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选会[1]2003年在《关于西藏自治区电信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性思考》文中认为本文研究了在西藏特定的环境和中国电信改革重组的形势下，西藏电信为了实现其未来发展战略，必须解决的人力资源管理战略问题。 文章从人力资源管理及其相关理论入手，对西藏电信人力资源管理的环境和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西藏电信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性构想。 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人力资源管理及其相关理论。第二部分分析了西藏电信人力资源管理的政治、经济、区域、行业环境，西藏电信自身整体发展情况等。第叁部分分析了西藏电信人力资源及其管理状况，进行了西藏电信人力资源管理的SWOT分析。第四部分根据前两部分的内容，拟定了西藏电信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论述了实施西藏电信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实施的举措。
周宏刚[2]2013年在《印度英文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研究》文中认为国家形象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和印度是全球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中印两国的相互认知对于亚洲的繁荣与稳定以及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叁家印度英文主流报纸《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印度快报》为研究对象，抽取2003至2011年间与中国相关的4687篇报道。由于印度的官员、受教育阶层以及对外交政策有影响力的人士都讲英语，印度英文媒体对政府的外交决策具有重要的舆论影响力。一般认为，《印度时报》是印度右翼势力的代言人；《印度教徒报》代表左翼政党的利益；《印度快报》对中国保持警惕，但态度较为温和，总体上“中间偏右”。叁家报纸的基本上能够代表印度英文媒体对中国的看法。2003年以来，中印关系回暖，经贸交往带动了中印关系的全面发展。虽然中印关系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是两国政府发展友好关系的决心从未动摇，两国全面合作的进程从未中断。反映在舆论界，就是中印关系成为叁家报纸持续报道的焦点。9年间叁家报纸对中国的报道可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2003年的恢复期。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是中印友好关系的新起点。《印度时报》关于中国的报道从2002年的76篇迅速增长到2003年的120篇。叁家报纸讨论的是要不要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如何评价瓦杰帕伊对中国的访问。第二阶段，2004年到2006年的稳定发展期。由于中印两国的交往已停滞多年，叁家报纸对中国有一些好奇，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快速发展，印度应该在哪些方面学习中国，如何开拓中国市场。与此相应的是，叁家报纸对中国的报道数量稳步增长，反映出中印关系欣欣向荣的景象。第叁阶段，2007年到2011年的怀疑挫折期。中印贸易不平衡的加剧、边界问题的悬而未决以及地缘竞争的愈演愈烈，这些都成为中印关系的障碍。叁家报纸对中国的报道数量持续走高，但是报道倾向开始发生变化，从友好转向猜忌，中国的国家形象开始下滑。本文采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的方法，以议题为经，以时间为纬，分析了叁家报纸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七大议题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印度时报》采用二元对立的框架，把中国看成竞争者和敌对者，处处担心中国，反映出其自卑的心态。《印度教徒报》采用中印一体的框架，把中国看成友好的邻居，折射出其乐观自信的心态。《印度快报》采用对比的框架，既强调在经济上与中国合作，又在政治军事上高度警惕中国。中国形象受到叁家报纸报道框架的制约，通过议题的设置、报道数量的多少、报道角度的选择以及报道手法的运用体现出来。《印度时报》最关注的是经济和社会议题，议题设置是“封闭式”的，焦点效应突出，加上故事化手法的运用，能够增强报道的系统性和说服力，但是容易以偏概全，误导读者。《印度教徒报》对政治和文化议题关注较多，议题设置是“开放式”的，议题分散，报道手法比较客观，但是这些都削弱了报道的力度。《印度快报》注重军事和环境议题的报道，关注宏观议题，对事件的历史和国际背景的介绍较多，报道手法客观、冷静，常常采用对比的视角。《印度快报》对中国的立场表面上比较温和，而实际上关注的都是事关全局利益的战略性议题。本文最后从新闻生产的角度分析了影响报道框架的各种因素，包括国家利益、市场压力、政党政治、职业理念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国际传播中，媒体中的国家形象受国家利益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市场和政党政治的压力。叁家报纸中不同的中国形象体现了中印关系的复杂性，也反映出中国自身存在的问题。因此，中国形象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自身状况的改善。
刘世洪[3]2008年在《中国农村信息化测评理论与方法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对人类文明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高新技术,信息化发展水平业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梳理农村信息化建设跨越式发展的思路,对国家和区域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做出客观评价和分析是进行决策的基础。建立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研究评价的方法、科学和客观地测算以及比较分析我国各地区信息化水平,对我国政府制定切实可行的农村信息化发展战略和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运用信息化理论、经济测度理论和系统工程方法论,采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全面分析了国内外农村信息化发展的历程,系统提出了农村信息化的概念、内涵,建立了用于分析我国农村信息化测度的指标体系。运用系统分析的思路,充分并灵活采用层次分析法、专家估测法、德尔菲法等,创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信息化测度评价分析“综合指数法”,并比较分析出我国各地区农村信息化发展的“综合指数”和各“子项指数”,为政府制定农村信息化“跨越式”发展战略提供了依据。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了农村信息化测度评价分析软件平台,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个科学、便捷的软件工具。本文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次进行了创新性探索研究:(1)提出了农村信息化的概念和内涵。本研究定义,农村信息化就是指在人类农业生产活动和社会实践中,通过普遍地采用以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等为主要内容的高新技术,更加充分有效地开发利用信息资源,推动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进步的过程。提出了农村信息化主要包括农村资源环境信息化、农村社会经济信息化、农业生产信息化、农村科技信息化、农村教育信息化、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信息化、农村管理信息化等内容。并对形成农村信息化的六大要素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揭示了农村信息化发展的内部规律。(2)全面分析了国内外农村信息化测度理论研究现状。研究总结指出,农村信息化测评横向(测评方法)上大致可分为信息化工作测评、信息化水平测评和信息化效果测评;纵向(测评目标)上,特别是在我国可分为省域、区域、县域、社区(村)、企业等信息化测评。(3)研究建立了用于分析我国农村信息化测度的指标体系。在系统分析了国内外信息化测度分析评价方法的基础上,遵照科学性与系统性、典型性与可操作性、可比性和导向性、动态性和互补性等原则,提出了测评农村信息化的六大类25个子类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农村信息资源、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农业信息技术应用、农业信息产业、农村信息人才和农村信息化外部环境等。(4)研究创建了农村信息化测评“综合指数法”。基于建立的指标体系,依次实施数据采集-标准化处理-指标权重确定-建立模型-指数计算-比较分析等步骤,它不仅能够用于测评国家农村信息化水平,而且还能够测评区域(如东中西部、分省等)农村信息化水平,并进行相关比较分析。(5)开发了农村信息化测评分析软件平台。采用现代信息技术,研究开发“农村信息化测评分析平台”,包括数据采集、指标体系管理、模型建立、测评分析计算、图形处理等功能。为相关部门提供一个基于B/S模式的计算机分析和管理平台。(6)提出了我国农村信息化发展的政策建议和保障措施。夯实一个基础,开发整合信息资源;抓好乡村和社会专业化组织两个示范,突出信息化效果;完善农村教育、测评指标、信息采集发布叁个体系,突破农村信息化瓶颈;打造省县乡村四级平台,完善信息化环境;利用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等五种“网络”,建立信息服务多元化体系;开发农村事务信息系统等六类应用系统,提高农村社会管理水平。
王小波[4]2016年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结构日益呈现出服务经济主导的发展趋势,高收入国家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向服务经济为主转型的结构性变革。在经济服务化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趋势日趋明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取得了巨大发展,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0.5%,根据经济服务化判断标准并结合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经验,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服务业加速发展、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即经济服务化转型初期阶段。在经济服务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和产业融合关系都会发生规律性变化:在叁次产业关系中,第叁产业比重持续增长;在服务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在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第叁产业生产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产性服务业和第叁产业生产性服务业越发达。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关系中,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强,存在明显的制造业驱动型融合向生产性服务业驱动型融合转变的阶段性特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包含四种动力:经济发展水平是产业融合的原生动力,市场驱动是产业融合的直接动力,政策驱动是产业融合的间接动力,创新驱动是产业融合发展的内在动力。产业融合的路径体现在两个方面:价值链融合和空间聚集融合。价值链融合又可以分为价值链的分解与重构、价值链渗透与延伸两个层面。价值链的分解和重构在具体实践方面主要体现在服务外包和纵向一体化,价值链的渗透与延伸在具体实践中主要体现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和服务业向制造业拓展。空间聚集融合主要体现在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聚集的协同定位效应,具体表现为集聚的趋同分布和聚集空间的临近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产业融合水平进行了测度。从制造业服务化的统计分析来看,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总体上呈明显上升趋势,但某些时段由于国家推进新型工业化等政策因素的影响,出现一种逆服务化趋势;产出服务化尽管水平不断在提高,整体水平仍然很低,而且主要是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方面的服务化。从产业融合的投入产出分析来看,制造业对生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远远大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具有非常明显的制造业驱动型特征;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程度在增加,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依赖程度在下降,两大产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整体水平仍然比较低。从空间聚集融合分析来看,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向中心城区聚集趋势,制造业具有一定的向周边城区扩散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行政区划相对独立的大都市(如南京)比在跨行政区域的较大地区(如长叁角)更加明显,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互动存在相互吸引的协同定位效应。为了进一步了解产业融合发展的特征和水平,进行了产业融合的区域、行业和国际比较。从区域比较来看,产业融合程度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到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产业融合程度越高;从行业比较来看,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程度比较大,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融合程度比较低,中国目前的产业融合是一种结构性失衡的低水平融合;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传统制造业和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相互依赖远大于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力远小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均值,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产业融合的制造业驱动型特征明显。通过对产业互动融合和空间聚集融合的实证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制造业增加值增长0.064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生产性服务业增长0.867个百分点,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明显大于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确存在空间聚集协同定位效应,且该协同定位效应受交易成本、要素成本、学习与创新效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影响路径和程度存在显着差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受到内外部条件的制约。内部制约条件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偏低;制造业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互动关系不平衡。外部制约条件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影响;制造业外向型发展模式的影响;规制失当和行政垄断的影响;创新驱动体制机制的不健全的影响。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一是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协同推进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制度创新保障产业融合的发展;二是鼓励比较优势突出的制造业企业实行服务外包,推进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实现服务化转型;叁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集聚发展,搭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互动平台;四是改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外部环境。
侯尤峰[5]2018年在《对口援藏政策与西藏现代化发展研究》文中指出西藏和平解放后的发展历程也是西藏实现现代化的过程。西藏现代化作为我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基于自身资源优势,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并在其中分工。西藏现代化是由国家推进实施的外源性现代化,其现代化是全方位的,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对口援藏是推进西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政策平台,在西藏不同的发展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口援藏是西藏地方政府政治现代化的引擎,促进了西藏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发展,巩固了西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是干部人才援藏,加强了西藏治理能力建设。对口援藏推进了西藏经济现代化发展,在交通、能源、通讯等方面解决了西藏发展的瓶颈,促进了西藏的对外开放和发展。对口援藏也促进了西藏社会治理现代化,改善了西藏社会的“二元结构”,在西藏教育、卫生事业发展中起到了中坚作用。对口援藏在发展西藏经济的同时,也促进了西藏民众的国家认同,通过发展保障、民族交往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国家认同发展。在将来的发展中,对口援藏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发挥作用,成为推进共同文化价值建设的平台、加强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平台、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推进西藏法治社会建设的平台。对口援藏作为中央统一组织实施的支持西藏发展的政策,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的价值内涵。本文通过对口援藏政策的历史发展比较分析,揭示其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政策继承和扬弃,在矛盾冲突、倒逼发展中自我完善,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对口援藏政策特点。如同许多事物发展一样,对口援藏也有一个成长完善的过程,本文通过政策分析指出对口援藏政策实施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有关政策运行机制和政策功能发展完善的建议。对口援藏作为支援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探索和试验,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可以进一步扩大政策使用范围,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发展。对口援藏政策属于宏观民族政策范畴,对其进行评价和认识,应采取系统性分析方法,不能简单地根据投入产出的经济计算来评价,也不能因某一具体援藏项目的得失而质疑整个援藏政策。
李丽[6]2016年在《印度东北边疆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边疆”是以国家主权为核心,以国家认同为纽带,以国家利益为取向,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综合因素于一体的邻近国家边界的地域。边疆地区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统称为边疆问题,而解决边疆问题的过程称为“边疆治理”。印度东北边疆是印度最为重要和独特的地区之一。该地区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安全形势敏感脆弱、周边局势紧张严峻,社会文化复杂多元。长期以来印度东北边疆以民族冲突不断、移民问题突出、恐怖主义泛滥、经济长期落后凋敝着称,历来是印度政府、区域内各国以及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地区。印度独立以后,中央政府在不同时期对东北边疆制定了若干个政策：独立初期推行“尼赫鲁-艾尔温政策框架”,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以后开始关注东北边疆的安全防守,1971年颁布《印度东北部重组法案》,启动东北边疆的政治重组进程；冷战结束后,开始实施“东向政策”,印度东北边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政治治理方面,印度对东北边疆划定了行政区划,设立了立法与行政机构,成立了多层次的地方自治机构,遏制了民族分离主义组织的行动,整体安全局势好转；在安全治理方面,经历了“从忽视到重视”、“从孤立到合作”、“从混乱到集中”的历史沿革,逐渐确立起明确的国家安全战略,如今东北边疆整体安全局势已趋于稳定,社会暴乱程度明显减弱；在经济治理方面,印度强调“区域协调发展”,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针对农业、工业、服务业各领域的现状与问题,制定了不同的发展策略,整体经济与各产业均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社会文化治理方面,印度着重完善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加大了对东北边疆教育发展的扶持力度,积极推动东北边疆的多渠道就业,为边疆发展与稳定夯实了社会文化基础。通过对印度东北边疆各方面治理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印度东北边疆治理以实现东北边疆和平与繁荣为目标,形成一套多元主体解决多重问题、充分保护部落民权益、注重国际合作的边疆治理新路径。同时,也发现印度东北边疆治理还存在基层自治机构治理不利,犯罪量居高不下,行政管理程序缺乏透明度、官僚阶层腐败严重,基础设施建设缓慢,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发展需求等问题。在对印度东北边疆治理进行系统研究以后,总结了关于边疆治理的一些普遍规律,以期对我国或其他国家相关的边疆治理提供一定有益的借鉴或启示。特别对印度非法侵占中国藏南地区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我方应有的战略准备。最后提出了扩大我国与印度东北边疆的经济合作,逐步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几点思考。
甘雨[7]2016年在《五个民族自治区市场化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指的是内蒙古自治区(1947年5月1日建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55年10月1日建区)、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年3月5日建区)、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10月25日建区)、西藏自治区(1965年9月9日建区)。在地理上同属我国西部地区,总面积近44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46.37%,拥有15416公里边境线,接壤国家14个,近1.054亿人口居住生活在这里。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市场化水平也有了明显提高。但是近几年的快速发展还是难以掩盖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与中东部地区长期存在的差距,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大多地属边陲,接壤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再加上传统文化、地理、历史、政策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市场化步伐与中东部地区的差距明显,如何提高本地区市场化水平、缩小地区间差距,已然成为了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当前发展的关键。特别是当前人民币加入SDR(Special Drawing Right)以后,国际间的、国内的发展机遇和竞争必将日趋丰富激烈,市场化水平直接决定了五个民族自治区经济的整体运行情况,直接影响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发展与增长。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供给侧的改革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更是长期作为我国能源基地的五个民族自治区需要面临的问题。而发达地区的经验表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能够加速要素资本的高效流动,提高产业竞争,从而提升供给质量、优化产业结构。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中也提出,“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那么五个民族自治区如何结合地区历史文化特点,提升市场化水平,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供给侧的改革,就值得深入研究。提高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市场化水平,就必须掌握本地区的市场化现状,并分析市场化发展存在的约束问题,从而提出相应对策。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尽管诸多国内外学者都对我国的市场化进行过研究,且取得了众多成就,但大部分都是把国家或者某个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来测量市场化的程度,针对五个民族自治区进行的专门研究相对缺乏。同时,由于五个民族自治区的特殊性,在对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市场化现状研究时,不仅要通过宏观的测度以及微观的调查分析,还要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该地区长期发展中形成对市场化的制约因素,才能找准当前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市场化发展中存在问题,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本文以民族经济学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研究基础,借鉴了西方相关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在具体的分析当中,采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等方法,对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市场化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重视理论逻辑推理的同时更注重实际的走访调查获得的真实数据。本文主要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对以往学者相关研究的评述、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图、研究结论以及文章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介绍了相关学者对市场化定义的解读以及本文作者对市场化定义的见解,同时介绍了市场化的相关理论,为研究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市场化进程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撑。第叁部分为第二章,对五个少数民族从古代到现代的经济贸易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描述了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历史的长河中由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分析了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传统文化以及民族政策等多种因素长期影响下造成的当前市场化发展存在的不利因素。第四部分为第叁章,对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市场化水平进行了测度,通过建立市场化指标体系并与东、中、西部地区代表省市的对比,以及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市场化因素重要性的排序,分析了当前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市场化的具体水平状况以及下一步的发展重点。第五部分为第四章。通过实地的调研材料分析了当前市场化主体——企业市场化发展的状况。第六部分为第五章和第六章,总结了当前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指出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下一步市场化发展的具体建议:要加快五个民族自治区的市场化体系建设;挖掘文化优势,打破传统思想观念束缚;协调东西部发展;维护市场秩序的规范;完善市场竞争机制,调整经济结构;提高本地区经济开放水平;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市场化的发展,不仅能够加速促进地区供给侧企业从传统的粗放型、高能耗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变,同时更加有效的推动了政府的职能转变,为更好的挖掘出地区传统文化的优势方面,找准地区经济增长热点,激发当地人们的创新创业意识创造了条件。市场化水平的提升带动了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居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人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花费更多精力重视本地区的文化保护和传承,从而达到经济和文化双进步的良好局面,这不仅能够为整个西部地区的市场化发展提供借鉴,同时也为我国下一步寻找发展热点提供新思路。
李子伦[8]2015年在《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文中提出总结人类千年发展史和二十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成败教训,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以工业革命为发端的产业结构升级历程既是启动经济增长的变革性动力,也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力量。在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性时期,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速换挡,前期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严峻挑战,唯有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突破口,从供给端发力,在维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以升级版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增长内涵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因此,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应运而生,即应当如何定位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职能,以现代化的经济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助推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本文以奥地利学派市场过程理论、市场失灵理论和国家理论为研究基础,以知识分立和政府有限理性为假设前提,在探明产业结构升级科学内涵的基础上,综合权衡市场效率、市场失灵问题和政府失灵问题,勾勒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定位的新蓝图。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内涵是人的劳动行为不断搜寻、组合并批量复制类似信息群以及不同种类信息群,通过实现信息群结构关系的不断变迁而满足或更好满足人的需要及其组合的过程。信息分散的现实条件决定了以探索并发现默会知识的自发性市场秩序较面对信息不完全和有限理性约束的政府的比较优势。加之政府行为的自身利益偏好属性,在以弥补市场失灵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介入的限制框架基础上,实现从强制干预型政府向增进扩展市场型政府的让渡必然成为构建现代经济治理格局的主体逻辑。第1章论证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价值,在回顾评价了目前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干预思想的两大主要理论基础即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之后,从政治、经济和社会角度出发,研究了政府从强制干预型向增进扩展市场型的转变在由单极独揽到多极共治的权力解构和各级公共权力相对化已成定局的当今中国基本国情下的重要意义。本章还系统回顾了涉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学派在内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第2章从哲学、心理学和行为学入手,通过劳动价值论和主观价值论对立与统一的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即是以搜寻、组合并批量复制信息组合为本质的劳动过程在总量和结构层面的扩张。从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脉络的总结可以提炼出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两种方式即产业内升级和产业间升级,前者包括既存有效信息复制速率提高和不完全一致信息组合的复制,后者指新信息组合的复制。从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升级的根本动力是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本章还构建了包括科技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水平和节能环保能力在内的具有公共品属性和外部性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概念,它是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基础。第3章从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分析得出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职能确立应当以弥补市场失灵为原则,具体表现在保护产权、管理并协调市场信息传递和维护市场组织效率叁点旨在维护市场机制的职能和加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一点旨在弥补市场公共品供给不足问题的职能。第4章以建国以来的美国、 “二战”后的日本和结构主义向新自由主义过渡时期的拉美地区为比较对象,通过对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的借鉴性回顾,对日本战后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和对拉美地区不同国家政府职能分化所展现的不同产业结构升级绩效诠释了以维护市场为首要责任,以加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建设为重要职能的政府职能选择原则,并系统探讨了产业政策的效率问题。第5章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政府职能变迁历程进行了总结性回顾。第6章建立产业结构升级能力指标考核体系,并实证检验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效率。第7章为我国准确界定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政府职能提供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与主要贡献有：(1)完善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体系,探究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内涵。(2)构建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理论框架。(3)比较分析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国际实践经验与教训。(4)尝试构建产业结构升级能力和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绩效。(5)给出了完善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政府职能选择的政策建议。
姜爱娜[9]2007年在《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跨国公司R&D全球化战略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正在被吸纳入跨国公司的R&D体系,成为跨国公司R&D战略的一部分。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中国以其容量巨大的市场和丰富的价廉质优的人力资源成为跨国公司R&D投资的热点区域。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有关数据显示,在对贸发会议新开展的调查所作答复中,作为末来研发拓展的目标地,答复中提到最多的是中国(61.8%的被调查者提到),其次是美国和印度(分别是41.2%和29.4% )。在此背景下,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演进过程、现状及趋势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动机;另一方面,本文通过对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总体效应的定性分析,以及对跨国公司R&D在北京、上海的计量分析,认为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现阶段并没有给中国市场带来直接的技术溢出效应,只是有部分相关效应的溢出;最后,本文在结合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的动机和产生的效应,为使我国在跨国公司R&D国际化进程中更多的获益,就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冯乐坤[10]2015年在《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继受前苏联公有制中的国有财产理论以来,我国国有财产范围不仅极其广泛,又遍及全国各地,因国有财产统一由中央作为统一主体进行具体管理也不现实,为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国有财产一直存在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管理,中央与地方一直分享着国有财产的利益,各级地方对其直接支配的国有财产事实上已经处于享有所有权之实,但各级地方所直接支配财产仍然被视为国有,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不断发生,为此,在借鉴前苏联后期以及俄罗斯立法转而采纳对国有财产实行的中央与地方分别所有以及各主要国家所采纳地方所有理念的基础上,我国理应赋予各级地方对其直接管理支配的国有财产享有所有权。不过,我国地方所有是将部分国有财产主体从国家变更为地方,地方所有财产其实就是对国有财产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具体进行财产分权的结果,立法就应确定中央与各级地方之间对国有财产的具体划分标准,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也就最终得以确定。然而,受各国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各个地方均为地方所有权主体的影响,地方所有层级往往与地方层级具有对应性,地方所有权的形成其实就是以各国不同的行政区划制度为基础,既然我国目前行政区划所形成的地方层级实行叁级或者四级模式,我国地方所有层级理应分为省级、地级、县级、乡镇级等层级,因现实中的我国地方层级处于变动之中,地方所有财产必然会面临在各级之间进行具体分割,具体分割标准理应予以明确。当然,未来立法在对地方所有财产规定的过程中,不仅要适用各级地方所有权平等、利益衡量的理念,也要采纳“一般+分散”的立法模式,即宪法、民法进行一般性规定的同时,相关单行法也应对其加以规定,尤其要允许各地方根据本地方实际情形而对各级地方所有财产范围进行规定。
参考文献：
[1]. 关于西藏自治区电信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战略性思考[D]. 鲁选会. 四川大学. 2003
[2]. 印度英文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研究[D]. 周宏刚. 华中科技大学. 2013
[3]. 中国农村信息化测评理论与方法研究[D]. 刘世洪.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8
[4].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研究[D]. 王小波. 湘潭大学. 2016
[5]. 对口援藏政策与西藏现代化发展研究[D]. 侯尤峰. 中南民族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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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五个民族自治区市场化问题研究[D]. 甘雨. 中南民族大学. 2016
[8]. 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职能选择[D]. 李子伦.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5
[9]. 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效应研究[D]. 姜爱娜. 苏州大学. 2007
[10]. 国有财产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研究[D]. 冯乐坤. 西南政法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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