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江南士人行迹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行迹论文,两汉论文,江南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西汉时期江南士人的沉寂
据载，春秋之时，吴、越立国江南，先后争霸中原，人物甚盛。降及秦汉，天下归一，江南之地士风不竞，几致消歇。搜寻《史记》、《汉书》等典籍。有关江南士人活动的记载很少。
西汉初，行政管理体制上郡县与藩国并行。在江南地区先封荆王刘贾，后封吴王刘濞。《史记·吴王濞列传》：“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二郡五十三城”，统辖东南。他大力发展地方经济，史称“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1〕。尽管对这一句话的理解多有分歧.但其招集流民，开采矿藏，发展经济，恐怕今人是不会有歧义的。此外，他还注意吸纳游士，发展文化。《史记·货殖列传》：“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可见其在吴地文化史上的地位。《汉书·邹阳传》：“邹阳，齐人也。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汉初，见于正式记载的著名吴地士人仅有严忌。忌本姓庄，《汉书》避东汉明帝讳改为“严忌”。他善“文辩”，以骚体创作见长，有《哀时命》一篇，收录在《楚辞》中。后来刘濞与汉景帝的矛盾不断激化，严忌遂与邹阳、枚乘北上，投靠梁孝王。严忌入北，把骚体诗风带到中原，对南北文化交流有一定贡献。严忌为人深受敬重，时人皆称“严夫子”。
从西汉江南人物仕进情况看，汉武帝时期是最突出的，不仅超过前期，也胜过后期。究其原因，恐与武帝朝的内政外交与用人政策有关。汉武帝雄才大略，开疆拓土，志在天下，体现在用人上，不守成法，大力提携中下层社会人物，同时招引边地人士。对此，《汉书·东方朔传》载：“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检索武帝朝之“亲幸”之臣的出身履历，上述情况确非虚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江南士人的地位忽然间有所提高。两汉会稽郡有二位人物位列九卿，都在武帝朝。这二人是严助、朱买臣，另有严忽奇也属“亲幸”之列。
严助，据《汉书》本传载系会稽吴人，严夫子之子，或言夫子族家子。郡举贤良，对策者百余人，助善对，武帝擢为中大夫。时征伐四夷，开署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武帝数令助与大臣辩论，大臣数诎。当时朝臣有中、外之别。颜师古注曰：“中谓天子宾客，若严助之辈也。外谓公卿大夫也。”在宾客中尤见“亲幸”者，有十几位，如东方朔、枚皋、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严助等，但其中有些以文词见长，以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后来朱买臣、主父偃、徐乐、严安、严忽奇、终军等也得亲幸，“并在左右”。严助之家境如何，史无详载，与严夫子的关系也不明确，但同族是没有问题的。大致可推测严氏是一个文化世族。武帝曾问助居乡里时事，对曰：“家贫，为友壻富人所辱”，可见不很富有。上问所欲，其欲为会稽太守，意在光耀门楣，后征还，任侍中。助之为宦，全赖武帝提携，属“亲幸”，故为政一切听从武帝的旨意，极尽犬马之力，凭藉口舌与文辞为武帝的政策、措施进行辩护。与此相关的有两件大事。一是建武三年闽越攻东瓯，东瓯告急于汉，太尉田蚡以越人相攻，“不足烦中国往救也”，助诘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今十国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万国乎？”这完全是武帝的意思，遂令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二是三年之后，闽越攻南越，武帝派兵援救南越，令严助“谕意风指于南越”，南越遣太子随助入侍。
严助的结局很悲惨，他既为“亲幸”，其入仕、升迁皆由武帝视情况而定，并非正常状态。而武帝之用幸臣，多是旋进旋黜，可谓“狡兔死，走狗烹”。武帝之幸臣大多如此结局，严助也不能例外。其事之由是武帝曾派助谕旨淮南王刘安，“与淮南王相结而还”，后南王赴京，“厚赂遗助，交私论议”。后武帝兴淮南之狱，穷治其党，“事与助相连”。据载：“上薄其罪，欲勿诛。廷尉张汤争，以为助出入禁门，腹心之臣，而外与诸侯交私如此，不诛，后不可治。助竟弃市。”关于淮南王刘安之反，历代聚讼纷纭，难有定论。至于严助被牵扯进去，则可以肯定是一个冤案。上述指证严助的罪状，根本经不起推敲。淮南王喜招游士，史称：“是时淮南王喜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俊以百数，（伍）被为冠首。”〔2〕伍被，“或言其先伍子胥后也”，而伍子胥主要活动在吴国，故伍被可能来自江南。可以肯定地说，淮南王府中有来自江南的游士，这样.严助与他们有所交结是难免的。正因为这样，武帝起初“薄其罪”，但最后仍听信张汤的谗言，将严助处死。
武帝朝另一位来自江南的“亲幸”之臣是朱买臣。据《汉书》本传载，朱买臣，吴人，家贫，好读书，伐薪自给，无产业。家境比严助还差。后随上计吏为卒，至长安，“会邑子严助贵，荐买臣”，其“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拜为中大夫，后与助俱为侍中”。朱买臣在政治上与严助一样，全力为武帝拓疆兴战的举措辩护。武帝欲“北筑朔方之郡”，丞相公孙弘“以为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武帝令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使。发十策，弘不得一”〔3〕。另外，“时东越数反复”，买臣进计，极言，“破灭”之策，武帝拜其为会稽太守，击东越，有功，征还拜主爵都位，列于九卿。此时，“买臣与严助惧侍中，贵用事”。严助为张汤“排陷”，“买臣怨汤”，相互斗争激烈。后武帝处死张汤，亦诛买臣。据载，买臣有子名山拊，官至右扶风郡守。
严忽奇，《汉书》无传。据《严助传》所列武帝于二位“亲幸”中，严忽奇也“并在左右”，但其在政治上似无建树。查《汉书·艺文志》有载：“常侍郎庄忽奇赋十一篇”。颜师古注曰：“《七略》云：‘忽奇者，戏言庄夫子子，或言族家子庄助昆弟也。从行至茂陵，诏 造赋。”可见忽奇与司马相如相似，主要以文学见长，奉侍左右，而与族兄严助在政治上的“先进”不同。故其事略而不详。
从上述严助、朱买臣和严忽奇的行迹看，可以概括出以下几点：
其一，三人皆为书生，以文词得幸，在特定条件下被武帝越次擢拔，跻身禁内。他们之入仕，位列九卿，并没有特殊的家庭与地方士人群体崛起的背景，忽然间出现这么几个人，完全是由武帝的用人政策造成的，带有偶然性。
其二，严助、朱买臣等入仕既非正常之途，故虽列位九卿，“贵用事”，公卿大臣皆以“天子私人”视之，其发迹颇像后来史书上所列的“幸臣”一类。他们没有社会依托，当然不可能像外朝公卿那样直陈己见，只能甘做武帝的御用工具，他们总是揣摩武帝的心思，极力怂恿武帝拓土开边，以此立功获誉。故严助之斥田蚡、朱买臣之驳公孙弘，除了有顺从武帝之意外，也还有邀功求利的打算。
其三，严助、朱买臣既为“天子私人”，升降进黜皆在武帝。二人似都感到在朝中孤立无助，一再诎难大臣，所恨者必多，故二人皆曾要求返稽任郡守。这除了衣锦还乡的心理，恐怕主要还是想为政一方，树立形象与政绩。武帝都曾满足他们的要求，但又很快将他们召回，最终二人都被处死，这是“幸臣”普遍的悲剧。
其四，严助、朱买臣等江南士人都长于辩难，富于挑战性，故有人说江南人“脆急”〔〕，《汉书·地理志》称其“失巧而少信”。他们在文化方面则长于辞赋。据《汉书·艺文志》，“庄夫子赋二十篇”；“庄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常侍郎庄急奇赋十一篇”。很显然，他们在文学方面颇有建树，《汉书·地理志》上说：“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但他们在经学方面似无多少成就，而经学则是当时的官方文化。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造成的。诗赋文辞，素来为江南才士所擅长，此风渊源流长，经久不衰，成为历史上江南地域文化的一大特色。
最后有一点似应指出，严助、朱买臣联袂进入武帝朝权力中心，两人以“同邑”相结。先是严助“荐买臣”，后是张汤“排陷严助，买臣怨汤”〔5〕。可以说他们两人在武帝内臣中结成了一个小小的地域派别，他们与张汤的斗争，当然属“幸臣”间争权夺利的倾轧，但恐怕也带有地域的矛盾。中国封建社会的南北士人的地域斗争，追根溯源，这恐怕是最早的一例。
当然，总的看来，当时江南士人尚无强大的社会基础，形成不了整体的力量，入北求仕者也寥若晨星。因此，随着武帝统治的结束，江南士人又归于消歇沉寂的状态。西汉后期的百余年间，正史中记载的江南士人仅有会稽郑吉、郑朋。
郑吉，《汉书·郑吉传》：吉，会稽人。考《后汉书·郑弘列传》，弘，“会稽山阴人也。从祖吉，宣帝时为西域都护”。注引谢承《后汉书》曰：“其（指郑弘）曾祖父本齐国临淄人，官至蜀郡属国都尉，武帝时徙强宗大姓，不得族居，将三子移居山阴，因遂家焉。长子吉，云中都尉，西域都护；中子兖州刺史；少子举孝廉，理剧东部侯也。”从范哗、谢承记述的会稽郑氏的谱系看，武帝“徙豪”时，郑氏由山东迁往会稽，郑吉是这支豪门强宗的第二代移民，恐还不能算典型的南士。
郑吉为官，主要是从军行伍。《汉书》本传载：“以卒伍从军，数出西域，由是为郎。吉为人疆执，习外国事。”宣帝时，他屯田渠黎，破车师，护卫鄯善以西之南道；后又迎匈奴日逐王，“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督之署自吉始焉”。这样，他于中西域设幕府，治乌垒城，“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汉之号令班行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在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加强西域地区与汉朝的联系、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郑吉应是一位有功之臣。
郑朋，会稽人，《汉书》无其传，事见《汉书·萧望之传》。元帝初，萧望之、周堪“以师傅见尊重，上即位，数宴见，言治乱，阵王事”，形成了一股士大夫势力，而外戚史高、宦官弘恭、石显“不从望之等”，形成对立的一派。萧望之推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郑朋见其势盛，阴欲附之，故上疏言史高等“遗客”“为奸利群国，及言许、史子弟罪过”，周堪见疏，“自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又上书萧望之，极颂其德，表示“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底厉锋锷，奉万分之一”。望之“纳朋，接待以意。朋数称述望之，短车骑将军，言许、史之过失”。后望之以其“行倾邪”，“绝不与通”，朋“楚士，怨恨”，转而投靠许、史，诬陷萧望之、周堪，以至周堪、刘更生废免为庶人，萧望之终被逼死。很明显，在西汉后期士大夫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中，郑朋见风使舵，是一个鲜廉寡耻、陷害忠良的投机小人。郑朋与严助、朱买臣等人不同，他没有遇到汉武帝这样的君主，当然没有做“幸臣”的条件，他只有在不同政治派别斗争的夹缝间求得一己之利。从这个角度看，郑朋的行为从一个极端体现了江南士人的处境与心态。
总之，在西汉二百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有明确记载的江南士人仅此而已，人数之少，几可忽略不计；就其政治影响而言，武帝朝尚可申述，其它则无须涤究。论及当时人才之分布与特征，《汉书》卷六九传赞中说：“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表明北方两大地域的风貌，而南方地区则被忽略了。更有甚者，郑朋曾向史高等表白：“我关东人”〔6〕，似乎以言南人为羞。即使同属边远之地，江南地区与南方其它地域相比也不占什么优势，在文化上显然比不过巴蜀。《汉书·地理志》载：蜀地西汉时自司马相如“以文章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遭、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其中司马相如、扬雄是西汉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江南地区尚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物。
西汉时期江南士人的沉寂状态是有着深刻社会历史根源的。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江南的社会状况时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描述江南风俗说：“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这两段话大致反映出当时江南社会发展的状况。所谓“火耕水耨”，指出江南生产方式的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不侍贾而足”，表明自然经济下的生活还无须进行商品交换；“无千金之家”，表明江南社会的发展尚不充分，无明显的阶级分化，当然也无法产生世族豪强；至于“轻死易发”，则表明地域风俗野蛮，法度与礼义尚未完备。这与齐鲁、三辅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当时北方人的眼里，江南乃化外蛮荒之地，风俗野蛮，环境恶劣，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7〕，正反映了北人的这种观念。东汉初年，北人仍说“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8〕中原人视赴江南为畏途，直到东汉初期还如此，连监察会稽郡的长官扬州刺史也很少到郡视事。《后汉书·张禹传》：“建初中，拜扬州刺史。当过江行部，中土人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难以济涉。禹将渡，吏固请不听。历行郡邑，涤幽之处莫不毕到，……吏民希见使者，人怀喜悦。”故西汉时，常将失宠的王子分封到江南〔9〕。此外，江南民众“信巫鬼，重淫祀”〔10〕，东汉初第五伦任会稽太守，“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荐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前后郡将莫敢禁”〔11〕。这些情况都说明当时江南的社会发展还很落后，文化、教育与习俗方面都不能与中原地区相比。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固然产生不出众多的士人，更不可能在统一国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此外，西汉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与文化发展的滞后与西汉朝廷采用的强干弱枝政策有关，对此，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些新见〔12〕，颇有启益。
二、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群体的壮大
检索《后汉书》、《三国志》等有关东汉江南士人的记述，其人数之众、群体之势与西汉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统计，《汉书》所载扬州籍士人19人，《后汉书》所载达52人。其实，这是一个不甚精确的统计。我粗略核对《后汉书》、《三国志》，仅有案可稽的吴郡、会稽郡二郡的士人便有60余人。不仅如此，仔细分析还可以看出，东汉时江南士人的质量大有提高，这包括他们的品德修养、学识积累、从政业绩和职官等等，一改西汉的窘境。
首先，我们看一下东汉南士的仕进情况。
其一，南士有位至三公宰辅者，如郑弘、朱俊。郑弘，《后汉书》本传载，会稽人，历任驺令、淮阴太守、尚书令，章帝时迁侍中、大司农，元和初任太尉，为政清廉，爱民如子，“前后所陈补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宫，以为故事”。朱俊，《后汉书》本传载，会稽上虞人，历任兰陵令，交阯刺史、右中郎将，献帝时任太尉、录尚书事。另据《后汉书·许荆列传》：荆，会稽阳羡人、其孙戫“灵帝时为太尉”；《后汉书·钟离意列传》：会稽山阴人，明帝时任尚书仆射；《后汉书·包咸列传》：建武中，咸拜谏议大夫、侍中、右中郎将，后迁大鸿胪；《后汉书·陆续列传》：祖父闳，建武中为尚书令；《后汉书·韩说列传》：会稽山阴人，汉末迁侍中。以上诸人皆有较高的职官等第，或列位三公，或为宰辅，或为九卿，特别是郑弘、朱俊，-文一武，在东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二，江南士人出任地方郡守、刺史者增多。上述郑弘等人也多做过郡守、刺史，其他可考者综述如下。《后汉书·郑弘列传》：焦贶，会稽人，章帝世任河东太守；《后汉书·张霸列传》：会稽人顾奉、公孙松分别任颖川太守、司隶校尉；《后汉书·度尚列传》：丹杨人杭徐、张磐分别任太山都尉、交州刺史、庐江太守；《后汉书·杨璇列传》：会稽乌伤人，父杨扶，交阯刺史，兄杨乔为尚书，本人灵帝时为零陵太守、渤海太守、拜尚书仆射；《后汉书·方术列传》：谢夷吾，会稽山阴人，章帝时任荆州刺史、巨鹿太守；《后汉书·文苑列传》：陆续，吴郡人，长子稠为广陵太守、中子逢为乐安太守，少子康数为郡守，死于庐江太守任；《后汉书·循吏列传》：许荆，阳羡人，和帝时迁桂阳太守；《后汉书·党锢列传》：魏朗，会稽上虞人，桓帝世为河内太守；《后汉书·循吏列传》：孟尝，会稽上虞人，桓帝时任合浦太守。至于汉末陶谦任徐州刺史、孙坚为长沙郡守等，凡此军阀人物因处乱世，授任升转皆非正常，故不予统计。另据《三国志》诸传，多有《后汉书》失载的情况。如《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翻别传》：高祖父老任零陵太守，父歆任日南太守。其他如会稽盛宪、会稽周昕、周
兄弟、丹阳许贡、嘉兴王晟等数为郡守〔13〕，其余吴郡四姓与会稽四姓为官不可考者当仍有不少。
第二，江南士人的政绩卓著，德行也大有提高。
治绩之伟与德行之高这两方面比较具体地显示江南士人的整体素质的改变。《后汉书》所载之南士为官多勤政爱民，卓有建树。郑弘为驺令，本传载其“政有仁惠，民称苏息”，注引谢承《后汉书》说他“勤行德化”，“消息徭赋，政不烦苛”，任大司农，以交阯 “贡献转运”，开零陵、桂阳山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在职三年，所息者“三亿万计”，迁太尉，多黜外戚群小；钟离意为政清肃，《后汉书》本传注引《东观记》云：“意在堂邑，为政爱民，轻刑慎罚，抚循百姓如赤子”；孟尝，许荆皆被归入《循吏列传》，以勤奋为治，传播教化著称。孟尝在合浦，地产珠宝，“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民不聊生，孟尝“革易前敝，求民病利”，很快“百姓复业.商旅流通，称为神明”。许荆在桂阳，“郡滨南州，风俗脆薄，不识学义。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在事十二年，父老称歌。……桂阳人为立庙树碑”。
江南士人在道德品行上大有提高，多能践行儒学精义之规范，爱民尊君，颇有仁人君子的风操。如钟离意于显宗时任尚书，本传载显宗将交阯大守所贪珠宝遍赐群臣，“意得珠玑，悉以委地而不拜”，帝怪而向其故，对曰：“此藏秽之室，诚不敢拜。”帝叹曰：“清乎尚书之言！”在任尚书仆射期间，一再谏阻皇帝游乐、兴造。显宗“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朝廷莫不悚慄，争为严切，以避诛责；唯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臣下过失辄救解之”。他曾直言：“愿陛下垂圣德，揆万机，诏有司，慎人命，缓刑罚，顺时气，从调阴阳，垂之无极”，终以触犯龙颜，出为鲁相。后帝修成德阳殿，谓公卿曰：“钟离尚书若在，此殿不立。”钟离意的上述言行，表现出了不计个人得失，矢志求道的浩然正气，是其君子人格的外在表现。这方面需特别强调的是魏朗，在汉末反宦官斗争中，他始终与士大夫精英人物一起反对宦官，屡遭排挤而不悔，李膺与之为友，陈蕃荐其“公忠亮直”，后因“党锢之祸”，被逼而死，《后汉书》将其归为《党锢列传》。魏朗名列“党人”，这确是南士的骄傲。
第三，东汉江南士人在思想文化领域卓有建树，出现了一些有创见的思想家和学者。
据清人姚振宗《后汉书·艺文志》统计，东汉江南士人的著作有20余种，著者包括王充、赵晔、包咸、魏朗、沈友、吴君高、周长生、阚泽、虞翻等。这些著作大部分已佚失，但从有关的记载中多少还能了解一些情况，个别著作至今还在流传，其中以王充的《论衡》一书影响最大。
王充，《后汉书》本传载，治学“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儒俗守之，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著成《论衡》八十五篇。另有《政务书》、《养性书》、《讥俗书》等。王充是一位极富个性的思想家，他在经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大胆指陈俗儒的狭隘与无知，敢于怀疑先圣，倡导自然，给沉闷的思想界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对后来魏晋玄学有一定影响。据《后汉书·王充列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直到今天治思想者也无不认为此书是中古思想史上的宏篇巨制。
赵晔，据《后汉书》本传，会稽山阴人，精于《韩诗》之学，著有《吴越春秋》，这是较早的专门记载地方历史的典籍，至今尚存。另有《诗细》在当时影响很大，“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咸诵习焉”。对王充、赵晔的学术成就，东汉后朝南北学者都有很高的评价。上述蔡邕等北士的看法自不待言，南士如虞翻，当王朗问其江南贤俊，他在学术亦首推王充、赵晔〔14〕。
除王充、赵哗之外，吴君高、周长生等人的著作也很有影响。《论衡·超奇篇》说：“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文雅之英雄也。”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越绝书》一书，东汉初由会稽袁康所著，同郡吴平（即君高）所定。周长生著有《洞历》，《论衡·案书篇》：“上自黄帝，下至汉朝，锋芒毛发之事，莫不记载，与太史公相类也。上通下达，故曰‘洞历’。”这是一部历史巨著，惜佚而不存。另魏朗之《魏子》也是思想深邃之作。
在代表当时官方思想和主流文化的儒学方面，江南士人也有突破性的进展。《后汉书·儒林列传》列入赵晔、包咸二位南士。赵晔前文已述。包咸，曲阿人，师从博士右师细君，习《鲁师》、《论语》，建武中入授太子《论语》，其子包福，亦以《论语》授和帝，包氏父子继为帝师。另据《后汉书·方术列传》，韩说，山阴人，博通五经，尤善图纬之学，与蔡邕友善。经过东汉百余年的积累，至东汉后期，江南儒学传播更广，出现了一些高水准的著述。《三国志·吴书·阚泽传》：泽，山阴人，习儒，“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尤精于《礼》，本传注引《吴录》载：虞翻称赞“阚生矫杰，盖蜀之扬雄”，又曰：“阚子儒术德行，亦今之仲舒也。”又据《三国志·吴书·阚泽传》：“泽州里丹扬唐固亦修身积德，称为儒者”，著有《国语》、《公羊传》、《谷梁传》之注。东汉南士经学成就最大的当属虞翻。据《三国志·吴志》本传载，翻，会稽余姚人，精修儒学，有《老子》、《论语》、《国语》、《易》诸书之注疏。特别是自其高祖至翻，历五代传续《孟氏易》，终大成。他认为“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者率少”，指陈马融、郑玄、荀爽、宋忠诸人注《易》之失，多有辨驳，又指出郑玄《尚书注》“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宋氏解玄颇有谬误，更为立法，并著《明杨》、《释宋》，以理其滞”〔15〕。毫无疑问，虞翻是东汉末年第一流的经学家，其所注《易经》之注，在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不少治《易》者深受其影响。
由于江南士人学业精湛，不少人延誉中土，得到蔡邕、李膺、孔融、王朗等士界一流人物的赞赏。前述王充、赵晔声名之著，自不待言。其余如魏朗、习“五经”，通《春秋图纬》，“京师长者李膺之徒争从之”〔16〕；吴郡高彪游学京师，从马融“欲访大义”，融以疾不见，彪投书刺之，“融省书惭，追谢还，彪逝而不顾”〔17〕。孔融是汉末名士的代表，对南士多有褒奖。如会稽盛宪素与孔融友善，孔融曾上书曹操言盛宪“实丈夫之雄，天下谈士依以扬声”〔18〕。虞翻与孔融也有交谊，尝与少府孔融书，并示所著《易注》，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又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19〕。验诸事实，这些赞语并非仅出于客套或文人间的捧场，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最后一点应特别指出，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的群体意识与地域观念日益增强。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江南士人间相互激励与称赞，后进之士对先辈的颂扬，如上述提到的王充称述同辈之吴君高、周长生等人，以及汉末虞翻回答王朗所问江南贤俊，其分学者、官吏、修行等数种，一一道来，并概述其成就，可见当时南士之群体意识的增强；二是地域观念的形成，在这一观念指导下，不少士人开始研究地域历史、风俗。相对而言，大一统国家对江南注意不够，兴废替代多有湮没，而这些士人记述江南史实正是为补正史之缺。中国最早两部地方史志书《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出现在这一时期和这一地区，这是有必然性的，以致汉末孙策对虞翻说：“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一诣许，交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20〕，以雪其早年于寿春不敌北士之耻。
当然，与北方地区相比，江南地区的士人在数量与质量诸方面都还有不小的差异，不少北方士人以礼义之邦自居，视南方为蛮荒化外之地。两汉之际.北人仍以江南为“缘边”之地〔21〕；东汉中后期，江南被当成“卑薄之域”。《后汉书·徐穉列传》载，延熹二年，陈蕃等推荐豫章徐穉、汝南袁闳、京兆韦著等人，帝以此三人“谁为先后”相问，蕃对曰：“闳生出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义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三国时，北人竟认为“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以中国相抗”〔22〕。如果说夸赞南士如孔融者，不过数人而已，那么以江南为“卑薄之域”的人则占有绝对优势，这种观念确实根深蒂固，源远流长。
由上述可知，东汉时期江南地区的士人队伍及其素质大有提高，这是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的。那么，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何在呢？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具体分析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原士人的南徙促进了南北士人间的交流，传播了中原文明。西汉时，北方人视江南为蛮荒化外之地，视赴江南为畏途，除汉武帝曾强行“徙豪”之外，南北殊远，绝少往来。两汉之际，北方一度陷入大规模的战乱之中，中原人纷纷南下避祸，这是中国历史上北方人民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南迁，其中有不少士人。据《后汉书·任延列传》：“时天下新定（指更始元年），道路未通，避乱江南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这些士人后来大多返归北方，但也有定居者，如《晋书·儒林列传》载范平，吴郡钱塘人，“其先铚侯（范）馥，避王莽之乱适吴，因家焉”〔23〕。此后，不断有北方士人至吴地，《后汉书·逸民列传》：“扶风平陵梁鸿，受业太学，博览无不该通，后适吴，作诗曰：‘逝旧邦兮遐征，将遥集兮东南’。”梁鸿将关中视为“旧邦”，是不是隐隐感觉到江南为新兴的文明之域呢？士人是文化的整体，北士南迁的过程，也就是中原文化传布的过程。他们在江南兴办学校，著书立说，大大开阔了江南士人的眼界，改变了固有的风习。当然，南方士人也不是一味地消极等待，不少人表现出愤发进取的精神，负笈北上，求学问道。如王充避学京师，“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者，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24〕；赵晔远赴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抚卒乃归”〔25〕。正因为四处求教，综合众说之长，才得以写出当时一流的著作，在古代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其二，东汉朝廷的循吏倡行教化，重视教育，有力地促进了江南社会风俗的变革。关于汉代循吏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余英时先生在《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一文〔26〕中已有详尽的论述。他指出循吏施政从追求原始儒学的政治理想——礼治与德治为目的，由于他们集吏、师于一身，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有着比一般儒生大得多的作用。通过东汉时期循吏在江南地区的活动，我以为这一论述是准确的。东汉都洛阳，政治中心的东迁使中央政权对江南地区的辐射有所增强。东汉崇儒，地方多循吏，循吏重名节，寻大义，为政首在富民，倡行教化，循序渐进，移风易俗。某一地域的习俗是千百年来该地域历史发展过程中最深层的文化积淀，改变这种风气，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关于会稽民间“信巫鬼，重淫祀”前文已述及，对此，建武二十九年第五伦任会稽太守，“伦到官，移书属县，晓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有妄屠牛者，吏辄行罚。民初颇恐惧，或祝诅妄言，伦案之愈急，后遂断绝，百姓以安”〔27〕。第五伦此举实为循吏之典型，既变易会稽陋习，又推广了牛耕发展了生产。另有一些循吏优遇文士，兴学传道，逐渐形成一种崇儒尚文之风。如任延任会稽太守，“延到，皆聘请高行如董子仪、严子陵等，敬待以师友之礼”，对“志不降辱”的吴地士人龙丘苌，精心奉侍，终使其出仕，“是以郡中贤士大夫争往宦焉”〔28〕。又如永元中张霸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人处士顾奉、公孙松等。奉后为颖川太守，松为司隶校尉，并有名称。其余有业行者，皆见擢用。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29〕。仅就以上几例可以看出，东汉循吏在江南风俗变易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比较一下西汉的循吏活动多在北方，而东汉却多在南方，说明南方的开发开始受到东汉朝廷的重视。
除了循吏有组织的文化传播方式外，还有一些儒生在民间办学传业，他们对江南儒学的传播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两汉之际，著名学者桓荣“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后复客授江淮间”〔30〕，不少江南士人随其求学，吴郡人皋弘与之相善，多得其教诲。明帝时王望“客授会稽”〔31〕；王充在上虞“屏居教授”〔32〕；豫章南昌人程曾受业长安，习《严氏春秋》，“还家讲授，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33〕；唐固在会稽“讲授常数千人”〔34〕。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江南地区的儒学有了广泛的传播，郡县学校与私学中培养了大批的儒生，特别是一些世家大族的子弟经过几代人的文化积累，产生了一些才俊之士。东汉末年，蔡邕、孔融等之所以一再赞颂江南名士，就在于他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社会理想、人生旨趣和品行修养，而这正是由于长期的南北士人之间相互交流和教育发展的结果。
其三，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与世家大族的壮大给当地士人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江南地区的经济在经历了西汉的长期停滞状态后，在东汉发生了明显的改观。不少循吏大力推广牛耕、铁制农具等先进的耕作方式，兴修水利，开发江南富源。东汉后期，江南的农业生产已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东汉中后期，朝廷便有诏令征调南粮入北之举。《后汉书·安帝纪》：“（永初元年）调扬州五郡租米，赈给东郡、济阳、陈留、梁国、下邳、山阳”；又载：“（永初七年）九月，调零陵、桂阳、丹阳、豫章、会稽租米、赈给南阳、广陵、下邳、彭城、山阳、庐江、九江饥民。”这是中国历史上南粮北调的最早记录，统治者以江南之米补给北方之饥荒，从一个侧面说明江南农业生产的发展。
东汉时期江南地区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人口的增长。在古代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状况下，人口的多寡直接反映该地区的社会发展的程度。自先秦以来，江南地区一直是“地广人稀”，直到东汉，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秦代与西汉，江南仅置会稽一郡，辖26县，有户233038，口1032604〔35〕，东汉顺帝时，原会稽郡分置为会稽郡与吴郡，会稽移治山阴，辖14城，户123090，口481196；吴郡治吴，辖13城，户164164，口700782。〔36〕据统计，东汉江南人口的户数比西汉多64216，口数多156394。尚须指出的是，封建社会的每户人口一般以平均5人计，以东汉的情况看，口数与户数显然不吻合，若中漏籍者很多，特别是当时大族势力的剧增，隐匿了大量的人口，故江南的实际人口应比这一记载要多。随着人口的增长与土地的开垦，江南地区日新月异，提高了该地区在封建国家中的地位。汉代察举、征辟是以当地人口数量为依据的，东汉江南人口的增多与郡县的增置，拓宽了当地士人的入仕之途。正因为如此，东汉末年北人中的有识之士已改变了对江南的传统看法。《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吴书：“后雄杰并起，中州扰乱，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疆，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从自古被视为“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荒野之地，至汉末被称作“沃野万里”的“乐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转变〔37〕。
在江南开发的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占有不均的情况不断加剧，阶级分化日渐扩大，一改江南“无千金之家”的状况，涌现出众多的豪门强宗。这些世族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地区的发展。关于江南的冠族，《后汉书》、《三国志》均有载，如陆续，吴人，“世为族姓，……祖父闳，建武中为尚书令”〔38〕；皋弘，吴郡人，“家代为冠族”〔39〕。这些“世姓”、“冠族”势大力强，且多世代习儒。如吴郡陆氏自东汉初陆闳为尚书令，陆续先仕后隐，续子陆褒也隐，褒子陆康又为郡守，世代习儒为宦〔40〕；又如余姚虞翻述其家族世代治《易》时说：“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风为之最密。臣故亡考日南太守歆，受本于风，最有旧章，世传其业。至臣五世。”〔41〕虞翻家世为显宦，又传学业，是典型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三合一的冠族。江南士人队伍的壮大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与世家大族的推动密不可分。对此，以往人们重视不够，故特加解析，以期有补陈说。
注释：
〔1〕《史记·吴王濞列传》。
〔2〕《汉书·伍被传》。
〔3〕《汉书·公孙弘传》。
〔4〕《汉书·萧望之传》注引苏林语。
〔5〕《汉书·朱买臣传》。
〔6〕《汉书·萧望之传》。
〔7〕《史记·货殖列传》。
〔8〕《后汉书·宋均列传》。
〔9〕《汉书·景十三王传》：长沙定王发“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之国”。《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七国之乱，衡山王有助朝廷，景帝劳之曰：“南方卑湿，徙王于济此以褒之”。
〔10〕〔35〕《汉书·地理志下》。
〔11〕〔27〕《后汉书·第五伦列传》。
〔1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1卷《汉代专制统治下的封建问题》，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参见简修炜《关于古代长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几点认识》，《华东师大学报》1992年第5期。
〔13〕田余庆：《东吴建国的道路》，《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14〕《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
〔15〕〔41〕《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翻别传》。
〔16〕《后汉书·党锢列传》。
〔17〕《后汉书·文苑列传》。
〔18〕《三国志·吴书·孙韶传》注引《会稽典录》。
〔19〕《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20〕《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江表传》。
〔21〕《汉书·王莽传下》有“其在缘边，若江南”之语。
〔22〕《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
〔23〕葛剑雄等《简明中国移民史》认为王莽乱后南迁之此士均归故籍。似不尽然。范平即为一例。
〔24〕〔32〕《后汉书·王充列传》。
〔25〕〔33〕〔34〕《后汉书·儒林列传》。
〔26〕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8〕《后汉书·循吏列传》。
〔29〕《后汉书·张霸列传》。
〔30〕《后汉书·桓荣列传》。
〔31〕《三国志·吴书·阚泽传》
〔36〕《后汉书·郡国志四》。
〔37〕孔样宏：《东汉荆扬二州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4期。
〔38〕《后汉书·独行列传》。
〔39〕《后汉书·桓荣列传》注引谢承《后汉书》。
〔40〕《后汉书·陆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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