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政党领军”模式的创立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中国论文,领军论文,模式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学界由研究黄埔建军而涉及“政党领军”问题的论著甚多，但从政治学、军制学，特别是从军政关系角度直接考察其创立、发展、特色作用者，数量不多且分歧甚大，亟需要发掘新的史料，进行深入探讨。
一、黄埔建军之路与“政党领军”模式的形成
自黄埔建军伊始，孙中山与国民党人在组建“党军”过程中创立了“以党领军”方式；国共两党分裂后，中共展开武装斗争，坚持实践“党指挥枪”原则并运行至今。国共两党所共同实践的由政党对于武装力量的统帅方式，即“政党领军”模式，是解决20世纪中国政治、军制，及军政关系诸问题的最主要的模式。
从军政关系角度（Civil-military relations）考察，在“政党领军”模式之中，武装力量应该发挥其固有的，即任何条件下都必须完成的职能的同时，还需要接受政党的领导与支配，完成由政党所赋予的、在特殊的社会形势之下所需要完成的军事与政治任务。
武装力量能够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参与、甚至控制社会政治，是古今中外历史上较为普遍的现象。在近现代中国的转型时期，现代军人曾发挥过“武昌起义”那样的正面作用，却又在民国建立后势力膨胀，以至于出现“北洋军阀”。不过从总体上比较，“北洋军阀”式的中国军人政治现象为时不长，即被日益发展的政党政治所取代，出现了在20世纪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党领军”模式。
“政党领军”模式在中国的创立，具有深厚的历史与社会基础。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治主义传统，从晚清改革到民国初建，又借鉴现代西方军制，整合军政关系，在传统基础上确立了约束军人参政权的法制规则。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钦准《结社集会律》，民国建立后的1912年8月10日《众议院议员选举法》，1913年袁世凯颁《大总统令》，1914年《治安警察条例》等等，这些法规都限制了现役陆海军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军人的结社组党等政治权力。
但清季与民初的政治革命、抗御外侮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提供了军权参政的机遇，大批军人参加革命直接介入政治，打破了国家言论结社法规及军纪所规定的军人不干政法则。无论南方北方，都有新的军事长官出任中央与地方各级行政长官，成长为民国政局的支配势力。尤其是北洋军事势力派控制了国家政权，被称为“北洋军阀”，导致民国政治秩序，即国家军政关系严重失衡。
“军阀”语境，毫无疑问是否定与批判性的。“军阀”话语的出现，表明了社会舆论对于军人政治反感加深。军事势力派在推翻满清帝制，反对复辟、维护共和等革命运动中曾做出正面贡献。但民国建立之后，在需要规范政治建设的进程中，军人在非常的变革时期所获取得的参政正当性遭受质疑。人们对“军阀”的批判，说明了在当时社会政治与政党势力的迅猛发展形势下，需要正确认识军队的社会地位，更需要在现实的政治革命过程中，使其在约束之中发挥健康的社会政治作用，这也是任何时代都需要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革命党人的南方根据地，军人走出了与北方不同的政治参与之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一反军人不干政之说，不仅动员新军参加了反对帝制的革命运动，又在民国建立、南北对峙的形势之下，动员军人加入革命党，或努力以革命理念造就“革命军人”以组织新型革命军队。
国民党人首先在广州地区推进了军人的党化工作，规定军人一律要入党：“凡军官、军佐以至军士皆须一律入国民党，若非国民党，即不得列名军籍。”[1]（p.183）按“革命党人”政治标准练就的革命化、政治化之军人与军队。
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打破了晚清及民国时期所规定的限制军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结社组党等政治权力的法规；这是与西方民主体制的基本原则——军人不干政及文官控制原则——不同的政治实践，并由此开创了前所未见的中国“政党领军”模式。
改造旧时军队一直是孙中山和南方党人长期关注的问题。戴季陶倡导过“科学的组织之革命军”，朱执信写过“兵的改造”、“军官的改业”等文章。孙中山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并饱经挫折，更深感建立一支本党所属军队的重要性，他曾总结说：“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2]（p.292）他强烈批判北洋系及南方军阀势力：“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3]（p.471）
孙中山在建军过程中，比较充分地研究过西方各国的政治与军事理论，更直接借鉴了苏俄的建军模式。1923年10月蒋介石带领孙逸仙代表团访苏，表现出了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政策调整，以及策略运用的灵活态度。苏共方面也相应地修订了对华以及对待国民党人的政策，孙逸仙代表团访苏无疑促成了双向的政治交流。蒋介石回国后毫不掩饰地写出了对苏俄不信任的报告，但对苏俄红军所实行的政治委员制度表示欣赏。孙中山接受蒋介石的考察报告，决定通过创办军校培训军事骨干，建立中国国民党所统率的新式军队，即“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用黄埔学生为骨干”[4]（p.170）。
蒋介石多次在公开演说中谈到他归国后推行这一制度的由来：“我们要先弄明白这个党军的来由。……所以我回国之后，就决定了，如果要使军队真个能为人民求自由安乐去打仗，真个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去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故此实行仿照这种方法去练我们的党军，现在我们的党军已经练成了，做到了。”[5]（pp.144～145）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校典礼，孙中山讲话强调了革命理论对于建军的指导作用：“军队之能不能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武器之精良不精良。”[6]（p.296）由胡汉民宣读《总理训词》，规定以三民主义为一切工作的指针：“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汪精卫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致辞，对孙中山组建军校的目的与党军关系理论作了解释：“本党创办此校，实欲合理与力为一致，办党者为理，办兵者为力。力以抵抗罪恶镇压反革命，补理之所不及，故党与兵实相依为命，兵出于党，无党即无兵，党赖于兵，无兵即无党。国建于党，无党即无国。往者吾党之失败，由于党自党，兵自兵，此后吾人万不可再蹈覆辙。”[7]（p.43）
孙中山自兼军校总理，主持制定了办校练军、建立党代表制和政治机关诸多决定，由廖仲恺任党代表，戴传贤为政治部主任。用黄埔学生为骨干编成教导队，组建扩编为直属国民党中央的军队，称为“党军”，1925年编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军”模式还推广于各路旧军，逐渐完成了南方革命阵营所属军队的革命改造，确立了革命党人的“政党领军”体制。
根据新的“政党领军”模式，制定了一套政治思想教育制度与军队的指挥体制。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明确强调军队属于党，全军必须为革命奋斗。如北伐时期总司令告全体将士书强调：“国民革命军乃党之所有，任何人不得而私也。”“政治工作为革命精神之所寄，其职责之所在，必相与努力，促其完成，不得轻视。此为革命军真正命脉之一，慎勿等闲视之。”[8]（p.210）
在党军及所属军队的组织与指挥体系方面，由黄埔军校发轫，“教导团成立初，团、营、连即有党代表之制度，旋即有党部之组织。盖军队本身组织严密，军队中之党部亦与普通党部不同。诚以军队随时移动，其党部应有特别之组织。军队中有军党部、师党部、团党部、连党部；至旅、营、排不设党部，盖期减少级数以便利指挥也。军中之特别党部直辖于中央，军中下级党部则归特别党部管辖”[13]（p.23）。
党代表及党部的权力甚大，按1925年初拟出《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要点：“第二条，党代表在军队中，为中国国民党之代表”；“第六条，党代表应推行党及政治势力于所属部队，并按上级党代表之意旨，指导其政治工作”；“第八条，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之权”；“第廿二条，一切命令及出发之公文，凡未经党代表之共同署名者，概不发生效力。”[7]（pp.139～142）
最早的军队党部是在黄埔军校成立的特别党部，它起到了实验与示范作用：“学校中之有党部自本校始，十三年七月六日本校举行特别区党部第一届执监委员选举会，结果蒋中正、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五人当选为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一人由蒋中正兼任，于是本校特别党部遂告成立。”[13]（p.17）军校特别党部的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十四年）“九月十三日举行选举第三届特别党部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大会，党员到会者1372人，推蒋校长为主席，选举邵力子、王柏龄、袁同畴……为本届执行委员。”[13]（p.21）
特别党部下属分部与小组，尤以党小组的建立，直接连结基层士兵，使党组织能够上下贯通，充分发挥作用力，表现了组织上的严密性质：“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本校特别党部通告选举各小组组长，三十日晚七时开党员大会选出各小组组长。十月二十二日特别党部并规定各小组组长任务……”[13]（p.21）
蒋介石及军中高层均十分重视军队基层组织的党小组建设。蒋介石曾致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强调党小组工作的重要性：“请兄对于第一师各团连小组多下工夫，并监督其实行，将来由第一师以推至各师，则党军名实或有相符之一日，而革命始有成功之望也。”[13]（p.24）蒋介石还强调：“请将此函摘要录登报端，使各官长知党之重要，而不至轻忽小组会议也。”[13]（p.24）
1926年1月4—19日国民党召开二全大会，在蒋介石作军事报告之后，袁同畴作党务报告，强调完善军中党组织：“敝校党部的组织就完全和军队的组织相符合，一班就是一个小组，一连就是一个队党部，队党部就统属于特别党部，其余如部处都设置直属小组，按其人数多少以定其小组的多少，平均而论每小组大概十四人左右。因为他每组的党员工作常在一块，所以易于开小组会议。”[13]（p.44）
“政党领军”模式最关键之点，在于党、军之间在组织上的统属关系。党军建军时首任教导团团长何应钦在北伐期间撰文，强调党军和军阀的区分不在于“纪律好”和“勇敢”等普通军队也必须具备的素质，而是具有四大特点：“一、党军是要使官兵有智识的；不是像军阀实行愚兵政策的。……二、党军的精神是刻苦牺牲；不是像军阀以升官发财相号召的。……三、党军绝无地盘观念；不是像军阀以占得好地盘收括民财为目的的。……四、党军是党的军队，不是像军阀视军队为私产的。”何应钦特别强调了第四点：“党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任何私人的军队。”[9]何应钦这一结论，从制度上分析了党、军的统属特点，他所作的理论表述，迄今仍具有值得重视的学理价值。
对于党军的政治与组织建设，国民党人不仅是付诸行动，且在革命行动中加以反复宣传，以最大限度收取对于军队及民众的动员效果。何应钦在另一篇文章中宣传孙中山的主义治军思想：“我们的军队，异于其他军队的特点，就是在有政治工作，军阀不许军人明了政治，只求兵士盲目的替他们做爪牙，替他们做走狗，我们的军队却不然……综言之，我们不是盲目地叫兵士去作战，而是告诉他们作战的理由，使他们自动的去作战。”[10]
该期《党军》还发表范熙绩的文章，对于“军阀政治”与国民党‘以党治军’体制作了比较：“可是中国的历来的政治，尤其是民国十六年来的政治，都是‘以军治政’，军是无较高的力量可以统治他的，在北洋系统下面，是以一人独裁去统治，一人独裁，高乎一切……这叫做‘军阀政治’。代替一人治军而及于政治的，只自国民党‘以党治军’‘以党治国’起。”[11]该文强调军人的党化与政治化对于完成革命具有重要意义：“兵士完全党化，是革命战争的基本工作，革命基础巩固的唯一条件。”[11]
党代表制及军中政治工作，对于提高军队战斗力发挥了重大作用，20世纪40年代的国军政工史稿指出：“军队政治工作，在创始时期，其工作特点，既无标语、传单，复无其他宣传小册，所有者‘与士兵同生活，共甘苦’的革命精神，与夫‘不贪财，不怕死，爱国家，爱百姓’的革命行动。……孙传芳谓：‘这一回江西战败，并不是战略战术的缺陷，最大原因就是革命的宣传力太强，他们处处都能得到民众的援助，而我们处处受民众的攻击，这是战败的最大原因’。”[12]（pp.22～23）
在国共合作时期，党军体制推行顺利、发展迅速；但国共分裂，国民党厉行清除中共党人政策，导致军校校务停顿，大批担任政工工作的中共党员及共青团员被清洗，党军体制遭受严重挫折。军校史稿记载：“李福林、黄绍雄由河南反攻，夺回广州，共产党败逃，在此时期校务无人负责，遂无形停顿，至十七年五月始得完全恢复。”[14]（p.190）
退台后，蒋介石作了总结：“据我的研究的结果，我们所以失败，第一在于制度没有建立，第二在于组织之不健全。”指出：“就制度言，我们所以失败，最重要的还有军队监察制度没有确立的结果。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从实施。……又由于政工人员的本身程度的低落，对于主义的认识不够，于是官兵皆缺乏政治训练，对于作战就是意志薄弱，战斗精神完全丧失，尤其对民众则不知爱护联系，甚至恣意骚扰，以至军风纪荡然无存，这种没有灵魂的军队，自然非走上失败的道路不可。”[15]（p.4）
尽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遭受严重挫折，其历史的存在却不容置疑。台湾学者指出：“这一党代表制度，因国共两党分裂而实行不久便被取消，继之而起的政治部制度与政训处制度，却也多少保存了一部分‘以政驭军’的精神。”[16]（p.436）国军在政党领军道路上的挫折与反复，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军政关系的曲折演变；也深刻地反映出，革命党人开创的党军体制，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
二、中共的党枪原则及其对“政党领军”模式的巩固与发展
在国民党军队政治工作及其党军体制遭受挫折之际，政党领军模式却由中共党人继承，并加以补充、发展和完善，终于形成比国民党的党军体制更加彻底的“政党领军”体制。毛泽东对此有明确的结论：“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是继承了这制度而加以发展的。”[18]（p.351）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曾评价中共党军制度的建设与作用：“说到匪情研究，你们知道共匪的政工长技是怎样的吗？我可以说，大陆戡乱战争失败，不是军事作战的失败，主要的还是军队政工的失败，反过来说，那亦就是共匪军队政工发挥了它的邪恶作用。匪的军队政工真正邪恶根源之所在，乃在于它的所谓‘群众路线’和‘基本干部’这两点上面。”[17]（p.772）他强调：“匪从来都是强调以党领军，最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17]（p.777）这实际是对中共党军制度建设成就给予了承认。
自南昌起义开始，中共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便直接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及政治部设置等制度。由曾主持过黄埔军校政治工作的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各部队在军、师级设置了党代表，建立了党委，各团建立了党总支或党支部，有的连队也建立了党支部。政治工作人员除参与军事指挥之外，还担负行军作战中的思想动员、宣传教育工作。在思想理论方面，中共指斥国民党蒋介石为“新军阀”，在军内也提出“反对军阀主义”。通过这种反对“军阀”的理论宣传与组织整顿，强化党对于军队的政治领导以达成党的政治目标。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潮汕地区遭受失败，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境。为了保存和发展力量，于1927年10月至11月，先后对部队进行了天心圩、大庾、上堡整训，史称“赣南三整”。整编的主要办法，按朱德的回忆：“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19]（p.394）粟裕的回忆说：“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20]（p.116）同时进行前途及革命意义的教育，强调纪律，要求部队学会做群众工作等等，中心是强化部队的政治工作。
较“赣南三整”稍早一些，有毛泽东领导的“三湾改编”。1927年9月11日秋收起义发动，受挫后转移，总指挥卢德铭（原第四军独立团营长、后任武汉政府警卫团团长）9月24日牺牲，9月29日毛泽东率余部（内含武汉政府警卫团一部）在江西水新县三湾村进行整编。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继续保持并强化党组织建设，决定班、排建立党小组，连设党支部，营、团设党委，并在连、营、团设置了党代表。由党代表担任党支部或党委书记，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三湾改编及其支部建在连上等措施，由于其组织工作的完善彻底，成为中共党史所确认的军队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基本范式。
中共在发展发展本党所属武装力量的初期，几乎同时有了毛泽东“三湾改编”和朱德“赣南三整”。这两大整编是中共在十分不利的战争条件下进行的，其目的是既要发展所属武装力量，保障军队战斗力充分发挥，又要对军事力量实施政治控制，约束军人的政治地位。这是中共党军关系建设，也是20世纪中国军政关系演变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朱毛会师之后，这两大整编所创造的实践经验，在井冈山的武装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发展，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制度和办法，推行于后来的红军部队。周恩来曾在当时从中央领导角度，特别地肯定了朱、毛在井冈山的经验，并向各苏区推荐：“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每连建立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乎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人说，这样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21]（p.16）
值得对比考察的是，中共党人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强化“以党领军”体制，不仅是起义部队对于国民革命军编制的直接沿袭，更是明确借鉴了国民革命军因为“清党”而使军中党组织与政工制度陷于半瘫痪的教训。毛泽东注意到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差异及其对战斗力的影响，他比较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基于这样的判断，毛泽东要求的发展比例是党员占半数：“现在红军中党员和非党员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22]（p.30）
红军的政治工作也是在不断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逐步推进的。1929年的古田会议，就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规定，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实行以党领军原则：“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22]（pp.86～87）
决议规定了党组织在军中发展原则，特别重视连党支部与班党小组的建设：“一、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亦不应忽视。二、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海班不能建立一个小组时，则暂以排为单位建设小组，而把组员有计划的分配到各班，但须明白这是过渡的方法。三、红军原有的小组编制法，即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的法子，是很对的。”[22]（pp.96～97）
古田会议决议的产生不是孤立的现象。中共党军关系建设，集合了党内军政各方面人物的思想与经验；它有红军前期工作经验的总结，也包含了国民党军队的教训。古田会议之前，由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制定、陈毅参与起草的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同时强调要同国民党的党军划清界限：“组织系统与编制。红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号召，目前是可以的，但到了各苏维埃区域扩大时，则必须召集各地苏维埃代表会成立几省边境苏维埃政权，公开指挥红军，免除党军的毛病，更可以使群众认识红军是自己的阶级军队。”[34]（pp.29～43）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指示信”与毛泽东的“古田会议决议”，是决定红军建军指导思想原则的最重要两份文件。
如前述黄埔军校时期，校长蒋介石曾写信与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强调不要轻忽党小组工作：“恩来吾兄鉴：…先把第一师各团党部整顿起来。”而周恩来及时地解决了问题，“乃于次日通告第一师诸同志工作办法之规定如下”（共12条）：“1.各连队党部每星期必须依章开会，党代表及常务委员须负全责；2.各连队党部小组每星期至少须开会两次，每次以一小时或一时半为限，党代表须亲往参加会议，执行委员须轮流参加；……4.小组会议报告，组长须负全责；……12.师部团部营部各小组其办法与党部小组同。”[13]（pp.24、25）
从这一段历史，不仅可以看到国民党人蒋介石十分重视政治工作，也反映出周恩来在中共军队政治工作之中，充分运用了黄埔时期的经验。周恩来直接参与了国、共两党军队政治工作实践，从而对“政党领军”模式的理论表述、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多个领域，作出了具有先驱意义的巨大贡献。由于周恩来的传奇经历及其卓越建树，日本学者川岛弘三评价自黄埔建军时期开始，周恩来即是军队政治工作“第一流的人物”[23]（p.25）。
红军时期形成的政治建军原则，在中共后来的各时期得到全面的贯彻和发展。1937年“七七事变”后，举国抗击日本入侵，8月，中共中央举行洛川会议，决定组成11人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8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分会（后改称华北军委分会），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
根据抗战形势下的新形势，中共曾采取了相应措施以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如红军改编时，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取消政治委员，实行单一首长制，乃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之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代替以前的政治委员制度，但也强调军政委员会是党的组织，它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及党的工作，并向中央或上级军政委员会负责。不到两个月，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22日决定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先后任命了八路军各师，旅政治委员，并撤消各级政训处，恢复了师、旅政治部和团政治处等，以保证党对于所属军队的绝对领导。
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对于分散各根据地的军队的政治领导，没有丝毫的放松。1938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共产党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涛），但要争党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毛泽东极简洁地强调并规定了中共的党与军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8]（pp.511～512）这一简明论点，成为后来人们对中共党军关系原则的最简明的概括：“党枪关系”，或将这一原则指导下的实践体制简称为“党枪体制”。这一用法同国民党的“党军体制”有了明确区分。
中共实施政党领军的“党枪原则”，切实保障了中共军队战斗力的发挥。在抗战初期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后，中共武装力量以4万余人之数，在严酷的日本占领地区迅速发展，到抗战胜利时已拥有120万军队；更在抗战胜利之后短短数年之间，打败了数量庞大但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军队，夺取了全国政权。
所以，由国民党党军体制发轫的“以党领军”模式，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相当成就也遭受了顿挫；而中共实践的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所领导的、并获得绝大成功的“党枪原则”，终于将“政党领军”模式发展完善，使成为独具特色的军政关系模式，并从根本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与军事发展走向。
三、“政党领军”模式发展原因及其地位作用
通过以上客观考察“政党领军”模式的源流发展，可知20世纪20年代通过黄埔建军而创立，经由国共两党所共同实践的“政党领军”模式，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根源的历史性转变；政党领军模式，对于20世纪中国的政治革命与军事发展，均发挥了伟大而全面的历史性作用。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第一，“政党领军”为中国现代军事力量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南方革命党人通过黄埔建军组建了党军、又以“政党领军”为原则改造党人领有的各地方军队，进而编组国民革命军。以党军为核心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之际不足10万人，短短数年间，便打倒了北洋军人政权，完成了全国行政统一。所属军队逐步地推进了现代化建设，到1937年全面抗战前夕，按毛泽东所说，国民党已经建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一支现代武装力量。中共武装力量在独立的武装斗争道路上，坚持“政党领军”原则，取得了更为显著的发展。
第二，通过建立了跨地域的政党军队，成功地消除混乱割据，完成国家统一并建设国家军队。晚清国力衰微，内外矛盾交逼，战乱频仍，国家经制兵八旗绿营名存实亡。在袁世凯“新建陆军”、张之洞“自强军”基础上编组新军，重建国家军队，却一直未能完成全国武装力量的根本统一。国民革命军的组建，解决了这一问题，“以党领军”模式，保障了革命党人战胜无“主义”指导的北方军事势力派。
国共两党军队都先后完成过全国统一的任务，实现了党的军队与国家军队合而为一。这显示出，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了革命党的军队，就是有了中央化、国家化的军队。这就是国共两党的“党军体制”及“党枪原则”的具体实践，以及“政党领军”模式的核心意义。所以毛泽东作出宏观性比较的结论，指出中国的现代国家军队建设，第一步是北洋新军，第二步就是黄埔军，第三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坚持文人制军、梳理军政关系。国民党人将党军制度推行于国民党所统率的各路旧军和新平定的地域，这种军政关系的改革为中国的政治军事格局带来了新气象。孙中山的“党军理论”本源于西方民主主义的兵权从政式的政军关系原则，但没有完全照搬西方式“军人不干政”理论，而是在革命条件下实践军人及军队的政治化与政党化。中国共产党走上武装斗争道路并成功夺取政权，也采行并强化、完善了这一体制。故自黄埔建军伊始，开创了同西方“文官控制”有所区别、然又本质相通的政党制军模式，它保障了近现代中国军政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平衡恢复。党军体制是20世纪中国富有特色的军政关系形态。
第四，开拓出了20世纪中国军政关系的合乎历史规律的演变轨迹。即经由晚清文职督抚大员包揽军政大权的督抚专政，再经过辛亥革命后短暂的军权独大的都督体制，发展为北京政府时期军人政治型的督军专政，最后实现了政党的“文官控制”——党军体制的演变进程。尽管北伐之后的党军关系有十分曲折的反复变化，国民革命军的党组织与政工制度倒退，但国民党对于军队的掌握是牢固的，党军体制在总体上确立并继续保持下去。而中共在武装斗争开展过程中，稳定地推进党枪原则，成功地建设了比较国民党更为完善健全的“以党领军”模式。从历史的长过程来看，这一进程表现了中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周期性的军政关系演变，即以传统文治主义为基点，经过转变失衡与发展平衡的历史性过渡，实现了适用于过渡时代的现代性文官控制。
综合言之，有关“政党领军”模式的创立及其历史作用诸问题研究，在中国大陆方面，过去较长时期，为现实政治的应用服务超越了客观学理研究，多强调毛泽东的个人贡献，或强调中共的独创性，没有关注黄埔建军的开创意义。在西方与台湾学者之间，研究方法多样，尤值得重视的，是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运用西方“文官控制”等政治理论，对“政党领军”体制进行比较研究，值得借鉴，笔者意当另文再作探讨。
本文需要强调的是，20世纪中国的“政党领军”的实现过程，是军人阶层从自主介入革命即“无限参与”政治方式，转变为接受政党领导、完成指定性任务，即“有限参与”政治方式的过程。中国的“北洋军阀”式军人政治曾在过渡时代的周期转型中涌现出来，完成了历史的必然使命，但最终是“政党领军”模式，完成了过渡时代整合军政关系的决定性贡献，成长为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架构的富有特色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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