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国公司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日益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一方面，跨国公司利用其市场、技术优势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攫取最大化利润；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希望通过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实现对内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推动本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那么，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到底起到了多大的推动作用？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又怎样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基于此，全面、客观、科学地评价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对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国外研究综述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转移以及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MacDougall(1960)在对FDI的福利分析中，第一次将技术溢出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此后，Caves(1971)等人分别分析了FDI对最佳关税、产业模式和福利的影响，其中也涉及到技术溢出效应。继Caves(1974)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将技术扩散存在的外在性进行分类研究之后，Findlay(1978)、Koizumi和Kopecky(1977)都构建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和技术扩散的动态模型，深入分析了影响技术扩散的各种因素。
（一）理论研究
学术界对于技术转移一直有不同的理解，Gee(1981)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认为，技术转移为的是给新的使用者带来预期经济效益的技术新应用。Kodama(1986)认为技术转移应该是对理解和开发所引进的技术的能力的一种转移。金麟洙(1998)通过对韩国200多家公司进行的20多年的研究表明，有效促进并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并有选择地进行技术学习，是企业实现从模仿到创新转化的关键。
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动因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Mansfield(1980)、斋藤优(1979)、Dunning(1983)等，认为是直接投资、国际贸易、技术转移三者间基于利益最大化的权衡结果。Posner和Hufbauer(1961)的技术差距论、金泳镐的(1984)技术差距双重论，斋藤优(1986)的需求资源关系理论，与弗农(1966)的技术生命周期假说相结合用来解释技术转移的发生，通常不会转移先进技术。Das(1987)发现技术扩散对跨国公司而言已构成一种潜在的成本，但跨国公司只要进口先进技术，仍是有利可图的。Wang&Blomstrom(1992)认为跨国公司能意识到技术扩散的成本，东道国企业也能意识到技术溢出的存在，两者都可能通过其投资决策影响技术溢出水平，从而产生技术溢出正反馈。Kapup(1995)、Ziss(1994)等人都利用博弈分析模型对厂商间的技术转移、技术扩散以及合作进行了深入研究。
Das(1987)从理论上证明，跨国公司使用更好的技术对当地土著厂商的利润和产量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从总体上看，东道国人民的福利必然增加，东道国经济必然获得发展，基于此，跨国公司国际技术转移对东道国经济和人民都是有益的。
（二）实证检验
很多相关经验研究的结果都是不确定的。我们可以将有关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和扩散对东道国的影响分成两个方面，即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和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与此相对应，国外主要的实证研究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影响
注：“显著”、“负显著”与“不显著”表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或“技术”进步产生正面、负面影响和几乎没有影响。
表1显示，国外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从整体上讲，尽管跨国公司进入对于东道国经济增长具有比较显著的贡献，但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和扩散效应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跨国公司的全球控制越来越依托于技术优势，跨国公司不会转移先进技术，甚至将技术作为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手段。在很多情况下，跨国公司的进入会抑制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即使跨国公司向东道国进行一定的技术转移，也往往是跨国公司比较落后的技术，顶多是非核心技术，比如生产操作与装配性技术，或其他零散性技术。
另外，通过模仿示范、人力资本流动以及产业间的联系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也是不确定的，这往往还取决于东道国政策的支持以及企业自身的努力。跨国公司进入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还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如强化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技术路径依赖，争夺稀缺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等。在某些行业，跨国公司还可能危及东道国的经济安全。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随着跨国公司大量涌入我国，国内学术界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问题也给予了特别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也基本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展开。
（一）理论研究
二战以后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具有强烈的内部化倾向（林洁，2000），通过技术转移的内部化，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技术领先的优势建立或增强其市场垄断地位。张平(1995)指出，跨国公司从事的直接投资其突出特征是产业控制，通过技术、管理等产业链条将国外投资的公司牢牢控制。彭纪生、刘春林(2003)通过对跨国公司对华技术投入、对华生产转移与技术转移和在华设立研发机构三个方面的分析发现，迄今为止，跨国公司在先进技术领域仍严格对华封锁，无论是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的溢出效应，还是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的举措，对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提升的作用相当有限。冼国明、葛顺奇(2000)对跨国公司的R&D投资动机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东道国企业应利用跨国公司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谢富纪、郑绍濂(2000)构造了FDI技术转移系统模型，并以此分析技术转移机制以及对东道国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王子君、张伟(2002)利用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的扩展模型研究发现，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讲，技术许可比FDI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更有效。蒋殿春(2001)立足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在产品市场上寡占竞争，建立了二者之间的技术创新博弈模型，研究双方R&D投资项目和规模的战略，推演出双方在R&D项目上的投资偏好。
（二）实证检验
有关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从方法到主要结论都存在较大的争议。胡峰(2003)认为跨国公司对被并购企业的员工的培训也能带来明显的外部效应。我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实施的效果之所以不理想，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限制具有很大的关系。俞毅(2003)认为大型跨国公司的许多投资项目都是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的重要发展方向；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提升了我国企业的研发能力与水平；跨国公司通过其在华投资生产链中所产生的前向、后向联动提高了与之相关的国内上、下游产业的技术水平。陈国宏、郑绍镰、桑赓陶(2000)以技术和成套设备进口额表示技术转移量，运用协整关系检验法对我国1981年以来工业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转移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近期而言，我国仍应十分注意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引进技术，但长期而论，我们不应过份注重外资对技术进步的作用。
江小涓(2002)认为外资经济的贡献体现在对GDP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出口和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强研究与发展能力的贡献等许多重要的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大量引进先进技术，绝大多数跨国公司投资企业提供了母公司的先进和比较先进的技术，多数跨国公司投资企业提供了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外商投资企业不仅自身使用先进技术，而且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对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也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王洛林、江小涓、卢圣亮(2000)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而“促进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政策”课题组(2001)则认为外资企业是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它不但可以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还可以增强国内研发能力，推动加工贸易上水平、上档次。因此，我国要从观念、体制、政策和引资方式等许多方面入手，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利用外资的步伐。
赖娟(2003)注意到目前我国引入的外资依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短期内对我国的出口和经济的短期增长有显著的效益，但是对我国技术进步却没有足够的推动作用。技术溢出效益几乎为零，难以通过消化引进的技术提高本国的研发能力。湛柏明(2003)也发现，从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制造业结构、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化战略中的地位、在华设立研发机构等方面考察，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技术构成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
更深入的研究得到的结论更为悲观。朱华桂(2003)通过对苏、锡、常三个科技园区内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由于：(1)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子公司都采用了独资和控股形式，技术转移主要在跨国公司母子公司内部进行；(2)跨国公司子公司所需要的主要原材料、元器件主要来自于海外。在其整个全球化的生产技术链上几乎未涉及到多少环节；(3)国内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很难通过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合作来获得技术溢出，而当地企业接受技术溢出付出的代价很高等原因，导致这三个科技园区分别就是跨国公司在华所设的大加工厂，其结果可能导致我们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和产业级差固定化。
陈杰、乌妮娜(1999)对上海、南京、苏州等地著名跨国公司的实证分析表明，三地合资企业绝大部分（约占3/4）在引进技术的消化与吸收方面尚处于浅度国产化阶段，只能对部分零部件、中间产品实行国产替代，对外方母公司的核心制造技术和关键性中间投入品依赖性很强；相当一批合资企业，所依靠的技术基本上是中方自己原有的，外方干脆就没有任何新技术投入。跨国公司对其先进专有技术的转让持被动和保守的态度。关键技术的开发与更新也基本上由母公司集中完成。各地子公司没有能力也不允许擅自独自进行技术开发、创新活动。
具体到跨国公司对汽车行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也不容乐观。从发展中国家的汽车发展道路来看，一是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如韩国，从引进起步，迅速转向自主开发车型，摆脱跨国公司控制，汽车工业迅速走向集中化、规模化；二是走依赖道路，如拉美国家，汽车产业被多个跨国公司控制，市场被分割，汽车企业很难达到规模经济，始终缺乏竞争力。
张平(1995)以北京吉普为例，深入分析了跨国公司依靠技术优势进行产业控制对我国汽车行业技术进步造成的不利影响。在缺少股权优势的条件下，美方公司从市场预期、技术优势、品牌及知识产权到生产体系进行产业控制，其收益也更多地来源于非分红部分。“最大的问题是美方严禁中方对车的更改”，美国完全控制了技术，中国汽车制造厂只能就范。在合资企业运行过程中，首先是由于中国与美国的“技术缺口”，否决了联合设计方案。采取CKD的方式进行生产，导致了严重的技术依赖：(1)品牌和工业产权的依赖。只能使用原有品牌和工业产权，技术上要求严格的复制，任何更改都可能被视为对工业产权的侵害。(2)国产化中的技术依赖。(3)质量标准的依赖。因此，美方对北京吉普的控制不是来自股权控制，而是从市场标准、技术缺口、品牌与知识产权、质量认证等方面，使北京吉普完全在其控制中。
穆荣平(1997)对德国大众向中国转移技术的背景、转移过程和结果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表明以合作双方当初的战略目标来衡量，德国大众向中国的技术转移基本上是成功的。上海大众成立之初，合资合同对于技术和专有技术的转让以合资协议附件的形式专门作了规定，技术转让协议的许多条款不仅有利于合资公司的发展，也有利于合资公司配套企业的发展。德国大众按照合营合同和技术转让协议向中国转让技术，协助零部件企业引进技术和工装设备，促成国外零部件企业与中国零部件企业之间的技术转让或合资经营。总体上看，上海大众对以德国大众技术为代表的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距离自主开发能力的形成还有许多路要走。而“外方对现有车型的国产化是非常支持的，但对新开发车型则坚持以外方为主，中方很难以我为主地开发”。
三、简要评述
从前面对国内外学术界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
跨国公司的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当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发展水平差距较小时，技术溢出效应反而更为显著。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外的很多研究都得出了比较悲观的结论。
跨国公司不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先进技术，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会利用其技术优势实行对东道国的产业控制。同时，跨国公司进入会引起对物质、人力资本等稀缺资源的争夺，有时候甚至会直接采取措施，抑制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即使跨国公司向东道国进行一定的技术转移，也往往是跨国公司比较落后的技术，顶多是非核心技术，比如生产操作与装配性技术，或其他零散性技术。另外，发展中国家即使可以从示范效应、生产的前向和后向联系以及人力资本形成等方面享受到技术溢出的好处，但更多地体现为增强了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而且技术溢出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政策等多种因素。
从整体上看，国内的研究结论似乎比较乐观，但所有乐观的结论都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是否是我国的企业？从这个问题可以引申出一系列问题：中国境内的跨国公司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使用的技术是否是我国的技术？利用这些先进技术获得的利润是否属于中国？一个行业或产业由跨国公司利用先进技术，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对我们来讲，是否最优选择？如果上述问题的答案是确定的，跨国公司无疑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跨国公司与我国的利益取向永远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讲，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逐渐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并进而形成国家竞争优势，才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长期选择。从上述意义上讲，跨国公司对华技术转移以及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无疑是相当有限的。跨国公司在很多情况下都表现出强烈的技术封锁和技术控制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企业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阻碍了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另外，几乎国内外所有的研究都存在一个缺陷，即它们都立足于跨国公司如何利用技术优势获取最大化利润的前提，所谓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或技术溢出仅仅是一种被动的结果，还没有出现基于发展中国家如何促进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提升本国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同时，一直缺乏对于技术转移程度的相对精确的度量。
基于上述现状，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借鉴国际技术转移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相关成果，基于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中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的获得和提升，对技术转移概念、内涵提出创新性的诠释与界定，并将技术转移效果和水平分成不同层次进行评判，构建度量技术转移度的指标体系，深入研究跨国公司对我国不同行业的技术转移度以及各种因素对技术转移效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取切实措施，提高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技术转移，增强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