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后工业化”一定时期生产率增长率下降之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之谜论文,增长率论文,发达国家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要素生产率增长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演变
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的含义，经济学界在讨论中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界定。笔者原则上同意这样一种提法，即增长方式是指一国实现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增长源泉的构成。[1] 经济增长的源泉或途径，无论从微观角度还是从宏观角度来看，简单说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二是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也就是所谓的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当然总是这两种源泉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两种增长源泉的构成方式的不同，即经济增长是主要依靠扩大要素投入量来实现还是主要依靠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实现，则反映了增长方式的一种本质区别。扩大要素的投入数量和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尽管存在着一定的相互作用，但它们各自所依据的经济条件、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和所带来的经济绩效是非常不同的。增长源泉或增长途径的构成方式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
由此可见，衡量经济增长方式变化的客观标准，应是要素投入量与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即：以要素投入量扩大为主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以要素生产率提高为主的经济增长是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对这一经济增长方式演变过程的实证检验，主要依靠西方经济学家有关增长因素核算的研究资料，以各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中要素投入量的增长率和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的相对贡献程度的不同为依据。如果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即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在50％以下，则基本上属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达到和超过50％，则属于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根据这样一个数量标准，可以大体上来判断各个时期增长方式的主导类型及不同增长方式的演变状况。根据笔者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在整个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演变。无论是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还是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表现出逐渐提高的趋势。从美、英、日三国来看(因只有这三个国家有长期数据)，在1820-1870年、1870-1913年、1913-1950年、1950-1973年四个时期中，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15、0.33、1.59、1.72；英国分别为0.15、0.31、0.81、1.48；日本(没有早期的数据)在后三个时期中分别为-0.31、0.36、5.08。[2] 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明显上升。以美国为例，从1889年至1957年，大体按每十年平均计算，要素投入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早期的64％下降到后期的34％；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则由早期的36％上升到后期的66％。若按两个较长时期相比较，在1889—1929年间，要素投入量年平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9％；而在1929—1957年间，要素投入量增长的贡献率下降到28％，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则提高到72％。[3] 然而，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以后，[4] 主要发达国家的要素生产率增长却出现了下降。这正是我们要着重考察的问题。
二、后工业化时期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
根据麦迪森的长期统计，1973-1992年期间与1950-1973年期间和1913-1950年期间相比，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都有大幅度的下降。美国从1913-1950年的1.50和1950-1973年的1.72降低到1973-1992年的0.18；日本从0.36和5.08降低到1.04；英国从0.81和1.48降低到0.69；其他国家没有1950年以前的核算数字，德国从1950-1973年的4.05降低到1973-1992年的1.52；法国从3.22降低到0.73。[5] 结果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度下降。
这种现象着实令人奇怪和费解。很难想象，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逆转，从集约型重新回到粗放型。事实上，这个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只会进一步加强。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70年代后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大发展时期。先是计算机特别是个人电脑的逐渐普及，后是互联网的大规模推广。信息技术的大发展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说都无疑应该是提高生产率的。第二，这二十年又是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期。其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在70年代初开始的长期低速增长的背景下，由于利润率下降的压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纷纷把国内制造业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或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劳动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以加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占据更大的国外和国内市场(通过产品的再进口)，获得高额利润。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提高发达国家国内制造业中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从而促进国内生产的进一步集约化。第三，70年代开始的数次石油危机，也极大地推动了发达国家经济中对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节约。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市场的石油价格总的趋势是下降的。按不变美元计算，1870年每桶石油的价格是9.82美元，1950年下降到3.23美元，1973年只有1.79美元。战后二十多年低廉的石油价格，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黄金时期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自从70年代爆发石油危机之后，石油价格迅速上升，从1973年的每桶1.95美元急剧上涨到1981年的12.47美元。[6] 这就迫使发达国家不得不通过改进技术和加强管理来节约能源，其效果非常显著。世界石油消耗量1950年为38亿桶，1973年急剧增长到203亿桶；而到1981年，却只有204亿桶。世界人均石油消耗量，从1950年的1.50桶增加到1973年的5.15桶；到1981年却减少为4.48桶。[7] 发达国家能源消耗的年平均增长率，1965-1973年时期与1973-1984年时期相比，美国从4.0％下降到-0.1％；英国从2.6％下降到-1.3％；德国(西德)从4.9％下降到-0.3％；日本从12.2％下降到0.4％。每千克能源使用产生的国内生产毛额，美、英、法、日、意、加、奥，七国按算术平均数计算，由1971年的0.84美元，提高到1980年的2.68美元，再提高到1994年的5.70美元。[8] 上述数据充分说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至少从能源使用的节约方面来看，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这样就提出一个问题：既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集约化，为什么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反而大幅度下降了呢？下面我们来探讨这个谜团。
三、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具体原因
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资本生产率的下降。根据麦迪森的数据，从70年代到90年代，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生产率都有大幅度的降低。1950-1973年时期与1973-1992年时期相比，按单位非居住用资本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资本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美国从0.63下降到-0.72，法国从0.22下降到-1.96，德国从0.05下降到-1.04，日本从0.06下降到-2.54，荷兰从0.18下降到-0.90；只有英国从-2.10上升为-1.67。[9]
大多数发达国家资本生产率的增长率在70年代以后由正数变为负数，并非偶然。因为这个时期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大幅度地降低了，但非居住用资本总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却下降较少。德、日、英、荷等国的资本积累率虽有明显降低，但相对于国内生产毛额增长率其下降幅度要小得多；美、法等国的资本积累率几乎没有下降。[10] 这就必然会使国内生产总值对非居住用资本的比率即资本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幅度降低，以至由正增长变为负增长。布伦纳提供的关于七大工业国(即美、英、德、法、日、意、加等七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综合数据，更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七个国家全部私人经济总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从1950-1973年时期的4.5％，急剧下降为1973-1993年时期的2.2％，经济增长率降低了一半还多；但七个国家全部私人经济的总资本存量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从前一时期的4.5％略微下降到后一时期的4.3％。[11] 两组数据一比较，资本生产率大幅度下降的必然性就一目了然了。
1973年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普遍而严重的放慢，是二次大战后二十多年黄金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从而造成全球性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必然结果。但问题在于，这个时期的资本积累速度为什么没有下降或相应地急剧下降？这可能与此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新技术革命的逐渐兴起有关。70年代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数次石油危机，从产品需求和原材料供给两个方面制约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推动着资本主义国家从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中寻找出路。新的信息技术革命正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时期，都会有巨大的资本投资特别是固定资本投资，从而促进资本存量的迅速扩大。70年代后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当然也不例外。不仅新兴的信息技术部门如计算机制造及相关部门、通信设备制造及相关部门等等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传统生产部门和经济部门的信息化改造也需要大量的信息设备投资。这都促进了资本积累和非住宅固定资本存量的迅速增长。在1974-1990年期间，由于较快的资本积累，资本的深化或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成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而在资本/劳动比率(即单位劳动投入所占用的资本量)年均增长率0.81中，信息技术资本的增长率达0.44，其他资本的增长率只有0.37。[12] 这充分说明，在这个时期较迅速的资本积累中，与信息技术相关的资本投资和资本存量的增长发挥了主要作用。
第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下降。70年代至9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显著降低，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1950-1973年时期与1973-1992年时期相比，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的下降和资本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同样惊人，虽然还没有达到负增长的程度：美国从2.74降低到1.11；法国从5.11下落到2.73；德国从5.99下滑到2.69；英国从3.12下降到2.18；日本从7.69降低到3.13。[13] 布伦纳提供G7的综合数据是：七个发达国家全部私人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从1950-1973年的3.6％，大幅度下降为1973-1993年的1.3％。[14]
70年代开始出现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显著下降，经济学家们曾在讨论中试图分析其各种原因，但始终未能有一个比较充分和完满的解释。考虑到70年代后正是信息技术革命大发展的时期，资本投资和资本存量的增长十分迅速，这一现象尤其难以理解。虽然早在80年代许多人即预期信息技术和电脑化必将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但直到90年代中期，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仍大大低于战后黄金时期。以至著名经济学家索洛在1987年抱怨说：“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计算机时代，只有生产率统计除外”。这就是所谓的“计算机悖论”或“IT生产率悖论”。对于这个悖论所造成的迷惑，人们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有两种特别值得注意。一种解释认为：直到90年代初，计算机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以1992年为例，美国的IT资本存量约只相当于GNP的10％；假设信息资本有效利用后其边际产量高达50％，则GNP水平因现有信息资本存量可直接增长5％。考虑到信息资本存量是过去大约30年间逐渐积累的，因而它对GNP总量增长的年均贡献不过0.5％，这在统计上自然是难以分辨的。另一种解释认为：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系统虽然具有提高生产率的极大潜力，但其效果的显现需要时间，可能经过若干年后才能充分实现。信息技术投资的生产率效应之所以延迟，或许是因为软件等相关技术的发展滞后，或人们为有效使用信息技术而需要多年的培训时间。[15]
以上论点虽然可以部分地解释信息资本投资未能及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因，但却没有说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什么在70-80年代会大幅度下降。其实，这个时期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因素很多。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在需求、供给和制度等影响因素中，可能需求因素起着更重要的作用。从70年代早期到90年代中期，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发达国家陷入长期萧条，经济增长率明显放慢。前面已经指出：七个发达国家全部私人经济总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从1950-1973年的4.5％下降为1973-1993年的2.2％；制造业总产出的年平均增长率更从5.5％下降到2.1％。[16] 经济增长率的显著放慢，必然大幅度降低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仅以美国为例。美国制造业的年平均能力利用率：50年代为83.7，60年代为85.0；70年代急剧下降为81.6，80年代更下降为79.0。美国全部工业的能力利用率：1967-1969年平均为87.2(没有1967年以前的统计数字)；70年代为82.7，80年代为80.1。[17] 生产能力利用率的下降，不但提高了资本构成，降低了资本的生产率；同时也会降低劳动生产率。美国经济学家韦斯科普夫和谢尔曼在讨论周期问题时都曾谈到：当能力利用率降低到最佳运转率以下时，生产工人的“直接劳动”总时数容易削减到与产量成比例，管理雇员的“间接劳动”总时数却不易改变。因而在危机或经济收缩时期，产量和能力利用率迅速下降，但因管理劳动者解雇较少，劳动生产率便会急剧降低。[18] 问题在于，这种周期分析能否应用于较长时期的分析？麦迪森特别谈到了这一点。他指出：在需求疲软时期，厂商通常会较少地解雇雇员，自愿地为将来经济兴旺时储备一部分劳动力，这在大多数衰退时期会对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但这种情况通常不会持续七、八年，因为在较长时期中，低效率厂商的破产将提高生产率，抵消上述的负面影响。然而，在七十年代，各国政府却试图用多种方法来减轻衰退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如实施保护就业的立法，发放就业补助，增加公共就业岗位，或通过接管和扩张来帮助大企业免于破产。同时，政府部门的就业对生产率的考虑从来不是很强，它们在70年代继续扩大。所有这些保护就业的努力都遏制了生产率的增长，但其影响却难以量化。[19] 由此可见，70年代到80年代经济增长的相对停滞和能力利用率的长期低下，可能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产业结构的服务业化。这正是后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特征。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第二次重大变化。如果说在工业化时期，三次产业变动的主要特征是农业部门比重的急剧缩小和工业部门比重的扩大；那么，在后工业化时期，三次产业变动的主要特征则是工业部门的缩小和服务业部门的扩大。从1960年到1995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美国从57.9扩大到72.0；日本从42.7到60.0；德国从41.0到65.8；法国从50.4到71.1；意大利从46.4到65.5；英国从53.8到66.0。按全部13个OECD发达国家的简单平均值计算：1971年到1992年，服务业占总体GDP的比重从54.6上升到65.4；1974年到1992年，服务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从52.4上升到65.1。[20] 正是由于这个重大的产业结构变化，有人才把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之为后工业社会。
20世纪最后三、四十年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所发生的新的巨大变化，其原因值得深入探讨。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首先，经济信息化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前已指出，20世纪后三十年是信息技术大发展的时期。信息技术革命不仅表现为信息技术产品的创造和大规模生产，如计算机及相关硬件和软件、与网络相关的各种设备、各种通信器材等等；而且包括传统生产部门和经济部门的信息化改造，使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适应信息技术的要求以提高生产率。这就进一步促进了产业部门的分工，使信息的生产、处理、储存和传递在经济活动中具有中心地位，而这些活动通常都被归属于服务部门。根据卡斯泰尔思等提供的资料：从1970年到1990年前后，当美、英、日、德等国服务业在全部非农产业就业中的比重逐步上升时，服务业就业中的商品相关部门的比重在下降，而信息相关部门的比重却迅速上升。[21] 据此，有学者认为：现代后工业化社会中经济的服务化，不是由最终需求推动，而是由技术进步、分工深化和管理方式变革所引起的对服务的中间需求的扩展所带动。“从这一点来说，现代经济更多的是‘知识化’或‘信息化’，而不是‘服务化’。”或者“换句话说，宏观统计上经济的‘服务化’所掩盖的实质是经济的‘信息化’”。[22] 其次，服务业的迅速扩大也与虚拟经济的急剧发展有关。经济的虚拟化是20世纪后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变化之一。与之紧密相联系的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急剧膨胀。根据OECD国家的产业划分，服务业分为六大类：零售、旅馆和酒店业；交通、仓储和通讯业；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经营服务业；社区、社会及个人服务业；政府服务业；其他。按照13个OECD国家的简单平均值计算，1971年到1992年，整个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54.6提高到65.4。但其中：第一大类和第二大类占GDP的比重轻微下降，第六大类的比重变动不大；第四大类和第五大类的比重有所上升，但都不到3个百分点；惟独第三大类即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经营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上升，提高了6.7个百分点，占整个期间全部服务业上升10.8个百分点的62％。从服务业内部增加值的结构来看，在1971年到1992年期间，第一、二、五、六这四大类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都下降了；第四大类的比重有所上升，为3.7个百分点；惟有第三大类的比重大幅度提高，从22.9上升到27.9，表明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经营服务业在90年代初期已占到整个服务业增加值的四分之一以上。[23] 这显然也是推动服务业扩大的因素之一。再次，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20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大大加强了国际资本与货币的流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更加注重全球性的资源调配以获取高额利润。其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和制造业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这也会使发达国家第二产业的规模相对缩小，而使服务业的规模相对扩大。
20世纪后三十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的这个重大变化，也必然对生产率的增长产生深刻影响。主要原因是，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较低，增长速度也较慢。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扩大，自然会使整个经济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放慢。从1950-1973年时期到1973-1993年时期，七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只从3.9％下降到3.1％；但全部私人经济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却从3.6％大幅度降低到1.3％。[24] 可见，全部经济中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这种急剧下降，服务业(在经济中占大部分)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显然起了重要作用。麦迪森还特别估算了产业结构变化对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程度，他称之为“结构效果”。所谓结构效果，是在假定三大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如实际所示的情况下，计量各产业部门的实际产出增长与如果没有这种就业结构变化而可能有的产出增长之间的差异。估算结果是：在1950-1973年期间，美、英、法等国的结构效果均为正值；而在1973-1992年期间，美国从前一时期0.10的年平均增长率变为-0.17，英国从0.10变为-0.09，法国的结构效果虽未达到负值，但也从0.36下降为0.15。[25] 对此麦迪森指出：“结构效果的作用在规模上是重大的，并且可以发生方向上的重大改变。现在这些经济有大部分活动是用于生产率增长非常慢的服务业方面，服务业生产率的平均水平现在比工业低。因此，现在在某些经济中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拖累，而在黄金时代，当经济是生气勃勃的时候，结构改变通过推进劳动力迅速地进入更高生产率的就业产生正面的效用。”[26]
四、如何认识后工业化时期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
上一节分析了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二十多年中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具体原因。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时期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统计，究竟能不能反映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程度的实际变动呢？笔者的看法是，这个生产率统计已不能充分反映微观层次上企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但仍然反映了宏观层次上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产业结构服务业化对集约化增长方式的负面影响。至于采用什么样的统计指标可以更准确地测量企业层次和行业层次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例如，是否可以考虑：分别计算不同产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部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计算单位产出平均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率；对能力利用率进行调整后按实际使用的资本计算资本的生产率；等等。
尽管如此，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数据，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在未来的发展中它可能仍然是测量增长方式集约化程度的综合指标。首先，发达国家在70年代至90年代的产业结构服务业化是使国民经济生产率增长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服务业部门的这种迅速扩大不可能是无限的。“90年代以来服务业在发达国家中比重上升的幅度明显减缓，这说明服务业与工业一样到达一个适当比重后将稳定下来，在经济成熟的过程中三大产业的比重将趋于一个均衡的比例关系。”[27] 黄少军提供的OECD国家的数据截止到1995年。但甚至在美国1995-2000年的经济大繁荣时期，服务业部门占GDP的份额也没有扩大。[28] 而一旦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相对稳定下来，麦迪森所称的对生产率增长的“结构拖累”将不会再继续恶化。其次，70年代到90年代初在信息资本投资迅速增长之时资本生产率下降，这种现象是必然的但也是暂时的。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因素的长期分析可知，即使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生产率的增长率也是波动的。在重大技术革命或资本迅速积累时期，资本生产率的增长通常会降低，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如美国在1889-1919年的工业革命时期，国内私人经济中资本生产率的增长就很慢，此期间美国制造业资本生产率的增长率甚至是负值；但在随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随着资本积累的潜力逐渐发挥，资本生产率的增长率则大幅度提高。由此可以推知，20世纪70-90年代信息技术资本的迅速积累，虽然暂时降低了资本的生产率，但必将在随后的时期发挥信息资本的技术潜力，使资本生产率的增长率上升。这在美国90年代后半期已经开始显现，尽管90年代后半期信息资本的积累速度进一步加快。第三，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70-90年代的放慢也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在信息技术的逐步推广和新的厂房设备加速增长的刺激下，劳动生产率最终必然要大幅度提高。1993年到1999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已急剧跃升到年平均4.7％，非农业私人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则提高到年平均2.2％。[29] 以上三种因素的综合结果，便是90年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新加快。例如美国非农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1974-1990年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33，1991-1995年间提高到0.48，而在1996-1999年间骤然上升到1.16。[30]
由此可以初步推测，后工业化时期开始二十多年发达国家生产率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可能是一种暂时现象，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过程中一段时间内各种宏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必然要回升的。但有一点我们无法推断：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究竟会提高到什么程度，能否达到或超过工业化顶峰时期所达到的水平？这还有待于更长时期的观察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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