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十月革命前后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权问题上的实践和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尔什维克论文,政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17年到2007年，十月革命已经有了90年的历史。这90年间，俄罗斯发生了几次重大变化。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民众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而1991年苏联共产党在一场政治动荡之中却失去了政权。今天回顾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前后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所进行的实践和探索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刻思考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权与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
一 布尔什维克党的两大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夺取政权
十月革命的胜利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列宁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下取得成功的。我们可以举出三个重要的理论根据。第一，列宁发现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对十月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指引作用。第二，从这一点出发，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取得胜利①。列宁从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局势出发明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胜利、社会主义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成功才能取得胜利的思想需要更新和发展。第三，1917年1月9日列宁指出：“欧洲孕育着革命”②。两个月之后，俄国就爆发了二月革命，随后在列宁领导下俄国又发生了十月革命，这充分证明了列宁的预见是科学的。十月革命是建立在坚实理论基础之上的，那种认为十月革命是一次没有理论准备的革命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一)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
二月革命之后，俄国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布尔什维克如何判定自己的任务和发展方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列宁的基本思想是将俄国的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即将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思想体现在4月4日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的报告中。他分析道，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这个过渡的特点是：一方面有最大限度的合法性(当时在世界各交战国中，俄国是最自由的国家)，另一方面没有用暴力压迫群众的现象，而且群众对这个资本家政府，对这个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③。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的主张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不占多数，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不理解列宁主张的实质。例如普列汉诺夫讽刺列宁的《四月提纲》是“梦话”。党内非常重要的领导人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也公开质疑列宁的主张。4月8日，加米涅夫在《真理报》发表的《我们的分歧》中说：“至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我们是不能采纳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真理报》代表既反对苏维埃的正式领袖，也反对把苏维埃拉向右转的孟什维克。”④李可夫认为：“社会主义变革的太阳将从何处升起？我想，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我们这种生活水平要开始社会主义变革，这不是我们的事业，我们没有力量，客观条件也不具备。”他还认为：“我们面临着伟大的革命任务，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不能超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⑤
在阻力面前，列宁一靠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二靠耐心的说服和积极的鼓动工作，最终使党内多数同志懂得社会主义革命是布尔什维克应该努力的方向。施略普尼柯夫回忆说：“列宁同志在这些会议上顽强地、坚持不懈地解释他在提纲中提出的原理的某些论点。初期党内对列宁的疑惑和不理解逐渐地消失了。同意他观点的同志们一天比一天增多，而他的立场就由‘个人的’变成党的了。”⑥仅靠耐心的说服和积极的鼓动工作还不够，需要从思想上加以统一。在4月27日至5月5日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和以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列宁的战略和策略方针统一了首都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行动。许多对列宁的纲领一时不理解的同志转变了态度。列宁提出的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得到了全党的确认。
(二)夺取政权的两种方式：和平夺取政权与武装夺取政权
政权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与社会主义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才能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二月革命之后，列宁就敏锐地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问题。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明确指出，这时期总的决策是无产阶级应该和平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力争苏维埃的多数，然后把国家政权完全掌握在苏维埃手中，结束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为了实现和平夺取政权的目标，列宁的策略是，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诺言都是谎话。列宁明确指出，不要议会制共和国(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议会制共和国是倒退了一步)，而要从下到上遍及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的苏维埃共和国。列宁指出，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少数地位。要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当苏维埃还受资产阶级影响时，布尔什维克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指出其策略的错误。列宁还说：“只要代表工兵苏维埃掌握全部国家政权，它就会更好得多地采取这种步骤来为人民谋福利。”⑦因此，此时列宁所提出的政治策略就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在苏维埃争取多数的原则来掌控国家政权。
但是，几乎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认为，俄国处于民主革命阶段，布尔什维克应该有限度地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不是去实现社会主义。与此相联系，他们不可能从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然而，三次政治危机之后，俄国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策略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加以变化。七月事变后，列宁认为立宪民主党、军队集团和黑帮君主派这三种主要的反革命力量已经完全联合起来并掌握国家政权，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出卖了布尔什维克，彻底出卖了革命事业，“使自己和自己的党以及苏维埃变成了反革命的遮羞布”，因此，列宁制定了布尔什维克的新策略：撤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因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在七月事变以前是正确的，因为对人民来说，这是一条“最和平痛苦最少”的道路；而七月事变后再提这个口号，就会客观上使人民对滚入资产阶级阵营的苏维埃产生错觉和幻想。列宁作出了新的重大决策：准备武装起义。
但是，科尔尼洛夫叛乱被平息后，俄国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布尔什维克党实力大增，许多工人赤卫队掌握在布尔什维克党手中。第二，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转向布尔什维克。一些苏维埃被布尔什维克党人所掌握，例如，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诺根也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许多地方苏维埃先后转到布尔什维克党一边。第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立宪民主党人进入政府。第四，临时政府陷入空前的危机中。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看到了俄国又出现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他作出了新的决策：重提“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进行有原则性的妥协。列宁为此专门写了《论妥协》一文，对妥协下了一个定义：“为了同别的政党达成协议而在某些要求上让步，放弃一部分自己的要求，这在政治上叫作妥协”。列宁说：“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⑧列宁的这个转变表明，和平夺取政权方式对列宁来说依然是代价很小的政治选择。然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拒绝了这个妥协方案。列宁在9月16日断定：“从种种迹象看来，和平发展的道路偶然成为可能的那几天已经过去了”⑨。列宁始终追求的是以最小的政治代价、以最有把握的行动来夺取政权。待和平夺取政权的希望彻底消失之后，列宁不能不采取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和策略，况且当时俄国主客观条件为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夺取政权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武装夺取政权已经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需要指出的是，在武装起义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内争论十分激烈，有两个事情不能不提，一是列宁甚至以辞职方式警告全党，不进行武装起义就会使全党丧失难得的历史时机；二是加米涅夫等人的“泄密事件”。党内围绕是否进行武装起义所展开的政治斗争表明，在重大历史关头布尔什维克党内不同政治力量具有不同政治思考水平和不同的政治敏锐性，也表明当时党内的民主机制和气氛是十分活跃和自然的。
二 党的领导地位：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性问题
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不断地积蓄力量，旨在夺取国家政权。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政权。如何捍卫和巩固政权就成为苏共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在政权问题上列宁毫不含糊，克服和战胜了各种困难，赢得了国内战争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全面胜利。
事实上，早在十月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布尔什维克党就面临如何坚持党的领导权问题。在维护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权问题上，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莫过于如何对待全俄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简
称“铁总执委”)向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权进行挑战这个问题。我们仅从这个问题上就能够体会到列宁在捍卫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地位方面的鲜明态度和坚强决心。“铁总执委”是于1917年7月在第一次全俄铁路员工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成员主要由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等构成，是一个反苏维埃组织。1917年11月11日，“铁总执委”发出专电，声称“在彼得格勒成立的人民委员会，只依靠一个政党(布尔什维克党)，自然不能得到全国的承认和拥护。必须组织别的政府。”⑩“铁总执委”还向人民委员会发出最后通牒：若布尔什维克党拒绝其方案，则宣布实行全国铁路总罢工，造成全国交通运输瘫痪。同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紧急开会，商讨对策。由于列宁等因故缺席，这次会议做出了两项违背列宁意愿和布尔什维克党利益的决定：(1)必须扩大政府的基础并可能改变其组成情况；(2)就一切苏维埃政党乃至包括人民社会主义派进入政府一事不作最后通牒。会议委派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柯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同“铁总执委”谈判。此后，“铁总执委”邀请各政党和民主组织代表接连举行会议。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参加会议。会上加米涅夫等人同意进行关于扩大政府和全俄中央执委会组成问题的一切谈判。然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却准备全面剥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权。他们提出以下方案：第一，以“人民会议”来取代全俄中央执委会，并占“人民会议”多数；第二，改组政府；第三，撤销列宁的领导职务；第四，成立以右派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或阿夫克森齐耶夫为首的新政府。对于这个方案，加米涅夫等人没有坚决反对，而是采取妥协立场。
11月14日，布尔什维克党召开中央会议。列宁提出了重要思想，即加米涅夫的政策应当立即停止执行。列宁还提出，“铁总执委”与反革命分子站在一边，失去群众基础，因此不能让它参加苏维埃。列宁强调，现在是结束动摇的时候了。唯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就是消除动摇分子的动摇，“我们决不能动摇。”(11)加米涅夫等人仍坚持原来的观点，主张继续谈判。他们属于少数派。但列宁的“立即停止谈判”的决议案也遭到否决(12)。11月15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再次举行会议，列宁的主张得到了认同。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谴责反对派一再发表绝非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从而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切根本立场，完全背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13)。但在11月15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加米涅夫等人依然固执己见，提出了一项与中央委员会不同的决议案，即要求改变政府组成，使布尔什维克在政府中只占一半席位。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委会通过了这一决议，内容主要有：第一，同意“铁总执委”派10名代表进入全俄中央执委会；第二，邀请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参加政府；第三，劳动、内务和外交人民委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由布尔什维克党人担任；第四，没有确定人民委员会主席必须由布尔什维克党人担任(14)。11月16日，列宁起草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书，并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会委员签字(15)。最后通牒书说：“强迫我党放弃政权的任何企图都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少数派“无论在昨天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以前，或者在会议以后，始终执行一条公然反对我党的基本路线、瓦解我们自己队伍的政策，在必须表现最大的坚定性和不可动摇性的时刻，他们却在制造动摇”。加米涅夫等人“如此骇人听闻的破坏纪律的行为是这些中央委员背着中央干的，是在这几位反对派的代表在中央挑起了好多小时的争论之后干的，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出，反对派想用纠缠的办法掌握党的机构，在党的命运、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党的工作的最近结果的时候，他们却在暗中破坏党的工作。”最后通牒表示，“是不是保证服从党的纪律并执行列宁同志提出的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中所制定的政策”将有两种“抉择”：一是，少数派和其同盟者一道组织新政府，但多数派将不受这个动摇、软弱和混乱的新政权的任何约束；二是，赞同党已作出的决议，“那党就应当坚决要求反对派代表到我们党组织以外去搞他们的瓦解工作”。除此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结局(16)。11月17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米柳亭和诺根宣布退出中央委员会。他们在联合声明中说：“我们不能承担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危险政策的责任”(17)。同日，人民委员李可夫、米柳亭、诺根和泰奥多罗维奇辞去人民委员职务，退出政府，声明有必要组织一个由所有在苏维埃中有代表席位的政党组成的社会主义政府(18)。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布尔什维克党人洛佐夫斯基甚至拒绝把列宁参加政府作为条件：“我不能沉湎于个人崇拜，它会使与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取决于这个或那个人物是否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19)
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于11月18至19日发表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谴责加米涅夫等人“这种临阵脱逃的行为”(20)。11月18日或19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给少数派发出通牒信，要求加米涅夫等人“完全服从中央的决定和路线，完全停止对中央工作的暗中破坏和瓦解活动”，否则“中央将不得不提出立即开除你们出党的问题”(21)。11月21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决定撤销加米涅夫的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的职务，列宁提名斯维尔德洛夫继任这一重要职务。其他少数派成员的职务也做了相应的调整。随着克伦斯基的叛乱被迅速镇压，“铁总执委”并没有组织起罢工。事实证明列宁的方针是正确的，加米涅夫等人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工作。
列宁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具有鲜明的原则性和敏锐的政治智慧，从而维护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是俄罗斯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后所获得的最重要的执政经验。
三 列宁苏维埃制度下多党合作民主形式的探索
西方学者经常将苏联政治体制归结为“一党专制”的“极权制度”。二战后苏联学术界甚至将一党制视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特征。我国学术界在讨论苏联政治体制时一般也将“一党制”视为苏联政治体制的重要特点。但实际情况是，布尔什维克党在掌握政权的最初时期，并非实行一党执政的体制。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经有一段时间实行的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两党合作制度。这段时间虽短，但列宁时期苏维埃制度内多党合作思想和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两党合作制的实践
早在1905年俄国革命产生工人代表苏维埃时，列宁就明确认为，苏维埃是新政权的萌芽，布尔什维克不仅要参加，而且要在苏维埃中同其他革命政党和民主党派结成联盟。列宁曾经说过：“我们不怕成员广泛和成员复杂，而且希望这样，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的战斗合作，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俄国革命的胜利。”(22)在俄国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期间，列宁两次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实际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意味着要建立一个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政党参加的多党联合政府。
十月革命是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但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一些左翼政党组织也参加了十月革命，左派社会革命党就是其中之一。左派社会革命党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派。该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二月革命后，该派反对同资产阶级合作，反对参加临时政府。七月事变后，该派发展迅速，并逐渐靠向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开始时，该派同布尔什维克一道投入到起义的行列中，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起义盟友。例如，在布尔什维克党准备起义期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直接参加这个行动。领导起义的军事革命委员会中就有该派的代表，甚至军事委员会主席最初就是由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帕·米·拉济米尔担任，后来才由布尔什维克党人担任。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该派继续同布尔什维克党保持合作。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全俄苏维埃第2次代表大会上，当右派社会革命党退场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在代表大会选出的全俄中央执委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29名，仅次于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很想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在向全俄苏维埃第2次代表大会提出新政府成员名单前数小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曾邀请三位最著名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卡姆柯夫、斯皮罗和卡列林参加自己的会议，并建议他们参加新政府。该派表示支持人民委员会，但拒绝参加人民委员会，列宁对此表示“极为遗憾”。
布尔什维克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列宁明确提出，布尔什维克党不仅“随时随地准备接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而且“甚至有条件地同意容纳彼得格勒市杜马这个科尔尼洛夫分子巢穴的一部分代表”(23)。列宁还说：“我们愿意成立苏维埃联合政府。我们没有把任何人排除于苏维埃之外”，“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退出了，这不能怪我们。我们曾经建议同他们分掌政权，可是他们却要等与克伦斯基的这场斗争有了结果再说。”(24)这些论述表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期待着与其他党派合作。
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后，仍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寻求联合的可能性。布尔什维克党需要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支持，从而赢得农民对政权的支持和拥护，而左派社会革命党更需要同布尔什维克党合作。双方都有进一步联合的愿望。1917年11月24日至12月8日，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彼得格勒会上，列宁呼吁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结成“真诚的联盟”，批评他们过多地同右派社会革命党妥协，“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今还是伸出整只手去援助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对工人却只伸出一个小指头。如果继续妥协下去，革命就完了。”(25)列宁还说：“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就是各先进国家的被剥削劳动农民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结成完全的联盟”(26)。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党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妥协。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承认成立人民委员会是为了实现全俄苏维埃第2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并同意将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同全俄中央执委会合并，从而实现了农民苏维埃与工兵苏维埃联合。在社会革命党彻底分裂为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之后，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联合的程度更加紧密了。1917年12月22日，布尔什维克同左派社会革命党组成联合政府，七名左派社会党人进入人民委员会。斯维尔德洛夫后来总结说：“经验证明，我们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结成紧密联盟是对的，我们深信，后者的真正代表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27)
(二)多党合作的原则
在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的前提下如何与其他政党进行合作？合作的原则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列宁是有明确论断的。列宁根据革命实践提出了在苏维埃范围内实行多党合作制应遵循的原则，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点：
第一，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和掌握政权原则。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发动反革命叛乱之际，全俄铁总执委会也乘机发难，要求改组新政府，成立由所有参加苏维埃的政党组成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而布尔什维克党少数派在这个问题上则表现得极为动摇。列宁激烈批评少数派“强迫我党放弃政权的任何企图都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28)。在关系到党的政权存否问题上，列宁毫不动摇，决不退让。
第二，无产阶级政党和其他革命政党合作必须有利于俄国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实行多党合作的目的是使苏维埃能够更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这是多党合作的出发点。“任何一个政党真正想要成为人民的政党，就必须明确地、斩钉截铁地说：我国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明确地而不是含糊其辞地声明这一点，我们同他们的联盟才会巩固和发展”(29)。列宁说：“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不愿意讲价钱，我们不愿意搞二次拍卖。我们不允许市杜马这个科尔尼洛夫分子的中心参加政权。”(30)
第三，坚持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就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掌握政权的原则”。列宁指出：“我们过去同意，并且现在仍旧同意同苏维埃中的少数派分掌政权，但这个少数必须诚心诚意地忠实地服从多数，并执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体批准的，采取渐进的、然而是坚定不移的步骤走向社会主义的纲领。”(31)
第四，合作的基础。俄国是落后的小农占多数的国家。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排斥多党合作，相反，允许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分掌政权，允许两者联盟。“这个联盟可以成为‘真诚的联合’，真诚的联盟，因为雇佣工人和被剥削劳动农民的利益没有根本相悖的地方。社会主义完全能够满足两者的利益。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因此，无产者同被剥削劳动农民之间的‘真诚的联合’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32)列宁明确指出，工农联盟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的基础。
列宁的这些原则十分重要，实际上涉及苏维埃政权框架下多党合作的基本规范和本质问题。
两党联盟建立后，列宁十分注意同盟友处理好关系，在许多问题上作出妥协。所以，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3次代表大会上总结道：“我们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的联盟，是建筑在坚固的基础上的，这个联盟不是一天一天地在巩固，而是每时每刻地在巩固。最初我们在人民委员会内还担心派别斗争会妨碍工作，但根据两个月共事的经验，我应该肯定地说，我们在大多数问题上都能作出意见一致的决定。”“代表农民的真正愿望和真正利益的政党，是左派社会革命党”(33)。
随着形势的发展，两党的矛盾越来越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坚决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3月，和约签订后，该党表示不满，示威性地退出人民委员会，联合政府不复存在，不过两党关系还没有破裂。二是，布尔什维克过激的农村政策招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极度不满。他们竭力反对剥夺富农和中农，反对成立贫农委员会。政策上的原则分歧和不可调和最终使两党分道扬镳。1918年7月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被平息后，该党自动分化。一部分人加入了俄共(布)，另一部分则成为彻底反革命分子，成了专政的对象。尽管布尔什维克党与其他政党合作时间不长，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却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上述事实表明，列宁十月革命前后在政权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实践和探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第一，列宁善于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成功地预见到俄国革命的到来，在理论上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二月革命后列宁及时而准确地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两个基本任务，即变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夺取政权。
第三，在夺取政权问题上列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断地根据变化了的俄国实际情况改变夺取政权的策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和平夺取政权。二月革命之后列宁首选的夺取政权方式就是和平方式。科尔尼洛夫叛乱被平息后俄国再次出现了和平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列宁依然没有放弃这个机会，他又一次重提“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列宁在“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问题上几次提及又几次收回，不仅仅是口号改变的问题，而是涉及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策略的改变。
第四，在夺取政权问题上，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布尔什维克愿意与其他民主党派进行必要的妥协。
第五，十月武装起义是列宁经过巨大努力甚至以提出辞职相抗衡而取得的，党内争论的程度非常激烈。
第六，十月革命后面对党内高层领导人在政权问题上的动摇，列宁坚持原则，明确指出“强迫我党放弃政权的任何企图都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联系到后来苏共放弃政权的惨痛教训，列宁的这番话至今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第七，布尔什维克党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愿意与其他民主党派进行合作，但合作应该具有原则性，“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不愿意讲价钱，我们不愿意搞二次拍卖”。就是说，共产党决不拿政权做交易，这是共产党的政治底线。
第八，列宁根据革命实践还提出了在苏维埃范围内实行多党合作制应遵循的四点原则，即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和掌握政权原则、必须有利于俄国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坚持苏维埃政权的原则——“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掌握政权的原则”和多党合作的基础应该是工农联盟。
第九，列宁时期苏联政治体制逐渐形成一党制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注释：
①参见1915年8月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和1916年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两篇文章，载《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
②《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332页。本书引用的《列宁全集》基本为第2版；个别引用《列宁全集》第1版之处，作者特别注明。
③《列宁全集》第29卷，第114页。
④参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1辑，总第31辑，第128页。
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俄代表会议和彼得格勒全市代表会议》俄文版，第93页。
⑥施略普尼柯夫：《1917年》第3册，国家出版社1927年俄文版，第264页。
⑦《列宁全集》第29卷，第147、148页。
⑧《列宁全集》第32卷，第130页。
⑨《列宁全集》第32卷，第136页。
⑩转引自《苏联国内战争史》第2卷，莫斯科1944年俄文版，第388页。
(11)《列宁全集》第33卷，第38、39页。
(12)《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中文版，第516页。
(13)《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41页。
(14)《苏维埃政权法令汇编》第1卷，1957年俄文版，第35页。
(15)《回忆列宁》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文版，第569页。
(16)《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45页。
(17)《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俄文版，第167页。
(1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俄文版，第169页。
(19)洛佐夫斯基1917年11月18日在《工人报》上发表的声明。
(20)《列宁全集》第33卷，第68～71页。
(21)《列宁全集》第33卷，第66页。
(22)《列宁全集》第10卷，第5页。
(23)《列宁全集》第33卷，第68、70页。
(24)《列宁全集》第33卷，第30、31页。
(25)《列宁全集》第33卷，第88、89页。
(26)《列宁全集》第33卷，第91页。
(27)《斯维尔德洛夫选集》第2卷，莫斯科1959年俄文版，第104页。
(28)《列宁全集》第33卷，第43～45页。
(29)《列宁全集》第33卷，第95页。
(30)《列宁全集》第33卷，第60页。
(31)《列宁选集》第33卷，第71页。
(32)《列宁全集》第33卷，第98页。
(33)《列宁全集》第33卷，第264、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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