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的科技智囊团——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智囊团论文,科技论文,美国总统论文,总统论文,咨询委员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与现状
美国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最早由前总统乔治·布什于1990年建立，该委员会继承了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建立总统科技咨询班子的历史传统。
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始建于1993年11月23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以第12882号总统行政命令的形式宣布成立该委员会。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成员共有19人，其中一人是总统科技助理（即总统科技顾问），其他18人均来自非联邦政府部门，其中包括产业界、教育界、研究院所和其它非政府组织。这些成员全部由总统本人指定。这些成员都有辉煌的业绩记录，是美国知识界的精英，他们都具有广泛的见识和专业特长，是名副其实的“智囊团”。克林顿政府时代的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分别是尼尔·兰尼博士（总统科技顾问）和约翰·杨（原惠普公司总裁兼CFO）。
本届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也是根据2001年10月1日的布什总统的行政命令设立的，其成员增加到24人。经过两个多月的酝酿和提名过程，2001年12月12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任命了本届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的24名成员（具体名单参见附录）。其中，两位主席分别是布什总统科技顾问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马伯格以及一家著名风险投资公司(KPCB)的名誉合伙人弗洛依德·克瓦默。
2002年3月5日，本届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长达五个半小时。在会上，布什总统要求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成员为政府提出有关打击恐怖主义的长期战略的建议。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胡伯德也到会阐述了科技与经济的密切关系。会议围绕下列四个主题展开热烈讨论：1、如何应用科技进行反恐；2、联邦政府应当如何对科技投资；3、如何改进能源利用效率；4、21世纪通信基础设施，特别是如何普及宽带通信。为此，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成立了四个分委员会，即反恐分委员会（由斯隆基金会主席拉尔夫·戈莫利担任主席）；联邦科技投资分委员会（由乔治亚理工学院院长杰拉尔德·克拉夫担任主席）；能源效率分委员会（由Power Shift Ventures集团公司董事长史蒂文·佩伯马斯特担任主席）；宽带技术分委员会（由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校长马尔燕·福克斯担任主席）。这些分委员会将通过总统科学顾问马伯格向布什总统提供咨询意见。
使命与运作
根据总统行政命令的规定，总统科技咨询委员的使命是：(a)就科技政策的有关问题向总统提供咨询意见；(b)为了履行咨询任务，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应当协助国家科技委员会(NSTC)确保让私营企业能参与其活动。
根据规定，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至多为25名。其中有一人必须是总统指定的联邦政府官员，其余成员应当是总统指定的非联邦政府官员的人员。他们具有科技方面广泛的专业知识和远见卓识，对国家的科学技术事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该委员会的两位主席应分别由联邦政府官员与另一名总统指定的委员担任。他们的任期为2年，除非总统事先要求延长其任期。
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具有较大的权力，但仅限于咨询服务。当委员会主席提出请求时，联邦政府各部委首长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他们提供有关科技工作的信息。经向总统请示后，总统科技咨询委员有权组织特别工作小组，以便直接向委员会提供第一手的信息。
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是通过总统科技顾问向总统提出咨询意见的。除向总统提供科技战略和科技政策方面的咨询意见外，该委员会又是私营企业与美国政府中科技方面最高决策机构国家科技委员会(NSTC)沟通的渠道。这就保证了在联邦政府制定科技战略和科技政策的过程中能充分听取私营企业的意见和建议。
总统的行政命令还就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的经费制定了详细的规定。其中规定了委员会的所有费用只能从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的经费中支出，每年运行费用不得超过20万美元。
委员会成员的工作是没有报酬的，但其差旅费可根据有关政府规定报销。就这一点而言，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似乎是一个“虚拟”的机构。
人员的构成
布什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共有24人。其两位主席分别是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马伯格和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 (KPCB)公司名誉合伙人弗洛依德·克瓦默。马伯格其人大家已有所了解，在此不再赘述。至于克瓦默，恐怕大家不太熟悉。
弗洛依德·克瓦默与马伯格一样也是出身名校的科技专家。他分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锡拉库兹(Syracuse)大学取得电气工程学士和硕士学位。1967年，他成为著名的国家半导体公司(NS)的五位创始人之一。后来，他但任该公司的子公司“国家先进系统公司”(NAS)的总裁。这是一家专门从事设计、制造和营销大型计算机系统的公司。离开NAS以后，他加盟著名的APPLE（苹果）公司，担任负责销售和市场营销的副总裁。
1984年，克瓦默作为合伙人加盟Kleiner PerkinsCaufield & Byers(KPCB)公司。这是一家闻名全球的IT风险投资公司，是创建美国硅谷的先锋。该公司自成立以来，通过风险投资帮助创业者成立350多家公司，其中包括AOL、Amazon、SUN、COMPAQ、Juniper和Genentech等著名的高科技公司，这些公司都开创了新的领域或拓展了原有的领域，它们的市价已超过6500亿美元，并创造了25万个就业机会。
马伯格曾担任过大学校长和国家大型实验室主任，可以说，他是一位教育家和科学家。他与克瓦默这位企业家和投资家共同来领导总统科技智囊团可谓是优势互补、相得益彰。这也体现出布什总统在决定人选时的用心良苦。
科技咨询委员会中的其他22名成员分别来自企业界、科技教育界（大学）和非政府组织，全部都是非政府工作人员（参见附录）。这样的人员构成既保证了咨询委员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又保证了咨询意见的独立性和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这就避免了“政府官员、管理人员和科学家在一个共同体”中作出决策的弊病。
如除马伯格以外的23名委员会非政府人员做一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各界人士的大致比例（参见表一）
表一 布什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的非政府人员构成
界别人数
百分比
企业
1148%
大学
8 35%
非政府组织4 17%
从表一，可以看出在本届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中来自企业界的委员将近占有“半边天”。由于这些委员都是总统指名的，因此这显示企业家出身的布什总统对企业界“情有独钟”，愿意多听取企业家们对科技发展的意见，也体现出美国的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日趋紧密。
如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的非政府人员构成（参见表二）作一对比，这个特点就更加突出了。在克林顿的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中来自大学的委员将近60%，而来自企业界的委员仅40%。
另一方面，本届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中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委员的比例达到17%，比克林顿政府时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这显示布什总统更愿意多听取代表“老百姓”的意见，也体现出美国的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趋密切。
表二 克林顿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的非政府人员构成
界别人数
百分比
大学
1056%
企业
7 39%
非政府组织1 5%
另外，本届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来自大学的8名成员中，大学校长有5人，占62.5%。在来自企业的11名成员中，来自IT产业的就有7人（其中包括来自英特尔、微软、DELL、COMCAST、AUTODESK等著名IT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占63.6%，来自投资和咨询业（含风险投资公司）的有3人，而来自生物技术领域企业的仅1人。而在克林顿的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中，来自大学的10名成员中，大学校长仅有2人，占20%，而在来自企业的7名成员中，来自IT公司的仅为2人（分别为IBM，惠普），占29%，而来自投资和咨询业的仅1人。
大学校长人数的增长是由于本届总统科技咨询委员认为，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是美国在科技方面领先地位的推动力，这些大学为国家做出了很好的贡献。但在IT产业和网络经济处于低谷时期，来自IT公司的成员却大幅增加，这是否表明布什政府企图振兴美国的IT产业，值得进一步研究。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是大换班。除两主席更换外，其他22名成员中仅有二人是克林顿的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成员。他们是诺尔曼·奥古斯丁（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CEO，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机械与航天工程系教授）和查尔斯·维斯特（麻省理工学院院长）。也许是他们太有名了，故而才能留任。这说明在美国，为科技战略和科技政策出谋划策的专家队伍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人员构成是“与时俱进”“常换常新”的。
明确的原则
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的工作是有明确的原则立场的。这些原则立场可表达为“约法六章”。其内容如下：
1.科学和技术是推动美国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决定因素，其重要性将与日俱增；2.政府对科学和技术的支持应视为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3.科学、数学和工程学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工作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4.联邦政府应继续支持实力强大的研究机构——大学、研究所和国家实验室，把他们视为国家科技基础结构的组成部分；5.联邦政府对科学和技术的投入应同时支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其中包括为国家利益和为私营企业，或与它们合作，开发竞争前(precompetition)技术；6.以长期规划为基础保持经费的稳定性，这对于高效率而有效地使用联邦政府对R&D的投资以及加强相关的国际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在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的相关文件中，对上述原则作了详细诠释。其要点包括：
*科学和技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决定美国人民生活质量的要素；
*美国要保持在研究和教育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需要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研究设施和研究设备。要做到一点，政府就必须保持可预测的科研经费投入。联邦政府不能急功近利或使经费上下波动，从而摧毁美国这一宝贵的资源。当然大学也要继续改进联邦政府研究经费的投入／产出比。
*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是美国在科技方面领先地位的推动力，但是目前他们在编制上受到很大压力。联邦政府对大学研究的资助政策反映了历史上政府与大学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些大学为国家做出了很好的贡献。毫无疑问，美国的研究性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它们成功地将顶尖的研究与教育结合在一起，在许多关键技术领域做出突破性的成就，而且造就了无以伦比的科学和工程队伍。联邦政府对科技的投入既产生了新知识和新观念，也产生了我们的未来所依靠的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联邦机构可开展内部的研究开发工作和合同外包实验室（这些实验室的使命直接与其主管机关有关）。然而，有些实验室是唯一开展国家重大项目的机构，例如需要大规模多学科团队来进行的前沿研究项目；运行为各方面服务的大型设施；开发和维护尖端研究所需要的大型数据库。因此，国家实验室应视为国家科技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和企业实验室的重要补充。
*大家都公认，联邦政府应当支持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研究最终能支撑和推动技术创新。美国的基础研究大多数是由政府机构进行的，其目标是占领世界领先地位。在美国，研究开发工作大部分是由私营企业支持的，但是联邦政府的支持也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联邦政府本身就是技术成果的主要用户。与此同时，联邦政府的支持也为研究成果与企业关心的产品开发之间架起了重要的桥梁。没有联邦政府对共性应用研究开发的支持（一般采用费用共担的方式），美国的产业就会在竞争中沦为劣势，其经济实力将荡然无存。过去由公私机构共享的研究投资已创造了重大的商业机会。
*仅靠市场是无法充分资助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因为一般说来，未来利益过于遥远，研究领域也过于宽广，个别公司是没有理由去投资的。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情况更是如此。因为激烈的竞争使人们对产业研究和开发支出的回报期限的预期大大缩短了。为此，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和对竞争前技术的研究对于美国的未来是十分关键的。
*建设杰出的研究开发能力一般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政府对研究开发的资助必须是可持续的、稳定的和投入产出比高的。重大研究项目一般需要许多年才能完成，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培训和职业训练也需要多年才能完成。因此需要改善科学和技术的长期规划，这样才能保持经费支持的稳定性。
*国际合作对于大型项目的推进越来越重要了，这类合作的核心是稳定而长期的承诺。而美国对国际项目的承诺必须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和国会的批准。
有益的启示
据报道，今年两会期间，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友谊宾馆与全国政协委员座谈时说，科技部将新设立专家委员会，以便及时向科技部和中央就重大科技战略问题提出建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的实践，也许能在建设高层次的科技咨询机构过程中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1、在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今天，“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这一论断更突显其重要意义。然而，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取决于重大科技决策的正确性和及时性。因此，一个国家的重大科技决策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能否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问题。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应当而且能够通过正确而及时的科技决策来发展先进生产力。鉴于当今科技发展的速度和复杂性，我们必须集中全民的智慧和经验才能与时俱进地作出正确而及时的科技决策。那种“灵机一动、随感而发”式的“重大科技决策”隐藏着极大的风险。为此，组建能协助领导人进行科技重大决策的高层次“科技咨询委员会”实属当务之急。美国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的业绩令人深思。
2、当今世界，科技已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它不仅极大地影响着经济的发展，而且对社会的其他领域（环境、生态、教育、文化、伦理道德、社会发展等）已经产生了和将要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应当集中群众智慧、倾听群众呼声，就科技发展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作出深思熟虑的决策。这些决策必须反映群众的意愿。因此，重大科技决策绝对不应是，也不可能是科技专家的“专利”。那种在象牙塔里进行的封闭式“科学论证”也隐藏着极大的风险。为此，未来高层次“科技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应当是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代表。它应当发挥“集中民智、反映民意”的作用。美国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人员构成的经验值得参考。
3、众所周知，技术创新的过程并非只有R&D活动。通俗地说，技术创新的全过程是由“把钱变成技术”和“把技术变成钱”这两大部分构成的。R&D只是把钱变成技术的过程，而把技术变成钱的过程更重要、更复杂、更漫长。事实上，把技术变成钱才是我们进行创新活动的根本目的。显然，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企业，才是能把技术变成钱的主角。因此，在作出重大科技决策时，政府应当要统揽技术创新的全过程，而不能局限于R&D活动。为此，未来高层次“科技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中来自企业界的成员必须有相当大的比例。本届美国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人员构成中企业家达到了将近一半的比例。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4、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科技企业，蓬勃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即使在R&D方面，它们也逐渐增强了实力。如果在进行重大科技决策时，听不到民营科技企业家的声音，那么，我们将可能面临着影响经济高速发展、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甚至破坏先进生产力的危险。为此，在未来高层次“科技咨询委员会”中应当有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科技企业的代表。美国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还担当着美国私营企业与美国政府中科技最高决策机构国家科技委员会(NSTC)之间的沟通渠道的重任。其成员中有一半是来自私营企业的代表。这个经验不可忽视。
附录
布什总统科技咨询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席：
约翰·马伯格三世(John Marburger Ⅲ)：布什总统科学顾问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
弗洛依德·克瓦默(Floyd Kvamme)：著名风险投资公司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KPCB)公司名誉合伙人
成员（22人）：
1.查尔斯·阿恩芩(Charles Joel Arntzen)：亚利桑那大学植物生物系教授（亚利桑那州）；
2.诺尔曼·奥古斯丁(Norman R Augustine)：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CEO，现任普林斯顿大学机械与航天工程系教授（马里兰州）；
3.卡洛尔·巴茨(Carol Ann Bartz)Autodesk公司董事长、总裁兼CEO（加州）；
4.凯瑟琳·贝伦斯(Kathlee Behrens)生物技术分析家，自己创建数家生物技术公司，她目前是多家公司董事，并参与Robertson,Stephens&CO.公司的投资管理（加州）；
5.埃里希·布洛克(Erich Bloch)华盛顿咨询集团有限公司(Washington Advisory Group LLC)的委托人，前国家科学基金会主席（华盛顿特区）；
6.斯蒂芬·伯克(Stephen B.Burke)Comcast公司总裁（宾州）；
7.杰拉尔德·克拉夫(Gerald W Clough)乔治亚理工学院院长（乔治亚州）；
8.迈克尔·戴尔(Michael S.Dell)Dell计算机公司董事长兼CEO（德州）；
9.劳尔·费尔南德斯(Raul J.Fernandez)Proxicom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总裁兼CEO（马里兰州）；
10.马尔燕·福克斯(Marye A.Fox)北卡罗来那州立大学校长（北卡罗来那州）；
11.马萨·戴安娜·吉利兰(Martha Diane W.Gilliland)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校长（密苏里州）；
12.拉尔夫·戈莫利(Ralph E.Gomory)Alfred P.Sloan（斯隆）基金会主席（纽约）；
13.贝尔纳丹·希莉(Bernadine P.Healy)前国立医学研究院(NIH)院长（第一位女性院长）现任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院长，即将担任美国红十字会会长（俄亥俄州）；
14.罗伯特·郝博尔德(Robert J.Herbold)微软公司执行副总裁（华盛顿州）；
15.芭芭拉·基尔博格(Barbara Kilberg)北弗吉尼亚技术委员会(Northern Virginia Technelogy Council)主席（弗吉尼亚州）；
16.比尔特·马西(Walteer E.Messey)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Mouho House学院院长（乔治亚州）；
17.戈顿·莫尔(Goudon E.Moore)英特尔公司名誉董事长（加州）；
18.肯尼思·恩瓦布泽(Kenneth Nunbueze)SageMetrics公司CEO（加州）；
19.史蒂文·佩伯马斯特(Steven G.Papermaster)PowerShift,Ventures集团公司（一家技术风险开发公司）董事长（德州）；
20.刘易斯·普勒恩查(Lius M.Proenza)Akron大学校长（俄亥俄州）；
21.乔治·斯卡赖斯(George M.Scalise)半导体产业协会(SIA)主席（加州）；
22.查尔斯·维斯特(Charles M.Vest)麻省理工学院院长（麻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