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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的重要性
孙叔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谈中日关系的重要性，首先要谈我国的对外战略，看看我国的对外基本战略利益集中在什么地方。外交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未来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就需要营造稳定的国际环境，首先是营造安全的周边环境。以此为出发点，就能对处理中日关系进行准确定位。我认为，中日关系目前仅次于中美关系。在与周边国家关系里，中日关系是摆在最前列的，当然还有与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关系，但日本具有特殊性。我们两国的渊源太深了，有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只是近百年来，尤其是从1895年甲午战争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它侵略过我们，破坏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造成了中日关系的严重倒退。
邦交正常化，随着经济贸易的发展，中日之间友好合作的前景是很广阔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贸水平的提高对改善中日双边关系是最有利的。1972年谈判复交的时候，田中角荣向周总理表示，日本曾给中国添了麻烦，周总理当即予以驳斥：日本侵略中国岂是“添麻烦”所能概括的？那时两国间确实没有多少经贸基础。30年后的今天，两国经贸关系获得长足发展，双边贸易去年已达到1037亿美元。中日经济关系现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非常密切。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考虑怎么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中日政治和外交关系。
马立诚（人民日报主任编辑）：从两国目前的经贸来往看，中日关系日益重要。2002年1月～10月，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达到400亿美元，超过了同期美国向日本的出口量。 除贸易以外，还有直接投资领域。过去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不是很多，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日本对外投资在萎缩，惟独对中国的投资在增长。现在，日本成为了继香港、美国、台湾之后的第四大投资者，而且，仍持续扩大对中国的投资。中国需要日本的技术、投资和市场；日本更需要中国的市场。中日贸易领域的深入，已发展到谁也离不开谁的程度。双方贸易争端总是在最后一分钟得以妥协让步和解决，因为如果发生贸易战的话，两国都是承受不起的。
党的十六大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要有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这样的话，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日本是我们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重要的邻居和“伴”，在日本问题上是否处理得当，是对我们“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的一个考验。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毫无疑问，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和日本对华投资不断扩大，中日经济互相依赖越来越密切。但是，中日间在某些重要方面的紧张气氛在加剧，特别是中日两国民众之间的互厌甚至敌意在增长，这是一个对中国的长远安全有危险的根本性问题。中日关系非常重要，而且永远重要。然而为什么现在更重要了呢？就是因为关系不太好，让人着急。不是为日本人着急，而是为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着急。
鲁世巍（武汉大学博士）：从我国的外交全局来看，日本是个有着多重角色的国家，既是周边国家，又是经济大国，也是我们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这就使日本在我国的外交棋盘里处在一个特殊位置，是我国总体外交里的一个重要环节。总体外交范围非常大，它是一种全方位的外交，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由于中日经贸关系密切，民间往来也非常密切。
历史问题怎样看
孙叔林：影响中日关系的首先是历史问题，即日本对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那段历史问题缺乏应有的认识，一部分右翼分子总想翻案。当然，—谈历史问题就难免牵涉到小泉等多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及修订教科书，企图掩盖和歪曲侵略历史，还有围绕历史问题不时出现的其他问题。另一个是台湾问题，部分日本人有台湾情结。中日马关条约把台湾割给了日本，它在台湾经营了几十年，摘了本土化。在主权上，1945年台湾已被我国收回，日本人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有国际法做坚强后盾。但有些日本人心里并不舒服，他们不愿看到台湾和祖国大陆统一起来。所以，只要两岸一天尚未统一，这些日本人的台湾情结就不会轻易放弃。此外还有一个钓鱼岛问题。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左翼学者也是承认的。但是在外交上对待领土争端应当慎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如果我们这代人解决不了钓鱼岛问题，可以留给后人，相信他们有智慧解决。当前双方应保持现状，不要制造事端。
马立诚：我认为，日本道歉历史已经结束。为什么这样说？当然，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伤害不是道歉能抵偿的。但是战争过去这么多年，我们该怎么办？难道现在我们强大了，就杀将过去？中日再战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能向前看。我统计了一些资料，二战后，审判了约5000名日本战犯，已对战争责任问题进行了追究。另外，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表示对侵华战争要深刻反省；1998年，江泽民同志访日发表的联合声明，日本也承认对华战争是“侵略”，表示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30年来，日本各届政府领导人就这场战争进行了21次道歉，表示要进行深刻反省，只是程度深浅不同。
战后已经60年了，我们要尽快把这段历史翻过去，要向前看。国家的发展，经济的发展要比这个问题重要得多。
时殷弘：正确对待历史问题，我认为要讲两个大道理。一个是战略集中原则，另一个是如何正确对待国与国之间的历史宿怨。
战略集中，就是要安排好国家各种目标之间的轻重缓急次序。有时至关紧要的几个目标之间是有些抵触的，因而必须确定什么最重要，什么是第一位的。我们在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必须集中应对美国问题，当然并不是要与美国总体上对抗或冲突，也不是说主要为了对付美国而争取改善中日关系。我们还要集中应对棘手的台湾问题。此外，朝鲜半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也要分散相当一部分精力。中日两国间的历史问题尚未较好解决，以后很可能还会由此出事，但从最重要的目标出发，我们要坚韧地执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对日政策，奉行战略集中原则，更好地实施我国的大战略。
中日关系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历史问题。对这段历史宿怨，我们应如何正确对待？应该既不忘记历史，也不停留于历史。最有压倒性意义的不是历史，而是维护当今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和未来的国家安全发展前景。我主张搁置历史问题，留到以后去解决，以便绕过实行国家大战略的障碍。世界上不少事情的解决需要大历史条件，它们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创造、促进和积累。等到中国将来真正强大了，在国际上既有威望，又有办法，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也多了，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甚至很好的解决。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中苏（俄）关系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从沙皇，到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两国间的宿怨很多很多，如果沉溺于历史宿怨，就可以天天吵架骂对方。但是从邓小平以来，通过两三代领导人的努力，中俄关系现在发展良好。确实，“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不能忘记的是历史留下的根本经验教训，而不是让过去的一切记忆支配现在和未来的所有事情。新中国外交取得重大成就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忘记过去受侵略受侮辱的历史，二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发展自己。不能说过去的敌人一定就是现在的敌人，或者一定就是将来的敌人。现在中国、日本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能让过去的全部记忆遮盖或冲淡当前的战略目的和方向。除了我们中国的安全和强大以外，有多少问题是实在不可以搁置的？搁置不等于遗弃，不等于放弃警觉，更不等于忘记过去的根本经验和教训。中日战争，从甲午战争到8年抗战结束，我们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中国要振兴，要搞好自己的事情，要发展自己的力量，要成为一个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强国。
冷静对待日本的变化
马立诚：日本要成为“普通的国家”、“正常的国家”，因为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能涵盖很多问题，也能解决日本一些问题。日本宪法要修改，要拥有军队，你再说，他也要做，你拿不出阻止的办法是没有用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顺应历史的潮流。对日本想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说，我们也要顺应历史的潮流来对待它。我们要看到，中国实力今非昔比，这也是我的观点的立脚点。中国要有大国风度，更加理性。有些人对日本总有种畏惧心理，害怕日本再次发动侵略战争，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些日本人说，中国强大了会欺负日本，这是夸大的说法。
孙叔林：关于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日本人非常着急。他们现在已经将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工作基本上都做通了，惟独我们中国没做承诺。有学者提出，我们不反对安理会扩大，但反对强迫安排时间表，坚持协商一致、公平扩大、首先照顾发展中国家的原则。看来，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早晚的问题，还有德国，但他们不应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
时殷弘：中国正走向强大，日本正谋求走向“正常国家”，如何保证两国在这双重变化中保持经久和平？这是战略关系的核心问题，要做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建设中日两国战略互倌和协商机制。我们应该有讲求实际的外交战略，对任何国家都应该讲求实际。外交和战略一般不可能追求完美，有时候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日本的军事力量增长及其使命的扩展问题上，我们说话要有分寸，说过头话有弊无利；做事要讲求实效，没有效的事情坚决不做。对日本的国际影响增长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对美日军事同盟今后的发展也是如此。我们要有心理承受力，将立足点放在发展壮大我们自身的力量和予以恰当的应对上面。
鲁世巍：中日关系的主流是向前发展的，但也不时地受到消极因素的干扰。在现阶段，消极因素一方面是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主权等“老问题”依然存在，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崛起的进程加快和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欲望上升，两国之间的战略利益分歧和竞争日益显现。这两方面的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增加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也使两国关系取得重大突破的难度增大。
正确引导公众舆论
马立诚：我们要更多地警惕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也是解决目前中日关系的一个观念上的障碍。更不好的是，这种民族主义以非理性的态度表现出来。最近出现了五本书：《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碰撞》、《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我看后有一种忧虑，民族主义气味太浓烈，把民族主义的非理性情绪上升到理论高度。当然，这与历史有关。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受到列强的欺负、凌辱，长期积贫积弱，导致我们民族主义情绪强烈，对事往往有过度的反应。但国人的心态总体上未能与中国已经崛起这个大势同步。现在北京、上海、深圳都有很多高楼，但人们的心理素质并没有像高楼大厦那样辉煌，没有达到我们看到的现代化的程度。我们报社边有一家麦当劳，旁边的饭馆老板就说要砸烂它，并说中国人傻，干吗跑那去，让外国人赚钱？我说那是双赢的，有二十几个中国小姑娘小伙子在里打工，不也解决了我们一些人的就业问题嘛？再说，中美双方的利润是分成的，我们也赚钱。这也促进了我国快餐业的发展。
孙叔林：对日本的宣传上，我们的媒体应该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既报忧，也报喜。比如，日本给了我们一些无息或低息贷款，大概有2.6万亿日元，有的日本学者说我们宣传得不多。我对他们说，吴仪任国务委员时就曾写过一篇文章，高度评价日本对我们的援助，发表在《人民日报》。她是代表政府讲的，你们日本人怎么不注意呀？现在，《人民日报》经常登一些日本援华项目见效的消息，这就很好，是促进友好而不是促退。如果光说日本军国主义似乎又要复活了，一是未必客观，二是容易在两国民众中造成对立情绪。
至于参拜靖国神社，中方已对这个问题反复表明了态度。靖国神社里面供奉的不仅是二战战犯，还有其他各种人，包括日本国内战争时期的一些人。日本民族对靖国神社的感情是比较复杂的。参拜靖国神社，涉及因素比较多，其中有文化传统的问题，也有政党政治的需要。日本自民党的选票主要集中在农村，为了拉农村选票，小泉在竞选时就承诺要参拜靖国神社，很快他又面临选举，这是其选票利益所在。
至于日本军国主义问题，我认为，日本人民爱好、要求和平，反对战争，这是主流民意。我从北海道到广岛所接触的日本人，都强烈要求和平，他们说，“我们不要战争，我们知道战争是什么滋味，原子弹是什么滋味”，这是民心所向，不是日本几个政客能左右得了的。我一向认为，日美军事同盟是一把双刃剑，美国既有利用日本，为其战略利益服务的一面，也不排除有利用日美军事同盟约束日本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个“紧箍咒”，你日本的军事力量不能跃出我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现在的日美军事同盟，虽然有利于促进日本军事力量的增强，但仍在美国的控制范围之内。
时殷弘：现在难办的事情主要是历史问题及其对国内舆论的影响。针对这个问题，首先我们的政府、研究界和对公众的思想舆论有影响的人们，要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要善于引导和调控公众舆论。公众也在学习，也会改变一部分不正确的想法。不能认为上BBS就一定代表多数公众的想法。我们要引导、带领公众向前看。当然这需要勇气和艺术。必要时要敢于和善于教育公众，这是对国家、人民、民族的根本利益负责。日本的军事力量及其使命确实在扩大，而且确实包含着危险性。我们既要有警觉，也要调整某些思想方法。要问自己，你在外交上能拿它怎么办？如果你在外交上不能拿它怎么办，就不能沉溺于情绪。要切实地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建设和妥善地进行全局应对。日本战后60年来，与战前相比变化也是天翻地覆，尽管某些地方远不彻底。我们的中小学课本里有关抗日战争的内容比较多，能不能另外也实事求是地讲一讲日本战后的巨大变化以及变化不彻底的方面？我们对日本军力的增长、日美同盟的加强和日本国内的右倾倾向，要外表大度与内心警惕相结合。要时刻以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地区的对我战略警戒和台湾问题为战略中心，只争朝夕地加速我国军队全面现代化建设。
构筑新世纪的中日关系
孙叔林：5月31日，胡锦涛在俄圣彼得堡会晤小泉时指出：“发展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必须牢记中日友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成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和精神。既要不断扩大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又要重视并处理好双方的关切，尤其要慎重处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中日两国领导人应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
这段话不长，但有很多重要信息，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要不断扩大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做外交工作就要找汇合点。两国都要求发展就是双方利益的汇合点。不要光找分歧点，分歧点太好找了，太多了。又要妥善处理好对方的关切，这一点寓意很深。我们关切日本对历史的认识，那么日本关切什么呢？我认为，稳定的中国大市场是它利益的关切点。中国的发展正像小泉说的，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
贯彻十六大提出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原则，在处理中日关系时要做到三点：第一要高举“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大旗。虽然中日矛盾不断，近来这一观念中日两方都有所淡化，但是我们仍然要高举这面大旗，这是从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得出的经验。第二要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当然是在互动的条件下，不必过分纠缠历史问题，重在面向未来，完全单方面的让步也是不行的。我们要以中日联合宣言、联合声明和友好条约为基础，不纠缠历史，开创未来。第三要坚持求同存异的原则。要找中日的共同点，不同点可以放一放，想办法去解决。这样，处理中日关系的具体事情就会容易一些。
时殷弘：我非常佩服胡锦涛同志关于“放眼长远，筹谋大局”的主张。他说，中日是亚洲，也是世界上两个重要的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亚洲的稳定和发展方面，肩负重要的责任，两国领导人应该从这样的高度看待处理中日关系，这就是筹谋大局。那么如何从根本上放眼长远？首先应该具有以战略关系为框架的思维方式。就是说，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带有情绪化的思维方式，无论这个思维是旧还是新。要改变过去以坚持日本对历史问题的全面反省作为中日关系发展的根本前提的想法，改而着重于中日战略关系，即一是防止中日敌对，二是争取建设适当的战略互信，三是有选择地进行某些战略性协作。现在日本强调中国威胁论，害怕我们的国防现代化；我们许多人也担心他们的军国主义复活、美日同盟等问题。现在应当以中日战略关系为中心，通过战略对话、战略协商甚至某些战略性协作，确保双方向着和平与共同富强的目标前进，而且各自享有适当的国际地位。当然，与日本建立战略关系不是无条件的，有一条必须作为保留，那就是除非日本政府在现有的历史问题上发生严重的大倒退。不过，现在这种可能性不大。
鲁世巍：构筑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要有新思维。这是中日两国形势发展和世界局势发展变化的要求。我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实力增强了，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外交也要随之调整。要有乐观的自信的胸怀，要有全局的战略的眼光，要体现与时俱进、积极进取的精神，要有全面合作，争取双赢的全面的目标、理念和要求。关键是两点，一是超越历史的恩怨，二是要增加战略互信。
发展中日关系的目标是为国家建设、和平统一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为实现这些目标，基于中日关系的现状，我们还要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情。一是继续加强经贸合作，上升到新层次，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好牌，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更是我们的工作中心，以此影响日本民族，建立一个好的民族形象，用经济关系促进政治关系的发展；二是继续加强本区域内的合作，以此推进和稳定中日关系，并向更广泛的国际性合作推进；三是既要做好官方外交，又要做好民间外交，其中舆论的工作很重要，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更多的是通过媒体了解中日关系的现状和未来，传媒肩负着消除民族主义情绪和增加互信的使命；四是在台湾问题上我们要多做工作，台湾问题是我国外交领域最难办的一个问题，也是中美之间一个敏感的问题，如果中日关系比较好，那么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影响将会大大下降。中日关系的基本发展的原则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着眼长远，筹谋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