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学特征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征论文,金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特征论的逻辑基点
金代文学的成就不及宋代，特色不及元代，所以历来不受重视，在各种通行的文学史教材中，金代文学只是隶属于宋代文学下的一个章节。但它是中国文学史上非常独特的一环，是在女真族统治下，与南宋政权相对立的北中国多民族汉语文学。如何评价它？倘若沿袭传统的评判标准，仅仅从文学成就出发，势必要忽视其个性和特殊价值。对金代文学，我们认为，只有认识其特征，才能在中华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正确评估它的价值和地位，所以本文拟就此作点探索。
长期以来，人们在金代文学特征这一问题上存在不少模糊认识。一直有少数学者不肯承认金代文学具有不同于宋代文学的特征，认为它只是北宋文学的余波遗响，如王世贞所说“大旨不出苏黄之外”（《艺苑卮言》卷四），这当然不无道理。因为金代文学毕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环节，是以汉人为主的汉语文学，同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之下，它具有历代汉语文学的许多共性。但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共性，而无视金代文学赖以生成和发展的特殊背景。女真统治及其文化、宋金政权的对立、北方地域等特定因素必然对金代文学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赋予其独特性，尽管其特性要远远少于共性，但它比共性更值得重视、更值得认真研究。多数学者能认识到这一点，并对之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指出了金代文学的部分特征，得出一些很有价值、很有启发性的结论，如清人张金吾认为金人得北方巨山大川雄深浑厚之气，故其文章“华实相扶，骨力遒上”（《金文最序》），况周颐认为“宋词深致能入骨”、“金词清劲能树骨”（《蕙风词话》卷三），现代学者大多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辨析金代文学与前代文学在风格上的细微差别（注：古今关于金代文学性质的论述，可参拙文《金代文学研究百年回顾》，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第2期。）。这种研究诚然可贵，但应该看到， 迄今为止学界还未能总结出一致公认的风格特征，这一方面要求我们继续深入探讨，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反思：金代文学是否存在迥异于其他时代的风格特征？除风格论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特征？
中国各体文学特别是传统的诗文，至唐宋时期已臻于成熟，异彩纷呈，风格大备。诗文成就已达到颠峰，没有留下多大开拓余地，故在唐宋之后，历元明清三朝，虽各有变化，但都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与南宋对立的金代又岂能有重大建树？所谓诗分唐宋，唐诗如何、宋诗如何，风格各异，畛域分明，而唐宋以后的诗歌非唐即宋，基本不出唐宋二途，金诗处于宋诗风格完备之后，又怎能独树一帜？金代诗歌一方面未能尽脱江西之习（注：参见钱钟书《谈艺录》四四、四五条。），未能摆脱北宋的影响，另一方面，跳出北宋的出路也只能是“以唐人为旨归”（《元好问全集》卷三十六《杨叔能小亨集引》），最终还是跳不出唐宋的囿限。即使是前人标举的“华实相符，骨力遒上”之说，也未必是金代文学所独有。所以，继续从风格上探讨金代文学的特征，估计不会有很大收获。我们必须另辟新径。
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注：《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册第154页， 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就金代文学而言， “新的东西”主要是金代文学与前朝文学的不同点，也就是程千帆先生在论述南北朝文学时所说的，只是在非汉族政权下生活的作者所写的汉语文学与在汉族政权下的作者所写的汉语文学的不同（注：《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一点想法》，载《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它当然不局限在风格上，也不局限在文本上，还会有其他表现。我们应该遵循这一指导思想，拓宽思路，结合女真统治及文化、南北对立、地域差异等背景，努力探讨金代文学给后人提供的“新的东西”。这是我们研究金代文学特征的逻辑起点。
二、向北拓展的地域走向
我国幅员辽阔，文学发展的地域分布很不均衡，唐宋以前，文学的中心主要在中原一带，周边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汉语文学极为寥落。东南、中南一带，原有楚文化作基础，随着晋室南渡、文学中心的南移，本土经济文化获得了大发展。岭南一带，随着一批批被贬官员的到来，汉文化水平也有所提高。而华北地区，汉语文学的发展却相当迟缓。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混战不休，破坏了中原文化的同时，未能带动文学向北发展。不论是由南入北的庾信，还是号称北朝三才的温子升、邢邵、魏收，都未能将文学的中心由中原向北拓展。至唐代，虽然北方产生了非常出色的边塞诗，但那多出自军旅文人之手，而且边塞诗对当地文学的发展作用不大。直至宋代，北方大片土地的文苑仍然十分荒凉。北方人引以自豪的仍只有《敕勒歌》等少数几首民歌。这种局面延续到金代，终于有了明显的改观。
女真南侵，迫使宋廷南渡，中原文化的主体部分随着政权的南迁、大批文人的南下再度南移，而另一部分随着入侵者的北归而流向北方。据史书记载，女真侵略者不仅侵占了大量物质财富，还获取了许多图书，带走了不少汉族文人，以致四库馆臣得出“中原文献实并入于金”（《四库提要》卷一百九十《全金诗提要》）的判断。图书典籍为北方汉人和具有汉文化的渤海入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一批具有很高文学修养的汉族文人，到北方安家落户，他们的仕宦生涯、创作活动甚至日常生活都在相对落后的北方传播着先进的中原文化，从而逐步提高北方地区的文化水平。如金初著名词人蔡松年祖籍杭州，入金后，遂落籍真定（今河北正定），他的儿子蔡珪便是地道的北方金人，开创了“国朝文派”。经过近百年的滋养与培育，出自北方本土的文人越来越多。金末刘祁明确指出：
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世传《云中三老图》，魏参政子平宏州顺圣人，梁参政甫应州山阴人，程参政晖蔚州人，三公皆执政世宗时，为名臣。又苏右丞宗尹天成人，吾高祖南山翁顺圣人，雷西仲父子浑源人，李屏山宏州人，高丞相汝砺应州人，其余不可胜数。余在南州时，尝与交游谈及此，余戏曰：“自古名人出东、西、南三方，今日合到北方也。”（《归潜志》卷十）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虽是就名士大夫而言，但也道出中原文学中心北移的实际。元好问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从《敕勒歌》得出“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论诗三十首》之七）的结论，虽有些勉强，有自张门面之嫌，但这一结论显然符合金代文学现状。它实际上是针对现实而发，为正在兴起的北方文学争取地位。
中原文学中心北移首先表现为北方籍作家的大量涌现。历史上，作家多出自中原和南方，北方作家寥寥无几，元好问不得不承认，“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来一乐天”（《元好问全集》卷十三《感兴》）。金代恰好相反，除少数羁金宋人外，大多数作家都出自北方。今人张博泉在论述中原文化北移时，已指出了这一点，说金代文人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北，“如蔡珪（真定人）、周昂（真定人）、赵可（高平人）、郑子聃（大定人）、赵沨（东平人）、王寂（蓟州玉田人）、王庭筠（盖州熊岳人）、刘昂（兴州人）、赵秉文（滋州滏阳人）、麻九畴（易州人）、王元粹（平州人）、李纯甫（弘州襄阴人）、王若虚（藁城人）、雷渊（应州浑源人）、元好问（太原秀容人），皆在北方”（注：张博泉《论金代文化发展的特点》，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这些文人都是金代文学的主力军。 在这些文人之外，还应该有许多不知名的下层文人从事民间文学（如诸宫调、俗曲）创作，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其次，作家们的创作中心主要在燕云一带。此前也有少数北方籍作家，如白居易、温庭筠是太原人，但他们长期在中原或南方做官、生活，对北方文学的发展影响不大。而金朝的政治中心先在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后迁至中都（今北京），所以不论是南方籍作家，还是北方籍作家，除金末迁都汴京以后的二十年之外，他们的活动中心都是在北方。《金史·文艺传》中的多数作家都曾在朝中做官，即使做地方官，也常在北方。金中期卓有成就的诗人王寂贬官至蔡州（今河南汝南），感觉到了“天涯南去更无州”（《一剪梅·悬瓠城高》）的“边州”，到了“天尽头”（《思归》），简直把中原视为边地，他的立足点显然是在很远的北方。
第三，在北方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文学世家。在山西，有浑源刘
、刘汲、刘从益、刘祁四世进士之家；在辽宁，有盖州王遵古、王庭筠父子，有广宁耶律履、耶律楚材一家；在河北，有易县魏道明一家五进士；在山东，有济南六世登科的阎长言一家……这些文学世家的出现，表明文学已深深扎根于北方，保证了文学的传承延续。
在金代，之所以出现中原文学中心北移的现象，与女真族的统治中心和文化政策有关。金代的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特别是海陵朝迁都燕京以后，大批女真人从白山黑水的发祥地向南迁移，与大批北迁的汉人相会合，在燕京一带形成了政治文化中心，带动了北方地区的文学发展。在统治期间，女真统治者承袭辽制，实行重北轻南的政策，不仅在科举上，金初实行南北选，多取北方人，到后期方有所改变，而且在政治上也存在民族偏见，重用北方人，直至金末刘祁还说女真统治者“偏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归潜志》卷十二）。统治者的政策导向和北方文人政治地位的上升，必然会带动北方文化的长足发展。
中原文学中心的北移是金代文学的重大贡献。它扩大了汉语文学的地域，使一直荒芜的北方地区文学苑囿出现了勃勃生机，并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北方文学中心。尽管其文学成就不足以与唐宋抗衡，尽管像元好问这样的大家仍是凤毛麟角，但毕竟较过去大为改观，更重要的是为后世北方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元朝统一宋金之后，其文学中心仍在北方，且结出累累硕果。传统的诗文基本上沿着元好问为代表的北方文学继续发展，新兴的戏曲在金代北方俗文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盛极一时。大都（今北京）人王实甫改写同是北方作者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成为“天下夺魁”的《西厢记》。戏曲作者如《录鬼薄》所载“前辈名公才人”五十六位无一例外都是北方人，“元曲四大家”的关汉卿、马致远是大都人、白朴隩州（今山西河曲）人、郑光祖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人。其中关汉卿、白朴等人被朱经《青楼集序》称为“金之遗民”。白朴之父是金末文人白华，与元好问交往甚密。其本身文学成就虽然有限，但由元好问抚养成人、徙家真定（今河北正定）的白朴，卓然名家。关汉卿的先世不可考，应该是金代下层文人，关汉卿的巨大成就与金代北方文学日渐雄厚的基础密不可分。此外，元杂剧的兴盛之地大都（金之中都）、平阳、真定、东平等地是金代的文化重镇。仅由此就足以看出，金代中原文学中心北移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明清二代，虽然北方文学不及元代突出，北方籍的作家没有明显优势，北方文学中心地位也被褫夺，但政治中心仍在北方，文人宦游也常在北方，所以北方文学仍有所发展，最终彻底打破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格局。中原文学中心的北移，还加速加深了民族融合，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汉文化水平，推动了多民族中华文化形成的进程。
三、少数民族文人的崛起
恩格斯有一段名言：“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上册153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理论上确实如此，落后的女真族入主中原，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血液，但要把这个被人们一再重复的理论，落到实处，去探明女真族给中国文学究竟注入了哪些新的血液，并不容易。除了加强贞刚质实的风格之外，应该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新变。我以为，创作队伍的更新就正是女真族给中国文学注入的新鲜血液之一。
在唐宋以前，汉语文学中几乎看不到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辽代时，出现了萧观音、萧瑟瑟等少数民族作家，但数量太少，成就也有限，故不成气候。金灭辽和北宋之后，无论是统治时间、地域，还是汉化的程度，都远远超过了辽代，为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的崛起提供了契机。金代一朝，不仅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的数量和水平大大超过前代，而且还表现出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特点。
在少数民族汉化过程中，由于统治者与先进的汉文化接触较多，学习汉文化的条件较优越，所以，汉化最早和汉化最深的往往是那些上层决策性人物。金代也是如此，其少数民族作家多是皇室和贵族，政治地位很高，代表人物有金熙宗完颜亶、海陵王完颜亮、宣孝太子完颜允恭、金章宗完颜璟、王侯完颜
、贵族术虎邃、石抹世勣等人。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统治者附庸风雅，促使许多人染指创作。女真人之外，渤海人张汝霖、契丹人耶律履、乌惹人张澄等其他民族的文人也参与此道，使金代文学真正成为多民族的文学。随着金朝统治时间的延续、随着汉化的深入，少数民族作家逐步增多。金初，还只是个别贵族文人，到金末已有所普及，许多军人也舞文弄墨。《归潜志》卷六曰：“南渡后，诸女真世袭猛安谋克往往好文学，喜与士大夫游。如完颜斜烈兄弟、移刺廷玉温甫总领”（注：此处疑将两人名字混杂为一人。因同卷又曰“移刺枢密粘合字廷玉”、“移刺都尉买奴字温甫”，中华书局校点本未出校记。）、夹谷德固、术虎士、乌林答爽（原无爽字，据卷三朴）肃孺辈，作诗多有可观。”由于元明二代不重视金代文献，致使金代文献大量散佚，当时究竟有多少少数民族文人从事汉语文学的创作，现已无法统计。从《归潜志》和后人辑录的《全金诗》、《全金词》、《金文最》等书来看，有姓名可考并有作品传世的作者在50人以上。这一数字虽不能与汉族文人相比，但在百年期间能有这么多人，同前代相比，数量已有明显增加。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人的观念变了，他们学文学、学创作的自觉意识普遍加强。他们以此相尚，以懂文学会创作为荣。缺乏汉文化修养的人，被视为“吴下阿蒙”（注：《元好问全集》卷二十七《龙虎卫上将军术虎公神道碑》等文均有此比喻。），受人嘲弄。金初宇文虚中对女真人“以矿卤目之”（《宋史·宇文虚中传》），南宋使金的范成大讥讽不识汉字的兵部侍郎耶律宝，是“乍见华书眼似獐，低头惭愧紫荷囊。人间无事无奇对，伏猎今成两侍郎”（《范古湖集》卷十二《耶律侍郎》），连“宛然一汉户少年子”的金熙宗也视开国旧臣“无知夷狄”（《大金国志》卷十二）。相反，有汉文化修养的女真人，便自觉高出族人一等。好读史书的移刺买奴“视女真同列诸人奴隶也”（《归潜志》卷六），就是明证。在此价值观的带动下，有些文人对汉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学习也很刻苦认真。如术虎邃“刻苦为诗如寒士”、“恶衣粝食，以吟咏为事”；乌林答爽“抄写风诵终夕”（同前书卷三）；完颜“读《通鉴》至三十余过”（《中州集》卷五）。经过一番努力，他们确实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其中诗词创作成就最为突出，现代学者已有充分的论述（注：张博泉《论金代文化发展的特点》、周惠泉《金代文学学发凡》、张晶《辽金元诗歌史论》等论著中都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散文方面，也不无佳作，兹举一例。皇统七年（1147），身世不详、仅有一篇作品传世的完颜没里也游览仰天山，作《仰天山记》，曰：“登高俯深，野芳夹路，触目可观。比至招提，曳杖履，披薰风，荫嘉树，礼观音相，谒丰济祠，探黑龙渊，息白云洞。……凡足迹可到者，皆周行而历览之。乃知尘埃之外，自有佳趣，功名富贵，有不与焉。”（《金文最》卷二十二）颇有文采和韵味。
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的创作固然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但他们的独特价值还不在于成就本身，因为他们的成就暂时没有超过汉族作家，未能提高汉语文学的整体水平。他们的独特价值也不在于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汉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诸如汉文化的高度凝聚力、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等意义，因为这些只是汉文化的功绩。民族融合历来是双向的，有少数民族“强效华风”（范成大《揽辔录》）的一面，也有“虏乐悉变中华”（《范石湖集》卷十二《真定舞》题下小注）的一面。后者正是他们的独特价值所在，即他们对汉语文学的渗透，给汉语文学所注入的新鲜血液。在民间，他们的“虏乐”、“北鄙杀伐之音”推动了北曲的兴起与发展，意义深远；在上层，他们在接收汉文化的同时，所保存下来的游牧民族勇武强悍等文化特征，又通过其较高的政治地位，或多或少地影响周围的汉族作家。追随女真统治者的汉族文人涉足过去汉族文人很少涉足的地域，得以领略边地风光，了解女真尚武习性，创作出少量题材新鲜的作品。辽金统治者常常赴“捺钵”去“春水秋山”，汉族文人免不了要扈驾随行，如蔡松年、刘迎、赵秉文等人都去过“捺钵”之地凉陉（在今内蒙古境内）。其地有金莲川，汉人说是“极边荒弃之壤”（《金史·梁襄传》），却是女真统治者游幸胜地。赵秉文随金章宗“春水秋山”，写下《海青赋·奉和扈从春水作》、《春水行》、《扈从行》、《金莲》等作品，生动地记载了他亲眼目睹的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游猎活动，如《春水行》诗写道：“光春宫外春水生，驾鹅飞下寒犹轻。绿衣探使一鞭信，春风写入鸣鞘声。龙旂晓日迎天仗，小队长围圆月样。忽闻叠鼓一声飞，轻纹触破桃花浪。内家最爱海东青，锦鞲掣臂翻青冥。晴空一击雪花堕，迳延十里风毛腥。初得头鹅夸得隽，一骑星驰荐陵寝。欢声沸入万年觞，琼毛散上千官鬓。”从中可以看出“春水”的主要活动捕猎天鹅及其方法，捕得后献给陵庙、从官称觞祝贺、插羽头上的习俗，这为后人研究辽金统治者“春水秋山”活动提供了一些感性认识。完颜斜烈、完颜陈和尚、移律粘合等贵族人都喜欢接交士人，各自幕府下都聚集着一些汉族文人。完颜斜烈幕中曾有王渥、元好问等著名诗人，他们一起打猎出游、饮酒赋诗，王渥说是“一时胜事，宾僚儒雅”（《水龙吟》序），元好问说“将军礼数宽”（《元好问全集》卷九《即事》）。移律粘合幕下也曾有雷渊、元好问等人，此间元好问写下了不少诗词作品，曾盛赞“相公恩德九泉深”（《元好问全集》卷八《谢邓州帅免从事之辟》）。在此情形下，他们的创作不可能不考虑到幕主的观念和爱好，其雄健朴实诗风也许就有少数民族文化的成分，只是少数民族对汉语文学的这种渗透是潜在的、有限的。
比较而言，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另一方面的独特价值或许要明显一些。他们往往具有汉族作家所缺乏的优势。汉族作家在创造悠久的文明、复杂的样式、繁多的规矩的同时，又承受着由日益丰富的创造所构成的挑战和沉重压力，不得不千方百计地谋求创新，但总是受到传统的有力牵制，一再借复古来创新，实际上固步自封，表明感觉已有所麻木。而少数民族文人没有这种“身在此山中”的困惑，显得比当局者更清醒。满族旁观者纳兰性德一句“一生在乳姆胸前过日”（《通志堂集》卷十八）的冷言嘲讽，堪称当头棒喝，足以令时代那些唐诗迷们惭愧不已。少数民族文人没有儒家文化的根柢，没有传统文化的束缚，却有新兴民族的充沛活力、纯真朴实的心灵和对汉文化的新鲜感及浓厚兴趣。他们的创作实绩就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完颜亮“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题西湖图》）赤裸裸的觊觎之心，还是完颜承晖“吾师司马（光），吾友苏公（东坡）”（《金史》卷一一一）的个人爱好；无论是金章宗“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宫中》）的富贵气象，还是完颜“一室萧然，琴书满案”的“老儒”（《归潜志》卷一）形象，都真诚而无伪饰。这些人汉化之后，民族个性渐渐模糊、泯灭，像金熙宗那样“尽失女真故态”（《大金国志》卷十二），表面上与汉族作家无二，但他们混血型的民族身份，使他们具有很强的活力和很大的潜在创造力，一旦有适当的时机，就会表现出来，就会可能取得不亚于甚至超过汉族作家的业绩。契丹人耶律履在金代的文学成就比较寻常，其子耶律楚材却胜过乃父，成为元代出色的诗人。金代以后，除明代以外，少数民族作家越来越多，成就越来越大。元代，“西北弟子，尽为横经”，萨都刺、贯云石、逎贤等人均能“别开生面”，“各逞其才，标奇竞秀”，“极一时之盛（顾嗣立《元诗选》戊集）。明代政权建立之后，由于统治者采取消除“胡俗”、压制少数民族的政策，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受到严重打击，未能有所建树。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时，便旗帜鲜明地呼应和继承金代的传统，因之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的数量和地位很快得到恢复，其成就也是后来居上。清初满族词人纳兰性德杰出时辈，与汉族词人朱彝尊、陈维崧鼎足而三。他没有汉族文人积习已久的沉重传统，独抒性情，“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为已经失去自然本色的词体带来了新的生机，王国维说，“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究其原因，其中之一是他“初入中原，未染汉人习气，故能真切如此”（《人间词话》）。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凭借此特长不时地为中国文学注入新鲜血液，为中国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先世为满族正白旗“包衣”的曹雪芹，也应得益于其混血型优势。被红学索引派指认为纳兰性德的贾宝玉，就是满汉文化交融的结晶。所以，可以说这样说，金代少数民族汉语作家的成就奠定了少数民族在汉语文学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及后代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文学创作的一支生力军，推动了中国文学的持续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藏。
四、末代文人豪杰的涌现
元好问在回顾金代文学的历史时指出：“盖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若党承旨世杰、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杨礼部之美、王延州从之、李右司之纯、雷御史希颜，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元好问全集》卷十七《闲闲公墓铭》）这里罗列了金代除赵秉文、元好问本人之外的主要代表作家，许之以“豪杰”。“豪杰”的本意当然是指才能杰出之人，但联系元好问对金诗“邺下曹刘气尽豪”（同上书卷十三《自题中州集后》）的比喻，其中部分“豪杰”应有豪迈任气的特点。
在金代前期，文学的豪杰之气并不明显。金初借才异代，少数抗节不仕的文人如滕茂实等尚能悲歌慷慨，多数仕金文人却只能忍气吞声地抒写去国怀乡的愁苦之情。金代中期，像蔡珪、党怀英等第二代文人仍然难以尽弃仕金的隐衷。蔡珪之父蔡松年受完颜亮的猜疑、无辜被害，不可能不给他留下阴影，令他时刻小心翼翼地奔走于仕途，因而也就不可能舒展其豪杰之气；党怀英也有彷徨去意，曾与辛弃疾讨论过去留问题（《宋史·辛弃疾传》）。他们生于北方，本应有豪杰不平之气，却无生长发育的政治土壤。如果辛弃疾不投奔南宋，他就不可能成为充溢豪杰之气的爱国词人，也许他会与他的同学党怀英一样，去歌咏其幽独情怀。然而，北方文人的天性中，终究含有压抑不住的豪迈之气，所谓“燕赵自古多感慨悲歌之士”，这种天性到金室南渡之后，在国家衰弱的现实的激发下，终于爆发出来，涌现出许多豪杰，即元好问所说的“贞祐南渡，河朔板荡，豪杰竞起”（《元好问全集》卷二十九《千户乔公神道碑铭》）。由于“南渡后，宣宗奖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敢言敢为者，多被斥逐”（《归潜志》卷十二），所以南渡豪杰中并没有出现多少抗敌救国的英雄烈士，倒是涌现出许多慷慨任气的诗中豪侠。只要浏览一下《中州集》、《归潜志》等书，就能看到大量有关记载：
李纯甫：“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纵酒自放……惟以文酒为事，啸歌袒裼，出礼法外。”（《归潜志》卷一）
雷渊：“为人躯干雄伟，髯张口哆，颜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则疾恶之气，见于颜间，或嚼齿大骂不休，虽痛自摧折，然卒亦不能变也。”（《中州集》卷六）
张珏：“美风仪，善谈论，气质豪爽，在之纯、希颜伯仲间。”（《中州集》卷八）
阎治中：“性本豪俊，使酒任气，及游京师，乃更折节，遂以谨厚见称，酒酣耳热，故态稍出。”（《中州集》卷九）
高永：“为人不顾细谨，有幽并豪侠之风。”（《中州集》卷九）
王若虚：“（林下四友）各有别号，以自寄焉。予以慵夫，子升（彭悦）以澹子，士衡（王权）为狂生，而晦之（周嗣明）则放翁也。曰澹曰慵曰狂曰放，世以为怪，而自谓其真。”（《滹南遗老集》卷四十五）
元好问：“歌谣慷慨，挟幽并豪侠之气。”（《金史·元好问传》）
辛愿：“性野逸，不修威仪，贵人延客，敬之麻衣草履，足胫亦露，坦然其间，剧谈豪饮，旁若无人。”（《中州集》卷十）
李汾：“旷达不羁，好以奇节自许……素高亢，不肯一世……有幽并豪侠歌谣慷慨之气。”（《中州集》卷十）
王渥：“（使宋时）宋人爱其才，有中州豪士之目。”（《中州集》卷六）
当然金末文人并不全是如此，也有少数诚实乐易、温文尔雅之人，如李献能、赵思文辈，但从上述材料来看，金末以李纯甫、王若虚、元好问为代表的主流作家基本上都具有豪杰的性格特征。他们在政治军事方面无所作为，不能驰骋其豪杰的个性和才能，却在文学领域一显身手，给文学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金室南渡后，国势衰微，山河逼仄，正是亡国之象。一般情况下，这时理应是创作的低谷期，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衰系乎时序”。但金末豪杰式的作家外向型的刚毅个性不会轻易随江河日下的时代无声无息地消沉颓废下去，它具有反弹、抗争的力量。流离困顿、衣食无着的境遇仍能做到“落落自拔，耿耿自信，百穷而不悯，百辱而不沮，任重道远，若将死而后已者三十年”（《中州集》卷十）。早年相当自负的李纯甫在遭到摧折之后，“度其道不行，益纵酒自放”，“以文酒为事，啸歌袒裼出礼法外”（见上文）。他的政治理想、功名事业在纵酒中逐渐丧失，他的文学创作却随之反弹上升，并带动了一批人的创作。元好问也是如此，“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遗山诗》），他的文学成就正是他这位并州豪杰对现实反拨的产物。
与此同时，这些豪杰式作家使金末文学避免了亡国之音低迷的哀吟伤叹，避免了“女郎诗”或“东南妩媚，雌了男儿”的小气和萎靡，显得苍劲悲凉。无论是李纯甫等人的狂放不羁，还是元好问等人的慷慨任气，都不显衰弱，即使悲哀，也是强者的悲哀，能在悲哀中见出郁勃的力量。正如元好问评价他的知己李汾所说的，“虽辞旨危苦，而耿耿自信者故在，郁郁不平者不能掩，清壮磊落，有幽并豪侠歌谣慷慨之气”（《中州集》卷十）。如李汾《避乱陈仓南山回望三秦追怀淮阴侯信漫赋长句》：“凭高四望战尘昏，鹑野山川自吐吞。渭水波涛喧陇阪，散关形势轧兴元。旌旗日落黄云戍，弓剑霜寒白草原。一饭悠悠惨漂母，谁怜国士未酬恩。”诗歌在描写烽火弥漫山河同悲的同时，以韩信自期，写其郁愤情怀。元好问另一知己李献甫当汴京被围、遭受重创之际，不仅表现“黄尘漫漫愁杀人，但见蔽野鸡群鸣”的萧条景象以及“河东游子泪如雨”的强烈悲痛之情，而且还反思“将军誓守不誓战”（《长安行》）的攻守政策，还有“山河大地分明在，莫为时危苦怆神”（《围城》）的自信。元好问声名最著的丧乱诗也是如此。正大八年（1231）四月凤翔（今陕西凤翔）沦陷，元好问作《岐阳》三首，其二曰：“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喑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感情悲怆激越，境界雄浑苍茫，特别结尾两句质问苍天蚩尤，尤为慷慨不平，其力度感甚至超过了杜甫的同类诗作《悲陈陶》。《悲陈陶》中“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的惨痛气氛笼罩全篇，悲哀多于感慨。
因此，金末文学避免了末代文学习见的狭小枯窘。同是末代，同是学唐，南宋江湖、四灵之人出于对晚唐时代与心态的认同，效仿晚唐诗人，末代气息较为浓厚，金代赵秉文、李汾、元好问、杨宏道诸人并不侧重晚唐，而以师法杜甫为主，乱世迹象多于末代气息。正是在此意义上，金末作家能振起末代文学，在衰微的政局下造就“诗学为盛”（《元好问全集》卷三十七《陶然集诗序》）这种极其罕见的不平衡现象，促成了金代文学的一大特征：时代终点就是文学成就的顶点。金末文学也因此最终能“在宋末江湖诸派之上”（《四库提要》卷一八八《中州集提要》），在很多其他朝代末代文学之上。
此外，金末文人的豪杰气质还在文学观念上留下烙印。以最著名的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为例，它推崇“曹刘坐啸虎生风”、“壮怀犹见缺壶歌”、“慷慨歌谣不绝传”之类雄豪刚健的诗风，肯定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谢灵运“万古千秋五字新”、元稹“浪翁水乐无宫徵”的自然天成，反对“切切秋虫万古情”、“高天厚地一诗囚”、“无力蔷薇卧晓枝”之类的纤弱窘仄和“斗靡夸多费览观”、“窘步相仍死不前”之类的雕琢造作。立论如此鲜明，前代并不多见。其背后起重要作用的是元好问及北方作家的豪杰特质。
金末大量豪杰式作家的涌现是值得注意的特殊现象。它不仅强化了金代文学的风格特征，重要的是它还给渐趋阴柔的文学传统充入了一些阳刚之气，给向来低沉的末代文学增添了活力。金末文学的振兴，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同时，一方面对后代产生一定影响。元诗承宋金二脉，元人欧阳玄说，“宋之习近骫骳，金之习尚呼号，南北混一之初，犹或守其旧习”（《元诗选》已集引），比较而言，北强于南。清人顾嗣立以元好问为元诗的源头，将元好问列于《元诗选》之首，虽不够妥当，但他无疑看到了元好问为首的北方诗学的巨大影响。在赵孟頫等人汇合南北诗风形成“元音”的过程中，金末文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元杂剧中，我们也能看到前代豪杰的影子。金末文人入仕艰难，许多文人不得不归耕田野，或以教书糊口，不再有从前文人“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好运，而是与之相反，“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无人问”（《归潜志》卷七）。文人的这种沉沦于民间的命运，在作者队伍上为元曲的兴盛作了重要准备，元曲家多出自民间，当与此有关。性格上，金元文人亦一脉相承。关汉卿《不伏老》中那一大段兀傲倔强、狂放不羁的著名自白，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所言“醉时歌，狂时舞，醒时罢，每日价疏散，不曾着家”，何其相似乃耳！元杂剧的繁荣，与金末文人豪杰的大量涌现及北方文人的豪杰气质等方面也不无关系。
五、政权对立下的文学个性
金代作为一相对稳定的政权，与南宋对峙，长达一百多年，在中国古代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政权的对立必然要辐射到文学领域，造成文学中的对立现象，赋予金代文学一系列特征。
文学对立主要是官方政治行为的产物。金代用武力在北宋故土上建立起新的政权，随后用统治者的阶级意识来加强其思想统治，不可避免要攻击敌对政权。这不仅体现在金初的官方文书中，有时还体现在科举考试等政策上。据《金史·褚承亮传》，完颜宗望曾强行让境内文人参加进士考试，以“上皇无道，少帝失信”为题，要士人诋毁宋徽宗、宋钦宗，其目的当然是企图统一文人的思想。在文学领域，他们禁止文人与南宋的正常交往，限制宋金文学的交流，其结果使金代文学与宋代相别，呈现出独特的个性。
思想内容上，金代文学与高扬爱国旋律的南宋文学大相径庭。除金初入金的宋人去国怀乡之念外，大多数金代作家回避敏感的政治问题，爱宋或爱金的感情一直不明显，甚至到亡国之时，也没有一位士大夫以身殉国，爱国感情仍不强烈。辛弃疾在词中大写金戈铁马、收复中原的战斗渴望，他的同学党怀英却在北方有意远离战争，醉心于长林丰草的隐逸幻想；范成大使金途中创作72首纪行诗，集中抒写神州陆沉之恨以及心系中原之情，而党怀英使宋途中仅有几首纪行诗，写些不关国事、“平生梦寐不到”（《金山》）的吴楚风烟；陆游在诗中大抒“一身报国有万死”的壮烈情怀，而同时的元好问面对蒙古族的入侵，远远没有陆游那样强烈的斗志。这毫无疑问削弱了金代文学的思想价值，体现了政权对立的消极影响。
有意思的是，官方的政治行为有时也具有积极的文学意义，在客观上能引导文学走上健康、独立的发展道路，有利于金代文学特色的形成。金初统治者与北宋末、南宋初的既行政策大唱反调，如对待苏轼、黄庭坚等元祐诗人，北宋统治者打击压制，制造元祐党禁，此举不仅效果欠佳，如朱弁所说：苏轼的著作“禁愈严而传愈多”（《曲洧旧闻》卷八），而且不得人心，激起民愤，士人马定国宣政末年题诗酒家壁上，有“苏黄不作文章伯，童蔡翻为社稷臣。三十年来无定论，到头奸党是何人”（《宣政末所作》）之句，表达了大家的心声。金灭北宋之后，与此相反，“褒崇元祐诸人，取蔡京、童贯、王黼诸奸党”，这种政治行为是敌对政策，也是拨乱反正的举措，还苏轼、黄庭坚等人应有的地位，能“顺百姓望”（《归潜志》卷十二）。更重要的是，它还能适应文学发展的需要。苏轼多方面的巨大成就，能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丰富给养。苏轼之后，无论是北宋文学、南宋文学、还是金代文学，都不可能无视苏轼，不可能不受其沾溉。南宋最后不得不解除元祐党禁、接受苏轼，就是很好的说明。金初褒崇元祐诸人的直接结果是很快造成了“苏学”的北行，苏轼丰富多彩的人生、达观放旷的生活态度、纵横豪迈的才气、全能的文学创作，立即被金代统治者和文人所接纳所钟爱，最终出现了翁方纲所说的“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石洲诗话》卷五）的局面（注：详参拙文《“苏学盛于北”的历史考察》，刊于1998年《文学遗产》。）。“苏学”对刚刚起步的金代文学具有建设性意义，它推动了金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其作用不可低估。金代“苏学”的发展对后世文学也有影响。苏轼的豪放词传统在南宋取得最辉煌的业绩，但南宋末年，姜夔、张炎一路渐受推崇，苏辛一派渐受冷落，这时北方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等人坚持公认苏词为古今第一，从而巩固了苏词的地位，也有利于后代词学的发展。
金末，“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元好问全集》卷四十《赵闲闲书拟和韦苏州诗跋》）的现象及其流弊日益突出，于是，元好问、王若虚等人又对之作了深入的反思。他们意识到苏黄及江西诗派已不适应金代文学发展的需要，不符合人们对“国朝”文学独立性的追求。王若虚批评苏轼次韵之作，有伤“天全”（《滹南诗话》卷二），元好问批评苏轼“杂体”太多，不能“近古”（《元好问全集》卷三十六《东坡诗雅目录》）。对黄庭坚和江西诗派，他们的态度尤为严正。元好问声称“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论诗三十首》），立场鲜明。王若虚认为山谷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讥讽山谷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是“剽窃之黠者”（《滹南诗话》卷二），讥讽江西诗派“已觉祖师低一着，纷纷嗣法更何人”（《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鞭挞尤为有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众所周知的言论与南宋严羽对“近代诸公”的反思不同，严羽“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之论，是立足于宋诗本身而作出的批评。金人的宋诗论是旁观者的苛严评说，它与政权对立有一定的关系。元好问在《自题中州集后》诗中，总评金诗，倡言“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尽管这不完全符合实际，但它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北人”的态度和立场。所谓“北人”，不仅是地域概念，还是政治概念，这意味着“北人”文学独立意识的自觉和独立，意味着元好问等金代作家对自身特色的关注和追求。大力排斥江西诗派，正是其特色之一。此后，江西诗派大为失势，应与此有关。
金末文人在反思苏黄及江西诗派的同时，也在努力探索金诗的发展出路。他们找到了一条弃宋学唐之路。南渡初年，诗学大行而无所适从，诗坛领袖赵秉文晚年率先“专法唐人”，后来，“麻知已、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者争以唐人为法”（《归潜志》卷一）。金亡后，元好问继续大力提倡“以唐人为指归”、“以诚为本”（《元好问全集》卷三十六《杨叔能小亨集引》）的诗学宗尚，加之蒙古政权与南宋政权的对立、对北方文学的认同，最终形成了金末元初效法唐人的风气。应该说，这在当时是一正确的选择。与元好问同时的南宋文人严羽反思宋诗的结论也是弃宋学唐，可谓殊途同归。不同的是，严羽那杰出的理论未能扭转宋末积习，严羽之后，江西诗派的殿军方回仍以《瀛奎律髓》为江西诗派作出有力的总结。比较南北文人，同是面对唐宋诗之争这张答卷，严羽等人的理论成绩高出一筹，元好问等人的创作成绩略胜一筹，二者结合，使得宋诗在后代的影响远逊于唐诗。
纵观金诗的历史，可见它经历了出宋入唐的转变，这为元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提供了新的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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