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的幻灭——张贤亮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欲望论文,张贤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贤亮在论及自己创作主张时，非常强调创作对社会的参与：“提起笔我便想起参与社会活动，我是把写作当成我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来对待。”〔1〕这种参与性包含的内容， 其实不止是重视创作的社会效应，也看重自己的生命活力的张扬，它潜含着的是个人价值与欲望的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们的共同特点。他们这批人成为文坛中坚力量后，掀起新时期以来伤痕、反思、改革为主题的第一个小说高潮时，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历史和未来的思考与关怀，与对自己命运改观的热切向往是同步的。张贤亮是其中的代表，这时他的创作虽无一例外是对“文革”的血泪控诉，但隐匿其间的是对民族、对自己前景的愉悦心情。揭“伤痕”不忘表现“痛苦中的欢乐，伤痕上的美”；写改革力图渲染阳刚气概及改革新貌。他思维活跃、多产，创作处于亢奋期。
然而张贤亮在共和国成立后有着特殊的生命历程，无罪而入狱煎熬了二十年，那种饱和着血和泪、生死无定的生存恐惧，愤激而又无处诉说的孤独痛楚，总会假借文学窗口渲泄，所以他的众多小说会以受难知识分子为主角。这是张贤亮小说的独创之处。作者找到了自己创作的优势所在，显示出艺术思维的成熟。耐人寻味的是凡仔细研读过这些小说的人，都能感受到作者愤激感情表达时有另一种力量在制约自己。作品艺术灵气流动中透露的痛楚真情与脱离艺术规定情景的生硬说教同时并存，前者常常能催人泪下，让人享受着同类小说少见的心灵震动，而后者言过其实的忏悔却令人生厌。艺术描写对立扭结状态的出现，是造成张贤亮创作价值评价争论不休的关键之一，但也给评价者留下了深入研究作者复杂创作心态的切入点。
八十年代中后期，张贤亮旺盛的创作生命力逐渐萎顿。他试图突围，放弃已在读者中造成深刻印象的男主角章永璘，另辟题材疆域，但艺术效果不佳。当他重新开掘自己熟悉的受难知识分子的创作矿藏时，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主人公已不是身处逆境却依然要自我超越，以拯救民族苦难为己任的章永璘式的人物，而是一位心似死灰，精神世界极度苦闷的幻灭者。我以为《习惯死亡》是研究张贤亮创作心路极为重要的小说。此后作者虽然仍有小说出版，但仅是以往经历片断照相式的再现，难有震动读者心灵之魅力，以致作家自己也不无伤感的感受到读者对他创作“空前的冷落”〔2〕。准确描绘张贤亮这一创作历程， 对我们理解、认识二十世纪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及其变化有一定意义。
一
“四人帮”的倒台，对于无罪而陷入深渊的张贤亮来说，重见天日的震动无疑要比普通人强烈得多，一句“老夫要出山了！”〔3 〕的戏谑，描尽了这位自信而富有诗人气质作者跃跃欲试的心态。他从一篇四千字的小说《四封信》初试锋芒，重新登上文坛，但作为小说家受人注目是在七十年代末发表了《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之后。虽然这些小说的主题及格调与当时“伤痕”小说相差无几，但作者在演绎这些流行题材时，却有其自身的特色。首先，着重铺叙的是受害者心灵的孤独与难言的痛苦。写人们遭受来自社会与家庭的排斥后，往往与四足动物相亲近。小说常以孤独的人与动物间的友情，反衬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成名作《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是其中出色的一篇。狗与人之间微妙感情的细致描绘，虽未用慷慨激愤之词，但作者的悲愤之情油然托出。《灵与肉》演绎“伤痕”的情节比较拖沓，传递的思想内涵比较复杂，但孤苦难熬、悲愤消沉的许灵均，从骏马在大自然的欢乐动态中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凄苦夜晚感受马唇的慰抚而失声痛哭的场面，虽非独创，却有很强的感染力。
张贤亮伤痕小说另一个受人注目的聚光点是写底层劳动人民（特别是妇女）对“文革”时期的受难知识分子的慰抚，他悉心描绘逆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与筋肉劳动者相濡以沫的亲密交往，及在体力劳动中产生灵与肉的变化，“使这种种伤痕中本身确实具有的那种缺陷美的光辉放射出来”〔4〕。在极左政治的淫虐下，无辜受害是难以忍受的， 但与此同时受到劳动者的怜悯与恩赐，却是“我因祸所得之福”〔5〕。 知识分子必须进行劳动改造，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然后才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本是建国以来主流社会的重要话语之一，但当时的文学湮没在对“文革”的一片控诉声中，很少有小说涉及这一话题，张贤亮小说这一聚光点，颇受人赞赏，认为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生命的根的深广的发掘”〔6〕。诚然，孤独的人渴望慰藉， 受难者对人情冷暖特别敏感。张贤亮感恩真情的流淌，留下了一些神韵光彩的底层劳动者形象。但如果从整体考察，张贤亮小说创作中的幻想性质也已初露端倪。就以劳动者与受难知识分子的关系而言，如果仔细研读小说，就会发现作者的描写，并不完全遵奉五十年代的正统观念，铺叙知识分子被教育、改造及其受感化的种种心情，而是着意渲染劳动者对受难知识分子的卫护、怜悯与恩赐，特别是女性的爱抚。受难者身旁的女性，往往为着自己心目中的好男人牺牲自己的一切而在所不惜。《土牢情话》中乔安萍对石在的无私奉献尤为典型。当然，《土牢情话》自有其不可忽视的艺术价值所在，例如“土牢”的恐怖与受难者的迷惘令人难以忘怀。特别是洪水来临，那一群无辜的罪人被搁置死地，那种令人窒息的绝望与内心的恐怖与挣扎，如无亲身感受，很难写出如此有感染力的情景。作者说“故事里有我个人经历的一段影子”“一页页纸里涸着我的泪水”〔7〕。
但是《土牢情话》结构故事的核心情节则是土牢的女看守乔安萍与囚徒石在奇离、浪漫的爱情悲剧。爱情网的主动编织者是劳动妇女乔安萍，她对石在的爱，来源于当时“文革时期”社会意识格格不入的两大信念：“我挺喜欢有文化的人”；“右派都是好人”（《土牢情话》）。爱情悲剧的导火线则是知识分子软弱症引起的叛卖。其后果是乔安萍一生幸福被葬送。但乔安萍对石在依然崇敬有加，痴情无比。作者明确表示这段“缠绵的情话”出于虚构。表面看来，小说似乎是在颂扬劳动者的伟大，谴责知识者的一时卑劣。但如果将这段有悖情理的故事加以剖析，不难发现其实质已开始触及长期困扰着张贤亮创作的一个关键问题，即理智与沉重记忆之间的矛盾。对于过去的苦难生活，复出后的张贤亮从道德理念及自身的期望出发，情不自禁地把受难知识分子写成虽身处逆境，心灵却依然张扬着男子汉阳刚之气的人。但那难以忍受的悲苦记忆，却使他在小说中常常显露出在严酷的政治与物质的挤压下，这些男子汉内心屈辱、懦弱，以至卑劣的求生欲望。在这两难的尴尬境地中，张贤亮的办法是在他们的身旁安排一个痴情女子。她们扮演的角色，既是落难知识分子苦难生活的“守护神”，又是其心灵污点的“洗刷者”。乔安萍则是早期创作中的一个典型。将她们的身份定为劳动者，当然有其现实生活的限制，也不排斥新时期初期作者对五十年代传统观念的推崇。但是事实总难两全，用女性形象来润滑理智与记忆间的创作矛盾，利弊得失难分上下。作者富有诗人气质的丰富想象及感情激扬的描述，为当代文学塑造了不少颇具光彩的女性形象，然而当她们按自身的艺术逻辑活动起来，往往并不能起理想中的润滑作用，有时还会加剧两者的裂痕，使读者对被庇护者更添反感。这在张贤亮以后小说中越来越明显的暴露。一位批评家颇有见地的称此为“所罗门的瓶子”现象〔8 〕。
初获解放的张贤亮，其内心由衷的翻滚着喜悦之情，“伤痕文学”仅掀开他苦难生活题材的一角，他对国家的前景、个人的命运显露出天真的乐观，“我们的伤口还是比较容易愈合的”，因此而对着一些人的责难，他说“再给我们一段愈合的时间吧！到时我们会唱出夜莺般的歌”〔9〕。 这“夜莺般的歌”最为明显的是表现在对中国社会改革前途的畅想。
二
近距离反映现实生活是一种直面人生的创作势态，作家需要勇气、热情与思想力度，并以鲜明的艺术形象表达自己的见解，与时代潮流紧密相联系是其主要特点，但也因此容易简化为对社会改革的直接配合。《乔厂长上任记》在神州大地获得的轰动效应使不少作家迅速转换题材。强调文学参与性而又富于诗人激情的张贤亮也很快从生死磨难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在八十年代初，发表了《龙种》，《河的子孙》，《男人的风格》等改革题材小说。即便是写“文革”伤痕的《肖尔布拉克》，张扬的也是男子汉不为生活所压服的阳刚之气。面对着难艰而多变的现实生活，张贤亮并非无视矛盾，但却对艰难时世的改观流露出盲目乐观；为着急于舒展“夜莺般”的歌喉，创作缺少必需的艺术磨炼。与此相对应，作者以文学家的身份畅谈体制改革的社会活动，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有人发出张贤亮到底“是要当文学家还是要当政治家”〔10〕的疑问。
应该承认，张贤亮改革小说并非无病呻吟，有限度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一些尖锐问题，以显示改革的必要性，《龙种》中对农场党委扩大会议全方位扫描式的描写，集中勾画了各类干部理论水准低下，民主意识欠缺，思想趣味卑琐，会风散漫拖沓等等精神素质问题。对于以往农村经济政策失误造成对普通百姓的伤害，记忆更为沉重。《河的子孙》整体结构框架是回答农村到底要不要实行包产到户的责任制。小说让村干部魏天贵面对重大抉择进行历史反思，以此推进情节的发展，得出中国农村非改革不可的明确答案。魏天贵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艺术形象生命力来源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对农村干部命运的思考。建国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农村工作的最大失误在于农村政策与广大普通农民利益的对立。新时期不少优秀小说家正视生活中这一对立现象，认真思考农民命运问题而取得瞩目的成绩，如高晓声。对于处在政府政策与老百姓利益之间的农村干部命运，也有些作品作过严肃的思考，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贤亮笔下的魏天贵，其生存的现实土壤要比李铜钟深广且合理。这是一位良知未泯，又能深晰感受现实对立矛盾的农村干部，他在夹缝中求生。为着“不忘乡亲”，他常常对政府政策阳奉阴违；为着保护自己的地位不倒，又要用尽心机讨好上级，敷衍各种差使，显现出狡猾的手段。作者常用一些生动的情节，描绘其处境的两难与聪明而又卑贱的生存智慧，笔端含着同情，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时代环境。
然而张贤亮并不满足于对于当前社会现实矛盾的揭示，在“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11〕的欲望支配下，雄心勃勃地企图在小说中描画自己并不熟悉的改革蓝图，结果留下了不少理念大于形象的画面。不过作者并不以此为憾。例如对于《龙种》，他坦诚“艺术上比较粗糙”，却因“国营农场的改革已经几乎和《龙种》中表述的文学语言完全一致了”〔12〕而自豪。这表明了两层意识，一是对于小说创作，作者追求的是直接的宣传（或称政策）效应，不是文学本意的艺术审美价值。二是作者以自己的宣传效应而自豪，并以此说明自己敢于直面现实矛盾。但顺应时代潮流与直面人生并不是同一回事。问题恰恰在于作者为了宣传重大决策这一观念性的东西，掩盖以致消解了实际生活的全部复杂性。《龙种》的情节设置就很说明问题，大致而言，它并未跳出《乔厂长上任记》的模式：上任；矛盾成堆（小说农场党委扩大会议起了点睛作用）；大刀阔斧推行铁腕政策；反改革者的诬陷，群众围攻；上级领导的强有力支持；改革胜利。铁腕政策（称权力效应）与有一位上级领导为后盾是致胜的关键，也是必胜的法宝，这在现实生活中已露神话色彩。更为有趣的是将情节发展戏剧化、浪漫化，以渲染政策立竿见影的效果。小说中精心描绘的核心情节农工围攻龙种，龙种反败为胜的场面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七、八百人聚集场部围攻龙种，这本该接触到改革必须重视群众思想意识转变的核心命题，但作者实际描写的重点是龙种在这场“赌意志力”的斗争中“舌战群氓”的英雄气概。他一靠气势压人，二靠慷慨激昂的政策宣传，三靠迅速赶来的青年职工的解救。形势起了戏剧化的变化，组织围攻的幕后人物暴露，中老年职工的思想顾虑湮消云散，龙种“等于开了一次成功的职工代表大会”。其中组织青年职工赶往场部解救龙种于危难之中的关键人物，则是龙种在农场孤独中的精神支持者，心灵相依的女神，农场女职工穆玉珊。情节的离奇、空疏，有力地消解了作者直面人生的自豪，给读者留下的只是作者为着直露地宣传自己的政策理想而躲避现实生活复杂并忽视艺术磨炼的创作心态。
如果说《龙种》为着推行改革政策，那么《男人的风格》作者着力呼吁的是中国改革必须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从审美标准衡量，《男人的风格》不似《龙种》直露，小说主角陈抱帖处于众星托月的位置，他的雄心抱负，博学才华及性格特征都是作者通过各色途径有意烘托的结果，包括作品中陈抱帖、罗海南、石一士三角恋爱线索。这线索并不如有些评论家所称是游离于主线以外，而是以反衬法渲染陈抱帖的新人品格。作者通过陈抱帖这一新人形象所宣扬的中国改革理想与《龙种》的内涵相同。作者的思维逻辑依然是中国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有否叱咤风云的能人，能人解决问题的核心是手中有权，背后有人撑腰，并能否实施强有力的铁腕政策。类同的情节安排及大同小异的主题词语在张贤亮改革小说中反复出现，有力印证了作者对中国改革的兴奋中心在于权力与个别强人。这种审视问题的方式与实质，从思想意识层面而论是缺乏民主意识的权力崇拜，如果结合中国国情思考，则是长期封建专制意识造成的清官思想；从文艺观念层面考虑，则又与长期困扰着文学创作的新英雄人物论的观念相同。改革题材小说写的虽是中国当前最前沿的现实，但作者的思维方式却是如此守旧而陈腐，因而很难发出其应有的光彩。当然，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陈抱帖，作者还是给他增添了异于龙种的新风采，那就是渊博的知识，机敏的谈吐，特别善于在大庭广众发表鼓动人心的演讲，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事业型加上现代化的知识分子的干部。为了树立这一新型人物形象，作者毫无节制地放开笔墨，不惜在一切场合让陈抱帖显现其博学，且描绘旁人热烈的反映。但陈抱帖除了善讲，作者对其内在心灵层次的开掘及其他典型事例的描写却微乎其微，博学从人物形象的个体生命内在联系中游离出来，就成了作者自身知识的显耀，“理念大于形象”的批评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张贤亮的改革题材小说，虽能触及某些现实生活的矛盾，却无法承载当今中国社会丰富而复杂的改革现实，从整体而言，显出其贫弱的实质。但这位文学作者以文学创作参与社会活动的创作态度则获得充分的演绎，人们几乎可以触摸到作者对社会改革亢奋的热情，多彩的理想及自身欲望的期待。他在小说创作中谈政策，画蓝图，然而社会现实沉重而生动的发展趋向逼使其浮浅的理想日显其尴尬窘态，他那“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的梦想与雄心难以实现。不久，他就扭转创作思路，回视自身熟悉的题材，以自己沉痛而丰富的经历为蓝本，笔墨间浸润着感情，迎来了他创作中最为光辉的阶段。
三
《绿化树》（1984），《男人的一半是女人》（1985）的发表，给张贤亮的创作生涯带来自身的辉煌。他塑造的受难知识分子章永璘的艺术形象，评论家的褒贬程度虽不全统一，但谁也不能无视无辜知识分子身心遭受苦难却又无时不想超越苦难的种种惨烈的行径，以及它所折射出二十世纪特定年代中国社会的荒诞与无道。然而张贤亮此时的创作并未一味控诉，诉说为着求得理解，也蕴含着期待，创作的社会“参与性”已不如改革题材那样显露，但隐约可见。在尝试过改革题材之后，《绿化树》之前发表的《肖尔布拉克》，结尾耐人寻味：“凡是吃过苦，喝过碱水的人都是咱们国家的宝贝！你说是不是，记者同志？”这是人物语言，却隐潜着作者期望成为国家“宝贝”深层的情结。《绿化树》开首的宗旨表达更为明确，小说主人公要从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中受到“启迪”，在历尽艰难困苦以后，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也即当今社会的“宝贝”。章永璘就是作者按照这一思路塑造的人物，他超越了难以承受的生存痛苦，最后终成正果。
但是，人的记忆闸门一旦打开，并不能像事后总结时那样理智与清醒，那伴随着为求最低生存条件同时涌来的难言的屈辱、凄苦、悲悯的情感难以抹去。清醒的理智与沉重的记忆相交，相撞，相溶又相克，既造成了小说的丰富性，又形成了艺术描写的扭结状。
《绿化树》的主要线索是写二十五岁的右派章永璘劳改释放后在西北荒村中的一段经历，那是建国后饥荒最为严重的一九六一年。张贤亮以出色的艺术感受力，细致地捕捉那一瞬即逝的感觉，并将这些平常不易察觉的现象加以生动描绘，形象地勾勒出饥荒年代西北地区贫穷而压抑的荒原生活。浸润着悲凉气息的社会环境为受难知识分子孤寂无援的内心世界创作了一种和谐的艺术氛围。章永璘形象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写出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受难知识分子丰富、复杂的深层次精神活动，他既想诉说忍受苦难的痛楚感情，又想用自我忏悔、超越苦难的言行来实现种种生命欲望；既想证明自己原本无罪，且有圣徒般的言行，又要按当时的思维方式在自身找寻“原罪”。种种矛盾、复杂思维活动的交织、萦绕，使章永璘的内心世界大大丰富于同类题材的人物形象，使新时期人物形象的人性内涵显得丰富。
其中最使读者内心震动的是章永璘在苦难中屈辱求生时的痛楚感情。小说最初几章作者用大量篇幅描写章永璘饥饿而在食物面前呈现的卑贱相。特别是那些描写他饥饿难熬时心理、生理反映的笔墨，可称当代小说中难以替代，最具光彩的文字。如第七章写因两个稗子馍馍被老鼠偷吃后的几乎晕厥过去的恐惧心理；第八章写第一次只身到马缨花家去拿“锅头”，一面感到被人信任的温情，一面又有一种对食物难以抵挡的诱惑力，竟想揭开锅盖看看有什么吃的本能冲动。在第十六章中，章永璘第一次在马缨花家受到白面馍馍款待时那迅速变化而又合情合理的感情流程，是那样的细致耐读。这些浸润着作者血泪情感而又流动着艺术灵气的出色描写，激起了读者对主人公遭遇的强烈同情与怜悯，无疑是整篇小说最为精彩的篇章。
然而，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不为着铺叙章永璘的悲剧，而是着意张扬悲剧人物内在的英雄情结，章永璘即使在炼狱中仍不忘追求真理，在自我忏悔、深刻批判中超度自身的崇高与圣洁。在未遇到马缨花以前，章永璘白天似狼孩觅食，晚上似教徒谴责自身。作者将此美其名曰自我超越，实际上是企图用理智将在地狱中卑猥求生的章永璘雕琢成心灵高洁的章永璘。如何将这两者统一起来，使人既能理解章永璘白天的所作所为，又能钦佩章永璘晚上的崇高圣洁？作者主要方式是通过对于理论著作的引证与阐发，将章永璘写成是家族的替罪羊。经过认真的理论钻研，章永璘不无悲壮地感慨：“我所属的阶级覆灭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虽然是代人受过，但他仍然十分自觉而虔诚地忏悔着。作者对他持赞赏态度，将此看作章永璘学习理论后的一次思想超越，一次脱胎换骨洗礼。但这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误导。令人可叹的是作者无罪而受尽生死煎熬，对导致自己身陷囹圄的“血统论”深恶痛绝，但他却以“血统论”相同的思维方式来督促、引导受难知识分子的自我忏悔与自我超越，而这种“自我忏悔”的后果将使惩罚无辜的种种罪名得以合理地延伸，这种“自省中所渗透着的自戕的毒药，作家越是津津乐道和炫耀这种自省的深切，就越是令人感到作家的这种迷误的深切”〔13〕
在马缨花用食物与爱情养壮了章永璘的身体，滋润了他的心灵之后，他的自我超度虽然仍离不开批判、忏悔家族血统造成自身的罪孽，如将自己对马缨花爱的表示等同于剥削者对女性的卑劣占有，因而将自己作过一次“死”的批判，但是重点却已转移到自我超越的现实目标，“我应该怎样来看待目前的生活以及怎么确立今后的生活目标”（第二十九章），对照《资本论》，章永璘认识到人只有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同时，自身才能受到改造。但这种改造必需是自觉的，要“和人类的智慧联系起来”，要发掘“本性内的潜能”。这里所指的“智慧”与“潜能”从作品提供的情节理解，即是指被压抑着的知识分子的价值感，使命感。章永璘认为当前最要紧的是超越现时生存的“这个几乎是荒蛮的沙漠边缘”。当他获得这种认识后，“顿悟”后的第一个敏感的反应是照出了马缨花的爱情与他自身追求的“优雅柔情”爱情迥然相异。“她虽然美丽、善良、纯真，但终究还是一个未脱粗俗的女人，以前对她用“美国饭店”方式养活自己，常常是感激涕零，现在却对此“耿耿于怀”且倍感受辱。知识分子的自尊与优越，使他“超越自己”决定不再让自己继续扮演一个被怜悯者，一个被施恩者的角色，虽然与马缨花结婚可以改变自己后代血统的诱惑力是那样大，但“顿悟”后的章永璘依然觉得“她和我两人是不相配的”。十分冷静地分析出自己对马缨花的感情是感激而不是真正的爱。以后章永璘对马缨花的情感虽反反复复，但读者自然已经明白，这个女人作为守护神与洗刷者的使命已经完成，章永璘要成大业，必须摆脱这个荒蛮小村中的爱情束缚。果然作者用外来力量强行分离的办法，让俩人都不负任何责任的各分东西。从此章永璘吃尽苦中苦，终成人上人，作者所期待的受难知识分子成为“宝贝”的欲望成为现实。这个结局，作者自称“不太满意”，承认结尾“有股庸俗或至少是平庸的味道”〔14〕，但它却是符合作品发展及作者创作思路的内在逻辑的，“写一个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的人”〔15〕。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因其在新时期创作中首次接触性描写而引发诸多争鸣，就其创作思维而言实际上是《绿化树》的延伸，描写章永璘屈辱的人生境况与不甘屈辱的心境。章永璘在黑色囚衣包裹下，一切人生企求磨损殆尽，只剩下“动物性的生理要求”，但长期压抑，特别是长期的精神戕害，使他却连动物性也失去，成了“废人”，劫难危及人体自身，为其艰难的人生再次添屈辱，作者将主人公推至深渊的谷底，然后再张扬其超越自我的人生追求，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相近的创作思维很难使两部小说产生质的区别，但具体描写的不同却能照见作者内在心路的微妙变化。与《绿化树》不同，章永璘与黄香久的分分合合，已褪去了章永璘与马缨花之间“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浪漫气息，露出了底层社会生活的粗俗面。这种描写，无疑更符合作者提供的人物身份及其具体情景，显得真实可信。章、黄的结合，一是具体的情景使然，一个想有个家，“像大伙儿一样过日子”，一个想找一个安全的“洞穴”，便于“写论文”。二是情欲所使，黄是只“矫健的雌兽”，章则只要是异性，“不管她是谁”。婚后这个家庭人员随着各自需求的欠缺与满足，情绪的起伏变化，再次显示了张贤亮出色的艺术表达能力。尤为成功的是对黄香久的刻画，作者生动地描摹了她各种场景中的感情动态。她虽不似马缨花般的纯真，善良，但却是社会底层粗糙的生活与嘈杂的生存环境中站立起来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
但在刻画与劳动者相对应的受难知识分子形象时，筑构人物性格的情节框架与《绿化树》基本一致。章永璘的性无能象征着“禁锢”与“被阉”，而在恶劣的环境中从不间断的超越，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的表现。如果说《绿化树》中章永璘为着实现自身的价值与使命，痛苦超越的内涵较为复杂，既有环绕自身灵魂的“原罪感”，又要“怀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地冲破马缨花编织的纯洁的爱情之网。那末在《男人一半是女人》中则要单纯明确得多，冲破“禁锢”，实现“使命”，对手竟然是活生生的女人黄香久，章永璘态度明确，“你要包围我，我要脱出来”。章永璘为何要“脱出来”从作品提供的情节分析，这段婚姻危机四伏，分裂是合乎逻辑的。章永璘抛弃黄香久是一种自身利益的盘算。然而作者却故技重演，既要让“守护神”、“洗刷者”自愿离开，又要使抛弃妻子的行为变得合情合理，甚至在道德上变得高尚，于是从抱负、人格等等方面为章永璘的出走戴上种种光圈，反复昭示章的出走是为“不连累”黄，目的还是爱她。可是黄香久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在读者心目中已有自己的位置，章永璘的所作所为反而加剧了读者对他的反感，给人留下的则是虚伪与冷漠的印象，有的评论文章标题直呼“章永璘是个伪君子”，〔16〕虽则有将评论简单化的弊病，却有其缘由。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小说中一再渲染的章永璘自我超越的具体目标却模糊了。结局时他虽留下了一句豪言壮语：“世界上最可爱的是女人！但是还有比女人更重要的！”但却显得空洞，而他在黄香久的奚落中显露的惆怅却非常真实，想到自己会不会真的如黄香久所说“不得好死”且连真心疼惜的人都没有，只能回到她身旁领受“祭奠”呢！可见章永璘追求的理想之虚飘。与《绿化树》相比，原罪感没有了，但主人公实现自身价值的“崇高感”却非常做作，没有底气。由此可以窥见作者创作中的隐情，知识分子尽管不断地按照传统的、现行的社会规则不断自我忏悔，自我超越，前景并不如新时期初期想像中的那样灿烂。不久读者便从长篇《习惯死亡》中看到这块阴影的迅速扩大。
四
《习惯死亡》开启了张贤亮创作心路的另一景观。以往那种以创作为武器参与社会改革，张扬个人价值的勃勃雄心已消失殆尽，弥漫于小说中的是知识分子痛苦、孤寂、无望，心灰意冷而又自抱自弃的思绪。
小说主人公与作者的经历有着诸多的复合。此时的主角已是中国大陆的著名作家，正前往国外访问交流。按理说他已达到章永璘苦苦追求的“自我超越”，站在名利的高峰，但这位以不定人称“你”、“我”、“他”为代号的主角，生的欲望已灭，死亡成了习惯，只有躲进女人怀抱才能“向自己证明我还活着”。投进女人怀抱是为着证明自己活着，逃避死亡，但在狂巅的顶峰中感觉着枪口对着脑袋，随即跃入死亡深渊，“这种感受和被枪毙时感受一样”。主人公一次次重复着男女肉欲交，又一次次以心如死灰的自我毁灭作结束，放逐与逃避都之无法遏止以往那一次次可怖的死亡的经历顽强地从记忆深处钻出，这是一种刻骨的痛苦。痛苦也是一种深刻、小说亦真亦假的人生描绘，表明张贤亮已从自己营造的自身命运的乌托邦幻想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原来被一种盲目的乐观引入歧途。走出迷误向何处去？作者却并未在创作中表现出大智大勇，像历史上一些大作家那样深刻地反思历史、反思自己，而是掩盖了以往理性批判的锋芒，过多的滑落至生存欲望的放纵描写。《习惯死亡》绝不是黄色小说，甚至也可以说小说中主角与女人的一次次幽会是痛苦经历的引子。从理想受挫到躲进女人怀抱，这常常是失意文人的一种轻松的走向。如前所述，作者的一系列小说，虽塑造了各类身份不同光彩各异的女性形象，但她们在男人身旁的作用大致是相同的，给予为实现社会使命而奋斗的男人或母性的慈爱，或妻性的奉献，或女儿性的柔情，以及写作上的烘云托月作用。作者在呼唤男子汉战胜逆境，超越自己的同时，为女性指派的是传统的工具角色，为男人安抚、消灾，洗刷污点。《习惯死亡》中的这位已成名作家的男人，现已处于毫无生的欲念的绝望之中，中外妇女于是以“肉体”献身，以证明他还活着。《习惯死亡》可以说是作者由清醒而痛苦的结晶，也可以说是作者由逃避而放纵的例证，复杂的感情画出了张贤亮创作心路的变化。
但张贤亮实在无法摆脱他苦难的沉重记忆。当他醒悟到所谓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是那样的脆弱无力时，他已不再为着知识者的崇高使命对他们身上顽强逸出的“鬼气”进行批判与清算，而是回忆自身遭遇，坦然写出这些惨不忍睹的遭遇对受难者意识纠缠及灵魂的吞噬。一些在《绿化树》中被虚化处理的情节都在《习惯死亡》中如实描写并在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我的菩提树》中加以铺叙渲染。翻开张贤亮这部以日记注释形式出现的近期长篇，饥饿与死亡是其主要内核。从清晨犯人们瞪着饿狼般的眼睛窥视那盛着野菜汤桶内菜汤的稀稠开始，直到晚上睡在50公分宽的“床”上为止，二十四小时的行为活动无一不与饿与死亡相关。与肉体折磨相一致的是精神折磨，名目繁多的思想改造，“洗”脑子活动掏空了人的良心，扭曲了人的品性，作者已毫不回避描写知识分子在高压政策下精神的萎缩与异化，痛心疾首地呐喊“在无法抵抗威胁下，我的人格，我的生活目标，我的防卫系统，我的自尊心，我的自我实现全部崩溃”（《我的菩提树》）。这比起以往开掘知识分子的“原罪”，战战惊惊地想以此证明自己的圣洁企求宽恕与赏识的心态，无疑有了更大的真实性。小说对于六十年代那段恶梦般生活的反思确比以往小说深刻，却缺乏《绿化树》等优秀小说细腻的艺术感受与生动描写。饥饿与死亡是作者有过出色描写并让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话题，新作如无新鲜的艺术具象加以涵盖，读者往往会产生作家艺术重复的感觉。小说对受难知识分子弱点的思考确实也有一些精彩片断，但几个生动场面与洋洋长篇中虽惨不忍睹却也写得刻板机械的囚禁生活相比，比例委实小得可怜。张贤亮强调自己并不是没有艺术加工能力，而是为着“将此书还原成纯粹的私人的记录”（《我的菩提树》），以保全材料的真。其实任何真实的原始资料一旦成为文学作品出版，就毫无例外地进入读者的审美视野，尽管各人的审美标准不一，但是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原始的、零星的素材不可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审美情趣，照相式的实录远不能替代倾注作家情感的艺术描绘，这是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律。可惜张贤亮对此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他多次声明“我所有的小说都是政治小说！”〔17〕表示对艺术价值评判的不在乎，与此相对应，又对小说的社会价值寄予极高的期望：“阻止极左路线在中国复活”〔18〕。这又是一个崇高的姿态。但在这个姿态背后是艺术能力的日趋衰弱。其实，文学艺术的力量，它需要有超越功利、超越自身的对生命、对人间的关怀和爱来支撑的。如果一个作家，支撑他创作的动力只是急功近利的社会效应，只是对自身前途的幻想，那么，在这种幻想破灭之后，他的艺术兴趣与能力就可能会荡然无存。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注释：
〔1〕《张贤亮小说自选集》前言，《边缘小品》P73，西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2〕《我的菩提树》P194，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
〔3〕《满纸荒唐言》，《张贤亮谈创作》P5， 宁夏大学学报编辑部1985年出版。
〔4〕《从库图佐夫的独眼和纳尔逊的断臂谈起》， 《张贤亮谈创作》P13。
〔5〕《满纸荒唐言》，《张贤亮谈创作》P4。
〔6〕《张贤亮论》《当代作家论》P367，作家出版社1986年出版。
〔7〕《后记》，《肖尔布拉克》P403，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年出版。
〔8〕《所罗门的瓶子》，《上海文学》1986年2月。
〔9〕《满纸荒唐言》、《张贤亮谈创作》P8。
〔10〕《必须进入自由状态》，《边缘小品》P96，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
〔11〕《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边缘小品》P98。
〔12〕《后记》，《肖尔布拉克》P402。
〔13〕《迷茫的跋涉者》P112，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14〕《关于〈绿化树〉》，《张贤亮谈创作》P68。
〔15〕《关于〈绿化树〉的一些说明》，《张贤亮谈创作》P64。
〔16〕1985年10月7日《文汇报》。
〔17〕《致王蒙的邀请信》，《边缘小品》P129。
〔18〕《致王蒙的邀请信》，《边缘小品》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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