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年代论文,大清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30年代令世人震惊的“大清洗”，其余波回音至今仍在原苏联各国萦绕。千百万“大清洗”受害者的遗孤们，每每想到父祖辈的不白之冤和悲惨命运，心里总是波澜起伏，久久按捺不住激动。迄今，世界舆论界也仍对这个事件议论不休。但直到80年代，在事过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对它的历史真相，对它的来龙去脉和基本原因，仍然若明若暗：或者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或者只窥见其冰山的一角，而不知其全貌。在不少著作里，对于“大清洗”运动的许多描述都还仅是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只能支离破碎地说些片断和局部情况；有关“大清洗”历史全貌的描写，能完全以文件为依据的论述和著作，犹如凤毛麟角。只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由于档案的揭密，才给我们提供了以档案为根据，进行全景式研究的可能。
大凡历史事件，只有放在历史过程中才能深刻地去加以理解。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运动就是这样。它虽是发生在30年代下半期，但只有把它放在30年代的整个历史过程当中，才能对它进行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大清洗”运动是以基洛夫被杀案为导因，以莫斯科第一次、第二次审判作动员，在1937年2～3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直接发动的。它的斗争目标是包括所有前反对派成员及其同情者，党政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内务部和军队干部，直至社会各阶层的一次大清洗、大镇压。或者说，它是在斯大林的集中领导下，持续3～4年之久，设定有一系列政治目标，涵括着一系列打击对象，在运动中后期又有某些失控的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因其设定目标的多元性，打击对象的复杂性，以及持续时间的长久性，决定“大清洗”运动的动因是十分复杂的。不追溯到“大清洗”之前，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政治经济过程，不考察党内斗争、社会矛盾和国际背景，是难以理清其动因和脉络的。现仅就与“大清洗”的原因、内涵和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概略加以论述。
“大清洗”运动的基本原因
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发生、发展的基本原因都潜藏在社会积淀起来的重大矛盾中。如果不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仅从偶然事件进行考察，是不能理解其深刻原因的。对于“大清洗”运动，也应该这样来加以认识。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我们从分析大量资料中得出结论，“大清洗”的基本原因是：
1. “大转变”的政治后果和党内温和思潮的抬头
斯大林把反“右倾”胜利后开始的转折——转向超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道路，称作“大转变”。在当时苏联的特定条件下，这条道路虽对国家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其可肯定的一面，但其负面作用和政治后果也是严重的。集体化中对农民采取的暴力强迫和驱赶“富农”政策，紧接着集体化而来的暴力征粮，对拒绝交粮和交粮困难户采取的各种威逼、体罚、刑讯措施，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逮捕（注：《斯大林30年代初同肖洛霍夫的往来通信》，《斯大林研究》（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编），1995年第5辑，第9～49页。），在农村引起了异常激烈的对抗。据俄罗斯著名农业集体化问题专家B.п.达尼洛夫的资料，在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骚动达1300次以上（注：《有文件为证——集体化前夕和集体化过程中的农村史料（1927～1932）》（B.п.达尼洛夫、H.A.伊夫尼茨基编），莫斯科1989年俄文版，第23页。）； 仅1930年1～3月，有记录的群众性骚动达2700次以上（不包括乌克兰），卷入农民达130多万人。（注：〔俄〕H.A. 伊夫尼茨基：《集体化与消灭富农运动（30年代初）》，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43～144页。）在1930年3月发表斯大林《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后， 一份下达地方的指令中承认，“农民发动的广泛骚动的浪潮”对体制形成了一种威胁。同时，这期间对牲畜的大量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和生产力的破坏，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超高速工业化在1930年夏也造成了严重局面。其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体系遭到破坏，预算完全陷入混乱。事态甚至发展到了只有靠抬高物价，发放义务公债，主要是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的巨大亏空。这种局面造成了物价飞涨，以致货币贬值到了使农民不得不靠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的地步。
农业遭到破坏，而投入重工业的大量资金又靠向国外出口粮食来获得。这种情况引起了粮食供应紧张，不得不靠粮卡定量分配，这又造成城市生活水平普遍下降。
国家经济生活的紧张，城乡群众的不满，其直接负面后果是提高了“右派”领袖们的政治威望。《真理报》不断收到群众来信，认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正确的”，他们在台上时，“一切都充足”，“把他们一撤职，什么都没有了”（注：〔俄〕ю.г.费尔什京斯基：《同布哈林的谈话——对拉林娜（布哈林娜）回忆录〈不可忘记的往事〉的注释》，莫斯科1993年版：〔美〕R.康奎斯特：《斯大林与基洛夫被杀》，纽约1989年版。）。联共（布）中央监委委员、历史学家、在反“右倾”中明显站在斯大林一边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在1930年9 月17日给奥尔忠尼启泽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情绪的担忧。（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 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1页。）
群众中的这种思想情绪反映在党内，就是布哈林等“右倾”领袖人物的政治威望得到恢复，党内干部、党员对其思想主张给予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这样，就引起了党内温和派倾向的抬头。广大党员群众对“右倾”的同情和支持，在1929～1931年的清党运动中曾有明显反映，这期间被开除出党的近25万党员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因同情并支持“右倾”而被吊销党票的。（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斯大林与奥尔忠尼启泽——30年代政治局的冲突》，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
党的上层在这期间出现了两个新的反对派案件——瑟尔佐夫—洛米纳泽案和柳京案，也是这种思想动向的反映。谢·瑟尔佐夫原是中央登记分配部长，他为斯大林建立官职等级名录制度曾立过大功。为此，斯大林将他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还将他作为取代李可夫的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预备人选。洛米纳泽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当时担任外高加索党组第一书记。他们在反“右倾”中都曾积极支持过斯大林路线，但后来他们为“大转变”的后果所震惊，开始反对斯大林的方针而站到了同“右倾分子”交好，支持其方针的立场上。柳京则联合布哈林的几个弟子，起草宣言，几乎是用布哈林的语言阐述其政治纲领，甚至公开提出了打倒斯大林的口号。当斯大林在政治局提出处死柳京的要求时，政治局多数没予支持，柳京及其同伙只是被开除出党并被逐出了莫斯科。（注：〔苏〕罗·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226页。）
这些新反对派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党内下层的思想情绪，同时也从特定角度显示了党内上层的某些思想倾向。30年代上半期，有诸多事实表明，以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政治局大多数是主张温和政策的。紧跟斯大林急进方针的，在政治局里仅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极少数人。但是，政治局多数仍然尊重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在公开的重大问题上并没有同他采取对抗步骤，况且，斯大林当时的权力还未发展到日后那种完全的独断，还得顾及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当时困难甚至危机形势的压力下，政治局多数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力还具有某种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在1932～1934年间，曾一度使温和方针占了上风。
当时温和方针之深得人心，从基洛夫在十七大上赢得的掌声和选票，从布哈林思想赢得的同情及其本人地位的上升，以及从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上，都得到了突出的反映。
上述这一切，显然都没有逃过斯大林敏锐注视的目光。特别是十七大最后选举的一幕，他以遭到近300票反对， 支持率大大落后于基洛夫的景况，使他隐忍着领袖地位不稳的剧痛。在这种形势下，打击党内温和派思潮，扭转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看来成了苏维埃国家舵手所预定的航向。
2. 面临发展模式带来的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误区
苏联从20年代末期以后选择了超高速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发展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迅速实现工业化，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愿望和要求，然而，超过客观可能条件的过高速度，加上资金全面紧缺，以及国家科学文化和技术的落后，使这一模式背离了客观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它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1）社会客观经济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无限复杂性， 同主观认识的滞后性与计划能力的有限性发生矛盾，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计划的失误；（2）技术设备能力的有限性同高速度、超负荷性产生矛盾， 不可避免带来机器设备的损坏；（3）技术规程的严格科学性， 同生产者本身文化技术的落后性和一味热情蛮干产生的矛盾，必然造成诸多生产事故和残废品的发生。尤其是从1935年秋开始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展开生产竞赛以后，这些矛盾特别突现出来。可怕的是，面对这些矛盾和问题，不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从经济规律方面，从技术要求和操作规程上寻找原因，而是重犯“沙赫特事件”的错误，一味从政治上去追究“破坏者”和“人民的敌人”。
苏联政治模式的核心成份之一，是高度集权而又缺乏监督的干部任命制。这种制度造成各级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为执行上级指令而很少顾及本单位、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这使官僚主义滋长蔓延；加上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赋予的特权，又使腐败现象滋生发展。任职的无限期制以及长期的权力腐蚀，造成官场拉帮结派、裙带风盛行，同时也带来养尊处优、不思进取、意志消沉等等干部作风问题。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在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曾尖锐指出过党内“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互相包庇，“互相吹捧”之类的现象（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
怎样解决体制上造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斯大林自然谈不到从体制上去找原因。事实表明，他也不能从阶级根源上去观察问题，因为早在1936年修改宪法的讲话中他已经宣布，“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第103页。）当时，他更不可能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和敌我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看到的只是“资本主义包围”。在他看来，在苏维埃国家只有间谍暗害分子的“阴谋破坏”。他说：“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我们这里就会有外国代理人派遣到我们后方的暗害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杀人凶手。”（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无疑，他指出的这种现象是一种严酷存在的事实，但他无限扩大了这些事实，而且也把这种无限扩大的事实仅仅同国外的和党内原有的托洛茨基派联系起来，同时又无限地扩大了对他们的斗争。加上他早已形成的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趋尖锐的理论误区，就使他对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本身带来的困难和矛盾，只能诉诸不间断的清洗和严酷的打击，从此来寻找出路。
3. 战争危险的逼近和对“第五纵队”的担忧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基本动因的话，那么，这里所谈的则是他发动1937～1938年“大清洗”的较为直接的原因。斯大林执政后，在20年代几乎不间断地进行了一连串的斗争，而且采取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1923～1929年间进行的三次党内斗争姑且不说，从1928年“沙赫特事件”起，在社会上和党内就进行了多次杀伐和清洗，择其要者，即包括下述斗争：反“右倾”之后进行了清党运动（1929～1931年），揭露了所谓“拯救乌克兰联盟”案、“乌克兰青年联合会”案（1930年春）和“劳动农民党”案（1930年），进行了“工业党”审判（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 揭发了食品供应系统的特务组织破坏案（1930年秋），还举行了“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审判案（1931年）；同时，在党内又先后揭露了所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反党集团”案（1930年），以柳京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联盟”案（1932年）。这期间，在社会上进行的重大斗争，还包括集体化运动中的驱赶“富农”（1929～1931年），和紧接其后的征粮运动（1932～1933年），以及意识形态“大转变”过程中在文学艺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进行的一连串大批判（1929～1932年）。所有这些斗争，打击面大都波及甚广，在党内和社会上直接伤害并牵连了大量无辜。
经过1933～1934年一度缓和，基洛夫被暗杀案又带来风云骤变，使社会政治生活进一步紧张。从1935～1936年起，接连进行了一连串逮捕、审判、流放和清洗，包括针对克里姆林宫工作人员的“克里姆林宫”案（1935年1～4月），打击少年犯罪和社会不良分子的斗争，检查党证运动，以及在一些地区重新对反苏分子或富农家庭进行的流放等等。所有这些，又在党内外打击了一大片干部和群众，这就在国内形成了极为紧张的社会政治局面。
在国内社会政治气氛不断紧张的同时，1936年的国际政治舞台也风云四起，开始出现战争乌云。这同英法在西班牙事变中寻求同德、意妥协，为保持其在世界上的既得利益，放弃遏制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直接相关。苏联领导看到自己在西班牙事变中同英法交好，建立欧洲集体安全的前景变得黯淡，便由对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转而变为积极支持共和派的政策。这样，战争的乌云便开始浓密起来。在这种形势面前，斯大林深深意识到，在国内从党内到党外，“异己势力”强大，深恐从最上层各反对派头目到最底层反对派的同情者，以至包括历次社会政治运动遭到打击的形形色色人员，在战争环境中联起手来，结成“第五纵队”，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斯大林每想起托洛茨基1926年曾讲到过的法国政府反对派克列孟梭集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顾德国人打到离巴黎80公里的地方而夺取政府权力的事（注：《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0卷，第48～50页。），就不寒而栗。因此，一旦战争威胁来临，他便下定了进行“大清洗”的决心。这从下述事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来：几乎在苏联改变对西班牙政策的同时，斯大林于1936年9月25日与同在索契休养的日丹诺夫， 联名向莫斯科发回一封被认为是发出“大清洗”信号的重要电报——以叶若夫代替雅戈达出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这两件事几乎同时发生，被史学家看作绝非“偶然的巧合”：显然，这是打算“在不可避免的战争前夕，消灭在他看来是潜在的“第五纵队”。（注：〔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 世纪俄罗斯史》，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293～294页。）
对于“第五纵队”的担忧，也为莫洛托夫所证实。这位斯大林的亲密战友直到晚年都坚持认为，我们“幸亏有了1937年”的“大清洗”，“战时才没有出现第五纵队”。（注：〔苏〕《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1页。）可见，斯大林这一发动“大清洗”的意图，在莫洛托夫心中是扎根很深的。
以上三个方面，可以说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基本的和直接的原因。
然而，走向全面“大清洗”的更直接的导因，又是复杂而具体的，可以说，是由一系列事件一步步促成的。
走向“大清洗”运动的台阶
我国过去出版的苏联史著作，在讲到“大清洗”的原因时，大多基本上只讲基洛夫被杀事件；在叙述“大清洗”事件过程时，一般也只讲述莫斯科的三次公开审判。这是苏联档案揭密以前，对于“大清洗”的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
1937～1938年“大清洗”之发生，除了上述基本的也是主要原因外，还有各种具体的导因，而基洛夫被杀案只是走向镇压的导因之一。莫斯科三次大审判只是1937～1938“大清洗”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就它们在这次“大清洗”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第一、第二次大审判可以说是整个“大清洗”的舆论准备和战前动员，第三次大审判则已处在整个“大清洗”的尾声阶段。因此，它们只是作为“大清洗”中肃清三个主要反对派头目的战役而安排的，而1937～1938年真正全面的“大清洗”，其主要战役则是在1937年1～5月至1938年1～2月间发生的。这样看来，“大清洗”运动作为苏联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我国史学界是需要重新加以认识的。
联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经过苏联史学界和近年俄罗斯史学界多方研究， 目前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看法是，它既不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策划的集团谋杀，也不是一直受到怀疑的斯大林策划的谋杀，而是带有某种偶然性的个人谋杀事件。（注：〔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3页。 ）但这一事件被斯大林用作加强镇压，消灭原反对派和一切对他路线不满者，成了推动“大清洗”的重要借口，则是俄罗斯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注：〔俄〕奥·奥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142（？）页。 ）在得知基洛夫被杀几个钟头后，斯大林亲笔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草拟了一个取名“十二月一日法令”的决议，随后在形式上由政治局批准。该决议规定，侦察恐怖案件要在10天内完成，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付被告；不考虑对犯死罪者的死刑赦免申请；极刑判决宣布以后立即执行。（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 库， 第162卷宗，第17分卷，第87页。 ）这项法令意味着完全抛弃了起码应有的诉讼程序，也放弃了以前规定的对死刑的必要监督。这项法规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曾被广泛应用。
基洛夫被杀案很快被斯大林纳入了指控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轨道。他明确指示，要“到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中去寻找凶手”。（注：〔苏〕《苏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4期。）1934年12月16日夜，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捕。12月28～29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派出法庭在列宁格勒判处直接被指控组织谋杀的14人死刑。1935年1月9日，苏联内务部特别会议审理了“列宁格勒萨法罗夫、扎卢茨基等反革命季诺维也夫集团案”。该案包括党、政、工会和经济界活动家，共77人，被判处各种不同期限的监禁和流放。（注：〔苏〕《恢复名誉——30～50年代政治审判案》，莫斯科1991年版，第123～147页。）一礼拜后，即1月16 日，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莫斯科中心”案作为“列宁格勒中心”的领导机构，一案19人被交付法庭，分别被判处5～10年徒刑。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刑以后，联共（布）中央又给各地党组织下达了一封密信，题为《关于同基洛夫同志被凶残杀害相关事件的后果》。密信马上断定，谋杀是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卷入的一个阴谋，号召在党内追究一切与托、季有牵连的人员及其同情者。经过对季、加步步审讯逼供，到1935年以后，所有反对派参加者都被指控参与恐怖活动或同该活动有染。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斯大林在一封信中指出，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他列举了“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并且指示，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于是，各地方组织便把怀疑的目标对准了所有在各个不同时期反对过斯大林领导并发表过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
在有关基洛夫被杀的官方说词中，仿佛谋杀是由一个持假党证的人潜入基洛夫办公地点所进行的一次行凶。于是在斯大林的倡议下，便掀起了一场检查党证运动。
这场运动始于1935年5月，迄于同年12月。 形式上是一项检查党证及其登录卡片真伪的工作，实际上是以审查党员、换发党证为中心，伴之以逮捕的清党运动。运动由以叶若夫为首的中央干部总管理局领导，并由内务部协同行动。一些党员经审查被开除出党后，接着就被逮捕。1935年12月，中央领导对叶若夫有关运动结果的总结表示不满，又延长了运动期限。运动的结果，审查了81%的党员。其中9%被开除出党。 （注：〔俄〕B.п.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79页。）中央预计驱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计划没有完成，因为只有被开除党员总数的3%属于这个集团。这表明，实际存在的托、 季分子并不像中央估计的那样多，但中央领导认为，这是因为各地方党组织中有人故意作梗，在抵制中央方针的贯彻执行。
检查党证运动除收集了大量诋毁党员的档案材料外，肃反人员又将被开除者逐一登记造册，立案侦查，其中许多人被以各种借口逮捕。据叶若夫向中央全会的报告，依据不完全资料，到1935年12月1日， 与被开除党籍相关而遭到逮捕的有15218人， 揭发出了上百个“敌对组织和集团”；（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 库， 第120卷宗，第177分卷，第22页。）在检查党证过程中没收党证几乎达25万张。（注：〔苏〕奥·赫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148页。）这样，通过这次运动， 安全机关就在手里实际上掌握了各个不同的时期在各种问题上对“总路线”有所异议的所有党员的材料：这些党员的材料和“帽子”被安全机关拿在手里，何时扣上只是时机问题了。同时，中央领导在运动中也掌握了各地组织及其领导人对其方针的各种态度。这就为日后开展的“大清洗”作了全面的准备和铺垫。
除前述“十二月一日法令”外，1935年3 月通过了一项惩治叛国分子家属的法令，4月颁布了准许判处12岁以上儿童刑事罪的指令，6 月9日，又通过了对任何叛逃国外的苏联公民判处死刑的法令，而对任何知情不报者则处以监禁。这样，通过收集有关各类具有潜在反对派情绪的材料（主要是被开除党籍者），通过侦查各地党政领导人对中央采取消极抵制或具有抗上情绪的情况，通过强化政治案件的律条，加上1935年秋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以后工矿企业事故连续不断，追究“破坏分子”、“怠工行为”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而这时国际局势的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越发对联合民主国家，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可能性打上问号——所有这些情况，就使苏联最高领导人最后作出了迈向“大清洗”的决策。
“大清洗”运动的进程
1936年7月29日， 中央书记处向各地组织下达了联共（布）中央《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恐怖活动》的密信，以此揭开了“大清洗”运动的序幕。密信以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为根据，列述了托、季直接勾结，实施恐怖活动的“事实”，在审判前已经把他们“罪行”的结论昭告全党。接着，在1936年8月19～24 日进行的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对“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判，只是个过场和形式而已。这个案件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审理，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交付审判。所有被告都承认不仅是信念上，而且行动上同身处国外的托洛茨基有联系，并参加了对基洛夫的谋杀，还阴谋杀害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他们还供认，其他前反对派成员——布哈林、托姆斯基、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柯里尼可夫和谢列布里亚柯夫等，都参加了反革命阴谋。24日，所有被告被判死刑，并立即执行枪决。
如果说上述联共（布）中央的密信是在党内对“大清洗”所做的一次动员的话，那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则是对苏联全社会所做的一次大动员。这次审判确认了托、季阴谋存在的事实，而从这一点又成了舆论动员的出发点。在这次公开审判期间或其后，全国上下举行了成千上万的各种群众集会，一齐声讨托——季阴谋，并作出决议，誓同“阴谋分子”斗争到底。这对造成既成事实，发动舆论、动员社会，起了巨大作用。
但是，以雅戈达为首的内务部清楚地知道，非但把托——季反对派与杀害基洛夫联系起来是牵强附会的，而将这一谋杀案同“右倾”反对派挂起钩来，更是捕风捉影。因此，在雅戈达内务部方面，力图限制这次审判的政治后果。他们把这一与党的干部根本不相干的“暴徒谋杀”，归结为一场普普通通的恐怖事件。在他们看来，审判举行了，案犯惩治了，代表一个不大的托——季集团的敌人已被揭露，事情就算完结，不能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但在“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的审理过程中已在干扰内务部工作的叶若夫，却力图扩大被告范围，对那些被怀疑抵制中央指令的党内干部和经济管理人员施行打击。斯大林在以雅戈达内务部为一方，以叶若夫为另一方的这场争执中，明确地站在后者一边。
恰在这期间，在1936年9月23日，克麦罗沃矿区连续发生爆炸。 正在索契休养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借机于9月25 日给莫斯科发回一封联名电报，电文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部人民委员之职是绝对必要和紧急的事情。雅戈达明显不能胜任揭露托——季集团的任务。国家保卫局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迟延了四年。”（注：〔苏〕《恢复名誉——30～50年代政治审判案》，第33页。）目前从现有档案中尚无法知道这个重大任免事项，经由政治局委员表决没有（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第17库，第63卷宗，第1123分卷， 第146～147页。）， 但由在莫斯科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卡冈诺维奇立即形成文件，于9月30日完成，则是一清二楚的。
对叶若夫这一任命，进一步为“大清洗”提供了组织保证。此前，在政治局有重要份量的奥尔忠尼启泽，因和卡冈诺维奇保持着友谊关系，并在某种程度上同雅戈达的内务部有着某种默契，因而阻滞了大规模的清洗。但9月底对叶若夫的任命，打破了这种平衡。（注：〔英〕E.A.里斯：《斯大林主义与苏联的铁路运输（1928～1941）， 伦敦、 纽约1995年俄文版，第147、148、150、158、159页。）接着在10月间， 奥尔忠尼启泽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得力的副手皮达可夫，和在交通和煤炭工业部门任负责人的其他前托洛茨基分子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等，遭到逮捕。1937年1月23～30日，以他们为打击对象， 进行了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判——对“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的审判。这次交付法庭17人，包括皮达可夫、索柯里尼科夫、拉狄克、谢列布里亚柯夫等，所有人都立即或稍晚一些从肉体上被消灭。
这一次审判与前一次审判有所不同。前次审判的主旨，是指控托——季反对派甚至“右倾”反对派参与恐怖活动，染指谋杀，而此次审判的主题，则是灌输反对怠工的思想。似乎全国各个地区、各个经济部门，从中央到地方，从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到人民委员，都存在着普遍的怠工。当时，全国正热火朝天地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一方面超高指标，打破生产记录，天天在宣布。另一方面，成千上万个企业由于不遵守起码的技术操作规程，废品不断，工伤事故连绵，计划失误，设备损坏经常发生——这被统统指控为怠工行为。“怠工”几乎成了一种没有边际的外延，很多人都可能遭到这种指控。制造出技术专家怠工的形象，在人民群众中煽起对他们的恶感，成了这次审判预定达到的战术目标。这样，莫斯科第二次审判就揭开了对国民经济管理人员和党的干部清洗的序幕。在这前后，政治局内以奥尔忠尼启泽为代表，为使布哈林、李可夫摆脱在第一次审判中遭到的指控，同时也为保护经济管理部门，特别是保护重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和技术专家，曾进行了种种努力和斗争。有证据显示，奥尔忠尼启泽曾为此仗义直言，同斯大林进行过拼死抗争，但他最后以身殉难（注：奥尔忠尼启泽在其自杀前40多天内（从1937年1月1 日至2月18日晨自杀），就找斯大林22次，谈话达70小时以上（见奥·赫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权机制》，第291页）。 ），而未能阻止“大清洗”的推行。
奥尔忠尼启泽在1937年2月18日的死， 消除了最高领导层中存在的对“大清洗”的最大的，也几乎是最后的阻力。接着，在几天后开幕的联共（布）中央1937年二月全会（2月25日～3月5日）， 为批准“大清洗”打开了最后的绿灯。在这次全会上，逮捕了布哈林和李可夫，并作出决议，把他们交付内务人民委员部审查。叶若夫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向全会报告了在各地各部门破获的案件，揭露了各地各部门领导人的所谓“本位主义”、袒护“敌人”和阻挠揭发的种种行为。在全会最后，斯大林以《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的办法》为题，作了报告和总结。他从全会上的报告和讨论中得出结论：“在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中，无论在经济组织或在行政组织和党的组织中，都在某种程度上碰到了外国代理人的暗害、破坏和间谍活动”；“外国代理人，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不仅打入了我们的基层组织，而且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而“一些领导同志”竟“麻痹大意”，不仅不善于分辨这些敌人的“真面目”，而且“往往自己就帮助外国代理人窃取了某些重要职位”。（注：《斯大林文集（1934～1952）》，第136页。 ）他在全会上这样严重地估计形势并夸大敌情，自然以此大大推动了“大清洗”运动。
在这次中央全会之后，全速开动了“大清洗”的机器。从这次中央全会到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1938年3月）的整整一年间， 是对千百万经济干部、党政军干部进行大撤换、大逮捕，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提拔上来的新人取而代之的一年。“反对派”和“人民敌人”的概念无限扩大，凡对反对派有过同情，凡对斯大林路线有过异议，凡支持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泽的温和倾向，甚至凡对斯大林有过不恭或谈笑的，统统被视为“反对派”和“人民敌人”，而加以审查和逮捕。这次清洗触及到了各个级别的干部，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各地各方面的基层干部。在此前后被镇压的政治局委员，有丘巴尔、埃赫、柯秀尔、卢祖塔克、波斯蒂舍夫。在139个联共（布）中央委员中有89个被逮捕， 而后几乎全部被枪决。在1966名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人在“大清洗”期间消失。撤换了所有各人民委员部的部长。其中以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和一些工业部门的部，损失最为惨重。坦克制造人民委员部整个管理机关的人员，各企业的所有厂长经理（只有两个除外），绝大多数工程师和技术专家都遭到逮捕。在其他工业部门——飞机制造、船舶制造、冶金工业等部门，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镇压也扩大到了工会、共青团、各社会团体的干部以至科学和创作知识分子，以及共产国际的职员和外国党的同志等等。其牵连人数之多，至今尚在研究统计当中。（注：现从档案中共发现383个名单，上面载有4.4万名被捕的党、军队和经济部门领导人，其中3.9万人被判枪毙。政治局委员对这些名单都表决， 并在上面留有签名。〔俄〕《史源》1995年第1期。）
德国纳粹间谍机关利用弥漫苏联全国上下的怀疑和告密气氛，伪造文件，制造了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及其同僚同德国军部秘密联络的反间计，并通过捷克斯洛伐克侦探机构透露给了斯大林（注：《苏共二十二大》，莫斯科1980年俄文版，第585～586页。）；斯大林借此下令，在1937年6月将图哈切夫斯基和包括雅基尔、 乌鲍列维奇和埃德曼等在内的苏联7 位最著名的军区司令级将领逮捕并执行枪决（注：苏联和国外深入研究这个问题的历史家一致认为，这个反间计对斯大林对苏联军事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没起决定作用，只是被用来对付动员其他军人指控被告起了一定作用。涅克里奇：（1941年6月22日）， 莫斯科1965年俄文版，第85～88页。）。在随后的两年间，从军内消失的共有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80位中的75位最高军事委员会委员，8 位海军上将，尚存4位中的两位元帅（叶戈罗夫和勃留赫尔），16 位中的14位军级将领，以及90%的集团军将领和总计8万名当中的3.5万名军官。（注：〔俄〕德米特连柯主编：《20世纪俄罗斯史》，第385页。）
“大清洗”运动除对各部门领导人、干部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外，还把镇压行动推广到了社会广大阶层中。有关社会上的镇压，长期严肃研究1937～1938年“大清洗”运动的俄罗斯史学家奥·奥列弗纽克，根据文件断定，这一行动“是国家规模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是苏联最高领导监督和倡导下进行的”（注：〔俄〕奥·赫列弗纽克：《政治局——30年代的政治权力机制》，第188页。）。
1937年7月2日，政治局批准向各省委、边疆地区、民族共和国党中央的书记们下达如下电报：“兹发现，大部分从前一度从各个省区流放到北方和西伯利亚地区、后经流放期满又回本地区的富农和刑事罪犯，是形形色色反苏和破坏罪行的主要罪魁祸首，无论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无论在交通运输部门和工业部门，都是如此。
“联共（布）中央向各省区党组书记和所有省区共和国内务部机构的代表提出，要对所有返乡富农和刑事犯进行登记，以便将其中最敌对的分子立即逮捕，并通过三人小组按行政办案规定予以枪决。对其余不太活跃但仍敌对的分子，要登记造册，流放到内务人民委员部指定的地区。
“联共（布）中央提议，要在五天内向中央报送三人小组成员的组成，应该枪毙的人数，以及应该流放的数字。”（注：〔俄〕《劳动报》1992年6月4日。）
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上报的三人小组名单和“反苏分子”数字，制订了《关于镇压前富农、刑事犯等反苏维埃分子的行动命令》， 并于7月30日报送政治局审批。该命令规定，依地区不同分别从8月5～15日开始行动，在4个月期限内完成。
依照命令，被镇压者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应予立即逮捕并予枪毙的，第二类是应在集中营或监狱监禁8至10年的。在这两类人中， 每一类都向各省、区、共和国下达了限额（以上报数目为根据）。规定总计逮捕259450人，其中72950人予以枪毙。据查，这显然不是完整数字， 因为清单中缺乏全国一些地区，而且命令下达各地方领导后，各地方又要求增补追加镇压限额。此外，一些被镇压者的家庭成员也遭到了监禁或流放。
命令规定，在各地领导这一行动的“三人小组”，由内务部（局）首长、有关地区党组书记和共和国、省或边疆区检察长组成。“三人小组”被赋予特别权力，可以不受监督地做出判决，下达包括枪毙在内的执行命令。
该命令于7月31日经政治局批准。（注：同上。）从8月底开始，各地领导又申请追加了一批镇压额度。从8月28日至12月15日， 政治局批准各地区总计增加额度为，第一类2.25万人，第二类1.68万人。（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1937～1938年政治局例会特别记录》。《莫斯科新闻》1992年6月21日。）
除这次镇压反苏维埃分子的统一行动外，还组织了几次专门行动。1937年7月20日， 政治局授权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所有在国防工厂工作的德意志族人，并将部分人流放国外。8月9日，政治局批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消灭波兰特务破坏集团和波兰军事组织》的命令。为执行这一命令，1937年8～12月镇压了1.8万人。（注：〔俄〕《史源》杂志，1995第1期。）9月19日，政治局核准内务部《关于对付由所谓哈尔滨人组成的日本间谍机构恐怖、特务破坏活动所采取的措施》。
1937年下半年，还对边疆地区的“不可靠分子”进行了大规模迁移和驱逐。其中最大的一次行动是把远东边疆的所有朝鲜族人迁至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境内。按叶若夫向莫洛托夫报告的数字，到1937年10月底迁农朝鲜族人结束时为止，共计达17万多人。（注：〔俄〕《历史问题》，1994年第5期。）
上述原定4个月期限的统一行动并没有结束镇压。1938年1月31日，政治局同意苏联内务部关于补充镇压富农、刑事犯和反苏分子数量的建议，规定到3月15日（远东地区到4月1日）再补充镇压57200人，其中4.8万人批准枪毙。相应地，也延长“三人团”特别使命的期限。同一天，即1月31日， 政治局也准许内务部将粉碎“反革命民族分子的限额”（包括波兰人、拉什人、德意志人、爱沙尼亚人、芬兰人、希腊族人、伊朗人、哈尔滨人、中国人、罗马尼亚人）的期限延长到4月15日。 （注：〔俄〕《莫斯科新闻》，1992年6月21日。）从同年2月1日至8月29日，政治局在1月限额以后又再次补充限额几乎达9万人（此次枪毙的人数不清）；事实上，再次延长了4月份结束镇压的期限。 （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使用中心档案馆：政治局例会特别记录。）
尽管运动是在集中领导下，有计划、有目的进行的，但由于经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审判，通过媒体制造声势，由于怀疑气氛和告密活动的不断发展，到后来，以致发展到对历史上有过这样那样污点的人，都拉出来进行整治，并作为逮捕、流放和镇压的理由：革命前有过不洁经历的，国内战争参加过白军的，有过其他政党背景的，或同联共（布）反对派沾亲带故的，从20年代末以来历次运动中挨过整的，出于各种原因以前被开除出党的，或有可疑的民族身份的（德意志人、波兰人、朝鲜人等），以前参加过被解散的各类社团的，凡与上述各类人有亲朋关系或交往的——所有这些人，都成了牵连、受害的对象。这样，“大清洗”便成了波及苏联社会各阶层的大规模的镇压运动，成了集过去历次运动和清洗之大成者，成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清洗运动。同时也表明，在运动发展进程中，特别是由于后期极“左”怀疑气氛的恶性发展，也出现了非人为的相当规模的失控现象。
“大清洗”运动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它打击了从上到下，从干部到群众，从地方到军队，从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包括各个阶层、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成千上万，难以计数的人们。这是斯大林体制造成的最严重后果之一。它不仅是对苏联党和国家宝贵干部资源和科学文化资源的一次大摧残，也是对从列宁开始培育、积累的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巨大精神和思想资源的一次大摧残。苏德战争初期的惨重失败；人们谨小慎微，墨守成规，恪守教条，不敢冲破禁锢进行改革；日后形成的强大的保守主义和极端主义；苏联党和国家形象的严重受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缺乏吸引力，以至苏联的最后崩溃——这一切，追根溯源，无不与“大清洗”运动造成的严重后遗症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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