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人口”该负多大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大论文,人口论文,危机论文,生态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背景
谈起当下的国情，关心我们这个共有的家园的中国人不会不注意到一个事实：近年来，有关环境资源问题的报道频见报端、电视，特别是1998年大洪灾的爆发更使全体中国人有了切肤之痛——“生态危机”再也不是“狼来了、狼来了”的骇人警告，而是触目惊心的事实种种。环境问题专家指出，自从1992年中国正式提出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环境问题并没有在根本上得到遏制，相反地却呈现出持续恶化的态势，并有可能和人口问题一样成为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
我国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现象相当严重。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8.2%。1998 年春夏之交的长江洪灾与水土流失就大有干系。长江流域1957年水土流失面积约为36.38 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20.2%。到90年代，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已达56.97万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的31.5%。 在此期间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56.6%。水土流失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长江变成了“黄江”——90年代长江每年流经三峡的泥沙量已达7.2亿吨，仅次于黄河。 专家估计，河源区的土地沙化极可能使长江成为第二条黄河。据考证，“黄河”之名是在西汉初年出现的，这与秦代和西汉初年大规模的毁林现象有关。谙熟晚唐杰出文人杜牧作品《阿房宫赋》的读者一定会有印象，杜牧的生花妙笔仅用6个字就写尽了人间和自然的苦难，这就是“蜀山兀， 阿房出”。也就是说，绵延三百里、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横绝一时的阿房宫它的建成是以蜀山树木的伐光为沉重代价的。黄河水哺育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农耕文明，被国人称为“母亲河”；然而，日趋严重的水土流失却使这样的文明不复昨日的辉煌。现在黄河水含沙量之高居世界首位，而其泥沙的90%源于黄河中游的黄土高原地区，是长期以来森林植被严重破坏、水土大量流失的结果。
目前，我国荒漠化面积达到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 27.3%，而且荒漠化土地面积仍以每年2 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 荒漠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有草地退化、 耕地退化和林地退化， 其中草地退化10 523.7万公顷，耕地退化772.6万公顷，林地退化10余万公顷。 荒漠化导致了发展滞后与生态失衡的恶性循环。眼下，我国受荒漠化影响的省市区已达18个之多，其中不仅有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而且还包括山东、天津、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中国西部的荒漠化问题已相当严重，而北京早在1991年就被内罗毕国际会议列为“沙漠化边缘城市”。一些环境问题的报告指出，中国的荒漠化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约为65亿美元，约占全球荒漠化经济损失的15.5%。
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同样令人触目惊心，污染的种类之多、危害的面积之大、受害的人口之众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就水污染问题而言，国家水利部于1995年完成的中国水资源质量评估结果表明，受污染的河长已从1984年第一次全国水资源质量评估时的21.8%上升到46.5%，不过10年，污染河长就增长了1倍以上。 著名的“三河三湖”已成为我国污染最严重的水域（“三河”指淮河、海河、辽河，“三湖”指太湖、滇池和巢湖）。大气污染也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公害。中国的大气污染仍以煤烟型污染为主，1997年国家环境公报表明，工业烟尘排放量占到83.6%。1997年下半年，世界银行环境经济专家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环境污染的规模居世界首位，大城市的环境污染状况在目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0个在中国。污染已严重威胁到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和智力发展。比如，淮河流域近50%的河段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100多万人饮水困难， 有些地方的癌症发病率高出平均水平50倍，豫、皖、苏、鲁4 省数十个县市的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该流域近年发生较大水污染事故160多起，经济损失无法估量。不计生态成本的工业化进程使急于求成的中国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世界银行的报告说，如果把污染给中国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折合成美元计算，那么水污染每年给中国造成至少40亿美元的损失；大气污染每年造成的损失则高达500亿美元，合计之数接近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而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保守估计也仍然高达3%至5%。
无须再举更多的事例了，我们正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已是不争之事实。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大大小小的环境已越来越多地远离原汁原味的原生态和纯自然。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是：在积重难返的生态危机中，“人口”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人口是不是诸多环境问题的“罪魁祸首”？在缓解生态危机的努力中，人口政策方面可以有哪些考虑？为此，本刊特约3位学者作了笔谈，也希望能引来大家的深入思考。
人口掠夺式行为是导致西北生态环境恶化的祸首 张志良（兰州大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1 脆弱生态环境的产生与恶化
西北地域辽阔，绿洲零星镶嵌。人口8 700多万， 绿洲人口密度大，土地承载力低。以干旱为主体特征的自然条件严酷，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显著的大陆性气候及荒漠半荒漠的植被，这一切致使西北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先天不足。这种干旱环境早在晚白垩世和第三纪（距今1.3～0.25亿年）已初步形成，经过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及青藏高原的隆起，干旱加剧。到了第三纪末（距今100万年）塔克拉玛干沙漠大为扩展，现在西北干旱气候仍有加强趋势。只是对人类社会来说，这种自然界的变化速度是极其缓慢的，然而人类活动在这个自然界变化迟缓的层面上加速了环境的恶化。
西北地区约在20万年前出现了古人类活动，直到西汉时期人类活动依然微弱，环境变化的主导因子仍然在自然界。到了唐代，由于人口增加到数百万，尤其是以土地核心的自然环境开始受到人类活动的冲击，但自然环境仍有能力恢复到自然的原始状态。到了明清与民国时期，人口急速骤增及大规模的移民和屯垦戍边，人类活动成了环境变化的主导因子，强烈冲击着脆弱的生态系统。建国以来近50年，西北地区人口激增，人类活动空前剧烈，过度垦殖，过渡放牧，超薄平面的种植，技术条件的限制，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等，致使绿洲外围及边缘地区生态环境更加恶化，而且已危及整个绿洲。
2 人口激增及掠夺式行为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
2.1 土地沙漠化及草原退化是西北地区面临的最大环境问题
沙漠化是干旱地区在风力侵蚀潜在条件下及不利的人类经济活动作用下，形成的沙漠化过程。西北地区沙漠化（含潜在沙漠化）面积已达3.2亿亩（2 133万公顷），且每年以10万公顷的速度继续扩大，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绿、塔里木河下游，年南侵速度在10米以上，170 公里的绿色走廊在消退。甘肃石羊河流域90年代人口比50年代猛增4倍， 人类活动强度加大，使民勤绿洲水量从50年代的6亿立方米减到目前不足2亿立方米，加之地下水严重超采，使30多万亩良田无法灌溉而弃耕沙化。西北地区约有393万公顷良田，493万公顷草原及2 000 多公里铁路线受到沙漠化的威胁。与沙漠化伴随的是1／3草原面积退化，仅青海省退化草场达967万公顷，产草量下降了一半。仅新疆年损失就达18亿元。 由土地沙漠化引起的黑风暴灾害频繁。自1952—1996年，西北地区就有50次强沙尘暴，其中黑风暴达30次，这是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1993年5月4—6日，黑风暴严重侵袭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部分地区，死亡85 人，受伤264人，失踪31人，死亡、丢失和受灾牲畜85万头， 作物及果树受灾面积达75万公顷，多处铁路因沙埋，42对列车停点中断运输，直接损失7.25亿元，更为严重的是黑风暴给西北地区土地沙漠化和生态系统灾变及环境破坏等所造成的短期影响及久远效应则无法估量。
发生土地沙漠化和草原退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口激增和掠夺式的人口行为及非持续的发展模式。据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造成沙漠化不断扩展的原因是：过渡农垦占25.4%，过渡放牧占25.3%，过渡采樵占31.8%，水资源利用不当占9%，其他占8.5%。在鄂尔多斯南部沙漠化地区，人口（P）与沙漠化范围（D）的关系式如下：
D＝0.04P－10.32 r＝0.99（显著相关）
沙地开荒面积W与沙漠化范围（D）：D＝1.41+1.72W r＝0.91
樵柴量（f）与沙漠化范围（D）：D＝0.99f－10.1 r＝0.99
综上所述，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为草原退化和沙漠化的发生与发展构成了潜在条件。然而，这一地区，如果人类活动尚未超越自然生态系统的负荷限度时，在天然植被的有利调节下，荒漠生态系统仍能保持相对的动态平衡而不会发生剧烈的生态恶化。但是在人口激增，人类活动强度加大，高消耗资源，加之资源无价，环境不计入成本核算及掠夺式的人口行为等非持续发展模式，导致生态环境中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结构受到破坏，而不利方面的功能却在扩展，环境必然更趋恶化。
2.2 水土流失也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突出问题
西北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超过33万平方公里，其中2／3集中在黄土地高原，年侵蚀模数一般都在2 000—9 000吨／平方公里。延河、洛河上游竟高达10 000—20 000吨／平方公里。黄土高原每年向黄河倾泄泥沙5.18亿吨，大量水库被淤积，大片表层熟土被流失，土壤有机质下降到1%以下。甘肃、宁夏两省区流失的氮磷钾，相当于损失化肥2 222万吨，为全国1年的化肥生产总量，造成土壤瘠薄、产量低下， 农民生活贫困。水土流失的危害还在于造成黄河下游河床泥沙淤积，构成严重的水患威胁。
水土流失的潜在因素是黄土质地疏松，夏季暴雨侵蚀强度大，但人口激增、燃料匮乏，掠夺式的行为是导致植被破坏，触发和加重水土流失的关键性因素。在自然侵蚀过程中就叠加了由人类活动所引起的人为侵蚀过程：
┌ En(t) Gs(t)—土壤侵蚀过程，En(t)—内力过程，
即：GS(t)＝┤ Ex(t)
└ Hm(t) Ex(t)—外力过程，Hm(t)—人口行为过程。
就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过程而言，掠夺式的人口行为大大加速了自然的侵蚀过程，其侵蚀速率比唐代以前增加了2倍以上。 据一些观测资料推算，在水土流失过程中，人为因素约占70%。人口行为对水土流失的影响还可以由
ΔMΔy ΔM Δy
m＝──／──来定量化描述。──人口行为强度增长率； ──输
M y M
y
沙量增长率。即人口行为强度增大，输沙量增多。
此外，西北地区南部的秦巴山区由于森林植被的破坏，泥石流灾害严重。西部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土壤次生盐渍化蔓延也是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工业文明的兰州城市，环境污染已名列全国倒数第一，它的上空已失去蓝天。
3 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演变趋势
近50年来，西北建设成就巨大，已将一个落后愚昧地区发展成为现代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社会。但由于这些地区人口激增，农业开发力度加大，人类活动加剧造成土地沙漠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退化，黑风暴连年侵袭，经济损失近百亿元。在这样一个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自然灾害频繁的层面上又将与全球气候变暖，西北内陆暖干化趋势加剧相叠加，已经恶化了的生态环境将又一次遇到自然力的强烈冲击，演变趋势令人忧虑。
据世界学者研究，全球气候正在变暖，高纬度和低纬度降水增加，中纬度降水减少；沿海一带降水增多，内陆地区降水减少，暖干化趋势加剧。
1990年国家科委的中国科学技术蓝皮书第五号指出：我国“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期，总的气候趋势增暖，特别是2030年以后的增暖是明显的，如果到下世纪中期气温上升2°C，我国可能将再次出现类似3000年前曾经出现过的气候情景。”
西北地区的高产农田都处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主要靠高山降水及冰雪融水灌溉。但气候暖干化将会导致高山降水减少，雪线上升，冰川后退，水源地缩小，地表径流减少。如果不尽早采取适应性措施，千年建设的绿洲和千万顷良田、牧场，将被风沙淹没消亡。
从社会发展看，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也很严峻。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地区生活着连片的贫困人口，他们依靠简单劳动、传统技术和小片贫瘠的土地生存，靠自身难以制止自己对环境的破坏行为，从而导致不发达的生态危机。即人口增长、贫困压力和生态环境退化之间的恶性循环，惯性极大。正如1972年，《斯德哥尔摩宣言》所言：“在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大半是由发展不足造成的。”
所以，西北地区首要的是发展，消除贫困，改善生态环境。西北历史上出现过环境变化的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农业文明尚未出现或农业又被游牧替代，原始自然环境的破坏逐渐恢复；另一种一直沿袭到现在的农业文明社会，它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前一种模式虽然环境恢复了，但社会倒退了；这两种发展模式，使人类步入非持续发展的死胡同。
1992年里约环发大会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战略。它也是西北地区唯一选择的战略。近几年来党和国家对西北地区的环境与发展给予极大关注，中央领导多次考察西北，提出了“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的宏图，各省区政府都在制定行动纲领。但在西北实现可持续发展难度很大。
首要的是资金投入。开发矿产、发展经济要投入，恢复治理和重建生态环境和跨流域调水也要投入，消除贫困更要资金。而靠其自身融资难以奏效。需要国家加大投入和国际机构援助。同时需要进行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发展高新技术，完善资源环境法规和管理体制，以及观念改变和公众参与等一系列硬件和软体建设。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施可持续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逆转西北地区生态环境退化，并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当代人口问题与生态环境问题是紧密联系的 侯东民（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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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类研究的差异看当代人口问题以人口与生态环境关系为基础的特征
二战以来，世界人口迅速增长态势日益为人们所关注，一度被称为“人口爆炸”。70年代后，国际上有关人口、资源、环境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国际会议及会议文件中，人口问题都占有重要地位。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历史上，人口问题曾多次在不同时期为不同国家的当权者或理论家们所关注。这种关注基本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早期关注基本可以由“适度人口”理论做代表。其对人口问题的关心主要是从人口与国力，特别是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出发的，其要旨是想弄清什么样的人口规模与人口增长速度对于经济发展是最优的。而并不怀疑或说并不注重探究人口与发展的远景关系问题。人口与生态环境的联系还是一个次要问题。总的讲这是当时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还不能有力引发有关思考的反映。这一阶段的人口问题及其研究，也还不能引起很大的社会关注。二战以来，人类对人口问题日益增加的关注，已经与历史上以往的关注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现在人们担忧的是，当代世界人口增长态势，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之间的耦合，与地球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承载力，以及与矿物资源的供给能力等，关系如何？地球生态系统平衡等等是人类的生存基础，这种基础是否在不断受到损害？应该采取何种措施，解决现实问题，并应付今后种种发展的不确定性，消除不可持续性，争取可持续发展？所以说，当代可持续发展问题、当代人口问题，已转变为明显地以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基础。尽管对人口、环境与发展问题，具体看法上还存在许多争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人口问题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占有重要地位，绝不是偶然的。这本身是二战以来人口迅速增长（50年代人们还十分熟悉的“未开发的处女地”一词，已经永远成为了偏僻字眼），科技与经济飞速发展，以及工业化进程日益以不断增加的广度、深度波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口的反映。人口规模问题在相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相对于今后世界发展而言的意义上，已经举足轻重。世界人口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与以往历史相比较，已经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质的变化。任何时期都会有相对有限的人口，采取较奢侈的消费方式，不必大惊小怪。但如果在当前世界人口规模基础上追求某种奢侈、问题恐怕就要另当别论了。举例来说，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温室效应引起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已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深切忧虑。而不无讽刺意味的是，目前已经以高科技产业著称的美国一国（1992）工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就达到世界排放总量的22%，整个发达国家占到45%（1992）。从温室效应看，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规模（9 亿多）已不能看成是以上意义上“相对有限的人口”。然而更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经济模式，向来不被认为是西方的特权，实际上一直被看成体现了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共同的规律性，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竞相追逐的目标。当前，要求发达国家转变发展模式，较大幅度削减资源消耗，已经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公认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运作起来谈何容易。至于谈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更岂容剥夺？正是类似这样的许多问题及其处置上的不易，突出了当代人口问题及其与环境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正如世界资源报告所指出的，在这种局面下，要有效地阻止世界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就我国而言，对这个问题还可以做另一角度的观察。在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时，人口规模把我国GNP 排位已推居世界第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几乎已居世界第二，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同时，我国上述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已居世界第二，酸雨物质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已居世界第一，等等。随经济进一步增长，我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等，仍不可避免有大幅度增加的潜力。不管中国（以及印度等）有多少理由，地球毕竟只有一个。树大招风，国家已经担心，在较低经济水平发展阶段，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不久中国就将招致来自国际环境保护方面日益增大的压力。难怪环保部门抱怨人口问题。以上也说明了，解决好人口问题与发展模式问题的相互关系，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人口与环境问题密切相关，当代人口问题是绝不容忽视的。此外，一般而言，在一定地域内，一定经济水平下，较高人口密度往往也会带来更多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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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人口增长与环境问题之间的联系至今存在很多疑问：方法论方面原因的分析
尽管减少世界人口增长的努力已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重要的一环，但正如这里讨论的问题所表明的，对人口与环境恶化之间的关系，迄今存在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在人口学领域，似乎更多一些。这里不可能深入地分析有关争论，只想指出的是：这些争论既由所讨论的问题性质所决定，起源于讨论问题时各方都难以避免方法论上的缺陷；也与人们对以上两类问题及其研究方法之区别，至今缺乏清楚划分有关。有前一方面，例如，分析有关问题，往往离不开分析远景问题。而分析远景问题，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变数。关于这些变数，常常发生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争议。但是，对认识上的这种矛盾，人类毕竟总体上会有大致正确、同时也是谨慎行事意义上的判断权衡。可以认为，人口与环境、发展的关系，当今受到国际社会普遍重视，本身就是一种判断的结果。下面讨论上述缺乏清楚划分的问题。
近年怀疑人口与经济、环境问题相互联系的观点，在我国人口学内部也有一定影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国外一些思潮有关。例如，国际人口学界等一些学者，研究一些国家人口与经济关系时所做的统计分析认为，看不出二者之间明显的联系。对此，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主要对现有资料做统计分析，用来讨论常需要做远景考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本身未必适合。举一个例子，从80年代至今，中国经济一直以9%左右的速度向前发展。如果同期中国人口以平均约2%的自然增长率增长，经济增速会受到一定影响，但影响不会很大，仍会一定幅度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率。因此，在这种假定情况下，以同样方法研究中国的有关问题，分析结果也将相同。根据适度人口论，可以说这一期间中国人口增长率是适度的，并同样可以一般地怀疑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关系，怀疑人口控制的必要性等等。但这些论断当然是十分轻率的。自然会被熟悉中国国情的我国人口学者所描绘。如果真的出现这种人口态势，无论现实上，还是从长远看，对我国环境、资源的压力都是不能忽视的。作者认为，这里出现的研究方法与结论的错位，可以说是不恰当地用适度人口论的研究目光、研究方式，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导致的。只要人均GNP还在提高， 用这种方法研究世界各地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关系，结论很大程度上会是一样的。但是否人均GNP 的提高，就可以回答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罗马俱乐部以来如果人类仅仅做这种研究，还会有什么新的认识？可持续发展观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反对仅从事物当前状况评价事物本身。从可持续发展出发，她必然强调要从长期发展的视角，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方法论角度进行研究。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其萌芽与发展过程中，有过许多重要的思想奠基者。但在一些有影响的著作中，作者却一直未见有人提及适度人口论。在以上分析中，作者实际上也是想指出，人口学者所熟悉的战后专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的适度人口论，受着眼点与研究方法限制，至今竟很难归于本应该属于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其对推动人类对当代世界人口问题的认识，作用甚微。作者想进一步引申说明的是，对国外人口学领域迄今关于人口与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成就，需要一个正确评价。特别是对美国政府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产生了错误的消极影响的那些研究，我们恐怕不应该仅仅是倾听，而应该用自己的分析，争取做理论与实践上的澄清。
压力下求生存：改变生存模式 张世秋（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副教授）
每一秒钟我们迎接3个新生命加入人类这个大家庭。 欢呼生命延续的喜悦无法掩尽对如何养活他们和我们以及更多的后来者的忧虑。这一切源于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地球。为了生命的延续，我们无法以“资源于我们而言本以不足”为借口拒绝所有的后来者，因为我们知道：人口增长固然加大了资源压力，但人类对自己各种行为的低效和无效管理同是造成当今世界环境破坏、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的根本原因。面对现实，面对压力，我们只能求变。
1 关于三种生产及其关系
如果把地球看作一个整体（一个动态的系统），则它可以分成三个子系统：人类社会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三个系统相互影响、互相制约并体现为相互联系的三种生产——环境生产、人的生产和物质生产。
人的生产指人类的繁衍和生存，该过程消费物质生产所产出的生活资料，生产出人力资源以支持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同时产生消费污染并排放到环境中：物质生产指人类从环境中索取资源并将其转化为生活资料的总过程，物质生产过程产生生活资料去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同时向环境排放废弃物和污染物；环境生产则是指在自然力和人力的共同作用下环境对自然结构和状态的维持，包括消纳污染（生产污染和消费污染）和再生资源两方面。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物质生产和人类的消费活动建立起来。
三种生产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世界的发展过程是由环境生产、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相互适应、协调发展而构成的；人类自身的生产是带动和结合环境生产与物质生产的枢纽，同时又依赖于后两者；物质生产需要环境生产和人的生产的产品如资源和劳动力的持续投入；环境生产是最基本的生产过程，为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提供基本物质基础，并最终决定人和物质生产的最大可能产出，但是环境以及环境生产本身的这种功能和限制却一直为人类所忽视。
如果上述三种生产之间及三种生产自身都能够运行顺畅，我们就不会惊呼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生态失衡的危机出现。
2 问题何在？
2.1 人口激增。世界人口增长过快的警钟早已鸣响。 纵观人类历史，人口的数量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过程。在旧石器时代，世界人口每翻一番需要3万年；公元初期，缩短到1000年左右；19世纪中期， 又减少为150年；到1830年，世界人口首次达到10亿。仅过了100年，1930年世界人口就达到20亿；1960年世界人口达到30亿；1974年达到40亿；1987年，世界人口突破50亿。现在，全球人口已近60亿。人口的急剧增加无疑给社会和自然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加剧了人类正在全力对待的每一个问题：如粮食问题、就业问题、住房问题、社会服务问题等。以粮食生产为例，近10年来，几乎每个国家的粮食总生产量都有所增长。但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粮食增产跟不上人口的增长。因此，一方面是粮食总产量的不断增加，而另一方面却可能出现人均消费量的下降。为了养活60亿人口，不得不增加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同时，为了实现人类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至少是不下降的社会目标，我们不得不扩大物质生产的总量。
2.2 资源利用的低效率与环境和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 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是人通过劳动作用于自然环境的过程。我们无法指责生产的过量，因为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通过物质生产的产品来满足。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式的生产方式，以掠夺性开发来换取经济总量增长，导致了本就稀缺的资源的进一步匮乏。以单位产值的能耗为例，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5—10倍（1988年）；1990 年我国的吨钢能耗为1024公斤标准煤，而发达国家为629公斤。 我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为1.2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国的1/9，加拿大的1/20， 澳大利亚的1/34。民以食为天，粮食又出产于土地。令人担忧的是，由于人口数量继续增加、工业基建发展和城市扩张以及农业灌溉技术和化学品的不合理使用，我国的耕地质量继续降低、面积继续减少。这种高消耗、低产出的生产模式，不但使经济增长缺乏后劲，而且也使我们这样一个人均资源水平较低的大国面临更大的压力，并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
2.3 环境日益破坏且疏于建设。世界观察所估计， 全球每年耕地表土净流失数量高达230亿吨，其中印度47亿吨，美国15亿吨， 我国高达33亿吨。如果世界耕地表土的平均厚度为18厘米，按照上述速度流失，150年后土壤将丧失殆尽。在全球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 中国大约有5个名列其中。严重的污染，不仅削弱了环境自身的功能， 同时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据世界银行估计，每年环境污染给中国造成的损失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8%。而自1980年以来，中国每年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一直在国民生产总值的0.6%—0.8%之间。因此，一方面是环境污染的加重，另一方面是用于保护和建设的投入不足，使得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有继续扩大和恶化的趋势。
3 何处求变？
人类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改变人类的生存模式，它包括人类的基本生存观和发展观，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等一切支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模式。
3.1 观念变革当是重中之重。 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都与那些维持庞大人口数量的生存和发展相关的经济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环境污染、森林砍伐、水土流失的加剧，都是经济活动的直接和间接后果。但是，人类不能仅把这些问题归因于客观原因，事实上，并不能找到充足的证据证明一定的人口数量的增加、科技进步和物质生产必然导致环境污染和破坏。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没有充分认识到环境之于人类的重要性，在于人类忽视甚至违背自然规律而对环境进行的不恰当的过分的干预。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凌驾于世界万物之上的观念以及片面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策略，使得人类错误地、或片面地估计了经济上的进步，从而鼓励了人们对资源掠夺性的开发和不合理的利用，而且对这些施予环境的破坏行为，未制定也无法制定合适的制裁措施，因而导致破坏愈益严重。因此，人类的当务之急是改变人类的基本观念，并建设符合人与自然和平共处、协调发展的新的环境文明。
这些重要的观念变革至少应该包括下述几个方面：1 ）同步发展观，即应该追求人、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同步发展的观念，不能因为单方面的发展而影响甚至破坏其它方面的发展甚至是存在；2 ）整体效益观，即把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作为社会的发展目标，因为惟其如此，人类的整体生活质量才会得以保障和提高；3 ）兼顾人口数量和质量的人口观。人口的数量（以及与之相应的消费水平）和质量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生态压力。所以首先当然要控制人口的适度规模，但同时，还必须并且大力提高人口的质量，包括其自然和社会质量。所谓自然质量，是指健康水平，而社会质量则包括了文化、观念和教育水平、文明程度等方面的综合指标；4）技术观。 技术是联结人类与自然的纽带。技术的不断开发和进步一方面会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改善人类福利；但另一方面，如果不加审慎地运用，则会强化人对环境的破坏力。因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对技术的发展方向进行评价和调整；5）群众观。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 应该而且一定会强调公众的基本权利保障以及公众为实现这些权利所必须具备的责任感和行动。因此，一方面，要强调公众对重大社会问题（包括环境问题）的知情权，同时，要强调公众对社会决策过程的参与；6 ）社会平等观和全球观，它强调的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互相尊重，彼此平等。一个社会或一个团体的发展，不应以牺牲另一个社会或团体的利益为代价。
3.2 改变生产模式。工业化国家工业发展道路表明， 传统的工业生产方式能源消耗高、资源浪费大、污染严重，导致资源逐渐枯竭，工业污染超过了环境容量，控制难度很大。环境污染的末端治理，往往存在投入高、见效慢的特点。因此，有必要把经济建设置于注重持续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实现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的双赢目标。清洁生产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生产模式选择。它是对生产过程与产品采取整体预防性的环境策略，以减少其对人类及环境可能的危害；对生产过程而言，清洁生产强调节约原材料与能源，尽可能不用污染环境的原材料，并强调通过工艺过程的改进实现生产过程废物发生量的最小化；对产品而言，则是由生命周期分析，使得从原材料获取至产品最终处置过程，都尽可能把对环境的影响减至最低；为实现清洁生产则必须借助于专门技术、改进工艺流程或改变企业文化。
3.3 鼓励绿色消费模式。 拉夫尔在《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中指出，“消费问题是环境危机问题的核心，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正在产生着对于环境的压力并威胁着地球支持生命的能力”。人们曾经且还在崇尚的高消费方式，一方面直接消耗了大量的物质生产产品，同时，还通过物质生产过程，从原材料提取、产品制造、废弃物等各个方面对环境产生影响。而绿色消费则遵循“消费为环境负责”的原则，强调节约资源和适度消费，并通过消费方式的变革促进生产模式的转变。主持人评论
在理论上，人口因素可以视为生态危机、重要的解释因子，这至少是因为：
其一，生态危机与人类活动频繁、对自然界干扰过多有关，而人口过多、分布过密正是人类在利益驱动下区域活动频繁引致生态失衡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里，我们将“人口”这一概念不仅仅看作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总体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把它视为有血有肉的人类生命个体的集合概念。所以，完整的“人口”范畴要求我们既看到“森林”，又看到“树木”，二者不可偏废。见“人”不见“口”或者见“口”不见“人”均不可取。人类是自然之子，他从来就在自然之中而不是之外。他或为自然友或为自然敌，但从来也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成为什么自然的主宰——即便有人曾经这么想过，也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自不量力罢了。
事实上，自然不仅哺育了人类，而且是从头到尾地主宰了人类的命运。一个多世纪前，当人类欣喜若狂地享受着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好处时，恩格斯就给予了清醒、冷峻的警告：“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西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83 至384页）
自然的主宰就是自然自己，就是自然之大道，就是大道之自然；就是冥冥中的“上帝”，就是哲学中的“规律”。在自然和社会相互交融、瑰丽多姿的复合生态系统中，人类的存在和活动是系统演变不可缺少甚至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力量，但归根到底还是充满多样性的生命之链其中的一个环节。自觉已称雄这个世界的人类其实始终没能摆脱自然造化的钳制。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全球性人口爆炸以来，过多的人口所带来的过多的活动在不断地逼近甚至突破生态平衡的伦理底线。人口和生态的关系问题才渐渐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
从国内现有的国情研究来看，有史以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类是自然界的“奴隶”，人类过于弱小——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活动频率所产生的影响均微乎其微，于是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受到自然界的钳制。在第二阶段，17世纪产业革命以后，人类进入了新的工业化时代，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干预也达到空前的地步——“喝令三山五岳，我来了”，感觉上成了自然的“主人”。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取予不均，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和掠夺多于对自然的反哺和回馈，这是导致生态失衡的根本原因。如果将自然比喻成银行，那么人类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在透支，所谓“吃祖宗饭，断子孙粮”，结果就出现了“生态赤字”。在第三阶段，人类进入了崭新的知识经济时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使我们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唯一正确的定位是做自然的朋友，利用和保护并重，人类与自然共存共荣，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其二，人类的人口是天然的也是巨大的消费力的存在，这是讨论人口问题的基本前提——人只要活着，就必然有生存的需要，有消费的需求，各种各样的欲求给资源环境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压力。
回想起来，马尔萨斯毁誉参半的人口论之所以能在历尽200 年的历史风云之后仍不能被世人忘怀，奥妙之一恐怕就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这就是：在原生意义上，人口问题的实质就是需求问题。从理解“人欲”入手，可以说是找准了解析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口。饮食男女，食色性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比照而言，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这一同样重要的论断实际上是在次生的意义上概括的；说得更明白些，不是从问题发生而是从问题解决的角度来讲的。
问题还在于，人欲的满足很难有最后的、确定的边界。“欲壑难填”，此之谓也。从古到今，人类面临着一个堪称永恒的话题——到底该处心积虑地去满足我们的欲望还是该千方百计地去改变大家的欲望？在人口不断增长而生态日趋恶化的当今世界，伴随人类人口增长而产生的强大的需求压力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确构成了尖锐、持久的冲突。21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无疑在呼吁一种全新的节欲文化：不是禁欲更不是纵欲，而是在最大限度地做好大自然之友的同时来理性地实现我们人类的需求。
其三，人口越多，生活垃圾也就越多；处理不当的话，生活垃圾将构成对环境直接的或二次的甚至是多次的污染。实际上，人口这个生命系统的投入——产出过程也就是消费——生产的过程，人们直接或间接地消费资源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生产”各种废物，倘若缺乏必要的道德自律和生态管理，生活垃圾对环境的危害就带有某种必然性。
“生态危机：人口该负多大责”这一话题的提出有着很现实的意义。众所周知，本世纪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社会危乱、破坏性开发以及人口快速增长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中国的生态危机可谓是日趋深重——例如，伴随人口增长而来的人类活动是空前的；我们对大自然的破坏是空前的，对自然的掠夺远远超过对自然的回馈；而大自然对中国人的种种报复也是空前的，从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来看，50年代中灾以上出现频率是12.5%，60年代是43%，70年代是60%， 80年代是70 %，90年代是100%，也就是说，90年代每年都有中灾以上的灾害发生。 90年代，我国因灾害产生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占GDP （国内生产总值）的3%—5%，平常年为3%，大灾年为5%，1998年洪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到1666亿之巨。
通过对我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原因的剖析，张志良教授再次证明了已有的一个结论：这就是，在人口增长、贫困和生态退化之间存在着某种恶性循环。过度垦殖、过度放牧等掠夺性行为导致了土地的沙漠化和草原的退化，从而加剧了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的退化速度。无疑，人口的存在为生态危机提供了最基本的背景式注解。在粗放的、非持续的发展模式下（这种模式通常以科技含量较低的农业经济活动为主），人口分布的过于集中或者说就是“人口过密化”往往对脆弱的生态环境构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形下，人口的增加几乎就是“生态退化”的代名词了。例如，从90年代初开始，上百万外地人涌入内蒙古地区搂取发菜（谐音“发财”）出口赚钱，使1.9亿亩近1／5 的内蒙古大草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连锁反应之一就是防止风沙入侵北京的第一道绿色屏障受到了损害。
在人口地理学以往的研究中，曾经有人提出过富有启发性的“临界人口密度”这一概念。当然，由于人类自身的条件和周遭环境的条件都在变化之中，所以临界人口密度也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指标。但无论如何，在讨论生态问题时，注意到人口分布密度的适度水平是相当重要的；不过，同样不可忽视的还有人口分布密度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结构决定功能；因而不同的人口构成状况事实上决定着人口分布密度生态效应的差异性。这样，人口对生态的影响或许就可以概括成“结构性密度效应”。对于人口生态压力过大的地方，出路有二：一是规范和矫正人们的行为，变“取予不均”为“取予相衡”；二是通过区域人口的流迁调节（即期）和出生控制（远期）来改变“结构性密度效应”，使人口分布和生态平衡相协调。
应当指出，人口增长本身只是一种中性的现象。人口增长与生态恶化之间的作用机制是相当复杂的，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与“人类行为”相比，“人口增长”无疑是更间接、更宏观的因素。所以说，张世秋教授的评论是确当的：“人口增长固然加大了资源压力，但人类对自己各种行为的低效和无效管理则是造成当今世界环境破坏、生态失衡、资源短缺的根本原因。”在对资源环境问题作了扼要分析之后，张教授明确指出：人类的根本出路在于彻底改变人类的生存模式。她特别强调了“观念变革”的重要性。她认为：“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没有充分认识到环境之于人类的重要性，在于人类忽视甚至违背自然规律而对环境进行不恰当的过分的干预。”如何看待自然？如何看待发展？如何看待人类欲望的满足？凡此种种的问题都是观念上的问题，都是人类觉悟范畴里的事情，是决定我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所以是极其重要的。
通过对人口思想史的回溯，侯东民副教授得出结论：人口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是紧密相关的，而且在事实上都是以对人口和生态环境关系的认识为基础的；进一步地，他从方法论的角度反思和讨论了西方的人口思潮。他对适度人口论的旧话重提是给人启迪的。比如，既然较高的人口密度会带来较多的环境问题，那么设置一个适度的人口密度水平就是值得认真考虑的一个方面了。
历史发展到今天，21世纪人类的文明发展也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生态文明”、“环境文明”、“生态效益”、“绿色消费”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等的提法正在不断刷新陈旧的文明观、效益观、消费观和发展观。看来，在改造国民素质的世纪工程中，提升我们与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相匹配的观念和意识才是当务之急。与此同时，控制人口增长、调适人口分布以减缓人口的需求压力也依然任重道远。
（主持人：穆光宗 19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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