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看当前意识形态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权论文,意识形态论文,理论论文,工作论文,葛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301(2000)03-0059-(04)
意识形态，作为竖立于一个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结构，作为一种对社会自身的现实把握和价值设计体系，作为一个社会的自我意识，绝不是超然宁静的东西。不管人们对它沉默与否，它都是影响政治与历史的重要因素。鉴于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受挫，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错综复杂、诡谲莫测，重温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对今天新形势下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
众所周知，葛兰西是思想家，也是革命家兼政治家，是“欧洲共产主义”思想的始作俑者，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为他赢得如此殊荣的关键因素是其“领导权”理论。撮其要旨，其“领导权”理论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葛兰西认为，所谓领导权就是指，统治阶级的国家通过非暴力的意识形态控制，通过思想文化潜移默化的定向与灌输，使被统治阶级自觉自愿地接受其奴役与统治。“以理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使被统治阶级心甘情愿或全心全意赞同和认可统治阶级的统治，是领导权的核心与要义。
(2)葛兰西认为，与早期资产阶级国家对人民的暴力镇压、铁血统治相区别，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种武力与同意、统治与领导、暴力与文明双重结构的统治。国家不再单纯是一个强制机器和镇压工具，国家在资产阶级手中已变成了不仅用来维持其统治，而且设法赢得被它统治的那些人积极同意的一种理论与实践的复合体。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国家是披上强制甲胄的领导权。”（注：葛兰西《狱史扎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页。）葛兰西认为，传统政治国家的理念已经过时，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概念的外延已大大扩展，国家已开始向社会渗透，市民社会已成为国家的重要构成部分。正是通过市民社会并调动整个市民社会的力量，资产阶级才牢牢掌握住了整个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
(3)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领导权既包括政治领导权又包括文化领导权，“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的形式中。”（注：葛兰西《狱史扎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但从自己所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出发，与列宁特别强调的政治领导权相区别，他主要是从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即狭义的角度来运用这一概念。这也正是他思想的独创性、深刻性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发展之所在。葛兰西认为，鉴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新变化，即“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今天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权，绝不单单意味着通过强制暴力使被统治阶级服从，相反，通过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一系列大众传媒，通过政党、学校、教会、工会等各种社会团体与学术团体，以文化、宗教、习惯、教育等为媒介，在智力与道德上说服被统治阶级，使其积极地认可赞同统治阶级的领导，这已成为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掌握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已成为掌握政治经济领导权的先决条件，如果领导权不首先是文化的、伦理的、并从而是政治的，那么它也不可能是经济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活动的重要内容就是千方百计兴施该方面的领导权，并且，一个统治阶级一旦失去了文化领导权，也常常意味着整个国家将陷于危机。
(4)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对领导权的灌输与把持是通过市民社会来完成的。这里必须指出，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总和的市民社会概念相左，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是指上层建筑领域，是和他所谓的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在他看来，如果说政治社会代表国家的正式组织系统，即法庭、警察、监狱、军队等强制暴力机构，那么市民社会则是指非正式的、非暴力的、民间的、种种组织结构系统、精神力量，以及直接间接影响政治的各种辅助力量。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党、教会、工会、学校等社会团体以及各种文化组织和大众传媒，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等，作为在思想文化领域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组织机构与技术手段，“它们总合在一起构成统治阶级政治的和文化的领导机关”（注：葛兰西《狱史扎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7页。）即市民社会。简言之，与暴力相对应它代表舆论；与专政统治相对应它代表道德和伦理；与“公共政治”相对应它代表“私人”和民间；与“守夜者”、“宪兵”相对应它代表“教育者”和“意识形态机器”。看似在国家之外，其实它正是隐秘的国家本身。在这个人们似乎认为他们最自由、最民主、最没有强制性、最随心所欲的领域，统治阶级悄悄地、兵不血刃完成了其统治所需要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大众化、普及化，常识化，从而赢得所谓“民心”。
(5)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现实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权。首先，他认为，无产阶级要想取得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导权，也只能以教育、熏陶、引导、说服等民主的主式，而不能相反，民主与领导权是不可分的。其次，从意大利革命斗争的现实出发，葛兰西所强调的领导权主要是指无产阶级对“下层的”、“进步的”社会成分，即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领导权。他还着重指出，知识分子和政党（“集体的知识分子）在组织夺取文化领导权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鉴于上述种种分析，葛兰西才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只能是“阵地战”而非“运动战”。
二
葛兰西的理论是深刻的。它一定程度地解释了马恩逝世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何以没有爆发革命的原因；它有力矫正了第二国际庸俗理论家的那种简单经济决定论；它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政治革命理论；它开启了“欧洲共产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河。但它也有严重的失足：它过于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过于强调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对政治革命的推动作用，过于强调历史主体对历史客体的决定作用，过于强调革命主观条件的先行性等，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的思想陷入唯心主义、唯意志主义的泥淖。但反思前人的思想是为了指导今天的现实，葛兰西的这一理论，无论就其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而言，都对目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与借鉴意义。
(1)我们应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要紧紧抓住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文化领导权。要清醒地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党和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对于社会发展、和谐和稳定的重要意义。要时刻明了，在一个文化多元、意识形态纷争的时代，在人类还没有超越阶级社会以前，一个阶级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有意无意放弃，就意味着另一个阶级对它的占有，不管那个阶级是A阶级还是B阶级；一个社会对其文化领导权的有意无意放弃，就意味着另一个社会对它的渗透，不管这种社会是A社会还是B社会。当然，这绝不是说在人类社会历史越来越变成“世界历史”的今天，我们要僵硬地隔绝与世界其他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的正常交流和健康对话，恰恰相反，在现时代我们更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对外交流，加强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沟通与往来。问题只是在于，我们不要忘记事情的本质、事物的根本。
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在意识形态方面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意识形态创新能力、批判自我批判能力的缺乏，对人类文明其他积极思想成果、理论成果的拒斥态度等无疑都是重要因素，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丧失却是最致命的。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始，到戈尔巴乔夫所谓全人类利益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一步步走向了否定马列主义，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无产阶级专政这条歧途，以致最终葬送了了社会主义。与此截然相反，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手段；以自由市场经济“神话”为允诺；以经过泛世界主义伪装的个人主义为旗帜，以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少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俘获对象，巧妙地，悄无声息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刻也没停止过与社会主义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是微妙的……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两国之间权力关系的手段。人们能够设想，如果A国的文化，特别是它的政治意识连同其一切具体的帝国主义目标能够征服B国所有决策人物的心灵，那么A国就将赢得比军事征服者和经济控制更彻底的胜利并在比军事征服者和经济主宰更稳定的基础上，奠定它的优越地位。”（注：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69-70页。）其实“和平演变”的实质，首先就是争夺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的领导权。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短短历程，从改革之初对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讨论，到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直至今天，我们知识界、思想界的确也经历了一系列风雷激荡时期。与这些社会思潮相伴随，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也几番上下起伏，不能自己，甚至一度有人提出“意识形态淡化论”，这不能不招致意识形态工作失误。但值得庆幸的是，历经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以及国内外重大事件的轮番冲击，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正渐渐形成一种冷静、成熟、睿智、富于独立思考的精神，一种真正求实务实的作风。和以往相比，至少今天的理论界、思想界已经能够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西方资本主义，也能够较客观地、实事求是分析自己，也许真正形成那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核切合中国特点的成熟理性，还需要一段艰难的“磨合”，但这已经意味着一个正确的起点。因此，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抓住这一绝好契机，从文学艺术到理论宣传，从思想建设到学风建设，从意识形态的感性表现形式到理性表达方式，在方方面面我们都要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
(2)意识形态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和平等民主方式。首先，我们必须公开申明，鲜明的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但阶级性并非是意识形态虚假的天然基因。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不是任何别的学说，而是无产阶级自己的理论与学说，是反映无产阶级自身的意志、利益和要求并指导其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理论概括，它理所当然地要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是其阶级性之所在。但是，无产阶级同时又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建设新社会的领导力量，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它的阶级性恰恰决定了其科学性与真理性，而不是相反。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对于科学性与阶级性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既不应回避掩盖什么，也不应美化粉饰什么。同时我们也必须使人民明了，反映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过程，反映生动发展的社会现实，帮助人们认识把握自己的社会，这是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抵御、反驳、批判敌对意识形态的渗透、攻击和瓦解，反映无产阶级国家的利益和要求，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这是意识形态的本性使然，虚假性、欺骗性不是意识形态的本质，更不是所有意识形态的普遍特性。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中，我们应力戒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思想倾向，要实事求是，要深入实际，要正视现实社会矛盾。在工作的方式方法上，要结合思想斗争的特点，讲究“说理斗争”，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3)在意识形态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特殊作用，要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党的意识形态专家、理论家、思想家的智慧、才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与人民群众一起，共同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要分外注意工会、妇联、青年团等各种社团、学术团体、大众传播媒介及文化教育组织即葛兰西所说的“市民社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润物细无声”的重大作用，这其中，尤其要注意，在今天已成为折射社会冲突晴雨表的大学的特殊地位。又鉴于领导权的实质是“以理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要紧紧抓住这个“理”，理要正，理要真，理要实，必须首先是真理。所谓“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注：《马恩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同时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理，还必须是人民群众心甘情愿赞同认可之理，是合乎民心顺乎民意之理，切忌以力服人、以势压人。
(4)在新形势下我们要特别注意意识形态的创新能力。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主要表述价值目标和社会主张的观念体系，它偏重反映的是一个社会之“应然”。超越既定社会现实局限，创造新的观念、新的价值目标、新的理想，是其要求与旨归，也是人类意识能动性的本质表现。葛兰西的理论尽管有其严重失足，但无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次真诚创新与发展。在现时代，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有一种大无畏胆识和气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基础上，要结合时代发展，联系中国实际，敢于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思想来指导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实践。要坚决反对思想上的懒汉，世界观上的懒汉，要坚决摒弃那种要么东方，要么西方；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复古谈玄；要么绝对真理，要么遗臭万年式的简单化、形而上学化的思维方式。可以预见，中国的意识形态创新，思想理论创新，正象毛泽东思想的诞生一样，最终将取决于我们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学者能否在真正唯物辩证方法指导下，在实践的逐步检验下，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辩证批判地综合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思想成果，形成一种既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又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核的理论学说。其实，今天人们已经欣喜地看到，邓小平理论正是这一努力的初步硕果，它已经和正在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引向一伟大的世纪，把中华民族引向繁荣昌盛之路。
三
强调意识形态领导权，强调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不过想提醒人们要正视意识形态问题，要把意识形态工作摆到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因为在现时代，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自觉与否，意识形态是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政党、甚至是一个人最终都无法回避也不可能回避的。“意识形态本身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注：《马恩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页。）法轮功及其某些封建迷信思想在全社会的漫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弹袭击所显露种种祸心，及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复活等，都再一次说明了这一问题。
我们绝无意夸大意识形态的作用，夸大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夸大人的思想观念、主观意志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相反，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就中国而言，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以社会生产力真实发展为基点的社会历史经济发展阶段是无法超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迅速促进生产力水平的全面提高，培育起社会主义强大的物质基础，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性，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主题。所有工作包括意识形态的创新，都应围绕这一主题而不应偏离这一主题。因为归根到底，意识形态本身也是一种被决定的东西，是一种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东西。意识形态过程也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并且，建国后前三十年正反两方面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教训也告诉我们，脱离现实社会物质基础和生产力水平，在生产关系和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进行不断的跨越和“革命”，曾使我们走过了一段怎样的弯路。但既便如此，作为真正的辩证唯物论者，鉴于目前这一特定历史情境中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某些模糊认识，鉴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斗力被弱化之态势，我们还是有责任指出：在历史的大踏步前进中，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一定要高度警惕，千万别丧失掉那些比经济发展更重要的东西！
[收稿日期]1999-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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