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就业质量与就业的职业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就业的发展有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就业人数的增加，就业规模的扩大，失业率的下降都是就业数量扩张的表现，其反映了就业的外延式发展。而就业质量则是指就业内涵方面的特征，一般被认为包括：稳定的职业、体面的收入、安全的工作、良好的福利、充分的社会保障、和谐的劳动关系、流动的自由、参与的权力、无就业歧视以及宏观方面合理的就业结构等等。这里所说的就业质量，很接近于国际劳工组织（ILO）自1999年以来所积极提倡的“体面劳动”（decent work）的概念。然而，在本文后面的论述中可看到，就业质量还不应该仅仅只是指“体面”就业。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对就业的关注应是有所不同的，有时要注重它的数量方面，有时则更要注重它的质量方面。这是经济发展和就业发展内在规律的一种要求。下面本文从我国就业的数量和质量分析入手，进而引出就业的职业化概念，从职业化就业的角度对提高我国就业质量的问题做一讨论。
一、我国的就业数量——经济发展是否带动了就业的增长
长期以来，在我国一谈到就业人们主要是关注就业的数量方面，就业人数、失业率是人们最关心的就业指标。这与我国长期面临的巨大人口与就业压力，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又使这种压力愈加凸显有关。如巨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大量城镇职工下岗、近年来愈来愈猛的大学生求职潮，都使我们面临的就业困难主要表现在了数量方面。一些学者为此曾提出：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是“海量供给”“无限供给”。还有一种特别流行并被广为接受的观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没有带来就业的增加，呈现为一种“无就业增长”或“低就业增长”的经济发展态势。其论证的数据依据是，我国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就业弹性却不断下降：“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或自动地促进就业增长。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9.3%，就业增长率为3.0%，就业增长弹性系数为0.323%。九十年代，经济增长率为10.4%，就业增长率为1.1%，就业弹性系数为0.106，即经济增长每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0.106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比八十年代吸纳就业能力下降了2/3。”（胡鞍钢，2000）国外也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就业持有这种看法。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06年6月发布《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中称：“在东亚的成功故事背后，隐藏着‘无就业增长’的挑战，年轻人与女性正经历着‘无就业增长’。”这种判断导致人们更加把对中国就业问题的关注集中到就业的数量方面。
应该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理论上说不通，经济的发展怎么能缺少劳动要素的参与呢？更何况，中国还远不是高科技的技术发达国家，还没有发展到广泛地以技术替代劳动力发展经济的阶段；这一观点的实证数据基础也是站不住脚的，其实证推论是对我国就业弹性数据的一种误读。吴要武、赵泉2006发表的《中国存在“无就业增长”吗》一文，对这种错误观点产生的原因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指出：“从第二三产业弹性值变化中可知，‘无就业增长’在改革后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些学者忽略了高速工业化带来的劳动力部门转移和劳动力市场调整对就业岗位的破坏，仅仅从‘总就业弹性’低下这个表面现象出发，便得出了‘无就业增长’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不仅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把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逐渐淘干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而且城镇地区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非正规部门，也开始减少。”“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走到供求平衡的转折点上”。
事实上，“无就业增长”的错误结论，是源于对我国就业统计数据的错误理解。仅以农民工为例，改革以来有约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实现产业转移，他们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为城里的产业工人，当然是我国就业的增长，只不过在全国的就业统计数据和总就业弹性上没有反映而已。因为在我国传统的就业统计中，他们在农村尽管是富余劳动力，但也是被统计为就业的，他们进城务工后仍被统计为就业，表面上，在就业总量的统计上没有增加，而实际上他们已从原来的无效率就业转变为有效率就业，从名义就业者变为实际就业者。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城镇大量的下岗职工统计上，下岗前他们是就业者，但在原来的国有或城镇集体企业中，他们中很大一个比例是企业在职的富裕人员，即隐性失业人员。当被迫下岗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转向了非正规部门（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或个体户）再就业。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尽管他们从原来无效率的隐性失业转变为对经济发展有实际效率的非正规就业，然而在统计数据上，就业总量没有增加，就业结构数据发生了变化。那些只看总量数据的分析者，就必然要犯错误，得出中国出现了“无就业的增长”经济发展的结论。然而事实上，正是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供给，包括那些由无效率的名义就业转向有效率的实际就业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支撑了中国经济改革30年的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从数量方面看已大大地缓解了我国的人口就业压力。数据表明，2003年以来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是稳中有降的态势，同时越来越多的地方发生了民工荒和技工短缺，许多企业处于缺工而开工不足的状态。有学者推断，中国就业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蔡昉，2006），我们的劳动力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另一项关于中国自然失业率的研究也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的失业人口当中结构性失业与摩擦性失业是主要部分，结构矛盾十分突出，已经成为中国当前失业问题的主要矛盾。”（曾湘泉、于泳，2006）也就是说总量矛盾已退居二位了。
虽然遭遇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就业市场又经历了一轮大跌大浮的波动。在国家有力的经济刺激政策促进下，我国经济快速复苏，保持和恢复了较快的增长速度。由此，将2008年四季度至2009年一季度需求极度低迷的劳动力市场，快速持续拉升至2010年一季度的“就业压力明显缓解”（中国就业研究所，2010），部分地区出现“民工荒”和“用工荒”。排除我国就业市场的短期波动，从长期趋势来看，劳动力资源供给的逐步下降与经济持续增长并存，必然使我国长期以来的就业紧张状态得以逐步缓解。
如果说我国就业发展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或许也可以说这个转折点，也应该是一个从关注就业数量到更多关注就业质量的转折点。
二、我国的就业质量的现状
从就业数量来看，中国的就业压力已得到初步的缓解，但从就业质量看，就业压力远没有舒缓，甚至还有加剧的趋势。我们看到，频仍的矿难和工业事故、欠薪和过低的工资、社会保障的不足甚至有大面积的空白、越来越多并大有成为主流趋势的非正规就业、越来越多的解雇、跳槽和不稳定就业、劳动关系的不规范和不协调、工作责任心的缺乏和低效率的工作、产品与服务质量的低下、专业技能的不足等等，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表明我国的就业质量不容乐观。
尽管我国的经济在快速发展，在就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就业质量也有所改善，如最低工资制度的建立、社会保障从无到有不断地完善、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关系的调整与保护等等；然而，相对于就业数量的发展，我国的就业质量发展是远远落后的，甚至在许多方面情况还在不断恶化，如工作安全和矿难事故，职业道德低下和职业腐败等等。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比较，我们的就业水平（就业率）不比他们低，甚至还高于他们。但是，在就业质量方面，我们还远远地落在他们后面。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就业质量的涵义。人们在一般说到高素质、高质量的就业，通常是指“好工作”，即：工资高、工作条件好的体面工作。然而，这是对就业质量的片面理解。严格正确地理解就业质量，其涵义应包含两个主要的部分：其一为，劳动者通过就业应该获得的部分（也是企业和社会应给予他们的部分），即：稳定的职业、体面的收入、安全的工作、良好的福利和工作环境、全面的社会保障、和谐的劳动关系、流动的自由、参与的权力、表达的自由、平等的就业机会（无歧视就业）等等。这部分内容，与国际劳工组织（ILO）所提倡的“体面劳动”（decent work）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其二为，劳动者通过就业应该向企业和社会提供的部分（也是企业和社会应获得的部分），即：就业的专业化知识与技能、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职业责任与职业要求、职业规范与职业行为方式以及与就业所得相适应的职业效率和职业产出等等。
就业质量的这两个部分内容构成了就业的投入（所付出）和产出（所得）。对于劳动者是所得的，对于企业和社会来说就是所付给的；反之，对于劳动者是所付出的，对于企业和社会就是所得的。这种投入（所给）与产出（所得）的对等关系，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主体的交换关系。当我们只追求一个方面，即只想“得”不想“给”时，那这“得”恐怕也难以得到了。所谓的就业质量好，就应该是这样的高水平、高质量的就业投入产出的统一，其也代表了一种高层次的和谐劳动关系的存在。
目前，从这种就业质量的视角对我国就业状况进行研究和评价的论文尚不多见，本文目前也缺少充分的资料与数据对我国就业质量状况作出科学的评价。故这里暂就以一般描述性的观察，对我国就业质量的两个方面的状况作一些阐述，揭示有关问题。
从劳动者所得的方面看，亦即从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体面劳动”的基本内容来看，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一直有所推进，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农民工的各项保险制度不断建立，以及2008年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的实施，对我国就业质量的改善应是有较大的促进。但从“体面劳动”的要求来说，我国就业质量仍存在如下主要问题：收入低，特别是农民工工资，许多仅以政府发布的最低工资为参照，且长期不涨或少涨；社会保障不足，特别是广大农民工，保障迁转又遇制度障碍，致大规模退保，时有所闻；工作环境条件差，职业安全无保障，矿难和工业事故频仍，死伤惊人，2000-2007年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平均为3.04人，远远高于美国同期的0.027人（卫桂玲，2009）；用工不规范，工作不稳定，非正规就业成主流，大学生就业也日趋民工化。
再看就业质量的另一方面，劳动者所给。我国就业劳动力的普遍素质低，是一不争的事实，技能人才短缺成普遍现象；就业者缺少明确的职业定位，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的缺失，使职场上腐败行为畅行；工作责任心不足，工作效率低下，导致就业产出效果不佳。
关注和提高我国的就业质量，应是今后我国促进就业的主要方面。应把全社会对就业的关注引导到就业质量上来。因为提高就业质量是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创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必备条件。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仅靠低价劳动力成本竞争的优势，只靠大量的低报酬的也必然是低质量的就业来推动，那将永远达不到小康目标，也无法获得真正的高品质发展。
三、提高就业质量的必由之路——就业的职业化
提高就业质量是一个广泛的话题，它包括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到社会，以及法律、管理、道德等诸多领域的观察与思考，这里难以系统概括。但是提高就业质量的一个基本层面是就业的职业化。我们认为，就业的职业化是一个社会提高就业质量的必备条件、必由之路。
什么是职业化？
职业是社会分工造就的不同工作岗位类别，职业的产生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
职业的职业化过程，是指其职业特征的明确与凸显过程，即职业成熟过程。职业化的评价标准通常包括两个方面：（1）工作的技术含量：以需要一定时间的培训才能获得的知识或理论为基础；（2）必须遵守的一系列职业规范。具体说来，所谓“技术”，包括职业技能和职业管理能力，而这种技术既可以来源于系统的自然科学理论，比如说医学，也可以来源于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只要这种理论被社会广泛接受且被应用，比如说法律；所谓“规范”，包括职业行为规范，如职业思想、职业语言、职业行为等，还包括职业意识规范，如职业道德、职业心态、职业素养等。（Harold L.Wilensky，1964）
就业的职业化，是指职业的“技术”和“规范”，即包括对从业者的要求，也包括对用工者的规范。对从业者的要求包括：知识和技能方面、职业道德和协作精神方面、职业责任方面、行为方式和操作规范方面等等；对用工者的规范，是指为从业者提供与所从事职业相适应的：职业报酬、职业安全、职业培训、职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以及完备良好的劳动条件等等。由此可见，就业的职业化不仅仅是对劳动者、求职者的要求，也是对用工者的一种要求和约束。就业的职业化为用工者提供了专业化、职业化的合格劳动者，随之而来的是高效率的劳动和产出；为劳动者提供了稳定的职业化的就业岗位和完善的职业保障。所以，就业的职业化是一柄双刃的剑，同时从两个维度上促进着就业质量的提高，破解就业难题。
一个社会的职业化水平是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可以反映和代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水平。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业的职业化水平，可以看到先进与落后的差距，也可以明确我们在就业的职业化方面发展努力的方向。
在众多的社会职业中，有些职业的职业化程度高，如律师、医生、会计、教师、职业经理人等等；有些职业的职业化水平比较低，如搬运工、清洁工、建筑小工、保姆、农民等等。通常后者工作的知识、技术含量比较低，似乎有力气就能干；但在充分发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或者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是那些低技术含量的职业也将逐步向着职业化的方向发展。提到“菲佣”（菲律宾女佣），举世都知道她们是非常职业化、专业化的保姆，她们就是保姆职业化的典范。网上曾有一篇热传的小文章“迪斯尼把清洁工变为‘明星’”，文中为我们介绍了在迪斯尼乐园里，那些穿着漂亮、脚踏轮鞋、有问必答、笑脸迎客的职业化清洁工。他们和我们的北京奥运志愿者、上海世博志愿者不同，他们从事的是一种职业，他们要以此为生，当然也以此为荣。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发达国家，农民（或称农场主）也是一类非常职业化的职业劳动者，他们必须考取专业的证书，表明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准，才能上岗执业。
职业化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带来经济效益，这早已为众多的管理学研究、经济学研究和生产实践的案例所证实；正如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所言：“职业化是中国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就业的职业化可以为劳动者提供一个清晰的职业生涯发展脉络图，劳动者可以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根据社会提供的“信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可以选择最能够体现其自身价值、符合其个性特点、满足其自我实现需求的职业。“职业化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一种心态稳压器，通过职业化，人们能够找到真正的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生存方式，可以让人心平气和的生活”（李希贵，2006）。可见，职业化的就业是一个双赢的、乃至多赢的结果。
四、构建我国职业化的就业体系
职业化的就业体系就是突出职业特征和职业要求，构建出以职业分类为主要标志特征的就业体系。这个就业体系可以由下图描述：
就业简单来说就是劳动者与企业（雇主）之间的互寻和匹配过程，就业又是劳动者与职位的匹配过程，而在职业化的就业体系中，这种匹配是以职业化的职业特征技术和规范为匹配标准，劳动者要通过接受教育机构提供的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来满足职业的需求：技术和规范；企业（雇主）也是以这种技术和规范作为招聘的选择标准。政府在这个体系中起到维护和规范的作用：维护作用体现在对职业化职业的技术和规范的“信息化”，以便在劳动者和用工者进行匹配前，劳动者可以清晰地知道不同职业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特性与要求，可以更清晰、更容易地期望和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和适合干什么；用工者也更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什么职业特性的求职者；规范作用则体现在通过制定相关的就业政策和法规，保证就业体系的正常运行。教育培训机构一方面向劳动者提供教育和培训，另一方面与企业一起通过对技术和规范的创新，推动职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就业体系中，教育要素，特别是职业教育与培训，对职业化就业进程起着特殊的推动作用。德国是世界上职业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其职业教育体系的发达恰恰是其职业化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动力。
有人说，近年来西方社会职业化进程出现了新的状况，在职业化水平最高的德国，出现了一种“去职业化”现象，即工作由职业导向转为过程导向，工作内容不再取决于职业，而是由任务来决定，这打破了传统职业的界限划分，为完成任务，可以允许工作跨职业来进行”（陈莹/李树林，2007）。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能说明我们可以不推进我国的职业化进程，因为发达国家的这种“跨职业”工作恰恰是以高度职业化为基础的对职业新的整合。
目前，我国的就业体系还远远不够职业化。我国的就业体系还是一个重身份（如户籍）、重级别（如官职、职称、学历等）、重单位和重行业的就业体系。
重身份：由于户籍的原因，进了城、转了业的农民无论做什么工作，其就业身份永远是农民工。在许多单位里，同一部门，甚至在同一岗位上，就可能有着几种不同用工身份的人；他们是做同样的事，但拿不同的钱，上不同的社会保险，享受不同的工作与社会福利。
重级别：对就业的职位，人们更看重的是它的行政级别、职称级别，而不是职业性质（工作性质）。在一个单位内部，对于一位处长来说，只要级别不降，教务处长、保卫处长、基建处长都是可以接受的职位。
重单位和重行业：现在大学生求职最关心的是进什么单位，进什么行业，远胜过关心具体做什么工作（职业）。这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在中国移动看门，胜过在纺织厂当头”；另一种事实是：两位大学同班同学，一位在工厂当总工程师，一位在国家机关做科员，退休后的退休金，总工程师每月900多元，科员每月近3000元。
长期以来在我们传统的就业体系中，还有着一种非常流行的非职业化的思想，这就是源于五十年代的传统官方教育所提倡的“螺丝钉精神”和“一块砖精神”，即所谓“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其核心思想是，要求革命者对工作岗位不挑剔，服从革命需要，工作扎实，任劳任怨，尽职尽责，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这种精神是对革命者的要求，而非对职业者的要求。正如一些网友所言：对于革命者，你可以要求他“干一行，爱一行”；对于职业者，应该是“爱一行，干一行”。所以，这种“精神”是与职业化的专业精神相违背的，现在不应该再提倡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经历了就业者由“国家人——企业人——社会人”的认识和制度转变过程，现在应该是到了向“职业人”转变的时候了。有一项国内的调查表明，参加调查的90%的公司认为制约本企业发展的最大因素是缺乏高素质的职业化员工。可见，尽快地提升我国就业体系的职业化水平，已是一件迫切的事情了。然而，构建职业化的就业体系又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多方面的共同努力。相信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就业的职业化进程必然带来社会各方的共赢，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