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两大“内在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大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新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8)11-0062-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过程中，学界已经在开始讨论建构一个具有内在分析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重大问题[1]，如有人明确提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2]。然而对为何需要以及如何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到底以什么为学术资源以及由此决定的逻辑进路问题却还有待深入追问和研究。我们认为，讨论中的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需要确立两大“内在性”问题：(1)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所蕴含的中国化的哲学新思想等整合为具有内在统一和分析性的哲学实质与形式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需要持之以恒地深度追问“源”与“流”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如何实现批判、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而既涉及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又关系到如何理解和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所蕴含的哲学新思想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文化的关系。有学者直接将研究“三大理论成果”蕴涵的哲学思想作为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一大重要环节[3](P44)。(2)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中国化过程中的核心和统摄地位。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整体推进的态势，产生了各个领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成果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根据哲学本身的根本性普遍性特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中的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处于这一理论进程的核心和统摄地位，并直接影响和统摄着马克思主义其它方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方面成果为直接理论资源的哲学提炼和升华。这两大“内在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必须始终追问的复杂性难题，它也直接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大“内在性”学术资源和由此决定的逻辑进路。
必须明确，对这两大“内在性”问题的解答将不仅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逻辑进路即方向、进程和目标，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如何继承马克思主义真精神，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实现真正的理论发展和创新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解决这两大“内在性”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一步研究来说也至关重要。毫无疑问，由马克思本人所开创的科学世界观、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当然的学术资源之一，它也是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直接理论前提、基础和内在逻辑进路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源”与“流”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是讨论第一个“内在性”问题的基本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民族化、时代化和具体化的理论诉求，其学术资源和逻辑路径还必须拓展。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推进过程已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域的中国化，产生了丰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应该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直接的学术资源和逻辑基础，对各个领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提炼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在逻辑进路的根本方面，即作为理论整体中国化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可见，最终建构具有内在分析的哲学实质与形式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性工作需要深入细致地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过程的这两大“内在性”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哲学品质来看，这两大问题具有辩证的统一性。没有对第一个问题的始终如一地深度追问和科学解答，最终要实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很难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形式，即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基本原则和本真精神。没有对后一问题的深刻地整合性研究与哲学的提炼和升华，也就无法确保要建构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内容，而没有各个领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作为直接理论基石，期待建构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陷入纯粹的抽象哲学，也不可能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实质。因此，对这两大“内在性”问题的解决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实质与形式的内在同一性的必然要求，对它们的深入细致地研究也就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进程的两个方面或环节，二者的进程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辩证过程。可见，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实上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
然而，今天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如何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着力较多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与中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中国学以及其它新兴学科部门的融合共生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外在性”方面的重要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际过程和理论目标都决定了不仅“内在性”问题才是根本性问题，而且研究的推进思路必然是以内为主、内主外辅、由内而外、内外结合，因此需要正视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两大“内在性”问题。
二、何以需要与何以可能：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学术诉求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所蕴含的哲学新思想是不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未作明确区别和深入探讨，常见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混用或等同使用。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在学理上应该有实质性的内在差别。我们称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所蕴含的哲学新思想等为具有本民族特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们是否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呢？这后一个问题就比较复杂，需要作具体的学理分析。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上存在着实践、理论和学术三个基本层面，因此就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区分[4]，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及其相互关系的辩明[5]，或者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的指导思想形态”和“学术研究形态”的不同存在形式[6]。其中实践版本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与实践，理论版本的现实化形态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党的指导思想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版本的学术化形态即学界正在讨论构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因此，为了在理论上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的极为复杂的关系，有必要将理论版本的学术化形态直接指称为相对独立的学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样处理不仅使得表述更为方便和准确，而且也有利于掘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本文将建立在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基础上的学术版本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三个版本，即学界正在探索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也即本文所称谓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①。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有三个版本，其中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是一种现实化形态，学术版本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1]。我们可以把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视为理论版本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版本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源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具有鲜明的方法论特征，也即其核心是直接指导实践的思想路线问题。但是，对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版本，作为与实践直接融为一体的理论版本的中国共产党哲学（这也是其很大的优势所在和重要特征之一），它们还缺乏严格的学术性和内在分析性，或者说与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形式与实质还有距离，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实际应用形态[7](P304-314)。因此，有人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又是难以成立的[8]，甚至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已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不能说已完成了一次飞跃[4]。目前学界基本上认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是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介的[9](P10-11)，有的还认定从李大钊到毛泽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继承的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10](P44-45)。总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本人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就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刻反思，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从学术层面来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无条件等同，当然也就不能混用。目前，学界主要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而对于学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整合、提炼和升华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与形式又具有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计划，“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这一计划的直接研究对象。当然，客观地看，这三个版本各有优势和特点，同时也各有不足之处，它们之间需要形成“内在”地辩证运动，特别是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和渗透、相互制约和真诚地批评。
何以需要建构学术版本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呢？主要理由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校正、完善和深化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需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来看，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早期共产党人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需要，他们接受的不是作为全面系统的学说和学术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着眼于直接指导中国革命的现实“选择”和“接受”，把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学术性很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地等同于唯物史观，又把唯物史观简约为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11](P39-45)。这种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选择性带有很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特点，因而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的误读不可避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抽象性决定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它又是早期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着力较少的，毛泽东本人直到延安时期才有条件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他认真研读的也主要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的学术探讨也基本上是围绕着党和国家的现实需要进行的。建国后由于受政治的影响导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界长期没有全面系统深入地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的认真严肃地学术研究。此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是最重要的品格，直接统摄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等其它基本特性。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一个基本倾向是适应现实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为实践唯物主义，以纠正此前抽象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的不足，但是存在着明显的矫枉过正之嫌，即将实践由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扩大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的和首要的特性，将其实践性凌驾于科学性之上，这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和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直接影响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不仅如此，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由于长期缺乏学术版本的观照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就理论版本来说，一方面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所蕴含的哲学新思想中有些方面是直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实践性很强但科学性相对地说比较模糊有待认真的学术分析和梳理，而其实践特性中也还难以避免地蕴含着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因而缺乏严格科学性的实践性是很难把握正确方向而长期不受质疑的（如邓小平理论很容易被误解为实用主义）；另一方面，理论版本在概念、范畴、体系等等方面尚须深化和规范。因此科学化是其内在发展的要求。至于实践版本所存在的问题就更多，争论也最大，此处不作分析。可见，学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将有利于校正、完善和深化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有三者实际的辩证运动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中国化事业长期处于科学的轨道运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需要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取得初步成功，也积累了成功的“中国经验”，这是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结晶。然而，“中国经验”毕竟还只是经验，还没有上升到“中国理论”，特别是“中国哲学”的高度，因而她还具有未定型、不成熟、理论上的模糊与含混的特征，也就是说她明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可是却还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严格的科学理论体系支撑，因而总是难免遭到质疑并且她的进一步发展总是面临着方向与道路的辨别与抉择。此外，“中国经验”也当然包含着教训，但是只要还没有相应的科学化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哲学的批判与之相随，没有对“事实”作“问题”的提炼、界定与分析，“中国经验”就没有与之相伴生的深刻的“中国问题”，也就对现实缺乏一种深度地追问、辩明与批判。这种状况将直接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健康发展。当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还在艰难地承担着这项功能，但由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本身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其在学术层面上的中国化还处在探索之中，因而其成效实际上是有限的。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由理论上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过渡到“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度哲学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适应这一现实发展的需要，以中国化的新形态出场并承担起自己的职责。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迫切需要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三，建设中国哲学的需要。长期以来，不仅西方世界而且国内哲学界都有一种看法，即以西方哲学的学科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哲学，中国实际上没有自己真正的哲学。这种真正哲学的缺乏甚至被认为是中国未能在近代自然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有所作为的重要理论原因。无论这种观点是否科学合理，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却是当前中国哲学界的一致共识。必须用哲学铸造民族的灵魂。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一个没有哲学思想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虽然建设中国哲学的思路和方案目前正在探讨之中，也存在诸多争论，但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哲学建设的主要目标毕竟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建设学术版本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呢？主要理由也至少有三点：
首先，有一直领先并将继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为现实基础和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不仅产生了包括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内的中国共产党哲学，而且还产生了各个领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文艺学等等，它们在借鉴西方成熟理论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现实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建构提供了丰富的中国特色实践的实证知识素材。这些都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的重要保障。可见，学术版本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基本上具备现实的“内在性”条件，并不需要也不可能进行纯粹的哲学沉思，而是直接以以上成果为最直接的理论资源并进行哲学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因此，本文所论述的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换或诠释成实践唯物主义、人学、存在论、生活哲学等在依据、方法、原则与内容上均不同。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世界历史”性质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既区别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共产主义实践，又根本不同于传统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更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实践有本质区别，她实际上代表着人类实践的新的现实方向和目标，集中体现时代精神的发展趋向，因而不仅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突破民族国家的世界意义，是代表着人类解放方向的新型实践。这种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实践作为“全新的事业”，她的发展态势为哲学拓展了全新的想象空间，是新哲学的生长点。不仅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实践处于同一个世界舞台上，已经形成一体化的内在联系，更因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实践代表着人类实践的新形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一定的世界历史发展的意义，与之相对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具有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它不仅直接是一种民族意识，而且也体现了当前人类解放目标趋向的世界意识。
最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大力倡导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自身努力是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条件。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改革开放以来至今的发展虽然不尽人意，但短短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建构既具有世界眼光和人类解放视野又具有本民族特色和时代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始终是中国哲学界努力奋斗的一个目标。
三、何以需要与何以可能：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核心与统摄地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何需要以及何以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国化进程中居于核心和统摄地位呢？更为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中国化的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中国化过程中应该处于何种地位，承担着怎样的历史使命？
一方面，必须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体上处于危机状况的事实，造成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比较忽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复杂的实践过程，由此必然忽视由这一总体性实践所形成的各个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间事实上缺乏实质性的内在互动和交流，这种相互分离的状况不仅形成马克思主义各个部分的理论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很有可能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危机。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远离本土实践及其理论成果，必然“空心化”，面对实践必然处于失语状态。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途径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对这一伟大的实践过程展开哲学沉思，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方向，对这一实践所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进行扎实地研究和消化，这是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因此，确立以各个领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为内在学术资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内在逻辑进路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领域，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哲学研究亟待深入和深化。
另一方面，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研究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局面，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居于核心和统摄的地位，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展。根源于学科建制和学术分工的现实状况，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共党史和党建等理论界和学术界都在各自领域分门别类地进行中国化研究，并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学术界和理论界一般将其统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但是，各个部分的中国化研究状况很不平衡，公认取得比较成功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建党学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发展情况不够理想。此外，还应该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可以被视为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部分，但它自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有着自身的问题域和内在的逻辑与发展规律。不仅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史中的特殊的地位和使命而具有的历来的特殊重要性，而且也由于哲学本身的普遍性和根本性特点对于具有特殊性的其它具体学科部门始终存在的批判、继承和升华的关系，再加上这种分门别类的中国化研究部门之间总体上缺乏实质性的学术讨论和交流，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作为一整块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分门别类的中国化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处于什么地位，承当着怎样的理论的和历史的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如何看待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学说等等的中国化研究及其成果呢？分门别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最终是否也需要或者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内在整体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呢？等等。这些问题直接归结为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整体的中国化的关系，二者的关系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对象、范围和当代使命。应该正视这一事实，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的整体性（总体性）并没有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内在整体性和同一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这是理论与实践的相对独立的不平衡发展规律的必然表现。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必然经历一个由政治化开端的理论化、科学化直至哲学化的发展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这一理论过程的必然。可见，必须坚持从理论的整体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这一过程的核心内容，使之直接影响和统摄着马克思主义的其它方面的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历史基础，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党建学说等为直接的内在学术资源，最终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门别类的中国化过程中，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相对滞后的，也没有起到核心的统摄地位和作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此不作分析）。由于缺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观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面临着十分艰难和困窘的局面。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基本上占据了国内经济学的主导话语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下的中国是否真的在场”的问题发人深省；另一方面，当前国内处于式微状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创新方面大量借鉴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范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向实证科学方向越走越远，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越来越弱，建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呼声很高[12]。还有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学界学者面对如此尴尬境地，只能“望洋兴叹”，不断向西方经济学靠拢。造成此种危机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长期缺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支撑。众所周知，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直接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积极干预现实并最终改造现存世界的中介、桥梁和理论基础，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牢固确立对实践的话语权并决定其干预现实的深度、广度和深刻性的科学基础。因此，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程度和水平也直接制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由于缺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直接干预现实的科学基础，即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地具有认识、理解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美好初衷和良好愿望，也只能或是“有心无力”面对现实不知如何言说或是对这一丰富复杂的总体性实践作表面地抽象理解和认识，无法承担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的历史使命。这也就构成当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整体上缺乏对本土实践的实质性观照的一个重要“内在性”原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也有强调建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来推动和深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照现实的呼声[13]。在科学社会主义、党建等等领域，这种情况也一定程度存在。
至如问题的第二方面即何以可能，主要根据至少有：由马克思本人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和统摄地位，这直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力争实现核心和统摄地位提供了直接的范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方面的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奠定了直接的理论基础，为此提供了直接的现实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正在形成中的理论自觉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条件。
注释：
①笔者在《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关联概念群的初步辨析》一文中对这个第三个版本进行了具体定义，见《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4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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