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当代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当代世界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是当代国际社会活生生的事实,也是人类面临的最富挑战性的课题,它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现实与未来。
一、全球化的理论界定、特点及其本质
何谓全球化?至今尚无定论。比较流行的见解是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的扩张联系在一起(注:这种观点的代表作有美国教授阿里夫·德里克的《后殖民氛围: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德国学者汉斯—彼德·马丁与哈拉尔特·舒曼的《全球化陷阱》等。)。根据这种观点,以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为标志的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强烈刺激了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促进了世界贸易,拓展了世界市场,从而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不仅全面启动了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加快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挺进世界的步伐。到19世纪末,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最终得以形成,帝国主义的殖民活动已遍及世界各地。这种观点的依据之一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物质生产的世界性,同时还指出了精神生产的世界性,认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显而易见,以上述思路和视角来理解全球化容易导致如下结论:其一,全球化始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可以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为标志,至今已有五百年的历史;其二,全球化的历史形态与历史进程是相吻合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化;其三,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化、西化。这种见解的合理性在于其历史感,它把全球化视为一个历史过程,揭示了当代全球化的历史根源。而问题在于,今天人类深感困惑的全球化与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化在其深层意义上是否一致?或者更确切些说,两者是共同点多于差异,还是差异多于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或差异又是什么?澄清这些认识,对于准确把握全球化至关重要。
历史上的全球化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全球化就其形式而言表现为人类交往活动在地域上的拓展,即从国内到国外,从周边地区到跨大洋、大洲,遍及世界各地。它打破了人类长时间的彼此相互隔离的社会状态,开始了“世界历史”的新时期。其次,历史上的全球化就其内容而言表现为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商品、资本的输出,市场的控制,原材料的争夺都反映出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世界经济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就是市场化。再次,始于近代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两者融为一体,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而且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确在推进市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自觉地推进着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换言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载体的全球化是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全球化,所以它自然是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第四,既然历史上的全球化是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的,而资本主义大都植根于西方国家,因此,这个时期的全球化当然会表现出“西方中心论”的倾向。第五,历史上的全球化所表现出的“资本主义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本质上是阶级中心论、国家中心论。全球化仅仅是其形式、过程,它所追求的目的与价值恰恰是反全球、反人类的,而这才是其真谛。
当代的全球化一般指战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兴起的全球化,它也表现出自己的特点。首先,凭借现代科技提供的通讯与交往手段,人类交往的时空约束真正被打破,全球化不再是模糊的推理,而是普通人可以感知的现实。在形式上,全球化已拓展到极限,它揭开了人类历史上新的一页——“地球村史”。其次,全球化内容更加丰富。虽然经济全球化仍不失为主题,但政治、文化、一般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同样引人注目。正如英国学者J·米特尔曼所说:“全球化的概念是相互渗透的,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注:[英]J ·米特尔曼:《全球化的挑战:在边际上的生存》,载英《第三世界季刊》,1994年第3期。)。再次,全球化呈现出明显的反“资本主义中心论”、 反“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这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发达国家中左翼学者和有识政治家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审视,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的反省与批判;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的对资本主义及西方文明的批评与抵制。最后,全球化发生了立足点的根本变化,即从阶级中心论、国家中心论,转向全球论、人类整体论。换言之,把人类社会生活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虑的整体思维方式——全球意识开始传播,人类的共同利益得到认同。
由此不难发现,历史上的全球化与当代全球化的共同之点是:在形式上都表现为打破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隔离状态,开始并不断加强世界范围内的交往;在内容上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多领域的全球化,表现出日益丰富的特点。立足于此,我们可以把全球化抽象为: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与趋势。这一界定,具有普遍适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全球化是历史上的全球化的继续与拓展,两者显示出密切相关性。然而这种抽象、界定基本上还是全球化外在的、现象的概括,一旦触及其本质,历史上的全球化与当代全球化的分野就清楚显示出来了。
什么是全球化的本质?概言之有两条:其一,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分析、处理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罗马俱乐部的创立和全部活动都是为了倡导和推动“全球意识”、“世界意识”、“人类意识”的确立(注:参见[意]奥雷利奥·佩西:《人类的素质》,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114 页。[意]奥尔利欧·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73页、91页。梅萨罗维克、佩斯特尔:《人类处于转折点》,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2页、195页。)。还有许多学者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如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在谈到“相互依存”这个新概念时指出:“根据这一概念,一个真正全球性体系在历史上的首次出现要求人们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时采用‘地球中心’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民族中心’的方法”(注:[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148页。)。其二,承认存在着确实的超民族、超国家的人类共同利益。这是一种价值观的重大调整,它把人们从追求纯粹、单一的阶级利益、国家利益提升到自觉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以这样的标准来审视历史上的全球化,只能称其为形式上的全球化,因为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扩展的全球化,是以西方的利益观、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为中心的。它认为西方文明具有普适性,是世界发展的模本。这种狭隘的、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定式恰是与全球化的本质相悖的。当代全球化则体现了全球化的内在本质。事实上,我们今天讲的全球化和全球化挑战,就是指立足于人类整体论和人类共同利益论的全球化。这是一种内在全球化,它在扬弃以地域性扩张为基本特征的外在全球化的基础上,着眼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凸现人类的共同价值与共同利益。
当然有必要指出,把历史上的全球化归结为外在全球化,把当代全球化概括为内在全球化,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同样,认为历史上的全球化是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化,当代全球化开始显现人类中心论,也是就总体特征和主导倾向而言的,不要作过于简单、机械的理解与把握。事实上,历史上的全球化在造就相互联系的世界共同体的过程中,已经或多或少播下了共同利益、全球意识的种子,为当代的全球化准备了条件;而当代的全球化虽然显现出超越西方中心论,走向人类中心论的新质,但由于当代国际社会与国际秩序仍然为发达国家所主导,所以,人类中心论的价值趋向必然受到西方中心论的极大牵制。不仅如此,人类中心论的价值观还会同各国、各民族广泛认同的民族中心论、国家中心论价值观发生全面冲突。因此,在审视当代全球化问题时,必须坚持多维的视角,既要注意全球化对人类整体的冲击,又要区别它对不同国家与民族,特别是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不同影响。
二、全球化对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正面效应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主线,也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基本动因。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各国经济均被卷入世界市场,诸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经济活动的诸环节在世界范围内运作,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密不可分,呈现出某种整体化、一体化趋势。
经济全球化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全球生产。国际生产分工已从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渐发展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从产业部门间分工发展到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于是,“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生产模式日益崛起,“宇宙牌产品”日渐增多。其二,全球贸易。贸易自由化范围扩大,其领域已从传统的商品贸易扩展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贸易自由化速度加快,1994年签订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最后协议中,对取消非关税壁垒和削减工农业品关税的时限均做了严格规定。世界贸易额增长迅猛,50至90年代初,世界贸易年均增长率大抵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2 倍。1997年,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总额达6.7万亿美元,预计2010 年将增加到16.6万亿美元。其三,全球金融。金融的国际化与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新态势。放松金融管制,依靠市场力量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的显性后果是,国际资本流量剧增和流动速度加快。自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量年均增长率20%,远远高于国际经济和贸易增长。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年金融交易量500万亿美元, 全球外汇市场外汇交易的日周转额已达1.3万亿美元。总之,以国际化和自由化为标志的金融深化,给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动力,其影响难以估量。其四,跨国公司的地位更为突出。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目前跨国公司控制了整个世界生产的1/3和70%的对外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跨国公司推动的对外直接投资由80年代的年均1216亿美元增至1996年的3940亿美元。其五,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明显。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等四种发展程度递进的经济区域一体化形式遍及世界各地,据统计,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35 个区域性经济集团(注:数据参见:张宇燕、马杰:《共享繁荣》,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张幼文、干杏娣:《金融深化的国际进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龙永图:《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载《光明日报》1998年10月30日;柳剑平:《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经济安全战略的选择》,载《光明日报》1998年8月16日。)。
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是不言而喻的。经济全球化实现了资源在全球化的优化配置,从而有益于克服资源分布不均和资源使用效益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高速流动,推动着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经济全球化开辟了网络经济的新时代,为形成新的经济生长点,实现产业升级创造了条件。总之,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的发展超越一国容纳力的必然产物,是市场经济内在驱动的结果。它加强了各国经济的交流与互补,有益于提高经济效益和发挥市场竞争的激励功能,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各国福利的改善。
政治全球化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政治全球化一方面是指各国政治交往的扩大与频繁,另一方面是指各国政治生活相关性的空前加强,以至于开始显露出某种被称为“全球政治”的新现象。显然,后一点更为重要。各国政治交往的扩大是经济交往扩大的伴生物。当代经济全球化虽表现出明显的市场取向,但并不能排斥、抹杀国家的作用,事实上国家的调控作用还是不可或缺的,而一旦国家介入经济交往,就势必有了政治色彩。所以,经济全球化所推动的经济联系必然带动国际政治交往。然而,政治交往的扩大与频繁,只是一种量的扩张,不足以反映、揭示政治全球化的新质。
政治全球化的核心在于国际政治生活日益凸现的相关性。这里,相关性有两层涵义。首先,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日益模糊,超国家权力日益强化。国内政治国际化、国际政治国内化的现象与日俱增。国际组织等超国家机构正运用各种国际机制介入各国政治,协调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以维护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从而逐渐形成一种人们甚感困惑、不安,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有其合理性的新的权力体系与机制。这种权力显然区别于国内政治权力——主权,其立足点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国际社会。权力特性表现出双重性,即协商性与强制性。这种权力是在协调基础上,以国际法、国际公约、国际协议等形式认同,通过国际组织加以实施而发挥其作用。它的强制性虽尚不能同主权相提并论,但其约束力绝不可忽视。这种日益强化的超国家权力的存在,是政治全球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其次,政治全球化的相关性还意味着政治生活与政治现象的某种共同性、规律性。也就是说,政治作为人类生活、实践的一个领域,尽管有其鲜明的阶级特征,但同时存在着同一性、普遍性,能在某种程度上抽象出规律性。文明愈发展,政治生活的这种共同性、规律性愈明显,当代的政治民主化就是一典型例证。共同的东西当然是相关的东西,所以政治全球化在更深层次上反映着全球政治的生成,要求人们超越民族、国家、阶级的局限,关注并且遵循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当然,由政治全球化所揭示的政治发展的某些共同趋向往往被现实政治的党派、阶级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掩盖,这恰恰表明政治的共同性还较弱,从而告诫我们要冷静地对待政治全球化。
政治的全球化加强了各国在政治生活中的对话与合作,为克服民族国家的局限,解决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某种政治机制与可供选择的途径。
文化的全球化是一种更为感性的全球化,它贴近大众,从而自然更为大众感知与认同。文化的全球化是指不同生活方式、消费模式、观念意识的相互认同、相互渗透、相互吸收,从而呈现出文化发展的某种同一化趋势。
文化的全球化首先表现为文化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的传播与交流。信息革命在文化全球化中的作用更为直接、显著,它不仅从根本上变革了通讯工具和交流手段,开辟了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更重要的是它丰富了文化的内涵,因为信息本身就是文化。借助于文化的迅速传播与日益广泛的交流,出现了一种全球文化景观。流行歌曲、流行服装、流行食品、流行话语……凡此种种,都反映出生活方式、日常消费的趋同化。这种趋同虽是表层的,但仍然表现了不同文化模式和传统的相互接纳。其次,文化的全球化表现为新文化观念与思维方式的生成与发展。文化总体上具有浓重的民族色彩和地域特征,因而作为文化深层次内容的文化观念、文化心理,传统上也是较为狭隘、较为封闭的,很难认同和接纳异质文化。而文化的全球化则意味着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向全球文化的转型。人们在保留民族文化、国家意识的同时,开始从人类整体考虑问题,承认人类文化的某些共同性,于是产生了“地球文化”、“全球意识”等新的文化观念。显然,这种新的以人类整体为对象的文化观,是文化全球化中更为本质的东西,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文化的全球化弥补了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的不足,使不同民族、国家的交往更为广泛,沟通更为便利,从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有益于人类的发展。伴随文化全球化而日渐生成的全球观念和全球意识,为人类以博大的胸怀和宽广的视野审视自身,创造更有价值的生活开辟了新的前景。
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正面效应更多地反映了全球化的整体影响。虽然各国在这种正面效应中获益会有差别,但能够获益、必然获益则是确定无疑的,这正是当代人类逐步认同全球化的关键之点。
三、全球化对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严峻挑战
正因为全球化在当代人类生活中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才明确表示“阻止全球化无异于想阻止地球自转”。前联合国秘书长布罗斯特·加利则断言“第一个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然而,肯定全球化趋势并不意味着只看到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正如不少人指出的那样,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负面效应同样不可低估。全球化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令人类困惑、痛苦、焦虑的挑战。
第一,全球化导致对国家主权的侵蚀
伴随全球化进程,无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领域,主权权威都受到挑战,并被不同程度地削弱。
经济主权的削弱首先表现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全球市场与全球金融的制约,很难一厢情愿地按既定的战略与目标实施。其次,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全球问题特别是环境问题的制约。一国的资源开发与利用已不能不顾及国际社会的声音,一国的工业发展规模、产品及相应的生产工艺也开始受制于国际社会的要求。再次,跨国公司凭借其经济实力和跨国经营优势,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与影响,对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构成巨大威胁。
政治主权的削弱集中体现为国际干涉力度的加强。国际干涉区别于干涉。干涉指一国对他国内部事务的专横干预,而国际干涉则指由国际共同体采取的旨在管理和控制那些违背国际规范和国际意愿行为的强制行为,它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合法性。然而问题在于,承认了国际干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势必就要让渡一些过去为国家专有的政治权力,于是国家的独立自主、安全、领土完整等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就有了被国际共同体干预的可能。这种干预时有发生,从根本上冲击了主权的绝对性。
文化主权是一国弘扬民族文化,自主进行文化选择与文化建设的权力。文化主权面临的挑战是文化霸权,确切些讲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由于在近代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率先迈出第一步,所以它们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在精神文化领域也占有明显优势。这种状况导致“西方中心主义”的膨胀,表现在文化领域,就是要求世界都遵循西方的价值观念、理论、生活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推行“文化霸权”有了更加便利、快捷的物质载体与手段,于是,文化主权又以“信息边疆”的新形式更加尖锐地凸现出来。如何捍卫这道影响民族文化发展和民族凝聚力的无形的信息边疆,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已成为涉及国家主权的最新课题。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冲突,是当代也将是21世纪最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正如美国学者莫德尔斯基所言:“当世纪末临近的时刻,全球化正迫使人们重新思考‘政治共同体’的性质。的确,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是‘好的共同体’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注:[美]乔·莫德尔斯基:《世界政治学原理》,1972年英文版,第56页。)。这一挑战的实质是:主权可否让渡,让渡的界限在哪里,谁行使被让渡的权力,怎样保证国际社会行使让渡权力的公正性?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决定全球化的走向,决定人类在21世纪的命运。
第二,全球化在一定时期会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与矛盾
当代的全球化是在南北差距甚大、南北冲突尖锐的现实下进行的。尽管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与技术,借鉴发达国家的理论、经验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而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但囿于经济实力薄弱、综合国力不强,在国际事务中无足轻重,所以从当下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看,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并非福音,它们往往遭到不公正对待,甚至被伤害,成为全球化代价的主要承受者。具体而言,首先,全球化加剧了经济竞争,而在世界市场的全面竞争中,由于资源、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作用的相对下降,科学技术作用的高扬,发展中国家处于更加无力的地位,其必然结果是导致一段时间内南北差距的加大。其次,全球化凸现了国际组织等国际共同体的作用,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主要通过日益发展的国际组织进行,然而现有的国际组织,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中起重大协调作用的国际组织,大都为发达国家所控制。它们制定国际规划,建立国际制度,往往在客观上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利益,有利于巩固发达国家左右国际事务的权力和地位。当代贸易、金融、环境、人权等等领域都反映了这一特点,所以广大发展中国家才会感到压抑、不满,从而引发更多的矛盾与摩擦,导致国际社会不稳定。
第三,全球化增加了各国发展的脆弱性
全球化导致各国的相互依存,相互依存固然促进了不同民族、国家的互补、互助,但也产生了新的隐患。一国发生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波及他国及整个世界,防不胜防。这使得各国的发展战略、对外政策时常处于调整与应变之中,难免顾此失彼,从而影响国家既定目标的实现。此外,全球化加剧了全球性问题,要求各国对这些问题及时作出回应。然而全球问题相互缠结,异常复杂,解决起来难度极大,所以它们必然会制约各国的发展。
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挑战较为复杂。一方面,这种挑战波及所有国家,比如前文提及的对主权的侵蚀和导致发展的脆弱性;另一方面这种挑战及其所造成的代价,更多地指向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可能利用这种挑战为自身赢得更多利益。备受关注的国际干涉问题和南北差距加大的事实,集中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同地位与态度。对此,我们必须有更客观、冷静的分析,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总之,全球化是当代不争的事实。不管人们赞同还是反对,全球化都会按其自身逻辑向前推进,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全球化的内在依据,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导致的交通与通讯手段的历史性突破,它为全球化创造了超越时空约束的物质手段;二是市场经济向全球的扩展、辐射,它为全球化提供了永不衰竭的内在驱动力。全球化的真正本质是区别于个人、集团、阶级、民族、国家的人类本位,是以全球眼光看世界的全球意识。但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本质的展现总是与个人本位、群体本位、狭隘的国家与民族意识相伴。于是,全球化就表现为一种悖论,即一体化与分裂化、单一化与多样化、集中化与分散化、国际化与本地化的并存。(注:参见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4期。 )这个矛盾统一体给当代人类生活带来了正负两种效应,从而要求我们以辩证的思维加以分析、把握。面对全球化的历史性挑战,我们应当采取的基本态度是:其一,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更加自觉地把我国现代化事业置于世界舞台,在全球化中求生存,求发展;其二,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以博大的胸怀,理性的思考和审慎的对策推进全球化,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其三,充分发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积极介入国际机制的建构,努力协调好全球化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关系。当代世界是全球化世界,21世纪是全球化世纪,在审视现实和思索未来时,务必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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