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前的共识与歧见———九六一年北京会议、庐山会议若干议题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庐山论文,歧见论文,会议论文,会前论文,述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2)-06-0017-10
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以对“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①及其所蕴涵的“变局”②为学术界所关注。实际上，这个“初步总结”从1961年五六月间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北京会议)就开始了。在会议分组讨论中，党内民主、人民民主、阶级斗争扩大化成为关注重点，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初现端倪。刘少奇对粮食问题的分析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③的判断，凸显了困难成因及农轻重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得到邓小平的认同④。八九月间的庐山中央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庐山会议)确定了重工业“高指标”坚决退够的政策。毛泽东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一九六一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天向上。”⑤但各地粮食严重短缺的现实表明，最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不充分认识困难就不能正确制定调整任务的目标。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刘少奇重提“三分天灾，七分人祸”⑥。随后召开的西楼会议及5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正视困难，确定了“伤筋动骨”调整的方针，由此形成“大刀阔斧”全面调整的局面。正由于对形势判断及应对措施的歧见，“变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北京会议对“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北京会议是在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领导人带头检讨“大跃进”运动以来缺点错误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进入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已接近半瘫痪状态，然而中央对困难成因的判断依然未切准脉搏。1961年1月1日，中央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这份报告夸大“敌情”，把粮食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咎为坏人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中央肯定这份报告，要求全国三类社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反对“走过场”⑦。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⑧。但是，“大跃进”运动的重挫是一剂使人清醒的猛药。在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第二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问到“大跃进”的口号在1961年还能不能提时，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没提‘大跃进’，是提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⑨毛泽东没有对此提出异议。1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⑩。4月25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提出了在北京会议中所应当完成的任务，即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顿“五风”(11)。会议通知下发后，中央和各省、市、区负责人按照通知要求，纷纷到农村做调查(12)。从年初到北京会议召开之前，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人们的头脑也随之逐渐冷静下来。
毛泽东在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作出“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的判断，并坦率地为这几年工农业“高指标”承担了责任。他认为责任就在于调查研究少了，而且责备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13)。毛泽东还反思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没有坚持反“左”，他感叹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14)。刘少奇反思的重点是1959年的继续“大跃进”，他认为：“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钢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15)在如何分析缺点错误的问题上，邓小平也突破了毛泽东关于“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定论(16)。中央领导人承认“大跃进”运动中有缺点错误，这就为北京会议初步总结经验教训开了好头。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针对粮食短缺的局面，提出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
会议期间，毛泽东共有四次讲话。前三次(5月21日、23日，6月8日)是他同各中央局同志的谈话，主要讲退赔问题。毛泽东批评说：这几年我们政策执行得不好，我们不退赔，就要被打倒(17)。他开诚布公地说：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要受惩罚，要检讨。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主要是中央和我负责，我负主要责任，这些话应在三级干部会议上讲。搞钢铁我也是满腔热情，劲头也大，北戴河会议也很有点来头。你们在座的，大区的同志，如果四六开，你们也有四成吧！我这话一直讲它几年，你们做好了，听厌了，我不讲了。(18)毛泽东对“高指标”、“高征购”的批评相当严厉，并为此承担了主要责任。但“高指标”、“高征购”背后的原因，他没有过多涉及。
由于前期调查研究接触了实际，分组讨论中许多同志的发言触及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其中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成为热议的问题，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背后的制度性因素也初现端倪。
一些同志提出，“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为什么两次刮‘共产风’，今后如何能够不再刮？”关键是要保证有“人民内部的民主”和“党内民主”。“1957年以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都是必要的。但因此而发生的副作用，是一部分同志只强调集中，只强调纪律，只强调统一意志，忽视民主，忽视自由，忽视心情舒畅、生动活泼。‘宁左勿右’成为一个时期事实上存在的风气。要用长期的工作，耐心地来改变这个风气，还要定出一定制度出来，才能保证不再刮‘共产风’。”有人说：“几年来，不仅是下边，在县以上拔白旗、反右倾，处分了很多人。党内是非不清，干部谨小慎微，互存戒心，有的干部说‘这几年是在敌我分界线上工作’，上下不通气，关系很不正常。”(19)有人批评说：“党内民主生活，这几年是有削弱。说是政治挂帅，不少地方成了书记个人决定问题，特别是第一书记不点头，什么事都不能办。党的政策、重大问题，却很少集体讨论，这实际上是没有政治挂帅”。“党内民主生活是个大事，要进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不然，整了风，没有正常的民主生活，没有个制度，也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20)
联系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一些同志还反思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斗争扩大化问题。有人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庐山会议期间和以后，全党范围内的主要倾向不一定到处都是右的。特别是把反右倾的口号扩大到工农群众中去，影响更大……作为全党、全国范围来讲，当时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左’，而不是右。”有人说：“庐山会议之后，我们在农村中来了个反右倾斗争，来了个公共食堂万岁，来了几个大办，现在看来，这和当时农村实际情况是背道而驰的，以致造成了1959年冬和1960年春的严重情况”，“去年北戴河会议强调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这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对国内的经济工作提出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甚至使经济工作不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其后果证明是不好的。1958年下半年，指标过高、政策过左、党内斗争过火、下面说假话，是上面高指标、瞎指挥、命令风造成的。”有人认为：“我们在传达庐山会议的时候，把其(指彭德怀等人——引者注)与当时一些具体工作中的问题联系起来了，食堂问题、大办钢铁问题、指标高低问题，把对这些具体工作的看法，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据，这就压抑了党内民主，从此具体政策、具体工作的不同意见就不容易听到了。上下不大通气，发扬党内民主，必须从分清是非和平反做起。”也有人提出：“党内风气值得研究，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人头脑都是不清醒的”。“今后对于少数反面意见应该加以保护，这样才可能有争论，只有争论才能发展真理，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没有争论，并没有好处。”(21)有人从阶级斗争扩大化对工矿企业的影响指出：“兰州的厂子最乱，许多厂子的机械设备破损严重，事故很多，不能正常生产。这是由于上层建筑影响生产关系，又影响生产力。在中央直属的大企业中，有八个厂子被整成是‘反党集团’，统统拉去劳教。现在看来，没有一个够得上‘反党集团’。”有人提出：“王任重同志给主席的信中说‘有些地方病人、死人并不是由于敌人破坏’，这句话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现在有些地方看到死人，就笼统地说民主革命不彻底，因此工作组下去不去调查真实原因，而单纯去找漏划地、富。这种调查方法就一定要犯错误。”(22)有人强调：“现在文风之坏，不可容忍。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毛泽东思想，正确的东西说成资产阶级思想，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在践踏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以后不许乱用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子。”(23)
从上述发言可见，1958年以后引发“共产风”的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以及瞎指挥、命令风是伴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党内外日益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决策上的独断专行而发展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既阻塞了党内外民主的言路，也成为决策上独断专行的保护伞。宁“左”勿右，动辄以“革命”的名义，不仅窒息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也助长了一些人滥用“毛泽东思想”作为干荒唐事的借口。邓小平后来反思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4)这是对“大跃进”以来经验教训的重要诠释。
5月31日，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更透彻地分析了“大跃进”的严重困难及成因。第一，中央应对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负责。刘少奇说：现在各方面的矛盾“都集中表现在粮食上”，问题“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这就造成“工农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农业“高指标、高征购”、工业“高指标”，“这是从中央起要负起责任的”。第二，困难成因主要是“人祸”。刘少奇说：“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第三，警惕有发生路线错误的危险。刘少奇说：“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25)刘少奇的话，分量很重；“七分人祸”，中央难脱其责。在中央应负的责任中，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是重点，这就把对“大跃进”以来缺点错误的反思上升到中央决策层面，这无疑也是“七分人祸”的症结所在。当时的情况是，国家粮食库存越来越少，城市粮食供应越来越紧张，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如果再孤立保钢，就会出现“溃退”了，也就会有发生路线错误的危险。
同日，周恩来在会议上作《关于粮食问题及压缩城市人口》的报告，提出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从城市压缩人口下乡。他强调：“现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速度上。为了协调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必须放慢建设速度。”(26)邓小平也在同日会议上讲话说：“究竟是天灾，还是由于人祸？少奇同志也说过，在一些地区恐怕我们工作上(包括若干政策)的毛病是主要的，天灾不是主要的。从粮食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农轻重问题，是重工业速度问题。”(27)从粮食短缺窥见重工业速度，邓小平寥寥几句便抓住了刘少奇所说“七分人祸”的重点。这些意见表明，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问题发生在基层，根子还是在中央决策层，关键在于重工业“高指标”和发展速度。循着这样的思路寻找解决困难的办法，首先是把居高不下的重工业“高指标”降下来；其次是把城镇人口减下来，这是走出“大跃进”困境的唯一出路。这次会议调整的结果：煤由原来的4.36亿吨减到3.13亿吨，钢由原来的1845万吨减到1000万至1100万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仍然认为这个钢指标过高，并提出重工业一定要“退够”的建议(28)，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赞成再度调整指标。毛泽东在李富春发言时插话说：退得够，这样好。无非是外国人骂，说中国人不行。不退，你有什么办法？(29)
会议于6月12日上午结束。毛泽东发表讲话，再次对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作出反省，但仍坚持关于彭、黄、张、周错误的决议是正确的。他认为“共产风”发生的原因：一是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二是“五个大办”(即大办水利、大办文教、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毛泽东认为“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他通过总结经验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教育干部”的问题(这篇讲话在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的时候，篇名就叫做《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从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看，简单地从“教育干部”方面“总结经验”，有些不那么让人服气。但“教育干部”对“五风”盛行的地区的确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毛泽东认为：在座的都是先生，“我们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则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首先要教育这三级干部。”(30)毛泽东建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时间在8月。他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1959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他决定二上庐山，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3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32)但笔者认为，用此句话来概括北京会议也很合适，七千人大会则应该用“进一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来评价可能更恰当一些。历史地看，北京会议分组讨论中热议的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阶级斗争扩大化，抓住了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刘少奇关于“七分人祸”的判断，锁定重工业“高指标”和发展速度，抓住了困难成因的关键和中央应负的责任。七千人大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正是在这两方面基础上的进一步展开和延伸。
二、庐山会议的具体“退”与抽象“进”
邓小平主持了庐山会议的筹备工作，当时的主要矛盾是粮食短缺，降低重工业“高指标”是突破口。为了保证这项调整更符合实际，他专程赴东北调研保证鞍钢冶炼设备开工2/3的措施问题。邓小平在听取宋任穷汇报后指出：“以钢为代表的重工业，产量从一千八百万吨减到一千万吨是个限度。保鞍钢是个战略问题，保鞍钢三分之二生产能力是个界限”。“现在讲农轻重，‘农、轻’是上，‘重’是下。要保证逐步地上，逐步地下。过去是‘重’一马当先，现在不要又在另一方面过分突出，要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33)但受原料、燃料的限制，全国工业生产形势仍呈下滑趋势，钢产量指标只完成了45%。中央书记处听取国家计委1962年计划控制数字的汇报时，邓小平批评说：“去年钢完成了1840万吨，还是一马当先，影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今年又是高指标，1800多万吨钢，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还是影响八字方针的贯彻。”他指示：“要确实贯彻八字方针(34)。李富春提出：“如果今明两年内，大家还是追指标、追项目，不退下来调整，就要犯错误。”(35)周恩来也赞同要“坚决退够”，他说：现在“要讲不大好的形势，对工业、城市问题，应吸取深刻的教训”，“不能老是追求数字，瞎指挥，如果再不意识到就要负更大的责任”(36)。
庐山会议从1961年8月23日开到9月16日，一共开了25天。粮食问题是主要议程。但解决粮食问题的首要环节，仍然是重工业“高指标”问题。
8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安排会议议程。毛泽东用了三个“不甚了了”来形容经过大挫折后对搞社会主义“没有把握”的心态。他说：“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37)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主义是按照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建立和发展的。1953年国家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第一个五年计划将国家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基本建设，其中的88.8%用于重工业建设(38)。这在客观上要求全体人民不能不节衣缩食，有人呼吁政府“施仁政”，毛泽东曾以“大仁政”回应，所谓“大仁政”就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39)。但三年“大跃进”运动中，重工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32.3%，第一个五年只有18%；钢产量平均每年增加444万吨，第一个五年平均每年只增加80万吨；煤产量平均每年增加9045万吨，第一个五年平均每年只增加1285万吨”(40)。虽然这个统计数字是庐山会议作为“大跃进”成绩提出来的，但李富春仍旧反思说：“三年的工业平均发展速度是44%，但是大跃进到什么程度值得从工农业水平研究，我们的问题是缺乏从实际出发，到底和应当快多少，没有解决。到1960年下半年才真正认识到农业是短腿，工业是长腿。”(41)重工业计划指标要以农业能够为城镇提供的商品粮为基础，这是“大跃进”血的代价换来的教训。
李富春承担了重工业“高指标”的主要责任。9月2日，他在庐山会议上作《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回顾了三年“大跃进”发展的三个阶段，对经验教训作了全面梳理。他认为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主要发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到1960年北戴河会议这段时间。他说：1960年定了“以1840万吨钢为纲的工业生产指标，并提出了‘开门红’、‘满堂红’、‘第二本账’，基本战线拉得更长。1960年计划内和计划外基本建设投资为384亿元，比任何一年都大得多。到去年第四季度，仍孤立保钢，使各方面都绷得很紧，这就加重了国民经济的不平衡”。李富春提出：“这几年计划指标过高，国家计委，特别是我应负主要责任”。他再次提出，重工业“高指标”，“要退下来才能调整，要退够才能调整”。(42)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赞成李富春的意见，认为“只有退够，调整好比例关系，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43)。
在重工业“高指标”退够的问题上，中央领导层已经达成共识。但在对形势分析和困难成因问题上还存在分歧。毛泽东在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就作出了“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的判断。然而在庐山会议的分组讨论中，各地直陈粮食供求关系的紧张状况，则说明即使对重工业“高指标”进行大调整，经济形势也不会立即好起来，“特别是城市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44)。从省以下的情况看，都在考虑如何使农民多吃点，农业恢复点，对于城市想得少了(45)。因此，中央在庐山会议上确定第四季度上调的32亿斤粮食也是困难重重。
在庐山会议的分组讨论中，有人提出：“当前粮食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矛盾。”面对征粮任务，省级领导们各有苦衷。河南“今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广西今年不但遭受自然灾害，还加上“五风”为患，而且有些灾情是两三年累积下来的。江西“到现在为止，灾情仍比较严重”，“如果外调粮食超过七亿五千万斤以上，势必要挤农民的口粮，或者过多压缩其他用粮，挤得过分了，就可能出问题”。上海市要压缩2亿斤粮食供应意味着市区每人要压缩30斤左右，包括郊区每人也要压缩20斤左右。江苏苏州地区几年来调出任务大大增加，口粮大大降低，体质减弱，人口死亡率增高。“福建平均每人每月口粮只有25.8斤，油二两，已到不能再压的程度了。如再压，不仅生产不能维持，而且城市还可能出问题。浙江5月中旬以来，连续遭到风、水、旱、虫灾，特别是6月中旬以后的旱灾，时间长，范围广，超过了1953年。加之农村‘五风’破坏生产力的影响，粮食产量将比原计划减少15亿斤左右”。“山东今年灾情仍然严重，购销逆差9亿斤，原打算除中央已经答应调给4亿斤外，还希望中央给予照顾”。“安徽今年的旱情比1959年的还严重。省库存还是上年期末存的1.8亿斤，以全省人口相比，每人不足6斤，万一出问题，没有一点周转余地”。吉林贯彻“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现在已经开始采伐山上可以替代食品的原料，但是如果口粮压得再低也过不去。黑龙江的主要问题是粮食征购大大超过了粮食产量增长的速度。它的后果不仅是降低了消费水平，挖空了储备，更重要的是损害了农村的生产力。辽宁农村口粮按250斤安排，每人每天只能吃6.85两原粮。如果征购30亿斤，则农村口粮只能达到204斤，比1960年至1961年的农村口粮标准239斤还低。现在又还普遍啃青。今年这样下去，明年的情况将更严重。(46)
如此看来，省级领导们在粮食征购上处于两难境地。李先念在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上说：“有些地方在开三级干部会讨论粮食问题时‘顶’得很厉害、很凶，斤斤计较。”(47)中央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即主要由粮食征购而来，而中央与地方在粮食征购上的矛盾，也成为七千人大会召开的直接原因。但省级干部对“分散主义”并不认账。(48)探究起来，工农业“高指标”、“高征购”仍是首要原因。
有人在分组讨论中呼吁：“这几年的经验教训很丰富，总结起来十分宝贵，现在是一个转机，该是头脑清醒的时候了。”刘少奇痛心地说：如果现在即使没有饭吃，有充分的煤，头脑还是不会这样清醒的。如何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呢？刘少奇提出：“灾区要早下手，开放一些政策，搞自力更生还来得及，灾区应该苦一点，该上山的上山，该下河的下河，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打算，作个安排，这样不会打击积极性，又保护了收成好的地区的积极性。城市减人要抓紧，现在减人还可以赶上秋收秋种。你们讨论一下，搞一个减人方案，各部部长都在这里，大家当面商量，定下来后马上行动，以后要人时再请。在这个问题上要下狠心。”一些同志提出：“方针是大调整。如何调整？大家认为要根据两个东西，一是人吃的粮食；一是工业吃的粮食——煤炭。整个国民经济的安排，要看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食。有多少粮食能够养多少非农业人口，就办多少企业、事业。有多少煤炭，就办多少工业，以粮食为基础，以煤炭为基础。”(49)这些既尖锐又实在的意见，既反映了国民经济形势的窘迫，也表明了大挫折后的大调整思路逐步接近了实际。
毛泽东没有在大会上讲话，他在中央常委会议的讲话中对形势判断持乐观态度。他说：“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有关权威著作对此评论说：“这是他对形势的基本估计，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估计。后来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发生过分歧。”(50)这个乐观情绪与其在战略上藐视困难的思维方式有关。毛泽东说：“现在指标低，不要悲观，不会长期的。很快会发展起来。二万五千里长征只剩得1万多人了，吹牛皮还说有4万人。人是少了，但强了、精了。以后几年发展到120万人。现在指标低，不要悲观。问题要认识一致。现在认识比较清楚了，一定能够搞得好。认识接近客观实际，就好办。”(51)9月9日，毛泽东为李进(即江青)所摄庐山仙人洞赋诗一首：“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些诗句“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精神世界”(52)。
9月5日，邓小平作了被认为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总结”(53)讲话。他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最近三年的估计”。邓小平说：“究竟三面红旗对不对”，在六十条讨论中、在传达五月会议中、在几级干部大鸣大放中这个问题提得相当突出，“我们总要回答这个问题的”。邓小平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必须坚持。三年大跃进证明总路线可能，大跃进可能。教训就是搞过了一些。”关于“大跃进”的十条成绩，“柯老(即柯庆施，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引者注)提成绩八条，还要加两条，一条是工业上党的领导加强了，特别是在文教战线树立了党的领导。另一条是我们各级党委摸了工业，学了工业，总比过去懂得多一些”。关于今后是退还是进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今后是进，退就退到庐山，就是退到这里为止，这次会议以后是如何进的问题。”“我们讲退够，是积极的，要有一条线。退到保命的限度也就够了，不能再退了，再退就是溃退。”他强调：“气要鼓，要在一个目标下积极地干，不要搞得灰溜溜的。”(54)
“大跃进”十条成绩与“进”相呼应，在某种意义上带有纠偏性质。会议结束后，这十条成绩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发出，供各部委党组在讨论庐山会议工业问题时参考。“大跃进”十条成绩包括：(1)三年“大跃进”中，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第一个五年。(2)基本工业的设备能力有了成倍的增长。(3)技术力量有了迅速增长。(4)建立了一些新的工业部门，增加了许多新品种产品。(5)工业地区布局分布已比过去合理。(6)对地质资源的埋藏量有了更多了解。(7)工业的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8)科学研究方面有了巨大的飞跃。(9)在工业建设中加强了党的领导，管理工业的各级党委学到了领导工业的经验，在企业中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改变了过去脱离党，脱离群众而独断专行的“一长制”。(10)企业中的群众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广大职工队伍觉悟有了显著提高，改变了过去少数人冷冷清清办工业的局面。(55)这十条成绩是“进”的基础，也是全党“统一思想”的基础。但怎么“进”？要“进”到什么程度？在实践中则成为抽象概念，甚至只成为精神上“鼓足干劲”的动力；而重工业“高指标”的“退”则落到了实处。庐山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提出：“我们已经丧失了一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那么，我们的工业以至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56)在这个方针指导下，1961年钢产量降至850万吨、煤产量降至2.74亿吨；1962年，钢产量降至750万吨，煤产量降至2.5亿吨。
中央承担了三年“大跃进”缺点错误的主要责任，怎样教育基层干部则成为现实问题。庐山会议贯彻了毛泽东关于“教育干部”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于9月15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文件指出：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决定对全党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轮训的对象主要是“县委书记和相当于这一职务以上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县委以上各级党委的书记和相当于县委书记以上各方面(工业、交通、财贸、农业、文教、外事等)党委书记。地委、县委的第一书记和相当于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的厂矿企业党委书记，必须参加这次轮训”。文件特别要求“应该使干部在这次学习中能够冷静地考虑一下，自己在近几年来的工作中和党的生活中，有无忽视或违反党规党法的思想行动，有无忽视或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说假话、侵犯群众利益等错误行为，以便接受经验教训，改进今后的工作，并不断加强自己的党性训练”。(57)没有资料显示这次轮训在基层干部中引起的反响，但七千人大会前后基层干部宣泄的怨气则显露出他们内心深处对如此问责的抵触情绪。
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没有正式讲话，主要是几次插话。《刘少奇年谱(1898-1969)》只记录了两次：一次是8月28日，在李先念作关于市场问题的报告时插话：“企业总是搞这么多人，是要破产的，如果不解决，整个国家要破产、垮台，国民经济要崩溃”；一次是9月10日，在陆定一讲到现在有点政治斗争扩大化时插话：“我们现在又重新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一部分党的组织里头，特别是中级党委，省委以下的党组织里头，相当普遍地犯了一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58)《刘少奇传(1898-1969)》对这次会议的介绍更简单，只有几百个字(59)。所以，我们不能得知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对形势判断的真实想法。但庐山会议上大多数省市反映严重缺粮的现实表明：困难时期还没有真正过去，毛泽东关于形势“一天天向上升了”的估计显然是乐观了。
按照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中央发出的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主要精神就是“鼓足干劲，统一思想”(60)。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七千人大会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实质上是党内关系的一次调整。在对“大跃进”严重挫折的分析中，刘少奇重提北京会议上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使困难成因中的“人祸”因素在更大范围凸显出来。(61)在七千人大会报告稿的起草中间，刘少奇“坚持要把困难的形势讲透”，对“重病要用猛药”(62)。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上，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汇报中说：1958年以来4年间，国家亏空“初步估算，可能有二百几十亿元或者更多些”。这个数字让中央领导人感到震惊！刘少奇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他承认现在是“非常时期”，“困难很大，还没有到谷底”。(63)陈云亦赞同这个判断，并列举了五个方面的困难和六个方面的应对措施。在讨论中，彭真提出会议的判断与毛泽东关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判断不同。刘少奇则说：“一个会议做一种估计，后来认识发展了，又做一种估计，在党的历史上不乏其例，有的是啊！问题是这个意见、这个判断符合不符合实际。”(64)在1962年5月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再次强调：“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他认为只有正视困难，才能“迎接困难，克服困难”(65)。5月26日，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在最大的困难面前挺起胸脯，顽强斗争，克服困难，战胜困难。(66)此次会议后形成了“大刀阔斧”全面调整的新局面，重点是陈云提出的用“伤筋动骨”(67)的办法调整重工业和基本建设指标，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会议之后各项调整措施即迅速贯彻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由1961年的123.3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67.6亿元；国营工业企业在1961年减少的基础上，1962年又减少18000多个；1962年1月至8月，精减职工85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此外，陈云、邓子恢、田家英等人提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建议，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看法大体一致或没有表示不同意见。(68)邓小平还引用民间谚语：“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69)，表明了对“包产到户”的支持。
但是，七千人大会发扬的党内民主并没有持续多久。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痛批“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其中，“黑暗风”具有统领作用。困难说透了，困难成因及应对措施就躲不开、绕不过。正由于对形势判断和困难成因及应对措施的歧见，“变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4年后，中国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歧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可以从北京会议初步总结的“大跃进”经验教训中看到踪影。正如邓小平后来总结所说：“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因此，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他说：“如果不坚决革除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就有可能重新出现。”(70)50年过去了，这段历史仍能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迪。
注释：
①《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0页。
②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③《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7页。
④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642页。
⑤《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70页。
⑥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1页。
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6页。
⑧《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19.5-2005.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215页。
⑨《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09页。
⑩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4、237页。
(11)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8—269页。
(12)《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58页。
(13)《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61—262页。
(14)《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34—1135页。
(15)《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01、509页。要求各行业“整个六十年代的连续跃进”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1960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这次会议作出决定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今年的计划。关于钢产指标，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账，即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是一千八百三十五万吨，第二本账，争取二千万吨或者还稍多一点。”会后，全国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共产风”随之又泛滥起来。从1959年冬到1960年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第1049—1050页)。此后，中共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关于第二本账的报告，这个报告规定的钢产量指标为2040万吨。钢产量的变化，冲乱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在全国又掀起了保钢、保煤、保运输的“跃进”高潮；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又提出全国大炼“争气钢”，要争取当年生产2000万吨钢，从而使经济生活发生了更大的危机(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623—626页)。
(16)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27页。
(17)毛泽东同各中央局同志的谈话(1961年5月23日)。
(18)毛泽东同各中央局同志的谈话(1961年6月8日)。
(19)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第一组(华东、东北)第5、7号(1961年5月23日、24日)。
(20)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第二组(西南、西北)第3号(1961年5月24日)。
(21)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第三组(中南、华北)第3、5、6号(1961年5月24、25日)。
(22)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第一组(华东、东北)第12、35号(1961年5月26日、6月5日)。
(23)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小组简报(文教组)(1961年6月2日)。
(2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33页。
(25)《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338页。
(2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13页。
(27)《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42页。
(28)李富春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6月12日)。
(29)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1961年6月12日)。
(30)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75—277页。
(31)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67页。
(3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第140页。
(33)《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48—1649页。
(34)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0页。
(35)李富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61年8月11日)。
(3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431、426页。
(37)《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68—1169页。
(38)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04页。
(39)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9月12日)。
(40)《参考资料》，中发[61]608号(1961年9月30日)。
(41)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第二组(西南、西北)第3号(1961年5月24日)。
(42)李富春关于工业问题的报告(1961年9月2日)。
(4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31页。
(44)中共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1961年9月8日)。
(45)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8—19页。
(46)参见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西南组第1号(1961年8月25日)；中南组第5号(1961年8月29日)；华东组第1、2、3、4号(1961年8月25日)；东北组第1、2、3号(1961年8月25、26日)。
(47)《李先念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58页。
(48)参见《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12页。
(49)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简报，中南组第1、3、8号(1961年8月26、29日，9月3日)。
(50)《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69—1170页。
(51)毛泽东在中央庐山工作会议中央常委讨论关于工业问题指示时的发言(1961年9月)。
(52)《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70页。
(53)《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1658页。
(54)邓小平在庐山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9月5日)。
(55)《参考资料》，中发[61]608号(1961年9月30日)。
(5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第532页。
(57)《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1961年9月15日)。
(58)《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538、539页。
(59)参见《刘少奇传(1898-196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808—809页。
(60)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1年12月21日)，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191页。
(61)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21页。
(62)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43、41页。
(63)《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549页；邓力群：《关于西楼会议的回忆》，《百年潮》2012年第3期。
(64)邓力群：《关于西楼会议的回忆》，《百年潮》2012年第3期。
(65)《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555页。
(6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0页。
(67)《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12页。
(68)《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230页。
(69)《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7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0、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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