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调整对提高新型农业合作基金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_社会保险论文

生育政策调整对提高新农合基金可持续运行能力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论文,能力论文,政策论文,基金论文,新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40.6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6)04-0168-13

      2012年时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制度基本实现了全面覆盖。在各级财政补助增加和制度持续扩面的影响下，新农合基金累计结余金额继续增加，2014年时达到1143.6亿元①。从全国层面看，新农合基金整体财务状况良好，暂时没有支付风险。但很多学者忽略了一点，2009年以后，我国新农合基金使用率一再提高，近三年一直维持在95%以上水平②。另外，2012年开始实施的大病保险政策资金也主要来自新农合基金，进一步增加了基金使用率和赤字风险。从微观层面看，2009年时山西省新农合基金就曾发生当期赤字③，部分新农合统筹地区甚至出现累计结余连年为负，如江苏镇江④。显然，新农合基金的可持续运行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社会问题。

      近年，我国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加，2010年时已经达到10.46%，明显高于城乡平均水平(9.29%)和联合国衡量老龄化社会的临界标准(7%)⑤。根据《2013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可知，2008年时农村65岁及以上人群的住院率为129.4%o，相比2003年增加71.9%0，是15～44岁人群住院率的2—3倍。老年人口对医疗资源的需求显著高于其他年龄人口。但因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老人不是家庭看病的“优先序”，所以当前老年人群的医疗消费水平还较低。未来10～20年中，当前占人口总数最多的30—50岁人群将逐渐步入老年阶段⑥，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主体也将返乡养老⑦，老年人口的医疗需求将得到井喷式释放。在新农合统筹层次和筹资标准“双低”的现实背景下，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势必增加新农合基金的运行压力(王晓燕，2004；宋世斌，2009)。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紧随其后，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开始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以下简称“全面二孩政策”)。上述决定充分显示出党和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决心，期望通过增加新生人口数降低社会老龄化程度和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迫切愿望，但同时也反映出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性。那么，调整生育政策能否降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能否提高新农合基金的财务运行能力和有助于制度可持续发展呢？研究将通过构建动态人口增长预测模型和新农合基金收支预测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并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改善新农合财务状况和推进新农合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险基金的影响，国外学者主要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增加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和导致医疗费用上涨。Bohn(1999)通过对不同时期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分析比较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重了美国包含医疗保险在内的整个社保制度的财务危机，人口结构改变明显增加了医疗保险基金支出；Lee等(2002)基于美国医疗保险制度的预测分析指出，人口老龄化将使美国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占GDP的比例在未来70年间增加5～6倍。Ellis等(2013)亦通过对澳大利亚267188个4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医疗费用的测量指出，老龄化会明显增加医疗费用支出。同时持有上述观点的还有Lubitz(2003)、Angulo(2011)等学者。但也有少数学者持有不同观点，Newhouse(1976)基于对欧盟国家历史医疗费用数据的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医疗费用增长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Gerdtham等(1992)通过对欧盟19个国家的分析比较指出，制度和人均GDP才是影响医疗费用增长的主要因素，并没有证据显示人口老龄化会增加医疗费用支出；Bech等(2011)在研究中进一步细化研究结论，认为从短期看，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险支出的影响是显著的，但从长期看影响几乎为零。总的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险基金和医疗费用的影响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关于影响大小问题学者们尚未形成普遍共识。

      国内学者就此问题也做了大量相关研究，崔佳等(2013)通过对吉林省城镇职工医保基金收支情况的量化分析指出，2010-2020年间人口老龄化会使该地区医保基金收入年均增长0.92%，医保基金支出年均增长达3.55%。杨燕绥等(2014)基于对中国与OECD国家国情的比较分析也指出，人口老龄化是导致中国医疗费用和医保基金支出增加的关键因素。同时，有少量学者从城乡差异视角出发探讨了老龄化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如余央央(2011)基于2002—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指出，老龄化与城乡人均医疗费用支出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但相比城镇老年人口来说，老龄化没有增加农村老人的医疗费用支出，甚至降低了他们的自费医疗支出。此外，还有个别学者探析了人口老龄化与新农合基金的关系，如李炳海等(2011)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新农合发展的影响，研究指出这种影响是极为消极的。张丽晶等(2014)以湖北省某县为例，利用描述性分析方法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新农合基金的影响，同样认为老年人口增加会显著影响新农合基金的运行。

      为降低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减轻其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2013年国家提出“单独二孩”生育政策。随后，国内学者就该政策对人口总量、劳动力供给、总和生育率和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等问题的影响做了大量研究，如王广州(2012)、张丽萍(2014)等。并有学者开始关注“单独二孩”政策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管权(2015)在分析中指出，“单独二孩”政策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利大于弊，可以延缓老龄化程度和减少“失独”现象。李菁昭等(2014)以湖北省为例探讨了该政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认为该政策能够有效缓解养老金缺口问题。曾益等(2015)亦使用量化分析方法证实了“单独二孩”政策的积极作用，认为该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和改善基金的运行状况，并指出国家应尽早放开全面二孩。

      综上可见，国内外学者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险基金影响的成果较为丰富，相关研究主要呈现三个特点：(1)研究肯定了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险基金的影响作用，只是在作用大小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2)已有关于人口老龄化或是“单独二孩”政策对医疗保险制度的影响研究，均主要集中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方面，尚无学者关注“全面二孩”甚至“单独二孩”政策对新农合基金的影响；(3)少数关于新农合制度可持续性的研究是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国外研究成果虽然可以为本研究提供有益借鉴，但难为所用。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全面研究“单独二孩”及“全面二孩”政策调整对新农合基金财务运行能力的影响，目前国内还鲜有文献关注这一问题；二是研究通过构建动态人口预测模型和新农合基金收支预测模型，并结合不同年龄人口的医疗消费权重，量化分析了不同生育政策对新农合基金可持续运行的影响，丰富了国内关于新农合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实证研究；三是研究关于具体参数的设定，在坚持政策规定的基础上，充分结合运行实际，而后又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敏感性分析，进一步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适用性及其政策参考价值。

      二、精算模型

      根据2003年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可知，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需坚持“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管理原则，以确保新农合制度能够持续有效的运行。可见，新农合基金收支平衡情况是评估新农合制度是否具备可持续运行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而由医疗保险精算平衡理论可知，医疗保险精算模型正是通过测算影响医疗保险基金收入与支出的各项因素，预测一定时期内医疗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情况。因此，研究基于这一理论建立了新农合基金动态精算模型，旨在评估目标期内新农合基金的可持续运行能力。具体包含收支预测模型和累计结余模型两个部分，前者主要是用来分析新农合基金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又可分为收入预测模型和支出预测模型两部分；后者主要是考察新农合基金是否具备可持续的财务运行能力。如果累计结余大于0，说明基金尚能实现自我调节，财务状况整体稳定；但如果累计结余小于0，则说明新农合基金已不具备提供充足医疗保障和可持续运行的能力。

      1.新农合基金收入预测模型

      稳定的筹资来源是保证新农合制度能够持续运行的根本。按照政策规定，新农合制度是以现收现付方式筹集资金，且所有年龄人口均需缴纳参合费用。因此，t年新农合基金收入总额应等于t年新农合参合人口数乘以t年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如式(1)所示，

      

      其中，

为t年新农合基金收入总额；

和

分别为t年x岁的男性和女性参合人口数；

为t年新农合人均缴费金额；

分别代表t年各级财政补助金额和农民个人缴费金额；

则分别代表i年各级财政补助的增长率和农民个人缴费的增长率。结合“六普数据”关于人口年龄的设置，研究将缴费人口的年龄取值范围确定为0～100岁，100岁及以上人口合并计算。

      2.新农合基金支出预测模型

      当前，新农合基金主要有两个用途，即门诊补偿支出和住院补偿支出。根据政策规定，门诊统筹基金当年使用不能积累，出现当期结余时需要与住院统筹基金调剂使用⑧。因此，研究在构建新农合基金支出预测模型时是以新农合基金整体为对象，并未具体区分门诊补偿支出和住院补偿支出。t年新农合基金补偿支出总额应等于t年新农合参合人口数乘以t年新农合人均补偿支出金额。如式(2)所示，

      

      3.新农合基金累计结余预测模型

      预测新农合基金累计结余应主要考虑两项内容，即新农合基金当期收支差和历史累计结余。因为实际操作中存在是否计息和计息多少的差异，所以模型在设置上也有所区别，总体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情况1：新农合基金累计结余和当期结余均大于0时

      假设当t=2015，2016，…，t+x-1时，新农合金当期结余和累计结余均为正值，则t年新农合基金累计结余应该等于上一年新农合基金累计结余(含计息金额)与t年新农合基金当期结余(含计息金额)之和。研究假设

为上一年累计结余的计息利率，

为当期结余的计息利率。如式(3)所示，

      

      情况2：新农合基金当期结余不大于0，累计结余大于0时

      假设t=t+x，t+x+1，…，t+y时，新农合基金当期结余开始变为负值，而此时历史累计结余仍然大于0，那么，仅需对累计结余计息，当期结余则不需计息。如式(5)所示，

      

      情况3：新农合基金当期结余和累计结余均小于0时

      假设t=t+y+1，t+y+2，…，2090时，新农合基金当期结余和累计结余均为负值，则对当期结余和累计结余金额均不需计息。如式(6)所示，

      

      三、相关参数计算与设定

      1.参合人口数

      虽然城镇化进程加快推动部分进城务工和求学的农民选择参加城镇医疗保险，但同时也有部分城镇居民因为婚嫁、工作或者城乡医保制度合并等原因被纳入新农合制度。因此，从整体上看新农合参合人数与农业户籍人口数基本持平。本文假设参合人口数等于农业户籍人口数。考虑到当前新农合制度已基本实现全面覆盖，且参合情况稳定，本文同时假设新农合参合率为100%。那么，如何计算农业户籍人口数呢？研究基于2010年“六普数据”，采用队列要素法分别对未来80年的城镇和农业户籍人口总数进行预测(因为不同年龄人口医疗消费权重不同，测算以一个生命周期为限)。首先，用“六普数据”中的分年龄(0～100岁)、性别、城乡(城镇和农村)人口数乘以对应年份的存活概率(=1-粗死亡率)，分别得到下一年的分年龄、性别、城乡的城镇和农村自然增长人口数⑨；其次，用分年龄、城乡的育龄妇女人数乘以对应年份和年龄的生育概率，通过加总得到下一年的分城乡0岁人口数(即新生儿数)。同时考虑出生性别比，进一步得到分男女的新生儿人口数；再次，结合各年城镇化率得到每一年分年龄、性别、城乡常住人口数。回顾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同时参照封进(2011)等学者的前期研究成果，研究假设城镇化率在当前水平上以适度速度逐年递增，至2050年时达到峰值75%。因为每年国际迁移人口数占比极小，所以研究在计算迁移人口时未包含这部分人群；最后，参照农业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计算得到农业户籍人口数。

      2.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是预测人口数量的一项关键参数，总和生育率水平代表一国人口的更替速度，是各国调整本国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根据“六普数据”可以计算得到，201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8，城镇妇女总和生育率为0.98，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4，不但处于历史最低位，而且显著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口更替水平2.1。那么，调整生育政策能够提高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吗？这需要同时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符合生育政策的育龄妇女人数。以“单独二孩”政策为例，目前仅有54%和53%的城镇和农村育龄妇女符合这一政策的规定(张丽萍等，2014)；二是符合生育政策夫妇的生育意愿。侯佳伟(2014)等学者的研究表明，近年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呈明显的下降趋势，2000年之后基本稳定在1.6～1.8之间。我国“单独二孩”政策的实际生育情况同样证明了这一点，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仅有145万对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约占符合该项政策夫妇总数的13%⑩。为探析不同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基于齐险峰等(2007)学者提出的“四二一”家庭微观仿真模型，分别计算了不同生育政策及生育意愿下的城镇妇女和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的具体值。由于学者普遍认为根据“六普数据”计算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值偏低，不能代表我国当前实际的生育率水平，经修正后的总和生育率取值范围一般在1.2～1.6之间，尤以1.4左右居多(王广州，2012；陈卫等，2014)。于是本研究将根据“六普数据”计算得到的总和生育率扩大1.2倍，得到处理后的总和生育率值为1.416，城镇和农村总和生育率值分别为1.18和1.73。

      3.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

      2003年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明确规定，新农合是以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集资金方式建立的。但受农业税费改革及经济发展趋缓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集体扶持部分资金基本已经取消，新农合筹资主要来源于个人缴费和各级政府补助，尤以各级财政补助为主。在人均筹资标准的具体设置上，研究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未来增长率作为参照点，具体数值同比农民人均纯收入估计值与实际值之间的差值进行调整。关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设置，研究采用名义增长率进行衡量。根据历年《国家统计年鉴》数据算得，2003-201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2.88%，略低于人均GDP在2003-2014年间的年均增长率(14.04%)。但通过比较各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GDP的增速可以发现，2010年之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一直快于人均GDP增速。这与国家加快推进“三农”发展和实现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实现城乡人均纯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制度目标相一致。但考虑到近年中国经济的常态化发展趋势，研究假设2015-2020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9%，2021-2025年间为8.5%，预测期内每五年递减0.5%，直至下降为3%。

      4.新农合人均补偿支出

      由新农合基金支出预测模型可知，新农合人均补偿支出等于人均医疗费用乘以人均补偿比。研究采用“增长因子”方法对影响新农合补偿支出和医疗费用的各种因素进行分解，并假设各影响因素之间互相独立。又因为本文主要是探讨人口老龄化对新农合补偿支出的影响，所以特别将人口老龄化因素与其他影响因素分离，并分别定义为人口结构影响因子和非人口结构影响因子。其中，人口结构影响因子是指由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补偿支出增加或医疗费用增长，具体根据分年龄农业户籍人口数和各年龄人口的医疗消费权重指数计算。而对非人口结构影响因子对补偿支出及医疗费用的影响，主要参照王晓燕(2004)、何文炯(2009)等关于非人口老龄化因素对医疗费用增长率影响的研究成果，假设非人口结构影响因子的增速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快1%。最后，将两种影响因子加总得到新农合人均补偿支出增长率。

      5.银行存储利率

      2003年，财政部、劳动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加强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社[2003]47号)，并在《通知》中规定，存入财政专户的社会保险基金应按照三个月定期存储利率计息。因此，研究假设新农合基金存在当期结余或者累计结余时，均按照当前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三个月定期存储利率进行计息，计息标准为1.35%。

      四、实证结果

      “单独二孩”政策自提出至今，实施不到两年时间，2016年开始将被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二孩”政策取代。因此，研究以生育政策不调整(以下简称“原政策”)情况作为各种生育政策调整情况的参照点。实证部分首先测算了原政策下新农合基金在目标期(2015-2090)内的运行情况，用以作为实证分析的起点。然后，分别测算了实际生育意愿(根据参数假设取值13%)下“单独二孩”政策及不同生育意愿假设下“全面二孩”政策对新农合基金在目标期内运行状况的影响。考虑到政策的衔接性和制度的可比性，研究分别测算了13%、25%、50%、75%和100%生育意愿下“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最后，通过比较新农合基金赤字时点和结余变化幅度全面剖析生育政策在影响新农合基金可持续运行方面的作用。

      1.原政策下新农合基金的财务运行状况

      作为后续生育政策调整的参照点，研究首先结合精算模型和相关参数假设，模拟测算了原政策下新农合基金的财务运行状况。如表1所示，在原政策下，新农合基金收入将由2015年的3700.45亿元增加至2090年的115230.2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4.69%；新农合基金支出将由2015年的3604.98亿元增加至2090年的119115.63亿元，年均增长率为4.77%，新农合基金的年均支出增长率快于年均收入增长率。2018年时新农合基金即将出现当期收入不抵支出(即发生当期赤字)，基金缺口为32.93亿元。如果随之启用新农合基金历史累计结余，2024年时即将出现累计结余赤字，当年累计赤字金额592.33亿元，2090年时达到目标期内最大值374547.88亿元，累计结余率为-325.04%。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由研究根据模拟测算结果整理得到，因篇幅原因部分年份测算结果从略。

      2.“单独二孩”政策下新农合基金的财务运行状况

      为了增加政策的衔接性和研究的可比性，研究测算了实际生育意愿(13%)下“单独二孩”政策对新农合基金财务运行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实施“单独二孩”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的未来人口结构。如图1所示，无论在原政策或是“单独二孩”政策下，目标期内我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均呈不断上升趋势。由于生育政策效果具有时间滞后性，前期变化并不显著。21世纪中叶以后，老年人口占比开始呈现下降趋势。经测算，2090年时，“单独二孩”政策下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39.61%，相较原政策降低了1.59个百分比，并且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出现最高峰的时点也由政策调整前的2083年前移至调整后2055年。同样，目标期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相较原政策也降低了1.39个百分比，出现最高峰的时点也由政策调整前的2088年前移至调整后2060年。那么，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对目标期内的新农合基金财务运行状况有什么影响呢？

      

      图1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前后我国老年人口占比情况

      注：图1、图2中“60+占比”的含义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65+占比”的含义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括号内百分数表示在“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下的生育意愿。

      资料来源：图1、图2均由研究根据模拟测算结果绘制而成。

      

      图2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后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情况

      注：图1、图2中“60+占比”的含义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65+占比”的含义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括号内百分数表示在“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下的生育意愿

      资料来源：图1、图2均由研究根据模拟测算结果绘制而成

      如表2所示，“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新农合基金收入和支出仍呈现不断上涨趋势，新农合基金收入由2015年的3701.07亿元增加至2090年的120449.58亿元，年均增长率为4.75%；基金支出由2015年的3605.48亿元增加至2090年的123174.18亿元，年均增长率为4.82%，收支增速差距相较原政策略有下降。再从“单独二孩”政策相较原政策影响新农合基金的变化幅度看，“单独二孩”政策虽未改变新农合基金发生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的时点，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新农合基金结余和减少了基金赤字。2090年达到目标期内最大值时，新农合基金收入相较于原政策增加了4.53%，而基金支出相较原政策仅增长了3.41%，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相较原政策分别减少了29.88%和6.56%。可见，“单独二孩”政策有助于改善新农合基金的财务运行状况。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由研究根据模拟测算结果整理得到，因篇幅原因部分年份测算结果从略。

      3.“全面二孩”政策下新农合基金财务运行状况

      “全面二孩”政策虽然已经正式提出，但落地实施还需配套法律法规的完善。参照“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轨迹，研究假设2016年时“全面二孩”政策可以全面推开。如图2所示，“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明显下降。而且，随着生育意愿的提高，老年人口占比幅度下降更加明显。如当有50%符合政策的夫妇愿意生育时，2090年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37.53%，相较原政策减少了3.67%；当生育意愿提高至100%时，2090年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28.69%，相较原政策减少了12.51%，降幅是前者的近3.5倍。即使生育意愿同为13%，“全面二孩”政策下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降幅也要略大于“单独二孩”政策老年人口的降幅。

      而后，研究测算了不同生育意愿下“全面二孩”政策对新农合基金财务运行状况的影响。如表3所示，在“全面二孩(13%)”政策下，新农合基金发生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的时点均未改变。但相较原政策，2018年时新农合基金当期赤字下降了4.35%，2024年发生的累计赤字下降了6.18%。与“单独二孩(13%)”政策对新农合基金的影响情况比较，“全面二孩(13%)”政策其影响的变化趋势与前者基本一致。

      

      此外，研究还以原政策为参照点，分别计算了各项生育政策及各种生育意愿下新农合基金发生赤字的时点和金额的变化幅度。如表4所示，不论何种情况，新农合基金发生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的时点均不会改变，但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的幅度会有明显下降。如在“全面二孩(25%)”政策下，2015-2017年间新农合基金当期结余相较原政策增加了0.14%～4.40%，随后发生的当期赤字减少了3.06%～85.67%；2015-2024年间新农合基金累计结余相较原政策增加了0.04%～14.48%，随后发生的累计赤字减少了4.23%～99.93%。明显可见，当生育意愿相同时，“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优于“单独二孩”政策，并且二者均优于原政策的效果；当生育意愿不同时，生育意愿越高，政策效果越好。而且，在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分别达到50%、75%和100%水平时，新农合基金将在2072年、2068年和2066年再次出现当期结余。

      

      五、敏感性分析

      为测试精算结果的稳定性，考察研究结论是否会因某些参数的变化发生波动，研究在这一部分将以参数设计部分提出的假设作为基准假设，分别对影响新农合基金收入、支出和结余的几个关键参数进行敏感性测试。研究结果显示，参数调整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新农合基金发生当期赤字或累计赤字时点和新农合基金结余或赤字的金额，但不会改变本文的研究结论。具体分析如下：

      1.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的敏感性分析

      如表5所示，研究分别模拟了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比基准假设高0.5%(情况1)和低0.5%(情况2)两种情况。在情况1下，仅当“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达到100%时，新农合基金出现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的时点会分别延迟1年，其他情况下与基准假设结果相同。虽然随着生育意愿的提高，新农合基金财务运行状况会有明显好转，但变化趋势与基准假设下基本一致。同样地，在情况2下，生育政策调整亦未明显改变新农合基金发生当期赤字或累计赤字的时点，且变化趋势与基准假设下基本一致。可见，参数调整虽对研究结果有一定影响，但不会改变研究的基本结论，研究结果整体稳健。

      

      2.新农合人均补偿支出的敏感性分析

      如表6所示，研究分别模拟了新农合人均补偿支出增长率比基准假设高0.5%(情况1)和低0.5%(情况2)两种情况。在情况1下，新农合基金发生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的时点虽然整体前移，但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的变化趋势同基准假设下基本一致。在情况2下，新农合基金发生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的时点整体延迟，且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呈现出相较原政策下更快的增长速度，但仍未改变研究的基本结论，研究结果整体稳健。另外，通过上述变化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继续提高新农合基金补偿支出增长率存在巨大的赤字风险。

      

      3.银行存储利率的敏感性分析

      如表7所示，研究分别模拟了新农合基金银行存储利率比基准假设高0.5%(情况1)和低0.5%(情况2)两种情况。由于当前新农合基金计息利率较低，且基金使用率不断提高，因此，银行存储利率变化对新农合基金财务状况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从两种情况下新农合基金的变化趋势看，银行存储利率调整并不会改变研究的基本结论，研究结果整体稳健。

      

      六、结论与建议

      基于前期的精算模拟和敏感性分析，研究得到以下四点结论：第一，如果我国不调整生育政策，新农合基金将分别在2018年和2024年发生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且累计赤字规模逐年扩大，2090年时达到目标期内最大374547.88亿元；第二，如果按照“单独二孩”的实际生育意愿(13%)计算，新农合基金发生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的时点不会变化，但是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金额均会有一定程度减少；第三，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意愿提高不会改变新农合基金发生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的时点，这与生育政策调整的时间滞后性有关。但是，随着生育意愿的提高，当期赤字和累计赤字金额会明显减少，新农合基金财务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第四，当“全面二孩”生育意愿达到50%及以上水平时，新农合基金将在2072年前再次出现当期结余，且至2090年间一直为正。累计赤字金额虽会随之减少，但由于前期亏空较大，累计赤字现象至少持续至2090年。最后，研究通过敏感性测试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综上可见，从生育政策入手改善新农合基金的财务状况和减轻财政支出负担，是可行和有效的，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效果。面对医疗费用快速增长和“未富先老”的社会现实，必须多措并举提高新农合基金的可持续运行能力，具体来说：第一，考虑到近期新农合基金可能出现的支付风险，单纯依靠新农合本身的财务运行机制一定难以维系，需要各级财政给予更多支持。东、中和西部地区应结合地区实际合理调整个人、集体和政府之间的筹资比例，有效减轻参合患者的筹资负担。同时，不断增加新农合基金的储蓄能力和保值增值功能，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高峰带来的医疗消费高峰。第二，加快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通过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强其医疗消费能力。由敏感性分析结果可知，提高新农合人均筹资标准可以有效改善新农合基金的财务状况。加之当前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速缓慢，因此，通过提高参合农民的支付能力增加新农合基金的筹资能力是可行和可持续的。第三，在新农合筹资层次较低和筹集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除了“开源”，还应注意“节流”，如通过加快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和推进分级诊疗，实现控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和引导患者到基层医疗机构就医，不断提高新农合基金的使用率。

      另外，为确保各项生育政策能够顺利推进，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结合本省计划生育政策出台相应配套措施，为“单独二孩”政策的推进和“全面二孩”政策的着陆搭建法制平台。同时，考虑本省经济发展水平和二孩抚养成本等问题，可借鉴英国、日本等国家的有益经验，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和提供财政补贴等方式减轻育龄夫妇的生活压力和心理负担，提高符合政策夫妇生育二孩的积极性，以保证各项生育政策效果能够得到有效发挥。但应注意，在鼓励二孩生育的同时，各级政府需严格新生儿性别比的监察工作，防止农村地区性别比进一步增大，对可能产生的“两非”行为，给予严厉惩处，以确保生育政策能够真正发挥改善人口年龄结构、减轻政府负担和提高新农合基金财务支撑能力的作用。

      ①资料来源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由研究根据历年《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得到。

      ②新农合基金使用率=新农合基金支出/新农合基金收入×100%。经计算，该值在2012-2014年依次为96.91%、97.88%、95.54%。

      ③资料来源：颛慧玲，侯志刚.人口老龄化对医疗保险制度的影响——以山西为例[J].太原：经济问题，2012，(6).

      ④资料来源：由研究根据历年《江苏省新农合年报表》整理得到。

      ⑤资料来源：文中数据10.46%和9.29%，由本文根据“六普数据”计算得到。

      ⑥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下简称“六普数据”)计算得到，30～49岁农村人口占农村总人口数比值为33.09%。

      ⑦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可知，31～50岁农民工占农民总量的49.2%。

      ⑧资料来源：http://www.xywsj.gov.cn/content.aspx?id=2011125844107，2011-12-05。

      ⑨计算过程中，本文利用JPOP-1方法对生存概率进行了修匀处理，以获得尽可能真实的生存概率。

      ⑩资料来源：http://news.gmw.cn/newspaper/2015-07/11/content_107820026.htm，2015-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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