
记者：中国社科院有专家认为，目前国内的某些捐款行为带有功利目的，实际上是公关手段，其意不在慈善。
胡润：对于一些人的捐助目的，我们也进行了调查。在这次排榜中，我们发现有两个杭州人，捐款有明确的商业目的，就把他们拿掉了。为了保证调查的权威性，我们不但了解捐款的总数，还了解了一些细节---包括款项的用途、捐助结果等。
但我认为，带有一些商业目的的慈善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说“冠名权”，我在很多地方看到了卡耐基的名字，在他捐赠的项目上，同样可能有些商业目的，但也能号召别人进行慈善活动。
记者：那么中国富豪善款的去向如何?
胡润：主要是健康和教育。健康是最大的财富，2003年的SARS让慈善家们尤其关注这个领域；而教育关系到下一代，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记者：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富豪会被当地政府要求做一些“慈善”的事情，实际上他们可能并不是很情愿的。在你的调查中，有没有发现慈善家被政府要求捐助的?
胡润：我们知道，但具体比例挖不出来。我想大部分捐助都是自愿的，但听说过这样的现象，政府承诺如果某个房地产企业家捐助一个学校，就能把某块地批给他。
中国式慈善家的标准照
记者：从榜单上分析中国富豪目前的慈善状态，你发现了什么规律?
胡润：第一个规律是，我们2003年百富榜上的17人，也在慈善榜上有名。
第二个规律是，慈善榜的平均年龄比百富榜大3岁。原因可能在于有些人秉承着这样的观念：先把企业做大，而后再变成慈善家。我们同时发现，百富榜的平均年龄为45岁，而大部分慈善家就是从这个年龄开始热心于公益事业的。
国际上现在有一个趋势，慈善家的年龄在逐渐降低。企业家可以一边求发展，同时进行慈善事业。
慈善和行业也有一定关系。这次的慈善榜上，房地产从业者的捐助额列第一，因为这个行业在今天的中国创造了最多的财富；第二是药业和保健品，与去年流行的SARS有关；IT行业列第三位。而在美国，最大的捐助来自于IT高科技，因为那里有比尔·盖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慈善家。
记者：从慈善家地区分布来看，榜上14位企业家是出生在浙江，总部在浙江的企业也有11个，有人分析这是因为浙江人乐善好施。你怎么看?
胡润：在我们2003年的百富榜上，广东企业家数量第一，共22名；上海、北京、浙江分列第二、三、四位。按照这个规律，我一直认为广东的慈善家也应该是最多的。但慈善榜出台之后，却和这个规律不符。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统计遗漏了某些人；二是当地的“慈善环境”状况---这与地方政府的支持程度、地方慈善机构的发展有关。
“慈善是个刚刚兴起的概念”
记者：你刚才提到，百富榜上只有不到1/5的人进入了慈善榜。大陆首富丁磊没有上榜，财富排第311名的黄如论却成为慈善榜冠军。你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胡润：我想不同的人对“社会回报”的概念不同。有很多方式可以回报社会，慈善只是其中之一。去年我们做了一个“强势榜”，那些上榜者是回报社会最多的。其指标包括纳税量、企业员工量、企业家政治地位及媒体影响力等。另外，很多企业家认为，他需要先把企业做大、做稳健，这是对社会最大的回报。
还有一点，很多企业家还很年轻，比如丁磊，可以等几年再看。
记者：从你的慈善榜看，50名富豪捐出了约10.2亿元的现金和物资，这连三峡大坝投资的零头都不到。你怎么看这个数据?
胡润：少吗?这比我想象的还多!今年4月，英国的《泰晤士报》也刊登了英国慈善家排行榜，其冠军捐助了1亿英镑，相当于1.8亿美元，中国第一名的捐助量为2.2亿人民币，相当于其1／6左右，中国的第一名已超越了英国的第十名。英国毕竟有40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而中国的改革只有25年，对民营企业来说，慈善是个刚刚兴起的概念。
如果和美国比，《商业周刊》2002年在美国也做过慈善排行榜，第50名捐赠了6000万美元，比黄如论多两倍。但不要忘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如果把中外慈善家作个简单的对比，从范围上说，西方富豪更多的是面对全球问题，而不是地方问题。如比尔·盖茨热衷于艾滋病的研究，这是对全人类的关注。
记者：这几年你一直在接触中国巨贾，觉得他们的慈善意识有改变吗?
胡润：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从对财富的态度和倾向开始的。
1999年，我在首次调查中国百富榜时，有企业家对我说，他们很难考虑“慈善”，由于商业环境的不稳定---诸如说法制不完善、银行贷款不好拿、上市也难，他们的考虑是，要“做大”，就必须把资金投入再生产。而今天中国的商业环境变化很大，企业家需要长期打算，所以，他们的财富倾向已经改变了很多，包括对社会回报态度的改变。
记者：有人不赞成这个榜单，比如杨澜，她在你的慈善榜上排位第六，但她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说排榜“会给很多人压力”。我们也的确可以想象，比如中国首富丁磊，他没有进入你的慈善榜，这难免会让大家把目光聚焦于他。你怎么看待你给这些企业家带来的压迫感?
胡润：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慈善榜出台之前，就有三四个企业家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要把他们排上去。其中有人说：不上榜会让他们觉得亏欠了社会责任，但如果上了榜，可能会造成很多人找他们要钱。
我认为这不是坏事情。有人来要钱，他们个人可能会忙一点儿，但社会责任今天你不面对，明天也要面对。
记者：你的意思是，向社会捐助是富豪们的义务和责任?
胡润：还是要看个人意图。做慈善不是纳税，没有法律的约束。但你会从中得到回报---包括公司的形象和公司的价值观。同时，慈善对企业家个人也有帮助：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依次满足了生理、安全、社交及尊重需求之后，人的最高需求是自我实现，即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崇高感。而慈善恰恰能给他们带来第五层次的满足。
“财富代表着一种品质”
记者：去年年底记者因《财富良心》专题而采访你时，感觉你对中国富豪是非常宽容的。你当时说：“中国还处在富豪的初级阶段，现在他们要忙着创业，顾不上慈善。”但是半年后你就推出了这个慈善榜。为什么这么做?
胡润：我曾把成功两个字定义为“富豪”。1999年，我第一次排出了50名中国最有钱的人，他们的故事应该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排慈善榜的目的也是开一扇窗，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富人的故事，了解他们平时关注什么。
记者：有没有把富人向慈善推一推的意图?
胡润：有。5年来，我拜访了很多企业家，对每个人我都会问：“你对慈善是什么概念?”“比尔·盖茨有两个孩子，他说只给每个孩子留1000万美元，其余全部捐赠社会。你对这有什么看法?”我不是要求中国富人做到这样，而是提醒他们，需要考虑某些东西。
要知道，财富不只是钱，它代表着一种品质。品质很多时候真的比钱更成其为财富。一个企业要做成“百年老店”，必须从以关系为中心向以价值观为中心转变，而慈善理念就是价值观的一部分。
记者：那么，中国富豪的哪些品质让你敬佩，哪些行为让你反感?
胡润：总的来说，中国富豪的品质和行为方式正在转变。5年前，我接触到的一个人告诉我，他把家里所有的水龙头都换成了金子的，因为这样显得很奢华；而5年后，他说又换成平常的产品。这说明他的行为方式逐渐成熟。
富人们缴纳很多税，甚至可以影响地方财政。他们安置了很多人员就业，比如说新疆的一位企业家，解决了两万人的就业问题。这都是我欣赏的。
我喜欢的品质：首先是眼光，能够意识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其次是胆量，好的企业家应该是勇敢的，要把风险放在自己身上，而不是转嫁给下面某个企业；他应该是有号召力的，能够说服团队、官员、银行，为其企业服务；运气也是很重要的，按照中国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相反的，则是我不喜欢的。呵呵。
记者：你生长在法制和秩序比较健全的国家。但这几年你在中国推出的富豪榜被称为“杀富榜”---里面的一些富豪沦为罪犯，你怎样看待这个现实?
胡润：中国是发展速度很快的国家，市场经济尚待规范，不可能没有问题出现。即使是英国，比较规范化的市场，也会存在问题。而从比例上说，去年的“百富榜”中没人出现问题；2002年只有一人---周正毅，占1％；2001年，是2％---杨斌和仰融。这是一个很小的比例。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百富榜也从侧面对富豪进行了监督。如果大家因此而关注他们，他们的行为就要规范一些。
“我做榜不是为了讨巧”
记者：你一个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趟财富的深水，有人一直很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你根本不可能懂得中国，对这些说法你怎么回应?
胡润：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说法---“这是中国的事情，你不懂”。这是一种很狭隘的看法，因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中国人的中国，也是世界的中国。
记者：这次你做慈善榜，我们又听到一种说法，说你用了一个聪明而讨巧的法子，为了获得公众关注而迎合了一下公众情绪。大家都知道中国去年也曾有一轮对富豪“原罪”的讨论，现在存在着一些仇富情绪。这就决定了，你这个榜单推出后肯定是会被公众关注的。你是看准了这点才这么做的吗?
胡润：我做榜不是来讨巧的，主要原因是我想知道明天的中国是怎样的，那就要研究今天的中国。另外，我个人的职业是会计师，本身对商业很感兴趣。至于很多人说我靠媒体来炒作自己，完全不是这样的。我更看重这项工作的意义。
记者：你在评价别人对慈善的态度时，你对慈善的态度怎样?你和你的团队对中国慈善做了哪些事情?
胡润：今年4月我们做了自己的慈善网页。我同时在国外收集了一些很“漂亮”的产品，如欧洲最好酒店的房间、赴欧洲的机票等，让他们送给我。然后我们进行了拍卖，把钱捐赠给了社会，大约52万元人民币。
在不需要改变我的生活方式的前提下，我会对社会进行捐赠。还是按照马斯洛定律说的，在满足了我的前四个需求之后，我会努力实现自我价值，而慈善是方式之一。但这是“以后再说”的事情。
主题二 关于企业家的调查
张芝庭：捐赠额1.2亿巨大差距
21元钱，3个瓦坛子---17年前，有个河南人靠着这些开始“洗脚上岸”。今天，这个男人成了拥有20多亿元资产的“贵州民企第一人”。他，就是神奇集团“掌门人”张芝庭。
2003年，张芝庭在胡润制造的“中国内地百富榜”上，排名第61。最近，胡润的“2004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上，张又以去年捐赠1.28亿元，荣登第2名。
1.2亿元“误差”
捐赠额1.28亿元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
胡润坦承，自己并没有见过张芝庭，他告诉记者，张的捐赠额中最大一个数据是从民政部、全国工商联拿到的，“2003年3月11日，张向西部和非洲捐赠了1.2亿”。
然而，神奇集团企划部吴部长5月13日向记者提供的材料显示：2003年一年，神奇集团捐赠的钱物总计约885万元---主要由以下三大块构成：
5月30日，在全国上下抗击“非典”的战役中，神奇集团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赠100万元现金及价值750万元的抗非典药品；
同时，向贵阳市的抗非典部门捐款捐物计5万元；
12月17日，神奇集团向第三届“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捐赠30万元。
“另外，还有些小额捐赠没有计算在内”，吴部长向记者强调。但885万元与1.28亿元的统计数字相差也太大了---整整差了近1.2亿元。
胡润搞错了?
吴部长告诉记者，胡润可能把2002年的“光彩康复工程”---张芝庭向我国西部12省区及非洲结核病高发区捐赠价值1.2亿人民币抗结核药品---统计在2003年了。
2002年3月11日，也就是在“两会”期间，57岁的张芝庭决定通过卫生部发起实施“光彩康复工程”，并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抗结核药品捐赠仪式。
这一切，在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的2002年第6期《光彩事业简报》也有详细说明。
“按约定，其中价值8000多万元的抗结核药品，2002年内将由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送往西部12省区的12个国家级贫困县”，知情人士称，另外价值4000万元的抗结核药品，通过联合国国际卫生组织和国际救灾慈善非政府组织，赠送给非洲结核病高发区。
胡润的统计数字之所以是1.28亿元，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认为，可能是因为“光彩康复工程”直到2003年底才正式完成，“跨了两个年度”。
但胡润坚持认为，1.28亿元是经过神奇集团核实的，1.2亿是在2003年中捐赠出去的。
从记者调查到的数据来看---
2002年5月，神奇集团向尼日利亚捐赠了3000箱抗结核药品；同年6月，向西藏自治区捐赠了价值35万元的抗结核药品；同年9月，向青海捐赠了价值1200万元的1700箱抗结核药品；同年10月，向陕西省铜川市捐赠了价值22万元的抗结核药品；向甘肃省广河县捐赠了价值660万元的1840箱抗结核药品；同年11月，向贵州省普定县捐赠了价值不详的抗结核药品。
经粗略计算，2002年，神奇集团捐赠的1.2个亿中至少已走掉了3000万元。
耐人寻味的是，捐赠的“抗结核药品”---“结核康欣”，系神奇集团独家开发，一箱100瓶。据神奇集团负责产品招商的吕经理透露，“结核康欣”出厂价1瓶27元。成都总代理周先生告诉记者，“底价”1瓶13元。
拿捐赠给青海的1700箱抗结核药品来说，出厂价总计也不过459万元，但神奇捐赠折算下来是1200万元。
可证明“光彩康复工程”在2002年内没有完成的另一个数据，来自《神奇》电子报上的董办供稿：2003年8月，神奇向广西捐赠了价值819万元的抗结核药品。对这么大一笔捐赠，吴部长们显然不会“无意”中漏掉。
有分析人士认为，对尤其是医药公司某些策略性的捐赠，“应理性看待，毕竟公益为主，谁都没有受到伤害”。
余彭年：建立中国第一座慈善酒店
一个年届76岁的老人，表面上看起来却在50上下。一副国字脸，天庭饱满，笑声琅琅，一口浓厚的湖南乡音---这是余彭年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5月12日，余彭年的秘书高慧兰对记者说，余老早年入过狱，颠沛流离到香港、台湾捞天下，凭借勤奋苦干，终成工商界亿万富翁。
“余老事业有成后，即开始回报桑梓。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已有数亿元捐赠。”高慧兰向记者表示，“慈善排行榜说他去年只有6180万元捐赠，其实不止这个数”。
记者联系到《欧洲货币》负责此事的陈冰小姐，陈表示，尽管余彭年的光明行动计划总额是5亿元，但去年他只买了15台机器，总额6000万元，加上捐赠深圳抗SARS的180万元，“这是我们的计算依据。”
余彭年财富谱系
余彭年，1928年出生于湖南涟源市蓝田镇一个普通商人家庭。
余彭年原名叫彭立珊。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余彭年离开老家杨家滩，孤身一人闯荡上海十里洋场。在上海滩，余彭年做过脚力，拉过黄包车，摆过地摊。尔后，辗转于香港、台湾。
1967年是余彭年事业的一个转折点。是年，香港影星李小龙去世，留下一套1000平方米带游泳池的豪宅。香港人迷信，说名气太大的人住过的房子不能住，所以没人敢买。余彭年却不信邪，当机立断，从银行贷款70万元，自己掏30万元，买下了这套房子。再花5万元对房子进行了简单装修，然后租给外国人住。仅仅8年，靠租金就还清了银行贷款。到1996年，这套房子价值达到7000万元。此后，在房地产市场的屡屡成功运作，使余彭年财富迅速积累。
关于余彭年的身家，一个流传较广的说法是，他的全部财产大概30亿。余彭年在国内的资产为坊间所熟知的是位于深圳的彭年酒店和彭年广场。
虽然余彭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述及自身的财富轨迹。但关于余本人的财富谱系，以及他自身的公司结构，至今仍是个谜。5月11日，记者到深圳市工商局，查阅了余彭年的几家公司，试图揭开个中谜底。
从余彭年的履历上看，余在香港的实业公司至少包括香港祝康发展有限公司、香港亿群有限公司、香港富得投资有限公司等。从后来余氏发展轨迹看，香港祝康、富得成为了他在深圳运作的重要平台。
1991年8月，福华(深圳)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由香港祝康独资运营，注册资本260万美金，公司董事长余彭年，总经理为高慧兰(现为余彭年秘书)。
根据工商局提供的财务报表，福华公司截至1993年底总资产为4625万元，净资产是1952万元。透过福华公司的发展，余彭年在深圳开发开放之初，掘取了大笔利润。
1994年3月8日，深圳余彭年实业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由福华公司和香港富得公司(成立于1992年10月22日)合资经营，注册资本为美金2800万元，其中福华占60％，富得占40％，总投资3079万美元。
余彭年实业公司经营范围是在深圳经营余氏广场大厦。1997年10月，彭年广场基本完工后，余彭年实业公司设立分支机构---深圳余彭年实业有限公司万豪彭年酒店，用来开发建设彭年酒店。
在一份关于彭年酒店的《新建项目提要》中说，彭年酒店总投资5亿元，其中基建投资1亿，装修投资2亿，由深圳余彭年实业有限公司出资5亿。据称，为了建成高58层的彭年广场及彭年酒店，余彭年开始收缩分布在香港、台湾及海外的投资，将巨资调集到深圳。
2000年6月，彭年酒店开业。2002年5月28日，深圳余彭年实业有限公司更名为余彭年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同时公司两大股东福华地产和香港富得同意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余彭年个人，转让价格各为1美元。2002年9月，酒店名称也更名为余彭年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彭年酒店。
截至2002年7月31日，余彭年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总资产8.12亿，净资产2.18亿。2002年1月1日到7月31日，该公司实现营收1.04亿，但净利润仅为72万元。
2003年元月，余彭年管理深圳公司减少注册资本金1200万美金，减资后注册资本为1600万美元，投资总额也降低到1879万美元。
种种迹象表明，余彭年现在的资产主要集中在余彭年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根据余彭年个人估算，彭年广场、彭年酒店及其物业的市值在20亿之上。而这可能正是浮出水面的余彭年身家。
中国“诺贝尔”
余彭年发家后，并不“在商言商”，而是热心公益事业。
从余氏捐赠的路线图来看，前期主要是他的湖南老家、香港和深圳。现在，他的捐赠范围已大大拓展，延伸到全国九省市及至全国的余彭年光明行动不日即将正式启动。
为确保捐赠资金来源，2000年6月，在彭年酒店开业之日，余彭年便对外宣布：将整幢大厦经营所得的纯利润永久地捐献给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在他有生之年，整幢大厦不出售、不变卖；在他百年之后整幢大厦产权不赠与、不继承，经营所得利润继续无偿捐献直至大厦使用期结束。
2002年6月，余彭年上书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请求为此立法。余彭年此举，在中国实业界绝无仅有，而香港文汇报在2002年12月3日一文中则盛赞余彭年是中国的“诺贝尔”。
由于早年体验过白内障的痛苦，余彭年决定赞助白内障患者，并取名“余彭年光明行动”。据透露，光明行动是由深圳市余彭年社会福利协会、深圳市余彭年慈善白内障眼科流动医院具体承办，由余彭年个人捐资5亿元，在全国九省市，计划用5年时间为贫困地区白内障患者免费医治，使其恢复光明的一项长期扶残救困的慈善事业。
2004年1月1日起，深圳彭年酒店的业务已全部交由希尔顿国际酒店管理集团管理，此前，余彭年辞去公司总经理一职。他说：“今年我会将全部的精力放在‘光明行动’上。”
“我们于去年11月购置了5台眼科流动手术车，现在北京将运往内蒙赤峰。”盛晴说，“余总和深圳市有关领导及医护人员将到赤峰，届时光明行动第一站将正式拉开帏幕”。
“儿子强于我，留钱做什么；儿子弱于我，留钱做什么。”余彭年说。
黄如论：善从报答生我养我的父母开始
2003年，穷孩子出身的房地产亿万富翁黄如论得了两个第一，他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北京销售额排第一，他捐款2.1亿在中国慈善榜上排第一。
“喜欢人家说他造的房子好，可怜穷人，家族观念很重。”在一个密友眼中，这是黄如论最鲜明的写照。
从孝子到慈善家
文革时期，穷孩子黄如论告别了书本和课堂，这年他上小学六年级。数十年后，他在家乡捐建了一所大学。这也是黄如论2003年数目最大的一笔捐助---福建江夏学院，总捐款额度为1.8亿。据福建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李建华介绍，该款项已经到账4000万首批款，其余根据工程进度分批到款。目前江夏学院正在做前期征地等工作。
黄如论对教育事业捐款已有十多年历史。黄在他的出生地福建省连江县捐款3000多万，用于兴建县博物馆和学校。其中由他全资捐助的“黄如论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2003年春节期间，他再次捐资1000万元，用于学校续建工程。
黄如论捐款史上最广为人知的一次，是在2003年非典时期，以世纪金源集团的名义，分别为北京市和海淀区捐款1200万和200万。当时北京众多为非典捐款的企业中，这是最大的一笔。
非典捐款和江夏学院，构成了黄如论上榜的2.1亿善款的绝大部分，而根据世纪金源集团粗略统计的捐款数目，黄如论十多年来的捐款累计超过3亿元。
为什么要捐款?黄如论说：“我这个人一不赌二不嫖，也不吸毒，我的钱连我儿子一辈也花不完，干脆拿出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好了”。
但最初接触慈善榜时，一向低调示人的黄如论甚至不愿意提供材料，最后组织者说这事对中国慈善事业有积极正面的影响，黄如论答应提供材料。
幼时贫寒，少年辍学，从15岁开始靠做小生意艰难讨生活的黄如论，深深体会到做穷人的艰辛。
黄如论坦言，他从事慈善与公益捐赠的最原始驱动，是对亲人的孝敬和回报。“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小时候家里很穷，生活非常贫困艰苦，但父母和祖父母对我非常疼爱，周围许多亲戚朋友也给我很多关照。当时我就有一个梦想，一定要努力打拼奋斗，用我自己的智慧、胆略和汗水来换取收获，回报生我养我的父母、抚育我长大的祖父祖母，和那些帮助过我、教诲过我如何做人如何处世的人们。”
黄如论最初的捐赠，是从资助亲戚、帮助黄姓宗族和支持家乡父老开始的。这些捐助随意性很大，曾有人亲眼看见，黄如论拿几万元现金送给一位家境贫困的黄姓族人。早期捐赠内容从扶贫济困到故乡文化古迹保护。后来捐赠对象和种类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地域上从福建故乡扩展到全国，主要是企业发展所在地；捐赠对象超越了原来的族人和乡亲；捐赠的种类从扶贫济困转移到以教育为主。
扶助孤儿、捐赠建立的学校，使许多儿童，特别是贫困学生有书读，是黄如论感到最满意和最有意义的捐助。
菲律宾5年改变一生命运
曾经忍冻挨饿，露宿公园的黄如论，终于实现了当年对着满天星斗立下的志愿：通过奋斗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处境。
15岁开始，黄如论开始尝试各种小生意。一晃20年过去了，黄如论的辛苦和忙碌没有给他和家人的生活处境带来根本性的变化。1986年，35岁的黄如论只身前往菲律宾闯天下。
他在菲律宾期间创办了菲律宾友福投资、辉鸿实业有限公司，接着又在香港创办了远岸发展、至昌发展有限公司。后来，以香港为中心，陆续将投资触角伸向新加坡、马来西亚、西班牙。
1991年3月，黄如论以归侨身份，带着赚到的第一桶金回到家乡福建。成立福州金源房地产有限公司。
福州旧城改造是金源的第一个契机，黄如论的企业迅速发展，很快成为福州最大的民营房地产企业。1994年，他组建成立了福建金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地产为龙头，包含相关产业福州金辉装饰装潢、民安建筑等10家独(合)资企业，并向北京进军。
翻翻黄如论现在的家底，相当殷实。北京西部，昆玉河边，是世纪金源集团370万平米的大盘---世纪城，它是目前北京最大的商业住宅楼盘，2003年以37亿元销售额争得北京房地产年销量冠军，也是自2001年起北京房地产销量三连冠得主。
这个热销大盘将为黄如论带来超过百亿的销售额，然而这并不是金源集团在北京的全部家当。此外，金源集团在北京还拥有两个中型项目和一个百万平米大盘。而已经竣工，基本完成招商，将于今年10月正式开门迎客的世纪金源购物中心，总面积68万平方米，是世界最大的购物中心，该项物业只租不售，是金源在北京真正的“不动产”。
北京是金源集团取得辉煌的地方，在金源的创始地福州和后期发展城市重庆等，金源还拥有多个高档楼盘、星级酒店和大型购物中心。
向商业地产转型
2003年，黄如论对外宣称要在世纪城三期建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单是一期面积就比当今世界最大的加拿大西艾明顿摩尔还大7万平方米。如此庞大的项目，金源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立项和建筑封顶。当金源集团向外界宣布此消息的时候，早有泰国易初莲花超市和北京新燕莎等企业与金源购物中心签订了长达20年的租约。
“这是我退休前做的最后一件事”，黄如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金源集团将逐步告别住宅市场，全面转向以酒店和购物中心为主的商业地产开发。做完商业地产的工作，我就可以退休了。”
“只有商业地产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黄如论认为，住宅最终卖给了客户，商业物业可以看着它在自己手里增值。目前，金源已经在重庆开建另一个购物中心，黄如论希望能在全国建10个左右购物中心。
陈伟峰慈善起点：员工人道主义
“为富不仁，几乎是一些中国企业家的特征，但在瀛通不是这样的。”瀛通的人性化管理大概是最为明显的一个特色。
2003年10月的一次“预谋”已久的3000万元现金捐赠，半年后将陈伟峰推上了前台---“荣登”中国福布斯慈善家榜首，而在由胡润版的《2004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中，陈伟峰排名第七。
人性瀛通
陈伟峰，上海瀛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一位极其低调的人。
瀛通集团作为具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的集团公司，名列上海市房地产开发企业50强第8位、上海百强私营企业第11位，但是知之者寡少。如果不是慈善榜的推出，陈伟峰的名字不会引起业界特别的关注。
瀛通集团办公室的徐建培对记者说，你们不要找陈董，他不可能接受采访。没有理由认为陈的慈善捐赠有商业性的图谋。
陈伟峰的个性赢得了集团员工的信服。在上海北外滩，瀛通集团的浦江名邸楼盘销售员韩玮莉说，在其他企业，一般而言，员工对老总都有敬畏之意，但这并不一定就是尊敬，而“陈董是一位和善的老板，除非错误太严重，陈董从不轻易批评任何人。瀛通的人性化管理大概是最为明显的一个特色。”
正在建设中的崇明明珠花苑项目，工地的外来劳务工多达四五千人，陈伟峰拨款一百多万元作为活动经费，建立了明珠花苑项目外来劳务工联合工会和流动党员服务站。
陈伟峰承诺，给公司员工以同行业中最高的工资标准和最优的福利待遇。2002年公司员工的平均年收入达5万元，2003年达6万多元。而集团有员工180多名，陈伟峰即先后选派近二十名优秀骨干攻读复旦、同济两校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高级研修班。
“为富不仁，几乎是一些中国企业家的特征，但在瀛通不是这样的。”一位不愿向外界透露姓名的瀛通中层对记者说。
崇明起步
陈伟峰，1961年7月出生于崇明。
在崇明，陈伟峰曾经有过不错的过去---在县公安局工作，但他最终还是下海了。1992年底，瀛通集团的前身上海申茜实业公司成立了。从这家很小的贸易公司起步，陈伟峰开始了原始资本的积累。
1994年初，陈伟峰开始转行---上海建辉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企业转身建筑安装市场。
1995年底，瀛通才开始“现身”，由建筑转向上游的房产开发---上海瀛通房地产有限公司成立。第一个项目即为9万平方米的“永凤花园”，这也是崇明县的第一个完整小区。
瀛通集团的员工称，陈伟峰在地产方面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缘于陈对地产“超乎寻常的热情”。陈起步于大上海最为边远的崇明县，但陈的地产观念一直超前。2000年，瀛通投资7.2亿元开发建设了崇明最大规模的旧区改造项目---“宝岛世纪园”，陈将它建成园林式生态区，并荣获2003年全国人居规划综合大奖。
在崇明，瀛通的地产霸主地位稳固。2001年10月，陈伟峰开始“试水”上海。2002年，上海北外滩“浦江名邸”先后获首届“全国新世纪人居经典住宅小区方案竞赛综合奖”、上海2002年十大经典楼盘第一名，上海2002年商品房预售排名第一位。
陈伟峰在资本市场也长袖善舞，以扩大集团规模。2001年，瀛通成功收购兼并了航天工业部属下的恒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同时投资山东烟台渔港码头，此外，瀛通集团还经营石油，以及投资电脑网络软件。
目前，瀛通集团旗下，全资及控股公司达13家，2003年，集团总资产达16亿，实现产值14亿元，利税2亿元。
瀛通慈善基金
崇明县慈善基金会社会科科长施圣杰对记者说，陈伟峰荣当首位慈善富豪并非偶然。
1998年---当时的瀛通公司刚在永凤花园项目上有所斩获，瀛通便斥资600万元，在城桥镇建造当时上海郊区规模最大的再就业服务中心---4000平米的“城桥社区服务中心”，免费为下岗职工提供经商摊位。
陈伟峰除了工作，惟一的爱好大概就要算喜好社会公益性事业。截至去年上半年，陈伟峰累计捐赠款达2000多万元。而去年，是瀛通集团业绩最好的一年，也是陈伟峰慈善事业的“高峰期”。
为长期资助崇明县慈善事业，陈伟峰与当地政府，以及上海市、崇明县慈善基金会协商后，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捐赠3000万元，成为上海慈善基金会成立10年来最大的单笔捐赠。
这是一笔专款专用的慈善基金，为此，上海慈善基金会专门成立了民间管理机构---瀛通慈善基金崇明管委会，来专门管理这笔基金。该笔3000万基金由上海慈善基金会专门投资管理，锁定的年利息回报为185万元---此笔利息即用于崇明县“安老、扶幼、助学、济困”。
李兴浩：比上富豪榜更开心
“五一”以后，是空调的销货旺季，志高空调董事长李兴浩自然也就成了大忙人，记者颇费周折才找到了他。“对这次上榜我很高兴，同时也很欣慰，上富豪榜 时我都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做一个慈善家比作一个企业家要难得多。慈善事业实际上也是一种投资，是价值观的投资。现在这种价值观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说明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进步了。”李兴浩很兴奋地说。
但他话锋一转，很感慨地说，中国的公益事业刚刚开始，还很不成熟，有时企业家想作点公益事业还很难，还得不到人们的理解。有一次为了在村头建一个山顶公园，李兴浩花了两百多万元，但因为建公园时迁了一户村民的坟，这村民记恨在心，结果把他父亲的坟给挖掉了。
李兴浩是农民出身，卖过冰棍，挖过蚯蚓，同时也做过纺织贸易。虽然现在他的身价已超过10亿，但他一直不忘本，每年行善不断，光是在改善村民居住环境方面的投资就达数百万元。
他告诉记者，不管做慈善家有多难，他会一如既往地做下去。去年他上百富榜时，记者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他的回答是“保证二十年不落榜”。现在他还是那句话：“如果慈善榜评选二十年，我保证二十年不落榜”。
王永辉：发财立品方为成功
日前，香雪制药董事长王永辉对记者说：“听到这一消息我感到很意外。我的老师和湖南的一位经销商朋友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自己上榜了。当时我一笑了之，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会上榜。在没有任何商业成分的前提下推出此榜，全不全面我不敢下结论，但最起码它是公正的，这对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进步都是一件好事。”
去年非典期间，抗病毒的药物非常紧俏，香雪制药的香雪抗病毒病口服液更是供不应求，要货的客户排起了长龙，有的甚至愿意出高价购买。但此时的香雪却把珍贵的1200多万元的药品捐给了最需要它的北京的中小学生。同时又向战斗在第一线的红十字会以及河源医院等医疗机构送去了400多万元的香雪抗病毒病口服液(实际捐赠1600多万元，而胡润的统计有误，只有1120万元)。
当时香雪这样做得罪了不少客户，有人估计王永辉在经济上的损失超过3000万元。但王永辉却说“从商业的角度来讲是不值得，但从做人的角度来讲很值得，因为帮助了最需要的人，君子以德载物，才能走得远。”
这次慈善榜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百富榜上有80%以上的富豪没有进慈善榜。记者就此提问，王永辉笑言：“穷人最大方”。他解释说，“发财立品”是企业家的一种境界。由此，人只知道发财，却不知道树立自己的品德，所以大富豪不一定是慈善家。但慈善家一定最“富有”。
王永辉称，他这里所说的富有有两重意义：一是指精神上的富有，二是指慈善家的价值观得到社会的认可以后，在物质上他最终也是最富有的。
梁庆德：建议搞个税负榜
即使上了慈善榜，作为格兰仕董事长的梁庆德依然是那样的低调。
梁庆德说：“作为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它就已经社会化了，这时，更多的是一种义务和责任。因此，当社会需要时，企业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梁庆德回忆道，1994年，格兰仕遭遇百年水灾，工厂面临全面停产，这时他心里多么希望有人出来救济一下，雪中送炭远比锦上添花要好，“因此，没有遭遇过这样的事情，你就很难有这样的心情”。
近两年来，格兰仕频频向社会捐款捐物，“只是想作为一项日常工作来做，积极参与到各种慈善活动中去”。据梁庆德称，格兰仕集团目前捐款的倾向性较强，主要是一些教育投资，如建一些希望小学，还有就是建养老院、孤儿院之类的福利机构，但一般都不会加上格兰仕的企业名称。
而对于这个排行榜，梁庆德认为，它比富豪榜、财富榜较有意义，财富的意义，就在于它为社会创造了多少价值，真正成功的商人是把财富作为一种符号。“如果可能，我还是比较支持今后搞个税负榜什么的。”
翟美卿：梦想设慈善基金
“对这个排行榜，我真不知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数据?”5月12日，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一针见血地指出。翟美卿与先生刘志强以在2003年捐献1900万元人民币而位于此次大陆慈善企业家排行榜上第14名。
这位以经营家具起家的女强人对记者阐明了对慈善的理解：“有些人对我们不停步的创业、不断自找苦吃不理解，以为我们是贪得无厌，赚了钱还想赚大钱。其实，这是误解。钱是为人服务的，我们的一生用得了多少呢?个人富裕了，企业发展了，我们理应为国家解难，为社会分忧。所以，我现在更大的成就感是来自对社会的贡献。”
翟美卿曾言，“做一名慈善家是我最大的梦想”，但她很遗憾，这个梦想暂时还没有实现。她告诉记者：“从1995年起就在想着赚钱后怎么用，心里头渐渐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要设立一个2亿元的慈善基金会。但8年过去，2亿元已经不是问题，而我梦中的基金会规模又扩大到10亿元。这是不是离梦想还有很大距离?”
“人最怕心累。别人说我有压力不累，遇事也不慌，我觉得这与做善事有关。我的目标越大，个人的力量也就越大，对困难就不畏惧。我想，我会有梦圆的那一天。”
主题三 富豪慈善家的社会责任
企业、慈善家与社会责任
整个社会对企业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企业挣多少钱?二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在一般人的看法中，企业的赢利目标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其他目标往往是不-致的，甚至是冲突的。议论已久的慈善企业家排行榜终于出笼了，公众看到了2003年各位企业家在公益事业领域中的贡献。但我要说，这个榜出生过迟。改革开放25年之久，有良心的企业家早就在以各种方式贡献社会，而没有被广告于天下，这只能说明，我们还远没有建立起在一个以市场化为改革取向的社会中鼓励行善、鼓励贡献的理念、氛围和相关体制，这同时也说明，我们长久以来施行的道德教化工作有大幅度改善素质的迫切必要。
企业越大，社会各方面对它做慈善事业的期望就越大。但事实上，这种期望往往很难落实，这就是一个如何思考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的难点。那么，从现在这个排行榜上，我们能够读到什么呢?
过去一段时间里发生了一连串相关的事件。第-件就是现在公布的这个排行榜，让我们第一次对企业家的慈善行为有一个较为全景的了望；第二件就是深圳的当代社会发展研究所等单位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认证的研讨会，多年来，这样的会屈指可数；第三件是朗讯（中国）公司三位高管因为涉嫌违反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律而被总部解职；第四件是温总理为一个农妇的丈夫讨工钱而引发的全国范围内反欠薪浪潮；第五件是中石油开县毒气泄漏造成了严重后果。这一系列事件完全可以引发出我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进行全新思考。
笔者认为，应该在六个层面上全面地理解企业的社会责任：
第一，企业以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为社会提供着税收、提供着劳动力岗位、提供着产品或服务。这是企业的基础性的社会责任。正是前两个提供，让非公有制企业及其活动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法律承认、政治承认，在经济上，也有了牢固地位。也正是企业在行使着这种责任，才达成了现阶段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方面为数不多的公约数：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如今没有一个地方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提及鼓励、保护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成了目标，也成了任务。这个层面上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基础性条件(比如对人手的需求、合法性基础、获得利润的载体等)是相关的。企业这样的组织在整个社会组织体系中的独特作用，就是由以上这三个提供构成的，这是不可替代的组织功能，也是其存在的基础性理由。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就是相应的社会责任；
在第二个层面上，企业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就是这个排行榜上的企业和企业家之所为。依照通行的说法，整个社会的财富在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的支配下，已经有两次分配，仅有这两次分配，还会留下巨大的缺憾，社会运行进程中的各种复杂的需求无法就此得到满足，那么，就要有第三次分配，企业和企业家的积极参与应该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动力之一。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毕竟造就了企业是“财富源地”的特殊性，企业和企业家有条件也有义务通过直接的渠道(比如捐赠)来服务于社会公益事业。社会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福利、特殊人群保护、环境保护等大量的领域，需要的不仅仅是政府的财力关照，也需要来自企业和企业家的直接支持。在西方一些社会里，这样的直接支持已成惯例，也在全社会建立起了对企业和企业家在这一方面行使社会责任的既定期望，并且附之于一整套完善的制度安排；
第三，就是企业中的劳资关系的处理。企业是一个特殊的经济组织，每个人在理论上是平等的，但是，因为资本多寡、技术多寡等原因，企业中的人际等级是客观存在的，而这些等级是被用来实现企业的至上目标---赢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护企业中每个人的利益和权利，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方面，企业家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维护社会的公平、保护每个人的利益和权利。因为这个目标往往与企业的赢利目标之间在操作上有冲突，因而经常衍生出一系列的劳资冲突，这样的冲突又往往成为社会各人群(阶级、阶层)之间的更广泛冲突的由来。国际上对中国一些地区的“血汗工厂”现象大加指责，其中有竞争动因，但也有大量的出于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之良心的有识之士的声音。前些年耐克公司因为劳资关系而受到指责就说明，在国际上越来强大的潮流就是以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约束力，来维护企业的劳资关系的基本平衡，来抑制资本强权对员工权益的可能伤害；
第四，就是企业要主动控制或消除企业活动的“外部性”，这些外部性后果往往是在企业这个赢利组织的既定精神与活动规则之外的意外后果，最典型的就是企业活动对环境生态、资源结构的影响。各国政府都在以行政的或法律的手段来约束企业活动对环境和资源可能有的破坏，重大项目的环境评估制度就是在约定企业应该在环境保护方面承担起应该有的社会责任。对企业家来说，承担这一方面的社会责任，除了遵守政府政策和法律之外，还有积极地运用经济手段来预防企业活动对环境资源可能的不利影响的巨大空间，尤其是在企业投资和运营的成本设计时，应理性地考虑环境与资源的效应。前不久关于都江堰水坝、怒江水坝建设方面的争论和大量曝光的污染事件都在表明，还有许多企业家根本无视这方面的社会责任；
第五，企业和企业家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不但应该恪守法律，还应该回避那些灰色地带，承担起维护社会运行的公正和公平的责任。这方面的社会责任很少被人关注。而朗讯(中国)公司事件的曝光正反映了企业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灰色交易。这种交易的普遍性和持久性，已经大大地毁坏了企业的信用基础，也毒化了整个社会的信用气氛。企业活动不能违法，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利用制度、规章中的漏洞、利用人性的某些弱点，施以金钱等不正当手段来达到企业赢利目的，是所有企业活动中的重大道德风险，而在现阶段的中国尤其如此。经济社会体制与结构的双重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法律的、政策的、制度的漏洞，这是需要修补的。而一些企业反向作用，利用这些漏洞来获利，其社会后果十分严重，不但破坏了市场规则的公平，给整个社会造成经济上、道德上的损失，从每年不断被揭露出的高官腐败案看，某些企业的活动要对这些官员的堕落承担法律上和道义上的责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企业家在这方面应该生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第六个层面，就是建立起社会经济组织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健康关系。这种社会责任也没有为企业界和全社会所关注。企业本质上是一种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是社会组织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活动与其他社会组织每日都在发生密切的联系，其中以政府组织的联系最为重要，政府组织就是掌握行政权力资源的机关。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组织全盘地、直接地控制社会的各种资源。目前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人们注意到了，在这种改变中，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是一种大趋势。但是，实际上，20多年来大量的新型经济组织的出现对改变政府组织过分控制社会资源、优化社会整个组织体制的作用更大。私营企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社会出现了真正的无上级主管的、独立的、市场类型的组织主体。但问题是，这个主体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远没有进入正常的境地，且不说一些政府组织还在利用行政权力来干预经济组织的活动。从企业自身的角度看，很少有企业家自觉到以组织沟通技巧为手段、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与政府组织建立起一种正常的关系，其实，这不仅是在为自己争取良好的营商环境，更是在为整个社会的进步做贡献。
笔者坚定地认为，企业这种经济组织是以赢利为目的，但这并不影响它承担一系列的社会责任。恰恰相反，以赢利为目的，更需要有这一系列的社会责任加在企业的身上，这不仅仅是为了约束它的行为，更是为了回归经济组织在一个不断开放以求全面进步的社会中的重大作用。担负起这样的责任，不仅仅企业家要有比较自觉的意识，整个社会也应该有比较自觉的意识。看看刚刚公布的慈善企业家排行榜和它激起的社会效应，再看看前面陈述的一系列事件，全面关注企业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
慈善观念与社会责任
先富起来的人先思考社会责任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王忠武副教授一直认为弱势群体渴望社会关爱的愿望更强烈。而慈善榜的推出，传递的便是有关富豪们的多元信息，它不仅反映了企业家们自身财富的增长情况，也反映了他们反哺社会的情况。有分析说，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已经凭借自己创造财富的智慧和能力震惊了世界，而他们是否还能同样成功把握散财之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使财富和道义最终无间的融合，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当然，及时行善并不能根本改变目前的收入不平衡状况。就胡润慈善榜而言，50名富豪捐出了10.2亿元的现金和物资，这连三峡大坝投资的零头都不到。而去年的特殊情况是SARS的爆发，许多地方政府都动员富豪捐款，正常年份未必有这么多的捐款。即使如此，这些捐款也跟中国经济的发展不相符。
不仅如此，由于转型时期机会分配的不均，使得很大一部分人无法凭能力迅速获得财富，甚至无法得到社会的承认，因而，社会下层的不满使得矛盾累积，于是，富豪被杀、被打、被绑架的新闻频频传出。王忠武认为，富豪榜在这样特定的中国时代背景出现，其意义已超出了慈善本身。如何才能使背负的巨大财富，不要成为炸弹和肿瘤，如何使赚到的钱使用得更合适、更有效，已经成为富豪们迫切思考的问题。
与经济发达程度成正比
我们注意到，在胡润版的慈善榜上，浙江的企业家是最乐善好施的，榜上有14位企业家在浙江出生，总部在浙江的企业也有11个。而像上海、广东、北京和江苏商业意识以及经济实力更超前的地区，也多集中着名企以及行善的企业家。
王忠武认为，浙江人向来以勤奋、团结而著称，他们在市场经济中走得早，在雄厚经济实力的指引下，为富行善更容易形成一种文化传统。而且他们大都历经磨难，痛苦的经历让他们更加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从地区经济类型的差异上分析，浙江是输出企业家的地方，而上海则是对企业家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企业家也相对更集中一些，这便使得排行榜中总部在上海的企业有9个，出生在上海的企业家只有4个人。
王忠武同时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的生老病死、吃穿住行都由国家负担。今天，国家不再大包大揽弱势福利时，公益慈善的意义也便更容易显现。
慈善观念是企业价值观念的一部分
对中国来说，慈善还是个比较超前的概念，一些年轻的富豪，主要心思都放在拓展自己的事业上，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像《中国大陆百富榜》第一名的丁磊便没有进入慈善榜。我们也注意到，慈善榜上企业家的平均年龄是48岁，比《中国大陆百富榜》年长3.5岁。对此，王忠武认为，这似乎给人一种错觉，好像慈善通常是企业家“退休”以后才做的事情!其实不然，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铸就年纪稍长的企业家，经历了更多的磨难和痛苦的经历，所以，条件允许后，他们更积极及时行善。
当然，这并不排除部分有钱人的捐款，不管是否出于个人的意愿，都给企业做了宣传，其美誉度和社会声望的提升，很容易便转化为企业的社会客户资源。而慈善榜使得慈善事业成为公众关注焦点的同时，企业家以及其代表的企业很容易再次被聚焦，这便很容易引起有关企业二次发展的问题。
众所周知，一个企业要长期稳健地发展，要做成百年老店，必须从以关系为中心向以价值观为中心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富过三代。慈善理念就是价值观的一部分。从个人的角度说，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依次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之后，人的最高需求是自我实现，要获得内心的满足和崇高感。现在，中国企业家离这个阶段越来越近。增进经济并非终极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因为经济增长对富人的幸福影响甚少。一旦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以后，财富与幸福的这种相关性则变得微不足道了。
另外，王忠武认为，中国的慈善行为尚未深入人心，缺乏公众动员机制，也缺乏通道。其实，公众对于这种精神层次上的需求已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政府应尽快完善“快乐捐款”机制，其资金运作也应该把风险降至最低，并保障其在有效监督下运行。
中国的富豪慈善家在哪里？
以制作富豪榜而闻名的英国人胡润，今年又在中国开辟了新的“战场”：这一次，他关注的依然是富豪群体，然而角度却是全新的---发布中国慈善家排行榜，而且抢在了福布斯之前!2004年5月10日，胡润与民政部直属专业社团---企业公民委员会共同推出了《2004年中国大陆慈善企业排行榜》。在推出该排行榜的同时，还评出了“历年来的中国十大慈善企业家”，这十大慈善企业家的评选，是以企业历年来的捐赠总额为准。这多少有点让往日出够风头的大富豪们感到脸红---曾经在富豪榜上赫赫有名的他们这次大多数都名落孙山。
就在胡润推出其排行榜两天之后的5月12日，福布斯也推出了其2004年中国慈善榜。福布斯慈善家排行榜显示，我国去年慈善桂冠被上海瀛通集团以3447万元的现金捐款额度摘取；而在胡润慈善家排行榜上，去年慈善冠军是世纪金源投资公司董事长黄如论，捐款金额为2.1亿元，分属两榜单的慈善冠军捐赠额度差距竟然高达5倍!
尽管两个排行榜的角度不一、结果有异，但依然多多少少为我们勾画出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的大致轮廓。
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当国内还在对两个排行榜津津乐道的时候，商业周刊对美国的慈善富豪排名已经进行了两年。当中国的富豪们在媒体频频亮相并赢得喝彩之后，国内为数不多的慈善组织们已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富翁们似乎对慈善事业并不太关注。因为在近几年收到的捐赠名单中，往往难觅他们的身影。
“国内福布斯富豪捐钱给基金会的事情，我这里可以肯定没有。”一家大型基金会负责人说。通过随机调查的国内10家较知名的慈善公益组织中，其中8家对此给予了否定答案。据有关基金会对中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不过，也有例外。根据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福布斯2002年中国内地首富排行榜中位居第27位的山西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被害前的2001年至2002年间，曾向山西慈善总会陆续捐款逾800万元；吉利集团的李书福，也曾于2002年8月，向台州市慈善总会捐款200万元。
另一位并不太知名的浙江企业家林圣雄，长年向慈善公益组织捐赠，细水长流，至今累计早已超过5000万元。如果按照即将公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200万元即可自行建会的规定，“林圣雄基金会”早就建了好多个了。
根据中华慈善会的有关数据，美国目前有120万家慈善基金组织，可分配6700亿美金，占到GDP资金规模的9％，而中国现有的大大小小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计，仅占到国内GDP的0.1％。
中华慈善基金总会和中国青年基金会，就其政府背景和品牌效应等因素，算得上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两家慈善公益组织，但其一年运作的公益善款分别只有8000万、6000万。另一家去年经过改革而新崛起的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筹款规模从过去的每年1000多万上升到6000万。其余的公益组织，维系困难。
在对国内10家较大型的慈善基金组织和知名公益团体的调查中，无一例外发现，这些机构收到的善款，平均70%以上来自于国际捐助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而在非官办的草根社团中，这一比例可以达到100%。
业内一位资深人士针对这一现状说，如果考虑到很多跨国公司通过其在国内分公司或合资公司的账户进行捐赠，上述比例实际上要超过80%。而国内部分企业的捐赠，多数是一次性的，而且有很多是企业员工的个人捐赠。
值得欣慰的是，与并不慷慨的富豪们相比，中国有很多的平民慈善家。他们用自己微薄的收入和善良的天性，默默地支持着中国的慈善事业。
孙海明、宣正英夫妇就是其中之一。6年前，他们参加了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共同举办的“向孤残儿童献爱心”活动，收养了一个患有先天性脑瘫和癫痫症的4岁孤女，小女孩是丢在街头后被巡警发现的。
夫妇俩后来才明白收养一个孤残儿童意味着什么：每个星期都要为她就医而奔波、每个月要用上千元的医药费，教孩子喊一声“爸爸”可能需要半年的时间……6年后，孙海明夫妇头上青丝变成了白发，但他们从未对此感到后悔。
如今像孙海明、宣正英这样的家庭，目前在上海共有400多家。
要做善事很麻烦
面对这样的现实，或许人们会认为富豪们大多为富不仁，然而，慈善家的缺位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调查数据，就全国而言，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20％，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2％，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国的富人已经不算少了。
经济学的“第三次分配”理论认为，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被称为第二次分配；而个人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将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捐赠出去的行为被称为第三次收入分配。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性就突出了。2002年，全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54，远远超过国际上0.4的安全指标。换言之，中国的贫富差距更大了。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认为：“在美国贫富差距同样严重，但美国的富裕阶层---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达67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通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到了美国GDP的9％”。
当然，中国的企业家之所以“冷落”慈善事业，背后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教授认为，中国(与慈善事业相关)的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度还不够，很多企业家捐完钱后都不知道最终资金的去向。另外，这些基金会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有的还曾曝出过丑闻。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目前中国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中国的富豪们刚刚结束自己的原始积累。在这之前，许多企业家最关心的是怎样增加自己的财富，怎样让企业能够更好地发展，所以没有太多的精力去顾及慈善事业。
而人的本性和欲望决定了人们一旦富起来之后，总是把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放在首位。先富起来的人们，忙于购置豪宅、名车甚至飞机、游艇，更有“另类”者，在国外的大小赌场上扮演起了豪客的角色，诸如此类的事情屡见不鲜。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有经济能力之后回报大众和社会在世界上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甚至可以称为规律，那么中国的企业家们为什么表现得不同?
不可否认，确实有一部分富人为利是图，缺乏社会责任感，这可能与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事实上，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慈善事业都不是很发达。有必要利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对企业家进行慈善事业的启蒙教育。在美国，富人捐助慈善事业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政府已不再需要进行这方面的鼓动，在我国香港，政府则会给予那些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慈善家以很高的荣誉。对于企业家来说，捐助慈善事业有利于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当然也就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一个社会的稳定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
另外，改变一些现行政策和环境，使人们做善事变得更容易、更舒畅，是“培养”中国慈善家的必要条件。
从税收方面来看，由于西方国家的遗产税数额非常高，比如美国就达到了50％。所以很多美国的富豪都宁愿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用作公益事业。像美国非常著名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都是富豪用个人名义创立的私人基金会。而中国由于不存在遗产税，所以很多富豪就愿意积累财富，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税收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减免税的问题。美国方面规定，如果一个企业向社会捐了善款，并且此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那么将对此企业减免10％的税款，如果不到10％，则可以在税收里扣除已经捐出的善款。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规定却只有3％，而且就是这3％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还没有得到落实。由于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特批的原则，企业只有向事先得到国家批准的少数基金会捐款才能得到减免税收的优惠。
其次，很多富人喜欢用自己的名义设立基金会，但我国以前的规定基本上决定了基金会的主办只能由政府垄断。在我国绝大多数慈善公益机构为“官办”性质，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发展民间公益组织，中国第三次分配的发展就会变得举步维艰。
现在的规定已经开始鼓励私人建立基金会，但是仍然给基金会设立了较高的门槛。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对基金会实行业务部门和登记部门双重管理的规定。在西方国家，慈善基金会是进行公司登记，然后再到税务机关申请免税待遇。但中国民办公益组织的注册登记，又是难乎其难。根据邓国胜的研究。目前为数不多的民间公益组织，相当多的是工商注册登记，像廖晓义女士的“地球村”，其每年仍要像营利性企业一样交税。而获得社团登记的，像梁启超后人梁从诚先生的“自然之友”，也是挂靠在了另一家官办协会下，才得以留存。
据了解，一些富豪在做社会慈善事业时，大都采取直接兴办的传统方式。与此相比，成立自己的基金会，由专业的人员来运用，显然效率更高，效益更好。比如美国的福特基金会，创办之初只有1亿美元的规模，但是现在它已经通过成功的投资运作发展到100亿美元的规模，而这之间还做了大量的善事。
仅有鼓励还远不够
我们的社会需要慈善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快速度的发展，但发展的差距还很不平衡。虽然政府一直对各类困难群体、社会公益事业机构在政策和资金上有所倾斜，但光靠这点措施和力量还很不够，富豪慈善家们的慷慨解囊对整个社会来说十分必要。更为重要的是，富豪慈善家的不断涌现，必将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确立一种造福社会的高尚的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
2004年2月11日，两位全国政协委员一范宝俊(前民政部副部长，目前国内最大的慈善机构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和徐永光(前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国内最知名慈善品牌中国青基会的创始人)，在一起共同起草了一份关于推动中国第三次分配的提案，并在3月份的政协会议上联名提交了这份提案。
同一天，集各界数年之功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并被喻为第三次分配之主要“组织法”的法规草案，提交到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当天，《条例》经过常务会议讨论，原则通过。不日，将对外公布。
这次即将公布的《条例》，是规范慈善公益分配的基础立法之一。据专家介绍，其中的一些内容已有了相当的进步。比如对基金会行政开支的规定，解决了历年来的老问题。过去的管理规定要求，慈善组织行政经费只能靠善款的银行利息，但是国内的善款很少是长期性基金，多数为一次性捐赠、临时存放的“待拨”善款，而银行利息也在逐年降低，依照这样的规定，越大的慈善机构亏损越厉害。这次也遵循了国际惯例，规定今后的基金会，可以在当年支出善款的总额中提取不超出10％比例的行政经费，这是此次立法的最大突破。
这次立法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在对草案的几次修改中，关于私立基金会的设立有很多争议，尽管最后保留了“非公募基金会”设立权利，但最后递交国务院的版本上仍然恢复了过去的规定，即要求这类基金会必须有-个官方主管单位，才能在民政部门注册。资深人士认为，这就意味着，新的立法在这方面依然未能取得突破。关于这一条例的早先版本，民政部最初上交到国务院法制办后，没有通过。后来，在国务院法制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持下，民政部和法制办一起对此进行了修改。从某种角度说，这一规定，有可能让非公募基金会的设立成为一句空话。
公平地说，只要有了适合生长的土壤和环境，众多的中国富豪们还是愿意慷慨解囊的。例如在去年“非典”期间，中国政府发布“非典疫情每日公报”后的一个月里，北京市政府就收到了7000万元的捐助。4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紧急减税新政”，允许企业和个人将捐献给防治非典事业的现金和实物在税前全额扣除。新政颁布后，社会捐赠出现爆发性增长，3天捐资1.66亿元。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赵晓博士认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存在严重的发展滞后现象，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社会关注不足，愿意掏钱给慈善机构的富人不多。而上海慈善基金会最近提出给予捐助者相应的优惠，显然是鼓励社会慈善捐款。对这个慈善回报政策，赵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中，企业捐赠款物的金额如果超过企业当年税前利润的3％，超额部分仍须缴纳企业所得税。这意味着企业捐赠越多，纳税就越多，而这必然会对纳税人的捐赠行为产生抑制作用。而上海等地的免税制度，一定能吸引不少人捐献钱物给慈善机构。这项政策一定会为国内慈善事业的发展带来某种推动作用。
财富与捐赠的落差
2004年5月10日，由欧洲货币(中国)与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联合编制的《2004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正式公布，福建的房地产开发商黄如论成为去年中国内地最慷慨的慈善家，他在2003年的捐款数额为2.1亿元人民币。榜上50位慈善家2003年总共捐赠了10.2亿元的现金和物资。在前10名中，公司总部设在上海的企业家有阳光文化的杨澜和瀛通集团的陈伟峰，他们分列第6、7位。其中，瀛通集团在《福布斯》中国内地慈善榜上名列第一。
根据美国《商业周刊》所作的统计，美国排名第一的慈善家比尔·盖茨在过去5年内捐款220亿美元，平均每年44亿美元。折算成人民币，美国头号慈善家的捐款额是中国内地慈善家的176倍。若比较中国内地与美国富豪的资产，我们发现，美国首富比尔·盖茨的财富(460亿美元)却只是中国内地首富丁磊(约10亿美元)的46倍。
176倍与46倍之间的差距，反映出我国企业家对慈善事业还处于萌芽状态。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现在内地民营企业在提供商品服务、解决就业方面做得比较好，在公益领域做得比较差。”
对此，胡润表示，除了提供就业，依法纳税之外，中国企业家应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个排行榜正是为了呼唤这种责任，寻找中国自己的‘卡内基’。”胡润说出了他做慈善排名的初衷。
《福布斯》驻上海首席代表范鲁贤指出，美国的慈善事业已经在推进社会发展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中国的慈善业似乎还处在缩小贫富差距的阶段上。“许多人说美国人有福。在这里，慈善事业对社会的贡献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范鲁贤认为，美国公民对慈善事业的积极性都是比较高的，慈善捐献已经形成广泛的社会风潮，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美国的许多科技事业都是由慈善基金推动的。有时候，慈善家甚至比政府更清楚应该要把钱捐在什么地方。慈善家投放的基金鼓励人才开发新科技，一方面有益于社会，另一方面也为慈善家本人带来不小的回报。在这个良性循环下，慈善业越来越发达，它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也越来越明显。”
“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的生老病死、吃穿住行都由国家负担，很难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公益慈善。但在一个弱者福利不再由国家大包大揽的时代，公益慈善的意义便显现出来了。
但是，及时行善能否根本改变目前的收入不平衡状况呢?从财富榜到慈善榜的过渡，仅仅是把问题提了出来。
一位分析人士指出：2003年的特殊情况是SARS的爆发，很多地方政府都动员富豪捐款，正常年份未必有这么多的捐款。即使如此，这些捐款也跟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不相符的。
这50个慈善家中，有的在胡润的“百富榜”上，有的不在。比如世纪金源的老板黄如论，他捐了2.1亿元，是慈善家排行榜上的冠军，但是在2003年的400富人榜上，他只排第311名。
去年两大内地富豪榜前十名
福布期：
丁磊、荣智健、许荣茂、鲁冠球、刘永好、陈天桥、刘永行、叶立培、郭广昌、陈丽华
胡润：
丁磊、荣智健、许荣茂、鲁冠球、陈丽华、刘永好、叶立培、孙广信、刘永行、陈天桥
胡润说：“对中国来说，慈善还是个比较超前的概念。我接触到一些网络时代的富豪，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拓展自己的事业，他们太年轻了，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比如“百富榜”的第一名丁磊就没有进入慈善家排行榜。
慈善家排行榜能否反映真实的捐款情况，社会上对此说法很多，靠行善能否改变贫富差距现状，更多人对此表示怀疑。
历史上曾有无数人希望通过财富再分配手段来消除社会上的不平衡现象---将富人手中的金钱分给穷人们。但问题远没有这样简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和现代国际资助项目的实践都证实，依靠金钱并不能帮助穷人走出贫困，关键的解决途径是财富创造。“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表达就是这个道理。
但无论如何，慈善观念、行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取向，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第三次分配”的慈善公益事业，无疑是调节贫富差别的一个平衡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很需要这样一张“慈善企业家排行榜”。这张排行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给乐善好施的企业家们排定座次，更重要的是它将宣示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企业家的价值不只是创造财富、拥有财富，更在于利用财富、回报社会。投身慈善事业，就是企业家实现这种自身价值的方式。
资料来源：
《京华时报》2004.5.11/肖 宾
《南方周末》2004.5.20/吴晨光
《21世纪经济报道》2004.5.17/何忠平/汪恭彬/郭莉/刘佑平/朱平豆
《亚太经济时报》2004.5.15-5.22/张清/江南
《财富时报》2004.5.17-5.23/奚凤群
《经济观察报》2004.5.17/陆建华
《经理日报》2004.5.17/周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