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学界弄虚作假的不良学风和文风的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风论文,弄虚作假论文,学风论文,学界论文,不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红学界开展纯洁学风、文风的论争刻不容缓
“红学”成为当代“显学”，引起了“无数英雄竞折腰”，也有“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的人，用各种方式挤进这一学术殿堂来“凑热闹”。发表于《湖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的拙文就曾指出：红学领域“不断有人炮制伪文物、伪史料，以假乱真。有的名家竟充当这种伪劣文物的义务宣传员。还有的搞浮夸风，不是危言耸听，就是瞎吹乱捧：一只绣花针，他可以吹成参天大树。这样一来，本来应该是清澈见底的一泓‘红学’湖水，就被搅成一汪浑水，此何异于‘西子蒙不洁’？”这种不良现象实为红学的一种厄运。
持这种观点的决不止笔者一人；上海红学会会长魏同贤编审，也曾在发表于《社会科学报》的文章中，批判红学界有人“制作假古董，填补假诗词，蹈袭前贤成果，剽窃他人见解，坚持门户之见，廉价奉送桂冠，不以学术服人，先以声势夺人”的不良倾向。并指出：正是这种“并不光明磊落的学术的泛滥，导致红学受到讥诮，疏远。”他也认为，廓清这种歪风，乃当务之亟。
最近于山东举行的第七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冯其庸教授在开幕词中严词批评：搞这种不正之风的代表人物，是在制造“与红学的前进背道而驰”的“非学术非道德的喧闹”。冯教授还严肃地指出：“南京的欧阳健诬称刘铨福伪脂造本和妄论程甲本是最早最真的《红楼梦》本子，以及北京的杨向奎等篡改曹雪芹家世，剥夺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和妄称《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是丰润曹渊──就是这是例子。”冯教授认为：“尽管报刊上大肆宣传和吹捧（两者宣传的热度几乎相等）”，但这些人的“文章”，“除了说假话以外，没有什么真正的研究成果。”他质问这几个人：这样作，“难道能算作学术和算作道德吗？”冯教授还写道：“有些人利用‘百家争鸣’这个正确方针，来为弄虚作假打掩护，他们居然把说假话和编假材料，也作为‘百家’中的一家。党风、学风、文风，被某些人在某范围内已经破坏得更严重了！”他呼吁广大红学研究者“起来仗义执言”，要“为扫除谬论而争”！“为广大的读者群不受蒙蔽而争”！
当然也应看到：在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点名批判某些人的以假乱真、蒙骗读者的不良学风、文风，呼吁红学界要为“扫除这类谬论”而争；这毕竟是学术界一桩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事。可以预见，一场批评这种弄虚作假的歪风的论争即将在全国红学领域卷地而起，因此关于这几位被点名批评的先生究竟发表了哪些文章？提出了哪些论点？为什么说他们的说法是“以假乱真，蒙骗读者”的谬论？──这些，显然都是每一位红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所关注的问题。有的不明真象的同志，也许还会提出：这样作是否小题大做，“割鸡用牛刀”？为此特申管见如下：
二、评欧阳健编造的“脂评本系伪本”、“唯程甲本是《红楼梦》原本、真本”且由他“最先校注出版”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在对欧阳健的“脂本系伪本、而唯有程甲本才是曹雪芹的真本、原本、定本说”进行评论之前，笔者需要澄清某些红学家心目中把欧阳之说与多年本人坚的红学“双两说”混为一谈的误解。
1、关于“程本优于脂本说”与“脂本为伪本说”的本质分歧
笔者研究《红楼梦》，是以自己多年来研究《水浒》所得出的结论──“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为出发点，而把它“移植”到红学领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提出的“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说，即红学“双两说”；这也就是《水浒》“双两说”的引伸。我研究《水浒》，首先致力于为《水浒》的删改者和最后定稿人金圣叹翻案；我研究《红楼梦》也是首先致力于为它的续改者、最后定稿人高鹗（包括程伟元）平反。我认为金圣叹最大的贡献是把旧本《水浒》中歌颂的“忠义之烈”者──即大投降派宋江改造成了敢于造反到底的具有雄才大略的英雄，而高鹗修改脂本最大的贡献则是把“钗黛合一”改造为钗黛对立，突出了黛玉作为悲剧的主人公。因而1987年出版的拙著命名为《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1988年武汉红学会先后在山东淄博和武汉举行了“当代红学的思考与探索”学术讨论会。香港《大公报》1988年8月15日的报道称：拙著“以版本学为依据，一反七十年来我国在《红楼梦》研究中崇曹贬高的倾向，高度评价了高鹗续书40回和修改前80回的重大贡献。著者认为要没有后40回的续书和对前80回的修改，《红楼梦》就不可能成为一部伟大的爱情悲剧小说而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
这说明，我所争的，只是为了公平地对待程本，其用意决非为了反对脂本。应该说：1991年8月在贵阳举行的纪念程甲本刊行200周年学术会议，是和拙见基本上没有矛盾的。试看《红楼》杂志1991年4期的述评：
这次学术盛会讨论的焦点是在关于《红楼梦》后40回的评价、著作权的归属以及脂本与程本之关系这两个问题上。对于前者，湖北大学张国光教授在会上作了长时间的发言。张先生重申了他的由“两种《水浒》，两个宋江”、“两种《西厢记》，两个崔莺莺”一脉相承而来的“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说，并从而肯定高鹗所续的《红楼梦》后40回的巨大贡献。他主张《红楼梦》的著作权，应由曹雪芹与高鹗平分。这一述评，可以说准确地表达了笔者的基本观点。又该杂志1988年第4期的报道也写道：
湖北省举办的“首届当代红学研讨会”的发起，主要是由于……张国光先生……提出高鹗本《红楼梦》优于曹雪芹著前80回《石头记》的一反旧说的主张，在红学界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提出反对70年来盲目崇曹贬高倾向的观点，主要是为了批评这一倾向的极端派代表人物周汝昌氏。但我从未主张应“反其道而行之”，来一个“崇高贬曹”。可是这几年和我就这一问题开展论战的周氏，却于1993年6月12日的《文艺报》发表的《试表愚衷》一文中指目我是极端贬曹的谬论首创者。他所谓的“近年在大陆出现了‘伟大的是高鹗、不是曹雪芹’的公开宣论……”云云，就是对我的诬告。试问：1988年发表在北京《文艺报》、《理论信息报》、南京《古典文学知识》、《文教资料简报》、湖北《社会科学动态》、《湖北大学学报》，以及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学新潮》等十余种书刊中的本人的论文或论文摘要，何处有所谓“伟大的是高鹗，而不是曹雪芹”的语句出现？事实上，我多年来坚持的乃是“曹、高并重写《春秋》”的论点。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中，特别申明：“所谓”程本优于脂本的拙见，其意是说程本在吸收脂本的优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艺术加工，因而就能后来居上。这何尝否认了脂本的价值？至于1979年发表于《文学评论丛刊》的拙文：《金西厢优于王西厢之我见》，以及多年来我的应以金本《水浒》为群众阅赏的《水浒》底本的主张，也可以作如是观。
上述拙见，与冯其庸教授1992年为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的程甲本写的题为《程甲本问世的历史意义》序文，以及张毕来先生1991年发表的对程甲本的看法，均无矛盾。更有一个旁证，1988年参加了武汉之会的（也是参加此次红学会议的）的江苏代表贾穗同志，还曾在《红楼》和《海南师院学报》今年第2期发表的专文中写道：“80年代后期由湖北方面发起的就《红楼梦》后40回、程本及高鹗全面重新评价的工作，由于很快地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共鸣，进入90年代后，已取得明显的效果，从而使自20年代以来一直占据红学界主流地位的极端贬斥后40回，贬斥120回本和高鹗的观点的影响越来越小；这是令人十分鼓舞的！”
在我们为红学界这一新观念的确立感到鼓舞的同时，不能不对近两年来甚嚣尘上的一种企图利用这一理论成果，而把它推向极端的所谓“脂本纯系后人伪托”而唯有程本才是“唯一的真本、原本”、并具有“伟大而崇高的价值”的论调感到惊诧，这纯系为了耸人听闻制造轰动效应而散播的奇谈怪论。它与拙著提出的程本、脂本并重，但“包括了脂本，并且又是在脂本的基础上加工的程本，则较优于脂本”之说，是决不能合二而一的。
2.论所谓脂砚斋并无其人说系常识性错误
江苏代表贾穗同志在提交大会的论文中写道：“欧阳健过于基本未搞过《红楼梦》研究”，1990年因受邀撰写《古代小说版本漫话》，‘始不得不染指于《红楼梦》版本’的。”（见侯忠义先生为其书所写的序言）按欧阳是江苏《明清小说研究》的主编，他从1991年底起已在报刊发文20余篇，宣称红学家历来重视的甲戌、己卯、庚辰三脂本，是“民国以后的书贾”所伪造。并断言史证昭然的脂砚斋其人并不曾存在；又说只有程甲本才是《红楼梦》的真本、原本、底本，并“具有伟大而崇高的价值”等等。其实欧阳的材料大都是从冯其庸先生的《脂评石头记》汇校本中所转引而来的。对欧阳之文，红学家刘世德、扬光汉等已予以批驳。蔡义江教授说：欧阳“所谓‘脂本抄袭程本’的奇谈，无异于说‘《史记》抄袭《汉书》’，常识何在？”冯其庸教授并在会上赋诗云：“岂能伪造脂砚斋？竟敢来偷梦阮（雪芹字）魂！真假是非信口说，脂评程刻本进门。”有的专家复有诗讥之云：“信口开河贻笑柄，何劳楮墨论争频？”宋谋玚教授还写道：“我很奇怪：欧阳这种大言不惭，挖空心思捏造出来的……缺乏起码校勘学常识的论文，竟然能在《复旦学报》等刊发表！”其实不仅有不少刊物把欧阳这种缺乏常识之说视为新见，争相发表，花城出版社还把这些文章汇为《红学新辨》于今年出版；如此播及海内外的红学新闹剧，就这样上演了。
3.胡吹滥捧，足令识者齿冷
请看这本《红楼新辨》的征订单：
“这是第一部向以‘新红学’及其理论基础提出尖锐挑战的著作。作者运用版本学、史料学、校勘学、辨伪学的基本规律，从版本鉴定和内容对勘入手，证明出现在1927年以后的所谓‘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不是红楼梦的原本，而是后出的伪本，脂本中有关作者家世和素材来源的批语，也是完全不可靠的。只有程甲本才是《红楼梦》的真本，应该还其应有的崇高地位。本书对红学的方向前途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按反映“新红学”的理论基础的著作，应该以《红楼梦辨》为代表，此书虽是俞平伯著，但实际是胡适、顾颉刚先生与俞先生合作的成果。所谓“辨”者，即辨后40回系高鹗续作，而前80回又经他修改之谓也。要说对版本学、史料学、校勘学、辨伪学的基本规律的掌握，中国文史学界，有几个能超此三人者？而欧阳君究曾从哪一位名师，竟能无师自通，一下子建立了推倒三位名家及70年来广大红学界的公认论点的殊勋？如此信口开河，是否对红学界的水平估计过低，而自视又太高了一些？至于所谓欧阳之书“对红学的方面和前途将发生巨大的影响”云云，更与痴人说梦何异？
无独有偶，欧阳除了出版他的论文集外，还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欧阳根据自己的误说，和几位同志一起“整理”的程甲本《红楼梦》。编辑可能不熟悉业务，竟用专电的形式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国青年报》等报上大作浮夸性宣传。例如今年1月5日的《扬子晚报》刊出的发自广州的一则电文竟说什么：“中国学者欧阳健”“以翔实的论据指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是后人伪托本，程甲本《红楼梦》才是原本、底本、定本。此点在红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著名红学家俞平伯临终前留下遗言：‘……程伟元、高鹗是保存《红楼梦》的……有功’……”云云。看来起草这则电文的记者，不愧为制造“假新闻”的高手。他把欧阳遭到群起而攻之的事实，美化为“引起了很大反响”；又为这位妄称“脂本系伪本”说者，冠上“中国学者”的头衔，尊之为中国红学界的代表！更不可思议的是：欧阳本是到1991年冬才发表这种红学“高论”的，而俞先生早已于1990年归道山。难道俞老会有什么特异功能，使他在生前就预先受到欧阳的影响么？再说俞老的临终遗言，只是为程本辩护，根本不曾否定脂本。欧阳和这位记者竟把谣言加到已逝者身上，俞老地下有知，能不抗议？又，该专电续称“负责策划出版此书的花城出版社徐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种程甲本的出版，建国以来尚属首次，“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云云，这更是有意抹杀1986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启功等教授校注出版的程甲本，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影印出版的由北京图书馆珍藏的《程甲本红楼梦》。像这样步趋别人后尘的作业，却美其名是建国以后的“首次”出版物，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云云，岂非欺人之谈？对于出了不少好书的花城出版社在工作出现的这一点差误，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三、对杨向奎、周汝昌氏长期鼓吹的“曹雪芹祖籍丰润而非辽阳”说，和由此派生的“丰润人曹渊为《红楼梦》原始作者”说的驳议
曹雪芹祖籍辽宁（原奉天）辽阳，本来是一个从70年代以来，已经得到红学界绝大多数公认的问题。但由于首倡“河北丰润说”的杨向奎、周汝昌两位老年学者不肯放弃自己的误说，以致于在近年激起了又一场非学术的喧闹。专家们指出：所谓《红楼梦》系“丰润人曹渊原著”的谬说，是由于他们的导引而得到张扬的。
关于这一问题的论争由来已久：最早是1931年由奉宽提出曹雪芹祖籍为奉天辽阳说。并由他引据《八旗氏族通谱》予以论证。随之，李玄伯又提出河北丰润一说。到1947年，又有守常者，肯定曹雪芹先世“本为丰润人，其称沈阳，殆为寄籍。”当时的杨向奎氏即写信与胡适，提出明末满人入关必经丰润，丰润曹家“或即在此时被掳为包衣，遂称沈阳人”之说，当即为胡适所否定。而1953年周汝昌氏出版《红楼梦新证》时，所引证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吴葵之《吉州全志》、嘉庆《山西通志》、《大同府志》、《浙江通志》、《重修两浙盐法志》诸书，其中均明记雪芹高祖振彦为奉天辽阳人。而雪芹祖父著的《楝亭诗钞》亦自署“千山曹寅子清”（千山，即辽阳千顶山），足见辽阳说本无可疑。但周氏为了另创“新说”，却在守常之文的基础上，作出新的附会，并据李玄伯之说，把辽阳曹家列入《丰润曹氏世系表》，这样，“丰润说”遂流行一时。直到1978年冯其庸氏在《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号发表《曹雪芹家世新考》，根据新发现的《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和新查到康熙《江宁府志》，曹玺“王父宝，宦沈阳，遂家焉”，及康熙《上元县志》中曹玺“著籍襄平”等记载，驳倒了纯出附会的“丰润说”，于是“辽阳说”遂为许多学者公认。
1991年在辽阳举行“纪念程甲本问世200周年讨论会”上，冯氏详察有关雪芹先辈的三块碑铭后，特为辽阳博物馆题词：“曹雪芹祖籍襄平有曹氏三碑为证，虽百世而不可移也。”李希凡氏亦题词云：“辽阳古城，雪芹祖籍。”其他与会专家亦一致认为“辽阳说”可以论定。但周氏却支持丰润于1992年、93年连续举行会议以为自己旧说张目。他并于《金陵时报》1993年7月16日发表《曹雪芹祖籍之谜初见分晓》一文，宣称：“有人根据辽阳曹氏谱而排斥丰润祖籍的说法是完全弄错了。”又鼓励丰润青年文博工作者王家惠同志写出《曹渊即曹颜》一文，于今年1月8日《文艺报》发表，提出丰润曹渊曾过继曹寅为嗣子，并改名曹颜之说。同期该报又发表另一青年刘润为同志的《曹渊：〈红楼〉原始作者》一文，完全引据周氏的并不成熟乃至错误的观点，并以此为理论基础，作出了曹雪芹出于丰润曹，他并非《红楼》的原始作者，其原始作者实为曹渊的论断。周氏则于同日发表《王文读后》一文，盛称“王文”立论有创见，考证剖析，周详细密，又能谨严而审慎；学力文风，俱为近年来治曹氏家世论著中难得之作。周氏为了不埋没自己“首倡”此说之功，又写道：“家惠撰此文之前，曾将曹渊出嗣问题与我书札讨论。我觉得他这一崭新见解值得注意探究，郭促他以文字表述，供大家研讨。今读全文，果见义理斑斑”云云。原持“丰润说”的杨向奎读王刘周文后，自然大为激赏。杨氏本已在1988年第6期《文史哲》发表文章为自己旧说辩护，随后又从周汝氏信中得到支持，乃于今年3月9日在《中国文化报》发表《关于〈红楼梦〉作者研究的新进展》一文，赞誉王家惠所谓：雪芹是丰润曹鼎望第三子之子，而过继给曹寅之说好比画了龙身，而刘文乃是“点睛”之作。“有此一点，全龙活了。而《红楼梦》一书原始作者的找出，使七十年的悬案至此解决”云云。这不是要剥夺曹雪芹用平生心血凝铸的《红楼梦》的著作权吗？
但这样一来周氏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他原是以曹雪芹的崇拜者自居的，曾把自己的书起名《献芹集》，又首倡为雪芹建立祠庙，还为自己起了个“芹祠侍者”的雅号，而现在却由他导演这一幕剥夺曹雪芹的著作权的“悲剧”，岂有不被红学界谴责之理？正如他的自述，“于是信函、客访的多起来了。有的问，有的疑，甚至有的误以为‘曹渊说’是我发启的。……”为此他马上写了《〈红楼梦〉作者新论之我见》一文，赶在4月16日《文艺报》刊出，声明自己“只是同情支持王家惠探求丰润、辽阳两曹家的骨肉同根关系，其余就没有什么关涉”云云。企图阻止红学界对周、杨、王、刘的小合唱的论争，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古代文学室和《文艺报》理论部仍在4月20日举行了“红楼梦方法论”讨论会。与会的北京十几位专家，一致批评杨向奎等人之说毫无根据，甚至是牵强附会到了不顾常识的地步。红学家杜景华以及张庆善、孙玉华等已在《中国文化报》5月4日版《文艺报》7月2日版发表批驳文章，《红楼梦学刊》还发表刘世德、冯其庸教授的文章进一步提出反驳。笔者在此补充一点：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周汝昌氏对他所指导并大加吹捧过的王家惠的文章，就突然变脸不认账了！象这样前后持“截然不同的态度”的大文，竟会是出于同一名“红学权威”之手，这种现象，只会令人惊讶和齿冷！这和他1992年大力推动报刊把某人按照他的“创说”搞的“太极红楼梦”誉为“震惊人类的大发现”，而在此人受到批评以后，周又立即声明：此一闹剧与己无关云云，实如出一辙。
收稿日期：1994年9月22日
WW何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