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广东的南下大军挂帅问题再研究 *
李坤睿
内容提要 南下干部进入广东担任领导职位的历程与大部分南方新区不同。解放初期，中央对粤籍干部采取较为放手的态度。在这一时期，本地干部与粤籍南下干部主导着粤政。1951年5月起，非粤籍南下大军开始在广东大规模挂帅，这一进程直到1952年夏后方告完成。从解放直到1952年夏，华南分局曾多次请求中南局调配干部，但往往只有在中央领导人亲自关注广东的干部情况时，才有大量干部调往广东。南下大军大规模挂帅并非源于派系争端，大军挂帅进程的迟缓也无法归责于粤籍干部的抵制，能调配的干部不足这一实际问题是上级长期未能推动南下大军进驻广东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
关键词 南下干部 大军干部 本地干部 新解放区
解放战争后期，随着新解放区的扩大，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北方老解放区挑选干部接收新区，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建国初期。在南下干部[注] “南下干部”有广狭两种定义。就广义而言，“南下干部”与“外来干部”同义。就狭义而言，“南下干部”指某地解放后被派往该地工作且职位非军职的干部；“大军干部”指某地解放后被派往该地，以现役军人身份兼任、或以转业军人身份担任党政职位的干部。文职“南下干部”与带军职色彩的“大军干部”在史料中被合称为“南下大军”。 所到达的省份里，广东是一个较为特殊的地区——与其他省份多为南下干部主导不同，由于广东地方党的基础较强，大量本地干部[注] 本文所称“本地干部”，指的是解放前长期在当地工作的干部。 参与了旧政权的接管，一度出现本地干部与粤籍南下干部主导粤政的局面。但是，这一结构并未持续太久。1951年，上级将大量南下干部分批派往广东，与本地干部交接领导职权，此过程至1952年夏后基本完成。目前对广东南下干部挂帅问题的探索，多是在研究反“地方主义”问题时顺带进行的。不少学者认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政争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导致了南下干部的大规模挂帅。[注] 参见Xiaorong Han, “Loc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1949-The Case of Feng Baiju,”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 vol.11, no.1, 2004, pp.51～52；陈华升：《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与派系冲突之分析》，《中国大陆研究》2008年第3期。傅高义(Ezra Vogel)谈论南下干部入粤时，强调粤籍干部与非粤籍南下干部的分歧，把前者看作挂帅政策推行的阻力。[注] [美]傅高义：《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高申鹏译，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1～108页。 还有一些学者把对本地干部的批判归结为“左”倾错误，但“左”倾错误说与派系斗争说一样，都是对历史的过度简化。[注] 陈遐瓒：《试论广东的土地改革》，《广东党史》2001年第1期；邢诒孔等：《冯白驹将军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第445～452页。 此外，杨奎松等少数学者注意到华南分局主动向中南局要求派遣干部的事实，[注] 罗天：《方方是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的好领导》，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方方研究》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6页；杨奎松：《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但没有围绕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考察。本文针对过去研究简单化的现象，试图梳理建国初期南下大军在粤挂帅的史事，并通过对广东这一特殊区域的研究，展现出中央集权化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一、粤人掌政：本地干部、粤籍南下干部主导粤政( 1949年 11月至 1951年 4月)
1949年4月，在全国解放前夕，领导广东境内党组织的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改称华南分局，本地干部方方、尹林平分任书记与副书记。[注] 曾庆榴主编：《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1卷，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18页。 1949年9月初，二野、四野南下部队与华南游击队的领导人在赣州举行会议。这时已有1580名干部抵达赣州，准备参加广东工作。[注]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文件汇集(1949.4-1949.12)》，1989年，第249、160页。 除南下干部外，本地干部是接收广东另一个重要的干部来源。在长期的游击战争中，广东已形成相对完整的地方党委班子——华南分局1949年8月报告，除少数几个县外，广东各县“都有县委或边县委之组织”，县团地委级干部约1500人，地委书记级干部达60-70人。[注]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文件汇集(1949.4-1949.12)》，1989年，第249、160页。 在赣州会议上，如何协调南下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岗位成为一项重要议题。对于华南分局，叶剑英传达中央指示进行了改组：粤籍大军干部叶剑英、张云逸分别担任第一、第二书记，原来的第一把手方方改任第三书记。[注] 刘子健、高宏的：《赣州会议》，《广东党史资料》第9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9页。 对于分局以下的各级党委，方方的意见是“只要县级干部”。在地区一级，“确定各地委名单都是以旧班子为基础，加进一些外来骨干，但领导成分仍以地方为主”。[注] 方方：《我的错误初步检讨》，1952年7月12日，海南省档案馆15-1-30。 1949年11月初，广东战役结束，除钦廉、海南等少数地区外，广东全境基本已告解放。考察《广东省志》所载1949年11月至1953年5月华南分局、广东省及所辖各地区的党政领导资料，可列出图表如下：
附图：华南分局、广东省及所辖地区领导人结构 [注] 主要资料来源：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中共组织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广东省志·政权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年。纳入统计的职位是：( 1)华南分局：正副书记、秘书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 2)广东省人民政府：正副主席、秘书长。( 3)各区：区党委书记、地委书记、公署专员、军政委员会主席、行政公署主任。
从图中可以看到：1951年5月之前，担任广东要职者几乎都是本地干部与粤籍南下干部，且本地干部所占比例保持在70%上下。唯一例外的是1950年5、6月间海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是湖南籍南下干部邓华。这些党政领导大多籍隶岭南；少数干部如尹林平虽非粤籍，但解放前长期在广东工作。杨奎松教授曾论及中共为了实现有效占领和建立巩固政权，在选任大区与省级领导人时倾向任用熟悉地方情况的干部。[注] 杨奎松：《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第7、15页。 这一论断亦适用于1951年5月前的广东省——1949年11月至1951年5月间出现了本地干部、粤籍南下干部共同主导粤政的局面。
这种局面的出现与接管政权的考量有关，接管新区的干部数量有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解放战争后期，中共几度指示抽调干部南下，但屡感干部缺乏。[注] 杨奎松：《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考察》，《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第19～21页。 194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承认“在老区一般县区干部均已削弱，目前不可能亦不应再次大量抽调”，要求二野、四野抽调大军干部；同时，指示“由香港及粤、桂、滇三省的党及游击区自筹五千个老干部(县以上干部约二千人)”。[注]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编：《解放战争战略追击：西南地区》，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 方方后来也解释道，他之所以在赣州会议提出“不要区干部”，是“出于好心，让给兄弟省”。[注] 陈遐瓒：《记方方“地方主义”问题平反经过》，张江明编：《广东“地方主义”平反研究资料》，学术研究杂志社，2000年，第401页。 中南局领导人邓子恢后来回忆，“解放初我们主要抓湖南、湖北、广西，所以，四九年至五零年还派不出也不准备派干部来广东加强工作”。[注] 《邓子恢同志在海南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指示》，1956年12月30日，海南省档案馆15-4-114。 由于记忆的局限性，1949年至1950年间未派干部到广东的说法并不确切，但邓子恢的回忆至少说明广东并不是中南局考虑支援干部的优先地区。即使是邓子恢提到的湖南省，干部仍然供不应求。1949年12月，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指出，虽然7、8月间曾培养过大批地方干部，数量却仍然不够，因而“一切新解放县份更应抓紧大量培养本地干部这一重要工作”。[注] 湖南省档案馆编：《湖南和平解放接管建政史料》第2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38、740页。 在上级并未派出足够人手的情况下，虽然广东旧有组织基础优于大多数南方新区，但广东仍面临着缺乏干部的问题。1950年9月，华南分局向中南局和中共中央提出，两广还需县级以上干部1000余人，一般干部6000余人。[注] 《广东、广西干部需要情况及县、市人口情况》，转引自赵蔚：《赵紫阳传》，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第58页。 同月，中共中央通知华中局、东北局、华北局，要求调配主要干部750人、一般干部7200人到两广工作。[注] 《中共中央通知各地准备的赴广东、广西干部数字》，转引自赵蔚：《赵紫阳传》，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第58页。 1951年2月，华南分局再次提出“干部还有一个问题是数量也很不足”。[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167、239页。 在需要安置干部时，广东甚至寻求调用本地干部较充足的海南区的资源。1951年4月，分局由于无法从广东大陆调出赴徐闻县任职的人选，要求海南“抽出全套干部配备徐闻县的县、区级党政机构，共32名”。[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下册，第385、311页。 对于已经入驻广东的南下干部，分局则要求充分发挥其作用，指示说：“各地党政机关，凡遇有大军派出工作队地区，务必派出一定干部配合工作，向大军学习吸取经验，并适当的接替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组织的领导。”[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下册，第385、311页。
虽然华南分局再三催促上级调派干部，但主要从数量上着眼，并未意图改变本地干部与粤籍南下干部主政的领导结构。然而，随着华南分局与上级围绕土改政策的争论陷入僵局，1951年5月出现了大军干部大规模入粤挂帅的局面，领导干部的来源与籍贯结构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二、大军入粤：非粤籍南下干部挂帅的开始( 1951年 5月至 1952年 4月)
第二个因素是广东土改的激烈程度仍然不能令上级满意，需要进一步安排外来干部，由外来干部领导并帮助本地干部进行土改。4月初，华南分局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南下干部陶铸要求“无论如何广东大陆明年春耕以前一定要完成土改”；“要规定两条：一是要搞好，一是速度要加快。”[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551、952、602页。 为了开展新一轮土改，华南分局组织部要求各地、县委“无例外地、普遍深入地充分发动群众，坚决彻底地进行一次整顿队伍”。[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下册，第40、81、82、40、87页。 5月11日，分局称在这次整队中发现区级干部“又有一批垮下去，如兴梅区级干部已垮1/3”，县级干部平均每县“又垮掉1/3”，地委干部“亦很不健全”，因而请求中央“配备省委级干部4人，地委、专员、厅长级干部93人，县级干部70人及区级干部(正副区书区长、县的科长)1440人。”[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下册，第40、81、82、40、87页。 此时中南区的干部虽然仍“少而杂”，但“调配工业干部和广东土改干部”已经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06页。 经过对干部队伍的调整，到了5月22日，“现大陆的80个县(合并的13个县在内)80%主要领导骨干为南下与大军干部，6个地委主要领导骨干更多为南下与大军干部(只有3个地委书记为本地干部，但都配有南下干部为第二书记或副书记)，两个区党委主要领导全为南下与大军干部”。华南分局总结道：“这就是说土改领导权已完全为外来与大军干部所掌握”。[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下册，第40、81、82、40、87页。
大批南下干部来粤理应能缓解当地缺乏干部的问题。但是，广东当局仍感干部不够。原因之一是随着土改运动开展范围的扩大，对干部的需求增加。1951年4月，方方在展望大军挂帅后的干部情况时指出：虽然“今年多了部队力量”，但力量“不见得加强了多少”。方方认为，新一期的土改只能“搞50个县左右”——“因为全省都摊开，干部成问题，要从省里抽干部下去有很多困难。省上面有中南、中央，有许多事情要办，至多也只能动员三分之一下去，所以地委还是主要靠自己，加上部队力量来计划比较稳当。”[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239～240、288、974、404～405、407页。 原因之二是在镇反、审干等运动中，大批党员干部受到撤职，需要有人接替原职。4月16日，叶剑英报告称，整党告一段落后，“各地须补充县级以上干部269名，计县书29人，副县书25人，县长32人，副县长24人，组织部长22人，副组织部长4人，公安局长19人，副公安局长6人，宣传部长6人，地书、妇委书记各1人，专员1人，及县委委员100人”。[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239～240、288、974、404～405、407页。 此外，粤东、粤西两个新建的地区级行政单位需要人员补充，也扩大了干部的缺口。5月10日，华南分局致电中南局，称粤东、粤西省府办事处将尽速成立，请求调配300名区级干部。[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239～240、288、974、404～405、407页。
以当地政府为主导，联合有关农村经济发展的部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优化升级农村的信息网络和基础设施，为农村经济管理中信息化手段的有效应用提供物质保障。另外，完善和建构农村现代信息传播渠道和平台，把经济发展最新资讯、创新技术和创新成果等及时发布和传递给广大居民，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经济收益，使信息化技术深入人心。
南下大军在局部地区挂帅之后，方方、叶剑英等粤籍干部不断申明依靠大军的重要性。1951年8月，在华南分局扩大干部会议上，方方表态“要坚持依靠大军的方针”，并指出：“3个月来，地方干部从大军干部中学习得很多东西；但仍不够，必须继续虚心学习，才能迅速的肃清游击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毛病，迅速提高自己。”[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239～240、288、974、404～405、407页。 叶剑英也称：“大军包了26个县，组成了6000至7000人的工作队下乡，帮助和教育了地方干部，使运动有力而正常地猛烈发展。……各个地区虽然依靠大军的程度不一样，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依靠着。”[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239～240、288、974、404～405、407页。
综上，1951年春，由于上级不满于华南分局对土改的领导，广东干部结构出现新的调整：在干部来源方面，野战军出身的“大军干部”大规模入粤，开始在各个层级的党政组织担任领导职位；在籍贯方面，此前无论本地还是南下干部都以粤籍为主，而此次挂帅的大军干部多不属粤籍。这一批大军干部数量有限，并未覆盖所有地区和所有层级。从前文附图可以看出，1951年5月至1952年夏间，非粤籍南下干部在地方领导层中的比重只占25%左右。不过，来源与籍贯的变化体现了上级选任地方干部标准的改变——从着重选用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以便接管，到着重选用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干部以利运动。随着大军干部对部分粤籍干部的取代，中央集权程度随之加强，推行激进土改政策的阻力较前也有所减小。不过，虽然政策争议确实存在，但不能把土改政策分歧简单比附为派系冲突，1951年5月干部结构的调整并非因派系斗争而起；大批职位的调整虽确实带来新老干部之间的某些矛盾，但这些矛盾并非大军进一步挂帅的阻力。相反，叶剑英、方方领导下的华南分局屡次感到干部不够，要求上级向广东调派大批干部。与其说是派系斗争，不如说是中央集权的需要导致了地方干部结构的调整；与其说是粤籍干部的抵制，不如说是干部供给能力的不足限制了南下大军挂帅的规模与广度。
中央难以一步到位地满足广东的干部需求，因为发生干部荒的不止是广东一地。1951年7月，云南省委致电西南局，称“前承中央正式答应调给云南三十个县委书记”，催促尽速调来。云南省委还称该省“干部确太少”。然而，由于缺乏能担任县委书记的人选，刘少奇仅批示称“有些土改减租经验的干部去是好的，即使只去帮助半年也好”。[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50页。 9月，叶剑英向毛泽东表示，干部缺乏已经成为广东土改进展迟缓的原因之一：“我们曾再三考虑，是否可以把土改工作更加迅速地进行，以便和全国工作求得更为一致的配合。但经我们慎重研究的结果，觉得目前有一个主要的困难不易解决，就是：直至目前为止，有过土改经验，基本上能够掌握政策，充任领导骨干的干部，还是太少。”[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436、177～478、950、478、499、558页。 11月华南分局作出新一轮人事调整前夕，广东土改干部的缺口还是很大——“骨干太少，且大多数都缺乏土改经验。据各地计算(海南缺)，至少要再增加有土改经验的县书27人，县委12人，区书152人及工作组长382人才能解决问题。”[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436、177～478、950、478、499、558页。
1952年3、4月间，有两个因素促使中央考虑进一步抽调干部赴粤，并最终导致南下大军全面挂帅局面的形成。第一个因素是“三反”和土改整队形成的干部缺口过大，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重视。3月21日，来广东视察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向中央报告：由于现有的土改队伍存在大量坏分子，华南分局已决定在未来三个月“通过土改整队和‘三反’来一次彻底的清理”，估计清理之后“需要再增30个县委书记，300个左右的区委书记”。[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下册，第40、81、82、40、87页。 3月27日，华南分局也表示：“经过‘三反’斗争后，定必有一部分县、科以上干部要垮掉，估计将在1/2，有的如专署科长及财经部门还不止此，几乎要全部垮掉。在这样的严重情况下，除积极发现与大量提拔新干部外，并拟简缩机构，调整上层充实下层。现拟将粤东区党委与潮汕地委，粤西区党委与粤中地委合并；广东省府粤东办事处与潮汕专署，广东省府粤西办事处与粤中专署合署办公；另26县合为13县，实行合署办公，每县拟配备县委六人(其中南下干部、大军干部、地方干部各2人)；并调整下列干部，以资集中力量完成土改。”[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下册，第40、81、82、40、87页。 华南分局请求中央、中南局“设法抽调55名县书、县委来华南以供急需”。[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下册，第40、81、82、40、87页。 分局此前曾多次索要干部，但效果不佳；而此时，罗瑞卿表态支持他们的请求——“提议中央、中南考虑广东的要求，可从中南四省及中南以外的地方调给干部若干，我并提议从正规6个军中再调出50个左右的团级，100个左右的营级干部完全转化做地方工作(例如县书、县长、公安局长等)。”罗瑞卿承认“这当然是有困难的”，但他指出这“恐怕是必须做的”。[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下册，第40、81、82、40、87页。
1.1 研究对象 收集2013年8月至2016年11月，在潍坊市妇幼保健院行NT、胎儿鼻骨超声检查的单胎胎儿资料共6 729例，存在超声软指标异常者共283例。
Navigating Efficiency of Signle-Line Lane Based on Arena Simulation
三、全面挂帅：广东领导干部结构调整的完成( 1952年 5月至 8月)
虽然未见公开文献披露中央对叶剑英9月请示的回复，但可以确定的是：毛泽东并未忽视叶提到的广东土改迟缓的问题。1951年11月初，毛泽东尖锐地批评道：“全国有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两个都爬上去了，只有广东还没有爬上去。”③与叶剑英把土改缓慢归因于干部缺乏的思路相似，为使土改满足中央要求，又一批大军干部被调往广东各级党政机关。华南分局在11月中旬表示要“进一步靠大军抽调6000干部”开展土改。[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436、177～478、950、478、499、558页。 与此同时，分局的高层人事出现变动。11月30日，中央批准派陶铸担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并兼华南军区第二政委。[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下册，第431、74、444、292、76页。 这是继赵紫阳之后又一位被派往华南分局领导层的外来干部。12月底，欧阳文、张池明等大军干部也被增选为分局委员。[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436、177～478、950、478、499、558页。 可是，在接收六千大军干部后，广东仍感干部缺乏。1952年1月，陶铸去粤东视察后反映“粤东问题很多，需加强地级领导才有办法”。为此，分局决定调“正在养病”的南宁地委组织部长罗克明担任东江地委组织部长。[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436、177～478、950、478、499、558页。 正如一年前镇反等运动造成干部缺口一样，此时进行的三反、土改整队工作处分了一批被认为不纯的地方干部，又形成新的缺口。3月，叶剑英报告：“广东从高雷开始，发现基层、中层不纯。整队搞掉三分之一，‘三反’又搞掉三分之一，搞掉了，事情要人做，应该适当的提拔。”[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436、177～478、950、478、499、558页。 分局组织部批评下级没有重视“发现、培养与大量提拔优秀干部”，导致“干部荒尚未解决”。[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436、177～478、950、478、499、558页。 中南局也向华南分局表示：“培养提高改造本地干部，应格外强调。”[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436、177～478、950、478、499、558页。 其言外之意，也就是不能过度指望上级大量调派干部。1952年4月，华南分局就反思说：“过去我们曾长时期把希望寄托在豫、鄂、湘、赣四省土改大部完成后能抽来大批土改干部，现在看来希望不会太大，必须靠自己想办法。”[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436、177～478、950、478、499、558页。
摘 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新课程改革的进行，小学数学课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媒体的应用使得小学数学课堂变得越来越多姿多彩，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活跃了课堂的气氛，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小学数学教学效果。通过描述小学数学教学效果的现状，从而提出利用多媒体提升小学数学教学效果的意见和措施，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扩展学生的见识和眼界，保障学生想象能力和思维能力的提升，为“新时期”学生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自1950年冬广东新区土改开展以来，华南分局对土改运动偏重求稳，中南局却强调放手发动斗争。广东地方干部多以粤籍为主，对当地情况熟悉，这些特点曾有助于迅速完成对新解放区的接管与建政。但在接管任务告竣、土改任务箭在弦上的时刻，与地方联系密切的特点反而被视为推行土改政令的阻力。方方、叶剑英等粤籍干部以工商业、华侨等地方特殊性为由，没有完全按上级要求推行激进的土改政策，导致上级对华南分局的领导不满。相比之下，野战军干部被认为能更坚决地执行上级指令，且这些干部往往来自外省，在广东缺乏社会网络，不存在把地方特殊性放在中央政令之上的担忧。因此，中央希望通过派遣大军干部在广东挂帅，推动土改运动激烈地开展起来。1951年2月中旬，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广东应该依靠大军，开展地方工作。3月，华南分局制订出一系列旨在落实毛泽东提议的计划，包括新成立粤东、粤西两个区党委，各领导三个地委，区党委书记以大军干部兼任。在区党委之下的地委一级，“确定凡有野战军所在的地区，地委书记均以野战军的军政委或师政委兼任，原地委书记改任第二书记”；在县一级，“县委书记则原则上以野战军的团政委兼任，原县委书记改任副职，其中能力特强者则依干部情况比较，亦可继续留任，由军队派出干部充任副职”；在县之下的区一级，“区委书记，依干部能力强弱决定正副职”；在乡级及以下，“则由军队组织工作队，参加协助，不另派干部兼职”。[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239～240、288、974、404～405、407页。 4月16日，叶剑英特意指出，依靠大军的方针“在中央、分局都这样肯定，丝毫反抗意识都是党不容许的”。[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下册，第387，62，63，150、152，14、394页。 4月19日至26日，华南分局召开扩大干部会议。会上，中南土委会主任李雪峰严厉批判广东的土改不够热烈。[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239～240、288、974、404～405、407页。 在中南局的直接指导之下，会议决定“重新部署力量，依靠解放大军，结合地方力量”，“开展一个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239～240、288、974、404～405、407页。 4月底，南下干部赵紫阳被任命为华南分局秘书长，领导政研室，负责土改工作。[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239～240、288、974、404～405、407页。 5月份，大军干部正式进入各级领导层。其计划是“以驻地包派干部，共可包派22个县”。[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239～240、288、974、404～405、407页。 考察广东省志所载1951年5月至1952年4月间华南分局、广东省及所辖各地区主要党政领导名单，可以看出：不但分局秘书长已不再是本地干部，而且无论是新设的粤东、粤西区党委，还是直接受华南分局统辖的北江、珠江地委，书记一职都改由大军干部担任。这意味着，除去海南区这个例外，广东大陆所有的区党委及直属分局的地委，都已由大军干部直接领导。此外，潮汕、粤中地委书记，潮汕、北江公署专员等地方要职，也都换成了大军干部。考察方志记载还能发现，此时在广东大陆担任要职的外来干部，其籍贯背景与1951年5月前出现了明显差异——此前任要职的外来干部多是广东本地人，也多有在广东工作的经历；但新履职的外来干部大多都不具备这两方面的特点。
（1）成立对应的施工环境卫生管理机构，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下发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加强对施工燃油、工程材料、设备、废水、生产生活垃圾、弃渣的控制和治理，遵守有防火及废弃物处理的规章制度，做好交通环境疏导，充分满足便民要求，认真接受城市交通管理，随时接受相关单位的监督检查。
到了6月，广东的土改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直接关注。毛泽东在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对叶剑英、方方等华南分局领导人进行批评。为了配合运动，中央、中南局又分别派来一批干部，于8月2、3日分别奔赴广东各地任职。华南分局发出指示：“此批干部的质量均较高，是最大量的，从解放以来未有的一批骨干，亦是最大的一笔本钱。为此，我们应十分重视与大胆地使用，把他们放在主要的和适当的县、区工作岗位上，按照中央、中南提议可任的职务，正确地分配。”[注] 《正确分配南下干部的工作》，1952年7月31日，广东省档案馆，204-1-271-162。 至此，南下大军全面挂帅的局面基本形成。
应该说明的是，全面挂帅的说法，只是就大体情况言之。在地域上，海南是有别于广东大陆的一个特殊地区——反“地方主义”以前，海南的重要党政职位几乎都由本地干部担任，基本未受南下大军挂帅的浪潮波及。这与海南本地干部基础较好有关。1949年8月，据华南分局统计，全广东有党员约3万人，其中琼崖约占1万；广东大陆党员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很多，数目几乎与农民出身者相同，只有琼崖一地“农民占绝大多数”。[注]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文件汇集(1949.4-1949.12)》，第160页。 中央能派下来的干部人数有限，海南本地干部队伍又相对完备，阶级成分较好，这是海南相当长一段时期没有大规模南下干部入驻的一个重要因素。1952年5月，在广东大陆已经掀起整队高潮时，华南分局组织部仍然判断“敌我问题在海南也存在，但恐比大陆为轻”，因而将“以整敌我问题或立场思想为主”的决定权交给海南当局。[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叶剑英与华南分局档案史料》下册，第487页。 直到1952年7、8月间海南开展反“地方主义”运动之后，南下干部开始挂帅，这一局面才真正得以改观。在比例上，从前文附图可以看出，在1952年8月以后，非粤籍南下干部的占比只上升到40%左右。不过，他们比重虽未达半数，却往往具有实质性的影响力。叶剑英、方方等粤籍干部虽留任华南分局书记，但已不具实权，并在一段时间后被调离广东。陶铸等非粤籍南下干部则长期在广东任职，形成较为稳固的“陶赵体制”。[注] 杨立：《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7年，第128页。 总之，虽然非粤籍南下干部并未在所有地区的所有层级都担任领导职位，但其挂帅的范围基本覆盖广东全境，并能在挂帅之处发挥实质性的影响力，留任的粤籍干部无法再以地方特殊性为由对上级土改政令提出疑义。随着大军挂帅的实现和“陶赵体制”的建立，广东领导干部结构的调整基本完成。广东南下大军挂帅的过程展现了建国初期中央集权化的一种路径：虽然没有改变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分配，但通过调整干部结构亦能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四、结语
南下干部进入广东担任领导职位的历程与大部分南方新区不同。解放初期，由于接收南方新区的干部缺口较大，加上考虑到广东有较久的革命根据地历史、储备了相对充足的干部，中央在指派叶剑英挂帅华南分局的同时，并未把大量北方老区干部派往广东，而是对粤籍干部采取了较为放手的态度。在这一时期，本地干部与粤籍南下干部主导着粤政。1951年5月起，一批具野战军背景的大军干部开始在广东部分地区挂帅。此前任要职的外来干部多是广东本地人，也多有在广东工作的经历；但这次新履职的大军干部大多都不具备这两方面的特点。来源与籍贯变化的背后，是上级选任地方干部标准的改变：从着重选用熟悉当地情况的干部以便接管，到着重选用能更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干部以利运动。随着南下大军全面挂帅的进程在1952年夏季基本完成，广东的中央集权化程度与解放初期已不可同日而语。脱离建国初期中央集权化的历史语境，将难以理解为何本地干部与粤籍南下干部执掌粤政的局面未能稳固，而易于将其简单化地归结为派系斗争。
傅高义、陈华升等学者在研究广东土改或反地方主义时，倾向于强调本地干部与南下干部之间的派系冲突。一些地方党史学者则将其理解为“左”倾错误与实事求是路线之间的分歧。虽然不同干部之间的冲突或分歧确实存在，但这两种视角都遮蔽了不同干部之间共同合作的一面——他们都承担着土改的任务，也都需要解决地方人手紧缺的问题。在建国初期新解放区党政班子普遍缺人的背景下，本地干部与粤籍南下干部共同领导的华南分局不但没有一味抵制南下干部进驻，反而多次主动向中南局请求调配干部。但正如陶铸所谈到的，“广东进行土改缺乏干部是事实，中央、中南难于抽干部前来也是事实”。[注]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广东省土地改革运动史料汇编》，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1999年，第617页。 由于干部不敷分配，往往只有在中央领导人亲自关注广东的干部情况时，才有大量干部调往广东。1951年2月、11月毛泽东分别要求广东依靠大军与加快土改进度，带来了两次南下大军入驻的高潮；1952年3月罗瑞卿的报告是影响5月新一批大军入驻的因素之一；而1952年6月毛泽东对广东的再次垂注，促成了南下大军全面挂帅的最终实现。总之，1951年至1952年南下大军的大规模挂帅并非源自派系争端，大军挂帅进程的迟缓也无法归责于粤籍干部的抵制——能调配的干部不足是中南局与中央难以在短时间内推动南下大军在广东挂帅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
* 基金项目： 北京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历史经验研究(1949-1954)：以北京市为中心”(18JDKDB011)
〔中图分类号〕 K2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47-662X( 2019) 06-0094-07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
责任编辑：黄晓军
标签：南下干部论文; 大军干部论文; 本地干部论文; 新解放区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