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18年中国语言资源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李宝贵，施雅利
（辽宁师范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提 要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语言资源研究文献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计量学方法和传统文献研究法分析得出2000～2018年中国语言资源研究的热点主题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语言资源的研究已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已形成以九大期刊为主的核心区期刊；核心研究者群体已基本形成，但作者之间的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语言资源研究的热点领域主要集中在语言资源理论、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语言资源开发与保护、语言资源建设与监测、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五方面；语言服务、国家语言能力、“一带一路”、语言战略、语言安全等正成为语言资源研究的最前沿主题。
关键词 语言资源；文献计量分析；文献增长；期刊分布；研究热点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资源乃至经济资源，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田立新2015）。杜占元在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上指出，中国多样性的语言文字是宝贵的国家资源，应让中国多样性的语言资源发挥其积极的作用。此外，应倡议各国切实加强语言资源的调查记录、推广应用和相关基础建设，为保护语言资源多样性、建设一个美美与共的语言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① 参见http://edu.people.com.cn/n1/2018/0920/c367001-30305755.html。 《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强语言资源保护，建设国家语言资源服务系统，促进语言资源的开放与共享。可见语言资源的保护和建设已成为新时期国家语言文字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
从图12中可知，此时SCLK的高电平持续时间为500 ns，时钟周期为12.4 μs，时钟频率为80.65 kHz，符合三线串行接口的时序要求。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以下简称CNKI）数据库，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从文献数量、期刊分布、研究机构及其地域分布、作者群体、研究主题、研究热点等方面对2000～2018年以来中国语言资源的研究文献进行描述性分析，有利于定量地揭示中国语言资源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研究重点以及未来的研究走向，从而为中国语言资源理论与实践的深化研究提供有效的定量依据，为研究者把握语言资源的发展历程和最新学术动态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语言资源是近年来才得到社会认可和重视的资源。本文以2000～2018年作为研究的时间检索范围，数据选取于CNKI，通过对其收录的语言资源相关文献进行研究与分析，能够从一定层面上反映中国语言资源的研究现状及规律。
首先，在CNKI数据库的“高级检索”中选择“文献”，主题为“语言资源”或者关键词为“语言资源”，以“2000～2018年”为检索时间范围，不限定期刊来源类别，检索共得到文献1415篇（2018年12月31日检索），将会议纪要、征稿须知、通告、讲话稿、工作总结等非学术文献逐一剔除后，得到有效文献共计1164篇。然后，将这1164篇文献作为本文计量分析的数据来源，借助Excel工具和CiteSpace软件，运用文献计量法，对2000～2018年语言资源的文献进行量化、动态的描述性分析，进而把握语言资源研究的进程和规律。
二、中国语言资源研究文献数量与发文分布
本部分从2000～2018年中国语言资源研究文献数量及发展阶段、期刊分布、发文机构及其地域分布3个方面进行统计与分析。
（一）文献数量及发展阶段
科研论文数量的多少及变化轨迹可以反映出某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水平和速度（陈新忠，张亮2018）。某一学科诞生初期，其文献数量处于不稳定增长阶段；学科进入大发展时期，其文献数量便进入指数增长阶段；当学科理论逐渐成熟，其文献数量增长减缓，进入线性增长阶段；随着学科理论逐步完善，其文献增加也日趋减少（丁学东1993：54）。
1.文献增长情况
热点主题是一段时间内某一学科或领域共同探讨的话题或专题。关键词是文章的内核，是对文章的高度概括与凝练，对其进行分析，可确定某一学科或领域的热点主题。通过对语言资源研究文献中关键词进行分析，进一步挖掘数据，梳理高频关键词之间的亲疏，揭示语言资源研究的热点主题。
图1 2000～2018年中国语言资源研究发文量
2.文献发展阶段
判定某一学科领域的文献数量处于哪个发展阶段主要依据文献累积数和文献累积率两个指标。文献累积数是指当年及往年文献数量的简单累加，标志着当年能够查询到的文献总数，可以反映某一学科领域研究规模的大小；文献累积率是指该年发文量与上一年度文献累积数的比率，可以反映某一年度发文量增长的幅度（是否出现爆发式增长），可依此判断该领域研究热点是否形成。表1为2000～2018年中国语言资源研究文献累积数和累积率。
表1 2000～2018年中国语言资源研究文献累积数和累积率
总体而言，中国语言资源的研究2000～2018年经历了从缓慢发展到快速增长的过程。如表1所示，2000～2005年，每年的文献发表数量均不高于20篇，且文献的增长趋势缓慢，文献累积率波动幅度较大，说明这6年关于语言资源的研究处于初始阶段，相关研究逐步出现。从2006年开始，每年的文献发表数量均高于20篇，且当年文献累积总量超过90篇，之后每年的文献发表数量增长明显，说明语言资源的相关研究已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2) 系统最低设计喷雾强度不低于0.5 min·m2，其中,站厅公共区最低设计喷雾强度不低于1.5 min·m2。
（二）期刊分布① 以下分析基于期刊论文，不包括硕博论文。
对文献期刊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揭示该研究领域文献的空间分布特点，确定该研究领域的核心区期刊，并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提供有效的情报依据（Bradford 1934）。比利时情报学家埃格黑（L. Egghe）提出了布拉福德核心期刊区数量计算公式，即r 0 = 2Ln（eE × Y），r 0为核心区期刊数量，E为欧拉系数0.5772，Y为刊文量最大期刊的论文数量（江向东，傅文奇2008）。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是期刊中水平较高的一类，是学术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部分选取文献数量排名前20的期刊，通过计算，r 0 = 2Ln（e0.5772 × 49） ≈ 9，即刊文量前9名的期刊处于核心区，分别是《语言文字应用》《中国社会科学报》《语言文字周报》《语言战略研究》《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中文信息学报》（见表2）。
表2 2000～2018年中国语言资源研究刊文量居前20名的期刊
（三）发文机构及其地域分布
本部分对发文量排名前20的机构及其发表文献的数量进行统计（仅计算文献第一作者所在机构）。从表3可知，排名前20的机构发表量总计380篇，大部分来自高等院校，这说明目前中国研究语言资源的阵地以高等教育机构为主。此外，论文产出量居前列的高等院校是北京语言大学、武汉大学、渤海大学、南京大学等语言类或综合类大学，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语言资源研究的主力军。
表3 2000～2018年中国语言资源研究发文量居前20名的机构
我们对文献署名的作者及人数情况进行基于频次的统计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三、中国语言资源研究文献作者
一般来说，作者的研究兴趣与研究方向是相对固定的（关鹏，王日芬2016）。因此，在某一领域有着固定研究方向的学者对该学科领域的研究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研究内容也受到其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从文献作者发文量、被引文献、核心作者和作者合作情况4个方面对文献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语言资源研究中的关键学者。
（一）文献作者发文量
对表3进行归纳分析可知，发文量前20名的语言资源研究机构所在的地域依次为北京（209篇）、湖北（37篇）、辽宁（24篇）、江苏（23篇）、广东（22篇）、上海（22篇）、新疆（19篇）、云南（13篇）、山东（11篇）。可见中国语言资源研究的地域分布相对集中，其中北京地区的文献数量达到209篇，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市。这与北京的教育类和语言类大学数量较多、办学历史悠久，以及北京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密不可分。湖北、辽宁、江苏、广东、上海、新疆、云南和山东的文献数量紧随其后，与北京共同组成了中国语言资源研究的中心区域。
表4 2000～2018年中国语言资源研究文献作者署名频次
由表4可知，发文量在3篇及以上的作者为36人，可见该领域的研究学者数量不多。其中，李宇明署名最多，为17次，结合表5可知，其署名的文献被引频次也是最高的。一般来说，文献的被引次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文献的影响力。文献被引用的次数是判断文献影响力的一个常用测度指标（刘则渊，等2008）。按照文献的被引次数将前20名作者进行排序，同时呈现其总发文量、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数量、被引用次数和被下载次数，旨在探究语言资源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作者（见表5）。
表5 2000～2018年中国语言资源研究文献被引次数居前20名的作者
将作者按照其文献的被引频次进行排序后可以发现，论文的被引频次与被下载次数从整体上看呈正相关，即被下载量越高的文献，被引量也越高，且这些文献刊登于CSSCI核心期刊的比例也越高，由此印证了“文献的被引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文献的影响力”这一观点。
由表5可见，上述20位学者在语言资源研究领域所发表论文的被引频次较高，同时其论文刊登在核心期刊中的比例较高，可以证明其发表的论文有较高的质量。其中，李宇明、文秋芳、陈章太、李现乐、徐大明、赵世举、俞士汶、王铁琨8位学者发表论文的被引次数超过100次，且其论文刊登在CSSCI期刊的占比多数超过50%，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在语言资源研究领域所具有的学术影响力。
（二）被引文献
被引次数，即被引量，是指文献发表后被其他文献作为参考文献引证过的次数，被引量的多少可以判断该文献引起同行反响的程度和质量水平的高低（王耀文，刘永胜2007：97～99）。本部分呈现了2000～2018年语言资源研究被引频次排名前20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献，如表6所示。其中文献被引频次位居前5的是：《国家外语能力的理论构建与应用尝试》（146次）、《论语言资源》（129次）、《语言也是“硬实力”》（118次）、《“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及服务对策》（107次）、《服务于“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构想》（89次）。
语言服务是以语言文字为手段为他人或社会提供帮助，根据服务内容可以分为语言知识服务、语言技术服务、语言工具服务、语言使用服务、语言康复服务以及语言教育服务这6种类型（赵世举2012）。语言服务是开发语言资源的重要途径，同样也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战略价值。构建健康、和谐、丰富多彩的社会语言生活，离不开多样化、高质量的语言服务。当前，社会语言生活中的语言服务质量和服务方式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语言服务还不能满足社会民众的多样化语言需求（李现乐2018）。
表6 2000～2018年被引频次居前20名的中国语言资源研究文献
从发文作者来看，被引频次排名前20的文献中，李宇明发文6篇，总被引频次为464次，文秋芳、陈章太、徐大明各发文2篇，总被引频次分别为209次、196次、130次。从发表刊物来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篇、《语言文字应用》3篇。从文章内容来看，2000～2018年语言资源研究最具影响力的20篇文献主要围绕语言资源、语言能力、语言规划、语言保护、语言生活和“一带一路”建设等。这些文献聚焦了当前语言资源研究领域的重点问题，同时也为后人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
（三）核心作者群
核心作者群是某一研究领域中研究成果数量较多、科研生产能力较强的作者群体，可以被看作是该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在某一研究领域中，50%的论文为核心作者群撰写，核心作者数量等于作者总数的平方根。核心作者可以根据普赖斯定律中的关系式N min = 0.749（N max）½来确定，N min和N max分别代表核心作者群体中发表论文数量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在历代儒家代表人物中，对人才的任用方法论述得最全面的要算宋代的王安石的用人观，可以概括为“使之当”，认为用人扬长避短，就会事半功倍。因此，对学校人力资源的管理要重视知人所长，充分发挥其特长，“当其所能”，避人所短，或补人之短，使其互相配合，才能避免耽误工作，误人子弟，才有利于学校整体工作的顺利开展。
本文的N max = 17，带入公式计算出N min ≈ 3，得出发表文献3篇及以上的作者为中国语言资源研究的核心作者，他们依次为：李宇明、李现乐、张普、范俊军、俞士汶、王世凯等。通过进一步计算发现，发表3篇及以上论文的36位作者共发文193篇，约占总文献数量的16.58%，这与普赖斯定律规定的理论值50%相差较大。这表明当前中国语言资源研究领域还未形成具有较强科研生产能力的作者群体，对该领域进行持续研究的学者人数较少。
（四）作者合作图谱
合作研究是研究资源以及知识共享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不仅可以促进资源的优势互补，而且能实现相关领域的交流和共享。科研领域的合作在研究跨学科、高难度复杂问题方面发挥出更为显著的作用。科学合作不但能促进科学家的成果产出，而且能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影响力；合作群体越大，研究成果越具有影响力（岳洪江，刘思峰2008）。
运用信息可视化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可更为直观地看出语言资源研究作者之间的合作情况。启用CiteSpace软件，其他选项不变，Node Types一栏选择“Author”，确定分析数据阈值的设定，最后得出一幅由52个节点和11条连线组成的语言资源研究领域作者合作图谱，如图2所示。① 经二次检索，周杰和张红卫两位作者的文章与语言资源关联不紧密，所以未在图中显示，去掉了作者的2个节点和3条连线。
图2 2000～2018年中国语言资源研究领域作者合作图谱
茅台围绕着“酒”进行了许多高质量的研究，并且都取得了可喜成绩。从太空诱变育种，到茅台酒香气香味特征及功能组分研究；从全面深入探寻对茅台酒风格特征有主要贡献的风味物质，到开发大曲风味物质定性分析方法；从开发陶坛容量速测软件，到建立白酒中三萜物质角鲨烯的定量方法。茅台逐步建成了食品安全预警、研发、评估、监控四大平台联动的食品安全特色管理体系。
四、中国语言资源研究文献的热点主题
发文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的发展状况。图1反映了2000～2018年中国语言资源研究发文量的变化趋势：语言资源研究整体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00～2002年发文共21篇，年均7篇，属于诞生期；2003～2006年的年度发文量增加缓慢，年均19.3篇，属于起步期；2007～2018年文献数量上升的速度明显加快，年均88.8篇，属于稳步增长期。其动因是，2005年以后，随着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及多个分中心相继建立，相关研究陆续开展，不仅对中国语言资源进行了监测与研究，还发表了很多翔实的检测报告，这促使人们越来越重视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
语言保护就是指通过全面、细致、科学的调查，把语言的实际面貌记录下来，使其得以长期、有效的保存和展示（曹志耘2017）。语言保护从语言的文化资源这一角度可以分为3个层次，即语言保存、语言卫护和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语言资源关涉人类的知识库存、知识家园和生产资料的集聚管理，保护语言资源需要人类社会的合作，包括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国际组织的合作，不同社会部门和不同学科的合作，必须加强学术研究，加大加快社会活动（李宇明2019）。
随着空间材料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国在未来的空间材料科学试验有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在我国未来空间站材料科学实验中，空间站高温柜要求温度能够达到1 600℃，温度稳定度要求达到±0.25℃，相对精度达到0.006 25%。而空间晶体生长炉采用的热电偶传感器与0.1℃对应的输出信号仅1.5 μV。由于系统中存在几十安培的加热电流，并且还有电机的干扰，其干扰信号幅度超过上百mV。在上百mV的强干扰下要检微伏量级的弱信号，需要研究相应的弱信号检测方法和抗干扰措施。
表7 2000～2018年中国语言资源研究期刊文献高频关键词
根据关键词的频次和中心性，可以发现2000～2018年中国语言资源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语言资源理论研究、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研究、语言资源开发与保护研究、语言资源建设与监测研究、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研究等方面。
（一）语言资源理论研究
结合二次文献进行分析，该主题相关的关键词主要有“语言资源”和“语言文字”。
伴随着语言社会学的产生，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把语言看作社会资源的思想。21世纪以来，树立语言资源观念，制定切实可行的语言资源保护措施，已经成为国家语言规划当务之急。作为国家重要的资源，语言的运用不仅在创造和承载文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还可以产生明显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在当今的现代化建设、社会发展以至民族振兴、治国安邦中，语言这一独特的资源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詹伯慧2017）。语言资源包括3类：（1）口头语言资源；（2）书面语言资源；（3）语言知识、语言技术、语言艺术等语言衍生资源（李宇明2019）。
（二）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研究
结合二次文献进行分析，该主题相关的关键词主要有“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和“少数民族语言”。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将语言问题解释为因语言及其使用存在某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而给社会交际和语言使用带来困难和麻烦，或造成、引发社会矛盾与冲突等。语言既是特殊的社会资源，可以为人们所利用，充分发挥其无穷的资源价值，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又可以成为复杂的语言问题，给社会造成重大的伤害和负担，需要人们认真去对付、解决（陈章太2009）。语言问题已经成为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哲学、数学、信息科学等众多学科的关注对象，这些学科与语言合作产生了许多交叉、边缘学科（李宇明2016）。
目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改变，许多语言趋于濒危或面临消亡，珍贵的语言资源文化快速流失，形势十分严峻（王春玲2018）。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发展成为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率在不断下滑，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趋向停止，使得某些跨境语言使用地区出现了文化倒灌现象，也影响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语言归属感（李宝贵，庄瑶瑶2018）。
本研究于2017年6月25-29日对鄱阳湖水体进行全湖观测，共计36个站点(图1)，利用LISST-100X获得各站点悬浮颗粒物垂向粒径结构和体积浓度数据等信息。监测期间星子水位在18.5 m左右，为丰水期。
可以想象，如果不能对上述机制进行矫正，甚至试图通过更大力度的政府介入，去解决这个原本并非市场失灵造成的问题，效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比如，此前曾经以用地指标为抓手，人为迫使发达地区加速“腾笼换鸟”，以推进地区平衡与产业升级；但其副作用则是，由于此举多少违背了产业集聚的内在趋向，因此，某些研究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构成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从2003年起下滑的原因之一。
LC-MS/MS法同时测定回春育子颗粒中9种成分的含量…………………………………………………… 薛刚强等（9）：1213
（三）语言资源开发与保护研究
结合二次文献进行分析，该主题相关的关键词主要有“开发利用”和“语言保护”。
语言资源的开发利用就是通过某种特定方式使语言资源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过程，可以分为官界开发、学界开发和民界开发3种形式。官界的语言资源开发主要是提升母语的地位；学界的语言资源开发更多着眼于理论建设，为相关学科，如语言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注入新的理论和研究思路；民界更加看重语言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效益（王世凯2010）。语言资源是人类珍贵的历史记忆，不断创新开发这个记忆，具有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可借以揭示文化生成、发展、传播、接触、竞争的难得景观和历史经验，为“一带一路”的人文交流提供借鉴和启示（赵世举2015）。
语言资源研究的作者图谱从整体来看较为分散，聚类节点的数量不多，且各个聚类群之间的联系不紧密，曾小兵、杨尔弘、邱丽娜等人形成了小部分合作区域，王铁琨与侯敏、刘丹与胡家英、崔乐与高媛媛、王世凯与葛东雷、古力沙吾利·塔里甫与木合亚提·尼亚孜别克也有合作，其余聚类在四周比较分散。这表明在语言资源领域的研究队伍多数较为分散，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合作交流，因此国内各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在语言资源这一领域应积极开展合作研究。语言资源研究只有加强多方面的合作，才能向纵深发展。
通过CiteSpace软件关键词共现技术中Export选项的Network summary table功能输出相对应的表格数据，可以看出研究文献中关键词的出现频次和中心性，如表7所示。
（四）语言资源建设与监测研究
结合二次文献进行分析，该主题相关的关键词主要有“语言监测”和“有声数据库”。
语言监测是掌握语言国情的重要手段，语言资源建设是语言监测的基础。21世纪以来逐渐提出了国家语言资源建设、监测与研究的议题。就传统的词语搭配来说，“资源”通常与“开发和利用”搭配，但是，对于“语言资源”来说，“建设”也未尝不可，至少“语言建设”是已有的说法。此外，我们还可以“建设语言设施”（徐大明2008）。语言监测是一项系统工程。借助计算机先进技术，可实现对海量语言资源的定量统计和追踪考察，已成为当今语言研究的一种重要手段，监测结果广泛用于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语言产业发展，由其所衍生的经济价值不容小觑（刘荣2017）。
晓波主编嘱我为新一年的《星火》开个专栏，从个人的角度对文学现场做一份评述。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在注重信息量的同时，又强调个性化的视角和表述，在新闻、评论和随笔之间形成一种融合性的表达，不求大而全，不想板起面孔做权威，只是作为一个文学从业者，把置身其中的点滴感触，与读者坦诚交流。我当然不是最合适人选，但是也确被晓波主编的诚意和《星火》近两年的改观所打动，故冒险一试。写得好，也许能触动读者的一点思索；写得不好，就算自言自语的陋见。无论如何，我定当尽力，自此养成随时纪事的习惯，和《星火》一起，为我们心中那也许是很微弱的理想星火做点实事。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是国家语言建设工程之一，它用现代信息技术采录语言数据，经转写、标记等加工程序将相关的文本文件、音频文件及视频文件整理入库，以数据库、互联网、博物馆、语言实验室等形式向学界和社会提供服务（李宇明2010）。从2008年起，上海、北京、辽宁、苏州、山东等省市有声数据库相继启动，目前江苏、北京、上海等已陆续建成并取得多项研究成果（王春玲2018）。
（五）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研究
结合二次文献进行分析，该主题相关的关键词主要有“语言政策”。
制定科学的语言政策，才能发挥语言资源的最大价值。当今的人们虽然具有了语言资源意识，但对语言状况了解还不够，许多问题仍然存在且亟待解决。在21世纪中国应尽快展开以政府统一领导、学界积极实施、社会积极参与为指导思想的语言普查工作，整合已有资源，以了解基本的语言国情（李宇明2008）。语言政策是为了在某一社会、团体或体系内部实现语言变化而形成的一套正式或非正式的思想、法律或实践等（马晓雷，陈颖芳2018）。在已有的语言规划中，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主要由政府部门负责，提出政策建议主要由语言学界负责，当前的提出建议、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这3个阶段是脱节的（李德鹏2018）。
五、语言资源研究文献关键词的历时分析
时间视图是基于CiteSpace的timezone功能从时间维度表示研究热点主题的演进过程的视图。关键词对应的横轴年限为其首次出现的时间。2000～2018年语言资源研究关键词的历时演进，如图3所示。2000～2002年属于诞生期，关键词“语言资源”首次出现；2003～2006年属于起步期，“语言转换”“语言规划”“语料库”等关键词逐渐出现；2007～2018年属于稳步增长期，“语言保护”“语言服务”“国家语言能力”“一带一路”“语言战略”“语言安全”等成为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
图3 2000～2018年中国语言资源研究文献关键词
（一）语言服务
凤凰古城苗族银饰，是勤劳的苗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逐渐发明创造的民间工艺，也是中国民间工艺的典型代表。因其品种多样，设计精美，色彩鲜艳等各种特点，被少数民族，尤其是苗族广泛接受使用。苗族银饰的设计工艺比较符合当地女性的审美特征，比较强调整体性。
（二）国家语言能力
国家语言能力是指一个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主要是外语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国家语言能力”这一概念在《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首次提出。随着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如今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已事关国家软硬实力特别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国家的安全，具有战略意义（文秋芳2017）。
归连铁路翻浆冒泥病害的探测与圈定，首次结合RADAN7与Surfer软件(11版本或更高)应用，采用了本论文所述GPR勘探的铁路翻浆冒泥病害底界的等值线图绘制方法，解决了与GPR勘探配套的专业软件例如RADAN7等无法进行翻浆冒泥病害底界狭长带状等值线绘制的问题，同时也为翻浆冒泥病害治理的工程设计与施工提供了高精度数据支撑。该方法简单实用，具较好的应用推广前景。
（三）“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倡议于2016年11月正式成为联合国决议，目前已成为国际共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中有53种官方语言，是全球语言多样性最为丰富、文化差异性最为突出的地区。这一战略的推进，不仅催生语言需求，而且将探索语言资源转换为文化资源和资本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使得语言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将日益凸显（沈骑，夏天2018）。
（四）语言战略
语言战略是语言规划研究与战略研究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国相关学者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新的语言研究方向。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来说，语言战略研究首先要处理好中国不同语言之间的战略关系，包括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关系、汉语与外语的关系等；其次要根据总体战略的需要和布局，研究包括语言发展建设、规范使用、保存保护等不同的资源配置战略；然后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目标和任务的战略调整建议等（王晓梅2014）。
（五）语言安全
语言安全是指语言自身生存不受威胁、语言关系与语言秩序稳定可控、国家和社会各领域语言服务保障到位的一种状态，具有普遍性、内嵌性、外溢性、持久性和动态性这5个特征（方小兵2018）。时至今日，语言安全问题已成为诸多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社会对语言安全的重视程度明显提升，语言与国家安全、语言与文化安全、语言与经济安全都成了学界和社会的热门话题（刁晏斌2018）。
空间相关性检验可分为两类：（1）观测对象在整个空间系统内表现出来的空间分布特征，称为全局空间自相关；（2）分析局部子空间系统所表现出来的分布特征，称为局域空间相关。本文选用Moran's I指数来判断空间相关的强度，全局Moran's I指数公式如下：
六、反思与展望
综上，中国语言资源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研究内容日趋丰富，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已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研究领域已形成九大核心区期刊；主要研究机构集中在语言类和综合类高等院校；语言资源理论、语言资源与语言问题、语言资源开发与保护、语言资源建设与监测、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成为中国语言资源研究的热点领域；语言服务、国家语言能力、“一带一路”、语言战略、语言安全等正成为中国语言资源研究的最前沿主题。但也存在明显不足，需要进一步反思。
其一，研究内容有待拓展。现有语言资源研究的内容多集中于自然语言资源的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今后亟须加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其二，研究视角较为单一。已有语言资源的研究多为单一视角，跨学科视角有待拓展，今后的研究应着力从单一视角转向复合视角。
其三，研究方法有待突破。已有关于语言资源的研究多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尚显薄弱。今后应从定性研究为主转向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
2.2 培养法 用于培养的标本类型多样，无菌部位标本培养结果阳性有确诊价值。培养条件标准化有利于曲霉菌呈现典型形态，大体上为绒毛状、顶端膨大、放射状排列的分生孢子头。菌落颜色及分生孢子头形态为群的划分依据。基于不同曲霉菌的生长特性，可通过改变培养条件达到鉴别诊断的目的，例如：提高培养基含糖量可加快局限曲霉菌的生长速度；对于耐高温曲霉菌，可通过提高生长温度进行鉴别(曲霉菌于25～37℃均可生长)。然而，曲霉菌培养灵敏度在不高，培养法耗时长，难以用于早期诊断，且不能确定是正常菌群还是感染所致[12-14]。
其四，国外理论借鉴不足。国外语言资源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国内引介不多。今后要着重关注国外语言资源理论与实践的专题研究。
其五，合作研究有待加强。目前中国语言资源研究仍以个体研究为主，尚未形成团队合作研究。今后的研究应从单兵作战转向团队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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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Chinese Language Resource Research (2000–2018)
Li Baogui and Shi Yali
Abstract Taking the linguistic resource research literature found in CNKI database as the object, and combining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as well as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metho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ot topics and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resource research from 2000 to 2018.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 study of language resources has entered a new phase of rapid development; nine major journals have formed a core research zone; the core research groups have been formed, but cooperation between authors needs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The hot topics in the area mainly include five aspects:language resource theory, language resources and language issues, language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language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monitoring, and language planning based on rescource concept. What’s more, the issues of language services,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i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anguage strategy as well as language security are becoming the latest cutting-edge topics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resources.
Key words language resources; bibliometric analysis; literature growth; journal distribution; hot research topics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9）03-0062-13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306
作者简介： 李宝贵，男，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汉语国际传播和语言规划研究。电子邮箱：libaogui2003@163.com。施雅利，女，辽宁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国际教育。电子邮箱：ShiYali0506@163.com。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意大利汉语当地化传播模式及其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研究”（18BYY065）；孔子学院建设和汉语国际教育2018年度课题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的孔子学院转型发展路径研究”（18CI02A）；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16年度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俄罗斯汉语传播研究”（ZDI135-29）。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供了建设性修改建议，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丁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