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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给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带来巨大的困惑，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启示。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中，中国话题成为最有争议，也可能是最有新意的话题。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西方媒体说法与历史经验不符
西方媒体以下关于中国经济崛起的说法意在否定中国经济崛起带来新模式，看似抓住中国发展的某些特征，却和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不符。
廉价劳工论。该观点认为中国产品走向世界的唯一优势在于中国的低劳工成本。然而，南亚国家（如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劳力成本比中国还要低，经济增长率却远低于中国。
外资推动论。中国沿海地区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与吸引外资的成功有关。中国过去20年吸收外资总额世界排名第一或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是人均吸收的外资远远落后。历史上人均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是德国统一后转型时期的东德、匈牙利、波兰、波罗的海地区，其经济发展速度却至今远低于中国和东亚。中国入世后，外资总额也不到国内投资总额的5%。投资主要来自国内企业、居民和政府的储蓄，而外资带进中国的主要是新技术和新管理模式。因此，吸引外资的多少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重要的是如何管理外资。
出口拉动论。西方观察家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归功于美国的市场开放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然而，拉丁美洲国家资源丰富，符合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可惜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如东亚，技术进步尤其缓慢，始终没有摆脱“依赖经济”的困境。相比而言，中国经济没有陷入依赖经济的陷阱，技术进步超过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本雄厚的东欧。
威权政府论。威权政府论解释中国奇迹的论据是“贪污腐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认为中国的基础建设速度比西方民主国家快得多，因为贿赂一个市长要比收买整个市议会便宜得多。假如专制权威可以保证持续经济增长，则东亚、南亚、拉美以及二次大战前的西班牙和土耳其，都不乏军事强权和专制政府发展经济的案例。但他们只有暂时的成功，且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事实上，当今的中国是最开放竞争的国家，社会秩序比某些发达国家还要安定。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威权政府，低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步伐。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民营企业的成长对中国经济发展大有贡献，但产权理论把私有企业看成最优的制度安排却言过其实。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国企改制后的上市公司，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国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产权，变为公有制下的激励机制，比西方以私产为基础的产权理论更具一般性和说服力。
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知识的积累，发展则是知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没有后来者挑战的可能，否定知识的更新机制。然而，假如知识只是“干中学”，而非“试中学”，那么老牌工业国英国将仍然统治世界，没有德国、美国与中国的崛起机会。
经济学与政治学的民主理论。西方理论家一直看好“民主国家”印度而非中国，理论依据是自由民主更符合人类的自私本性。然而，世界上民主制度运作良好的地区只有北欧，民主制确实保障了他们已有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富裕。即使美国，由于存在巨大的区域和阶层差距，议会民主制往往成为维护既得利益并阻扰社会改革的体制。巴西、印度、菲律宾的民主制无力改变大地主、大家族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和缩小贫富差距。此次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立竿见影，西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却举步维艰，原因是发达地区的选民不愿补贴不发达地区的基础建设，怕企业出走到劳工便宜的地区。可见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制倾向于维护地区差距，客观阻碍国家整体的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崛起特色鲜明
西方思想家至今否认东亚奇迹和亚洲价值的存在，但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打破了这些传统的思维。
中国农民的创造性具有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特点。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促进了中国国企的改革，制约了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独大局面。中国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更是中国廉价社会保障的基础。中国农业的技术进步，不但可以养活中国人口，还有出口竞争力。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走出了西方大农场以外的新路。
穷国成为资本输出国。中国积累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竟然输出资本到最富强的美国。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技术进步率，不能不说是经济史上的奇迹。中国自然资源的公有制，创造了经济发展中的最大信用。中国政府的效能，又将信用转化为资本。这是资本理论没有预见到的中国创新。
中国的开放政策对外开放外资，对内开放移民。西欧殖民主义400年间对外移民仅几千万人，不但贩卖人口、奴隶与毒品，消灭当地的民族与文化，还引发两次世界大战。而中国30年间约两亿农民工进城，带来的是中国城市化的扩展和全球消费品供给的繁荣。中国放松农民进城限制的速度，远远大于西方发达国家放宽移民限制的迟疑。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和二战后德国与日本不同，不是美军占领下的被迫选择，也不是苏联在西方挑战下的自信瓦解，而是中国领导集体的自主改革和自主创新。
中国改革进程解决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矛盾。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打破了发展中国家依赖经济的陷阱。中国再穷的农民家庭，首先投入的是子女教育，而非物质消费。温州、福建农民走出去的冒险精神和创业能力，超过了西方殖民主义在炮舰政策支持下的竞争能力。中国两千年的统一历史形成的中国文化凝聚力，超出了西方媒体的想象，也打破了民族国家和民主意识等西方概念的局限。中国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外来投资的整合能力，超越了亚当·斯密时代政府仅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
中国经济崛起带来新启示
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过全面私有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和非盈利事业的学习能力，构成中国经济兼有市场经济下创造性毁灭的不断技术更新，以及共同富裕体制下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性。这次金融危机，中国两千万农民工返乡，不仅未造成社会动乱，反而给农村现代化带来新的动力。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东欧国家、南亚和拉美，在经济危机下就难以维持社会稳定。经济特区在印度这样土地集中、贫富悬殊的国家也难以推行。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平衡发展的混合经济。过大或过小的民营经济或国有经济都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重新定位的政府角色，远超过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国际劳动分工的新局面使政府的角色大为改变。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扶持产业调整、创造就业和技术创新上扮演了组织者、协调者和推动者的作用。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利用宏观调控和地区协作，承担了企业和地区创新实验的国家保险，大大降低了内资和外资企业启动创新的风险。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各级政府介入民营企业的重组整合，效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法院的破产兼并程序和通过财政部的注资运作，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效率，居于世界之冠。
市场是国际竞争的手段，而非发展战略的主宰。东欧和苏联的价格自由化，摧毁了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中国双轨制下的价格并轨，给企业创造了学习调整的空间。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关税政策因时制宜，比拉美、东欧在西方国际机构片面主导下的市场自由化措施，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条件。中国不仅未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市场的附庸，相反有助于制约跨国公司的短期行为和西方大国的自利格局，使国际经济秩序向更加公平的方向转化。目前“金砖四国”的货币互换协议，大大规避美元贬值的风险，就是中国对改善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大贡献。
中国创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主制衡的新方式。西方崇尚的自由民主法治的运作方式，在发展中国家难以运作。法从来是赢家制定的游戏规则，保护还是调整哪些产业和集团的利益，不是靠议会的辩论可以解决的。中国地区自下而上的实验创新，使中国在过去30年间，废除旧规建立新规的速度和社会效果，远在西方发达国家之上。中国政府官员的政绩竞争优于西方议会竞选的许诺竞争。中国开创的机遇、协商和实验的社会改革模式，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
中国发展了新的公平模式。西方社会实践所谓的公平实质是程序的正义。本次金融危机，美国因过度投机导致百年企业倒闭的投资银行家可以带着上亿美元的红包离职，成为合法化腐败的典型。而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如钻法律漏洞，必然受社会的惩罚。中国文化强调的是社会后果的正义。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迅速进行的产业调整，很快获得社会的共识，而未引发美欧议会中区域和产业集团的冲突与纠结，显示了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