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政治教育与当代西方思潮的关系与互动_政治论文

论思想政治教育与当代西方思潮的关系与互动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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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6-0070-07

在众多学科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独特的学科属性和文化使命决定了分析和引导西方思潮是其应有之义。而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通过加强对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的分析与引导,才能充分发挥对社会现实的文化干预力,展示自身的价值空间。因此。从理论上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与当代西方思潮的内在关联与辩证互动,也就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性课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分析和引导当代西方思潮的独特途径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本体论式的命题,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20世纪以来,媒体、计算机以及新技术的应用、资本主义的重新调整、政治的激烈变动、即时互动的全球化景象的到来,在社会存在的层面引发了西方社会大浪淘沙般的社会变迁与历史演进,带给了人们诸多新的时空体验。这种社会存在的变化也必然掀起社会意识层面的狂澜巨浪,西方学者以其特有的文化视野和价值取向为基点,试图用新的思想和观点来阐释业已发生的社会巨变, 解决那些已经被人们感受和认识到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新兴思想、理论与话语的激增,不但更新了西方社会的传统思想,而且催生了众多应运而生的新思潮,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思潮、后殖民主义思潮、女权主义思潮、绿色和平主义思潮、政治精英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思潮等纷纷登台亮相,从而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平台上演绎出一副多音争鸣、眼花缭乱的思潮景观。这些思潮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存在的意识“镜像”,既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与批判,又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既有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的探索,又有人类社会未来前景的设计;既有对社会主义的敌视,又有对普世价值与理想的追问。这些思潮从性质上来看,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伪马克思主义思潮;从对社会的作用来看,有增强人们思想凝聚力的,促进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思潮,也有扰乱人们思想,破坏社会安定的消极思潮,还有一些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泊的中性思潮。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这些驳杂纷呈的西方思潮作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冲击和影响着众多民族国家的心理、意识、思维甚至政策层面,广泛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现实影响,有的思潮甚至危及一些国家政权的稳定,比如代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东南亚、俄罗斯、拉丁美洲等地都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当今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度与广度前所未有,西方思潮对我国的影响也前所未有,进入我们思想文化视野的西方思潮,在带给我们诸多智慧启迪的同时,也对我国社会成员的思想、对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扑面而来的西方思潮,一般来说有三种态度:一是专断地嗤之以鼻,采取拒之于门外的简单否定态度。二是盲目拥护,唯西方思想是“新潮”与“科学”,甚至将接受西方思潮视为是解放思想的标志,对西方思潮采取过多的肯定态度;这两种态度貌似截然对立,实则是高度统一,都是缺乏学者式冷静的思想懒汉,都是对实事求是原则的背离,其区别在于前者是以“左”的面孔出现,后者是以“右”的面孔出现。三是标榜“价值中立”,对于西方思潮不加任何的分析判断,原汁原味地进行引介与译介。这种态度表面上非常客观中性,实际上是为西方思潮在我国的泛滥暗送秋波。因为当前的全球化仍然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西方全球化话语依然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霸权话语,不加任何分析地引介和译介表达西方思潮的文本,就等于是主动为西方意识形态话语在中国的泛滥开启方便之门。

当然,也有很多学者舍弃了上述三条便利之路,走上了一条远为艰难的思想之路。他们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对西方思潮进行了合理的借鉴和冷静的批判。这种借鉴与批判既是必要的,又是有学科局限的,在众多学科中,思想政治教育为分析和引导西方思潮提供了独特的学科平台和重要途径。这种独特性主要是由三个方面决定的: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独特的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的一个二级学科,也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的中介学科,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的理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性高度统一的根本特征,其中实践性和阶级性是其最显著的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标志着他们新的世界观创立过程的成熟阶段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宣布:“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P75)这里表达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这种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性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这里的“进”主要沿着三条路径而“进”,即随时代而进、随实践而进、随世界变化而进,这三条路径都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必须科学吸收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决不放弃同一切伪科学与反科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此,对西方思潮的分析与批判也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天然使命。可以说,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分析社会思潮的历史,从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的清算,到列宁对俄国民粹主义的批判;从毛泽东对本本主义、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批判,到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薪火相续的发展无不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思想斗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思想政治教育自然在分析和引导西方思潮的过程中也就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价值与作用。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独特的基本矛盾。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2](P309)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解决的特殊矛盾就是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所在。这种矛盾在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系统内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那么,思想政治教育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又是什么呢?这一矛盾就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对人们思想品德的要求与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的矛盾”。[3](P6)这种矛盾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对这个矛盾的不断解决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发展的动力。而当代西方思潮显然是引发这一矛盾的重要因素,因此,与其他学科对西方思潮的关注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无可比拟的力度、深度与广度。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独特的学科使命。归根到底,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但是,如果仅仅止步于此,还难以和其他学科相区别。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使命在于它以培养人的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道德教育为基础,以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为重要任务。[3](P149-160)这种独特的学科使命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与当代西方思潮的相关度比其他任何学科都强。在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要完成自身的学科使命,就必须把西方思潮纳入自己的当然视阈,既要吸收西方思潮中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使命的积极因素,又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抵制和批判不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使命的消极因素。

总之,关注、分析和引导西方思潮的途径和学科很多,但思想政治教育无疑是最独特的学科、最重要的途径,具有其他学科、其他途径无法代替的优势与价值。

二、当代西方思潮为思想政治教育观照和介入现实提供了重要的中介环节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系统中,当代西方思潮又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地位呢?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构成要素来看,当代西方思潮是思想政治教育观照和介入社会现实的重要介体,即中介环节,是思想政治教育中介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思想政治教育中介,“是指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国家与受教育者建立起思想政治教育联系的所有中间介质的总和;它包括国家主体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所有要素,是由组织中介、传媒中介、载体中介、内容中介、教育者中介(事实主体)及它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实践活动构成的有机整体”。[4](P21)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现实的观照与介入并非直接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中介环节得以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西方思潮的分析和批判,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同时也增强人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分析判断能力。因为任何西方思潮的产生和泛滥都有其现实根源,都与特定的社会现实问题相关联。这些问题有些是资本主义所面临的特殊问题,有些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也会出现或已经出现的问题,有些则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普遍问题,西方思潮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及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批判其错误的结论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对其所关联的现实问题的思考,相反,思想政治教育对西方思潮的分析与批判的过程,也就是引导受教育者观照和介入社会现实的过程。以对全球化思潮的分析为例即可证明这一点。全球化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社会现实,对此,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与预测,各种话语汇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全球化思潮,这些全球化理论话语尽管错综复杂,但是都具有相应的意识形态背景。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西方全球化的理论思潮,才引导受教育者认识到全球化的实质既是现代工业生产力的全球扩展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扩张过程。弄清了这一实质,才能进一步认识全球化的风险与机遇,才能更深刻理解我国为什么既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又要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不断增强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这就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对现实的观照与介入。

三、当代西方思潮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进路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在延缓和分散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方面无疑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比如,以国家调控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社会保障制度为前提的劳动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爆发力。为这些措施提供理论支撑的,就是一系列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理论与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与理论支持的各种社会思潮。这些理论、观念、思潮虽然打上了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烙印,但也包含着一些合理性的观念。合理性是代替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上普遍主义伦理观的新意识形态。韦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现实出发,首先使用了合理性的概念,用来描述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具有的从下到上的完整的合理性的特点,韦伯是用肯定的态度对待资本主义的合理化现象的。从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出发,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宣称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资本主义走向了最终的永恒的自然的状态。

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当代西方思潮无论是理论动机还是价值导向都具有巨大差异。但这决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无法从当代西方思潮中获得有益资源和宝贵启迪。以西方思潮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来看,研究当代西方思潮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了解和研究西方思潮,有利于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的碰撞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研究西方思潮,就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例如,与马克思主义大体同时产生的孔德、穆勒的实证主义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直接对立面,研究和批判孔德、穆勒的实证主义,就有利于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同时代的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是列宁哲学思想的直接对立面,研究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列宁的哲学思想,理解列宁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同时,要驳斥和回击西方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也离不开对西方思潮的研究。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些哲学家,直接攻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公开宣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例如,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宣称,意识与物质的关系问题完全是形而上学问题,而且是一个“过时的”问题。普·弗兰尼茨基歪曲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其他著作中所阐述的关于思维形式应当是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抽取出来,而不是相反的原理,竟然宣称反映论是一种“庸俗的”理论。在历史观方面,资产阶级哲学家指责马克思主义对个人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估计不足”,因而主张用存在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化”。他们尤其不能容忍经济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原理,有些人(例如卡尔·波普尔)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原理,干脆否认历史的客观规律存在。凡此种种,若不深刻研究,就无法给予必要的驳斥和回击,当然也就不能很好地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

此外,发展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当代西方思潮。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5](P299)当代西方思潮是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自然科学成就和理论思维的反映,它虽然总的来说倾向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但它对许多新领域的探讨,也不无值得注意和重视的地方。例如,为了研究认识和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当代西方哲学对语言的意义、使用和形式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而相应地形成了诸如语义学、语用学、语形学之类的新学科,提出了诸如人们交际的最小意义单位是什么(是言词,还是言语行为)这样的新问题。又如,在探讨科学研究的规律时,当代西方哲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发展模式:逻辑实证主义的“逐渐累进”的模式,批判理性主义的“不断革命”的模式,库恩的“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交替”的模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模式等,对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新领域、新问题就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当代西方哲学对相对性观念和主体性观念的重视,对于深入地研究和辩证地理解绝对和相对、客观性和主体性的关系也有一定意义。此外,西方思潮为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方法论的构建也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源,比如西方思潮中的价值哲学、管理哲学、过程哲学、系统哲学、后现代哲学等,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过程论、本质论、管理论、结构论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限于篇幅,在此不展开阐述。

四、思想政治教育与当代西方思潮在碰撞融会中共同发展

马克思说:“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P89)随着人们世界性交往时代的到来,精神生产的背景和条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们将在“精神上互相创造着”。通过广泛的思想文化信息交流,以及人们精神的全面生产能力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种类、内容和形式,必将更为丰富多彩。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分析和批判西方思潮的过程,不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思潮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过程,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思潮在碰撞中融会,在融会中碰撞的双向互动过程。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与西方思潮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道德观念、政治动机、思维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这两者之间必然存在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集中体现为西方思潮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对立。任何社会都有其核心价值体系,这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旧社会的解体往往以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崩溃为先声,新社会的诞生又是以其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和推广为先导,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又以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与完善为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着我国社会的性质,表明了我国社会的发展目标,规范着我国社会成员的思想与行为,从根本上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也就是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而作为西方社会意识表达形式的西方思潮,反映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赖以生存的精神之本。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道德观、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是这一价值体系的支柱与灵魂。两种不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基础,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前景、对实现共同理想的精神动力,对公民行为的道德选择标准具有不同的价值认同。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但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也根本不适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国情,更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首先对当代西方思潮保持清醒的批判性识见。当然这并非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拿起西方思潮就批,而是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思潮中的引领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6](P34)这是我们处理思想政治教育与西方思潮对立和碰撞的根本原则。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不会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与西方思潮的对立和碰撞,而把西方思潮中的合理因子抛弃,这样才能使传入我国的西方思潮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下健康发展。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与西方思潮在碰撞的过程中还存在相互融会的一面,这种融会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从西方思潮中吸取自身发展的营养,二是西方思潮在发展过程中增添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发生着“马克思主义的嬗变”。

作为一名坚定而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坦率地承认,林林总总的当代西方思潮虽然没有马克思主义那样严整的科学性、鲜明的实践性和彻底的革命性,但是,支撑这些思潮的理论之所以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得以传播,其中肯定包含着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些理性思考,或多或少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本质特征,折射和沉淀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与这些思潮的对话与交流中获取丰富的思想养料来完善和发展自己,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关注这些思潮提出了哪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哪些挑战,马克思主义对于时代提出的问题应当做出怎样的回答,西方思潮对于这些问题所做的回答中有哪些是值得借鉴的。只有以这种开放的视野开展与西方思潮的对话,马克思主义才能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恒久的理论征服力。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7](P309)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吸收各种思潮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既吸收了黑格尔的“合理内核”,也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还吸收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华,从而创立了完整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即使对于那些公开反对自己的理论思潮,马克思恩格斯也能以辩证扬弃的态度予以对待,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然而,这种对待西方思潮的辩证态度在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被“左”倾错误所歪曲,比如在俄国十月革命前,一大批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与修正主义、民粹主义的斗争中脱颖而出,但十月革命后,尤其是在斯大林时代,马克思主义(严格来说是斯大林主义)借助于政治权力获得了形而上学思想权威,完全堵塞了马克思主义从西方思潮中获取养料的通道,结果教条主义、实用主义、注释经典主义盛行,马克思主义落入“高处不胜寒”的尴尬境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表明,在与西方思潮的对话与交流中获取营养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何等重要。

当代西方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相互融会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思潮的影响与渗透,使西方思潮发生一定程度的“马克思主义嬗变”。苏东剧变以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福山宣布的那样走向终结,相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思想界和民间获得了广泛的价值认同,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甚至认为,没有马克思就没有将来,人类不能没有马克思。1999年,主要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千年伟人评选活动中,马克思无可争议地被评为“最伟大的思想家”。西方社会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认同,英国BBC电台的总结很精辟:“马克思作为一位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和革命者所取得的成果在今天仍然得到学术界的尊重。不管今天世界上对马克思的学说有多少种解释,他的学说的科学论证和主要核心是否定不了的。马克思运用他的智慧和学识,指出了解决人类受苦问题的方案。”与此同时,许多西方传统的理论思潮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纷纷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从而促成了许多新的学术流派,形成了一些新的社会科学分支科学。比如生态马克思主义、后结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不管这些马克思主义流派与我们所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有多大差距,它们的问世就表征着马克思主义对西方思潮的强大渗透力。在西方思潮发生马克思主义嬗变的图景中,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引人注目。所谓“西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二者结合的契机在于——当代人本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既有理论旨趣上的一致性,又有观点上的互补性。理论旨趣上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二者均以人的存在为理论主题,并以扬弃人的异化存在境遇为理论的终极关怀;观点上的互补性则主要表现在二者的理论重点往往是对方所忽视和欠缺的。

总之,在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科学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的今天,只有科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与当代西方思潮的内在关联与辩证互动机制,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不辱使命,担当起引领社会思潮健康发展的重任,思想政治教育也才能不断更新自我、超越自我,不断增强自身的理论说服力和实践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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