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有梦——外研社发展历程对中国出版业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业论文,中国论文,发展历程论文,红楼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活字印刷术的发源地，我们已经为此骄傲了将近2000年，中国现有13亿人口，即使最粗略的估计，中国的读者人数也远远超过美、英、德三国的人口总数，但遗憾的是，我们却与世界出版强国的称谓无缘。统计数字表明，我们全国所有出版社的销售额加在一起还不及德国的贝塔斯曼集团一家多。当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之后，聚焦中国的出版业，记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同国际出版业的差距能否转变为发展的潜力？
国际化的滋味有点儿甜
在北京的西三环北路上有一座造型别致的建筑，建成之后即被评为“北京市90年代十大建筑”和“中国出版第一楼”。因为这座楼通体为深沉的砖红色，所以又被人称为“红楼”。对于熙来攘往的过客，吸引他们目光的不止是红楼本身，还有迎面的墙上嵌着的“外研社”三个醒目的大字。
在国外出版业同行的眼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研社）是中国出版业一个叫得响的品牌。英国的出版商协会如果到中国考察、访问或是洽谈项目，首先会找外研社了解相关情况，而英国国内的出版界人士如果到出版商协会咨询有关中国出版业的相关情况时，一定会得到这样的答复：“请同北京外研社的社长李朋义先生联络，他一定会为您提供热情的服务和满意的帮助”。于是，“外研社”三个字在海外不但是令人信得过的品牌，李朋义社长也成了国外出版商在北京的义务导游。
在国内市场上，外研社不但被业内人士称为出版界90年代崛起的一匹“黑马”，而且其产品广受读者爱戴，2001年外研社实现了6个亿的销售码洋（码洋为总册数乘以总定价），这还不包括其下属企业近1个亿的销售收入。这不俗的业绩在令同行瞠目的同时，李朋义社长则告诉记者，外研社的目标是：到2005年，销售码洋达到10亿元（一年增长一个亿），教育产业、文化产业的产值达到2亿元，集团利润每年2亿元。此外，外研社一个投资3亿元，占地近100亩的生产、储运、物流、培训基地将于2003年底投入使用，而另一个投资10亿～15亿元的英语城已经在规划之中。简简单单的几句话，李朋义已经勾画出了一个让人心动的传媒集团的轮廓。记者注意到，根据WTO相关条款，2005年，也正是图书零售业的保护期解冻的日子。
1999年，美国出版周刊的一位女记者慕名前往外研社采访，采访结束之后她深有感触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外研社是中国出版业改革的一个缩影”。
距离2002年的农历新年只有4天之时，本报记者走进了外研社那座令人悦目的红楼，带着并不轻松的话题和一连串的问号，很渴望在这座充满希望的红楼中找到满意的答案。
在中国出版界，外研社社长李朋义是为数不多的既熟知出版、发行业务，又在国外取得硕士学位并有着多年的对外交流与合作经验，懂经营、会管理的国际化人才。谈话一开始他首先告诉记者，他刚刚卸掉兼任了7年的总编辑担子，外研社新任命了一个总编辑和一个常务副社长并进行了力度不小的调整，原因很简单，他说因为“外研社要做大”。与国际接轨，除了规则，更重要的就是实力，否则，即使在同一个规则之下，实力的悬殊带来的依旧不会是平等的竞争。李朋义当然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希望外研社在未来走一条立体出版格局的路子，他的目标就是走一条国际化传媒集团的路。贝塔斯曼这样的传媒巨头正是从国际化经营中尝到了巨大的甜头。
尽管国际化的历程对于中国的出版业来说还只是一小步，但是作为开展国际合作最早、合作项目最多、合作量最大的国内出版社，外研社也已经尝到了比同行更多的甜头，学到了更多的东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在80年代初，中国还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时，外研社就按照国际规则，花钱买版权，履行了相应的版权义务。尽管，用李朋义的话说：“那时付给版权所有人的钱虽然是人民币，而且少之又少，但却使外研社从一开始就立下了按规则办事的好传统，也为外研社日后在国际市场的良好信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国内的老牌出版社相比，只有22年社龄的外研社只能被称作是晚辈，但是靠两、三间平房、30万元借款起家的外研社能够后来居上，自然有其过人之处和独特之处。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下属出版社，外研社一成立就处在夹缝之中，在它的前面既有老牌的外语出版社，也有老牌的教育出版社，还有老牌的文艺出版社，而外研社却靠着胜人一筹的选题策划，借助国际化的翅膀，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出版市场挤出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抢得了令同行眼热的市场份额。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市场闯出了具有一定知名度和信誉的品牌。
仔细研究一下，外研社的做法并不神秘，但却实在值得我们的出版界深思。90年代初期，外研社的一位编辑带着上万份读者调查表走访了近百家书店、图书馆和学校，经过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国的书店此前从未发行过英语原版名著，国内也没有一家出版社成批出版过这类图书，而高等院校和图书馆的这类藏书一直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于是外研社就率先出版了《简爱》、《傲慢与偏见》等10种英文原版文学名著，各印了15万册投石问路，第一版15万册上市3个月之后即告罄，此后再版各5万册，50万册一年内售完。在此基础上，外研社大规模组织出版了一套“90年代英语系列丛书”，共100种，曾于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占领了国内英语市场80%的份额，销售800多万册，为刚起家的外研社赢得了千万元的利润。
而年平均销售100万册，每年带来数百万元利润的《新概念英语》则是外研社成功的另一个例子。该书从1967年到1995年已经风行了28年，其间24年未正式授权，各种版本漫天飞。在这样的情况下，外研社盛情邀请该书的作者亚历山大来中国各地讲学，并力促他和中国专家合作修订出版了更适合中国读者的新编《新概念英语》，这次成功的合作又一次为外研社赢得了良好的国际信誉和持续不斐的经济效益。用李朋义的话说：“外研社一是舍得花重金购买重大项目的版权，二是注重对作品的定期修订、重新整合，确保其市场的领先地位。因为精品选题除了靠精心策划外，还要通过创新才能保持生命力。三是与国外著名的出版机构共同策划选题，进行实力联姻，这种新型的国际合作模式极大拓宽了选题空间和出版空间，才可能产生精品”。在对外合作中，外研社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在政治上违背中国国情的选题不做，在文化上不符合中国文化习惯的一定删改，在经济上力争双赢。成功而诚信的合作使得全球著名的牛津、剑桥、朗文等出版机构已经成为外研社的“铁杆”合作伙伴。
根据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对2000年我国图书市场的调查分析，2000年我国有400多家出版社出版英语图书，外研社全年经销品种在1000种以上，居同类出版社首位；在全国畅销的前100种图书中，外研社占据了63种。现在，外研社已经成为我国出版外语语种最多、规模最大的外语出版机构，并在1995年被教育部评为“先进高校出版社”，1998年被中宣部、新闻出版署评为“全国优秀出版社”。
如今，当国内众多出版社在为选题进行拼搏、撕杀之时，外研社却是风景这边独好，对于出版界的同行，外研社的做法不失为一种启示。当众多寻求合作之手从国外伸向外研社时，李朋义的感受是：“国际化的滋味有点儿甜”。
人才意味着市场
李朋义本人被称为中国出版界具有开拓精神的国际化人才，而他在外研社20多年的工作经历又让他深刻体味到了人才的重要性。一个受过正规教育的硕士和博士可以成为一个高水平的好编辑，但却并非人人都能成为出色的传媒经理人、营销人才和选题策划人才。鉴于此，外研社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人才结构的合理化建设，除了把社内优秀的本科生培养成硕士生，把优秀的硕士生培养成博士生，还有计划地每年选派优秀人才到国外攻读出版学、语言学、编辑学、词典学，目前已经拥有自己的儿童心理学专家、基础教育专家、词典专家和测试专家队伍，还拥有一批高级工商管理人才、财务、法律和计算机人才。在外研社，从内部管理、市场营销到对外交流与合作，一切都在规范有序中进行，前提必须是在超前的思维和创新的背景下规范作业。
最值得一提的是，外研社不但注重为自己培养人才，还出资为别人培养人才。这在国内出版业是绝无仅有的。李朋义告诉记者，外研社有一个着眼于终身教育的全面解决方案，不仅从事全方位的教育出版，还包括对学习者提供售后服务及对学习过程的关注。迄今为止的3年时间里，外研社已经出资4500万元，在全国范围免费培训了大、中、小学英语教师3万人次。在培训英语教师的同时，外研社籍此也推广了新的教育理念和新的英语教材，对于在日后的教学中使用新教材的全体英语教师，外研社免费进行数年的培训。外研社由此获得的收益是，该社推出的《新编大学英语》被全国800多所大学的80多万人使用，发行码洋超过了1.5亿元。通过这项活动，外研社从过去单纯依靠书店卖书，转而直接把产品展示给校长和老师，让他们亲自接纳、信任自己的产品。谁能否认这是更高层次上的市场营销理念和更贴近市场的一种高级的营销手段呢？
当中国的脚步迈进WTO之门时，外研社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品牌和一座2000平方米被称为“中国出版第一楼”的办公大楼，拥有一个即将投入使用的投资3亿元、占地近100亩的培训基地，拥有一个经教育部授权的网络学院，还有一个投资10亿元的英语城已经在规划之中。李朋义说，他有一个梦，一个强大的传媒集团梦。外研社不是贝塔斯曼，但是有谁敢说，将来有一天，在世界著名的传媒集团中不会出现一个中国传媒集团的名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