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芳[1]2010年在《政府出资型风险投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研究》文中提出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能够培育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促进国家的产业结构优化,带动本国经济增长。因此,世界各国政府都积极倡导和支持风险投资业发展,特别是在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初期或者针对处于创业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许多国家政府都直接投入资本进行扶持和引导。我国的创业风险投资资本有叁分之一以上是政府和国有独资投资机构投入的,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省份,支持创业企业的风险资本更是九成以上都来自政府和国有投资机构的投入。本文旨在对完善我国政府出资型风险投资公司的风险管理体系做一些有益的思考,完善风险投资机构的运作机制,以更好的保障政府风险资本的安全。本文将相关理论和政府出资型风险投资公司运作实务相结合,分析了政府出资型风险投资公司风险管理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其风险管理体系架构进行梳理和完善。文章中明确了风险管理体系构建的指导理念和目标,对政府出资型风险投资公司的风险因素进行了总结和分析,并结合相关风险因素对公司内部的风险管理机制和项目风险管理进行了针对性的讨论,提出了政府出资型风险投资公司的基本组织结构框架,也对其风险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各阶段风险管理工作内容进行了具体论述。
赵丽萍[2]2009年在《风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重新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监管问题的重视。风险投资作为经济活动中一项高风险行业,需要法律、政策对其予以规范,加强监管,从而确保风险投资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公共利益论、寻租理论、利益集团监管理论等监管理论是我国风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的基础理论。尤其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大背景下,我们要充分协调好自主创新和风险投资监管之间的关系,采取适度监管原则。世界上风险投资监管体制主要有集中型监管体制、自律型监管体制和中间型监管体制叁种类型,目前我国应采取以中国证监会作为风险投资主要监管机关,同时以行业自律与内部监控为补充的集中型监管模式,待我国风险投资业运作较为成熟和规范后,再向既强调立法管理,又注重自律管理的中间型监管体制过渡。无论是对风险投资从业人员还是对风险投资组织都要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同时辅之严格的市场禁入制度,要严格限制风险投资资金的范围和投向,采取防范和化解风险投资风险的措施。对如何加强对中国风险投资的特殊主体一政府的监管上,应采取转变政府风险投资运作方式,尽快建立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风险资本形成机制,建立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管体系以及建立政府风险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等措施。
郑卫峰[3]2005年在《当代中国风险投资思想演变》文中指出未来经济发展取决于新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带动能力,而新经济的成长则依赖于一个成熟发达、充满活力的风险投资产业。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我国开始探索风险投资发展到2004年5月2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设中小企业板块,伴随着我国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起起伏伏,我国风险投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 从1984年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中心组织“新的技术革命与我国的对策”的研究到1996年底,风险投资概念在我国逐步得到引入。风险投资思想表现出以下特征:第一,风险投资目的在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第二,信贷作为风险投资的重要实现方式,无法有效支持风险企业的发展;第叁,政府直接参与风险投资运作成为主导思想。 从1997年底国家风险投资机制研究课题组探索建立风险投资体制到2000年,我国风险投资研究逐步兴起,主要表现为:第一,在总结各国风险投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了以证券市场为中心的风险投资发展模式、以银行为中心的风险投资发展模式以及国家风险资本市场模式,大力促进风险投资业发展成为业内共识;第二,构建风险投资宏观体制框架、完善风险投资微观运行机制成为风险投资业的主导思想。 从2000年到2004年,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和国内创业板建设的迟滞不前,国内风险投资思想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对风险投资的职能、风险投资体制框架建设、风险企业契约性质、风险投资机构契约性质、风险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的互动关系等方面的认识逐步深入;第二,风险投资退出与风险投资机构控制权安排、风险投资退出与风险企业控制权安排、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中的声誉机理、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中的利益冲突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第叁,实物期权思想和组合投资思想在风险投资决策领域得到运用;第四,风险投资风险管理思路已渐明晰。 创业板作为风险投资最重要的退出机制,是我国风险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的核心。从1998年到2004年中小企业板的推出,是否开设创业板、创业板如何定位、创业板在什么时机推出、创业板微观制度如何设计都构成了我国风险投资思想的重要内容。
李波[4]2015年在《我国政府背景风险资本对受资企业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风险投资本质而言主要是支持创新型企业,通过股权投资支持,后期通过相应渠道退出获利的投资机制。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检验表明,风险投资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科技的创新,为高科技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了资金来源。近年来我国明确提出要建设新型创新型国家,这是我国步入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技术创新是首要条件,同时还得依靠资金支持。但是,创新型企业因为规模小、可抵押资产少、市场风险大等特征,很难从传统的金融部门获得资金,风险资本成为其主要的资金来源。回顾世界各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历史,政府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的风险投资市场更是如此。我国风险投资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风险投资的数量在中国经历了突飞猛进地增长,但与欧美风险投资发达的国家相比,无论从风险投资机构数量、风险投资规模还是被投资的中小企业数量等方面都还存在很大差距。未来,受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影响,风险投资在中国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就是由政府于1985年出资设立。政府主导下的风险投资对受资企业会有何影响,特别是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会产生什么影响,这对重新定位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地位有重要作用。本文将借鉴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及成功的实践经验,结合中国风险投资的环境特点,通过理论和实证检验,研究和探讨政府背景的风险资本会如何影响企业的IPO效应、经营业绩和流动性管理,对我国风险投资市场发展中的政府作用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为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发展以及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全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对本文研究主题的理论和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首先,综合国内外文献发现,风险资本介入效应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声誉理论、逆向选择假说理论、认证假说理论。因此本文首先重点阐述贯穿全文始终的上述叁大理论。其次,由于本文的风险资本对上市公司IPO效应、经营业绩和流动性管理影响是置于市场经济框架下进行分析,具有学科交叉的特征,因此重点归纳风险资本在交叉学科中的研究进展。最后,依据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风险资本如何通过IPO、介入时间点作用于上市公司业绩进行理论分析,从而凸显出本文的现实意义。第二、理论和实证分析政府介入下风险投资的IPO效应。本文以我国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把样本数据分为两类：一是具有风险资本和无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IPO效应检验,另一样本是在有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中,把这些企业分为政府风险资本支持的和非政府风险资本支持的企业IPO抑价效应。根据认证理论的推导,得出两个假设：一是风险投资支持的IPO抑价程度比没有风险投资支持的要低；二是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在企业IPO过程中所起的认证作用不如非政府风险投资机构。本章通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在控制企业准备上市年限、每股发行费用、主承销商声誉、IPO发行规模、市盈率等变量的前提下,分析了风险资本介入和政府风险资本介入对企业IPO抑价率的影响,实证结果支持认证理论。第叁、以风险资本介入企业的不同时间点为视角,理论和实证分析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通过统计和计量分析,检验风险投资介入时间点是否可以显着影响到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表现,从分析政府风险资本投入的四个时机出发,结合“筛选假说”、“辅导假说”和“周期假说”的相关论点,探讨了政府风险投资进入时机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联系,并以我国部分有政府风险投资介入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第四、分析政府背景风险资本对上市公司流动性管理的影响。为了验证政府背景风险资本对上市公司流动性管理的影响,本文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实证。一是基于融资约束理论,构建了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比较了全样本、无风险资本介入、有政府背景风险资本介入、非政府背景风险资本介入四种样本的融资约束程度。二是基于现金持有预防性动机理论,构建了现金持有模型,进一步比较了上述四种样本现金持有的动机。实证研究发现,有政府背景的风险资本介入,不仅使得被介入样本的融资约束程度显着低于全样本、低于无风险资本介入样本,甚至低于非政府背景风险资本介入的样本,从而意味着有政府背景的风险资本的介入,极大的改善了被投资公司的流动性,具有良好的“信号显示”功能。第五、提出完善我国政府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我国政府对风险资本市场起着构建、监管、引导和直接参与的作用,政府如何实现以上功能,本文提出完善政府发展风险投资业外部环境、内部机制的政策建议。外部环境主要从法律体系、风险投资文化环境入手,内部机制主要从完善政府与风险投资机构的关系和风险投资机构与受资企业的关系入手。
潘静云[5]2011年在《政府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的制度设计》文中研究指明政府风险投资引导基金通过有效集聚社会与民间资金,扩大创业风险投资资本总量,对创业初期企业提供部分资金支持和信用担保,促进了创业风险投资业和本国经济快速发展。自2005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发布《创业投资企业暂行管理办法》以来我国创业投资业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国家有关部门和全国各地政府积极探索通过设立引导基金促进创业投资企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设立或有意向设立的各类地方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近50家,引导基金的总规模大约有200亿元人民币。国内大多数率先建立政府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并得到大力发展的地区,其科技型中小企业都表现出了较好的发展势态。相对于一般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政府风险投资引导基金面临双重委托代理问题——政府将引导基金委托给私人出资方管理,私人出资方又委托基金管理机构管理引导基金。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的政策性目的与私人出资方以及基金管理机构经济性目的不一致问题造成政府在整个委托代理链中处于弱势地位。基金管理机构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将忽视政府的政策性目标,最终影响政府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组建的初衷。本文主要采用规范性研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若干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借鉴了产权理论、制度及其功能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制度起源理论等相关前沿理论已有成果和理论结论,将政府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的产权制度,组织关系,行为关系,行为目标和相关成本效率等问题作为引导基金制度研究的重要线索。通过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并建立了政府风险投资引导基金中的基金管理人的代理制度、激励约束制度及风险控制机制。最后,基于声誉理论建立激励模型,定量的对政府风险投资引导基金中基金管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声誉理论模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声誉机制的有效激励,降低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本文试图通过对政府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的制度的研究,降低政府风险投资引导基金中基金管理人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以及约束基金管理人偏重于经济利益而忽视政府政策性目的的行为,为政府寻找有效的激励约束方法及完善引导基金运作管理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
崔琳[6]2018年在《政府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政府风险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创业企业密集出现导致的融资缺口,现如今政府风险投资在风投市场上仍占据较大比例。政府风险投资无论是在投资目的、经验能力、筛选能力以及资源等方面和其它形式风险投资存在差异,但是既有研究多聚焦于风险投资对企业的影响,而对于政府风险投资影响创业企业绩效的研宄鲜少涉及。因此,研究政府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对于重新定位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地位以及对创业企业更好的利用政府风险投资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对风险投资以及企业绩效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梳理,在此基础上以我国创业板上市企业为研宄对象,借鉴既有研宄,从成长能力、盈利能力和企业市场价值叁方面衡量创业企业绩效,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政府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将私营风险投资纳入研究框架,分析其对政府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主要结论如下:1)政府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的成长能力和市场价值产生积极影响,政府风险投资持股比例越高,创业企业成长能力和市场价值就越好。政府风险投资为创业企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还提供相对成熟的管理经验和关系网络等附加值,促进创业的成长和价值提升。政府风险投资的认证作用同时向外界提供了创业企业质量良好的信号保证,在吸引其他投资者以及合作伙伴的同时正向影响创业企的市场价值。2)政府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不显着。政府风险投资在投资过程中更关注的是创业企的成长,对提升其盈利能力的关注度不够,并且政府风险投资的政治性可能会影响创业企做出和其根本利益不一致的决定,继而会造成创业企业一些经济利益的损失,也会抵消到政府风险投资带来的积极影响。3)私营风险投资会削弱政府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成长能力、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对其和创业企业盈利能力之间关系的影响则不显着。相比政府风险投资而言,私营风险投资是更强势和专业的投资者,并且私营风险投资比府险资的认证作用更好,私营风险投资在投资过程中对创业企的干涉和监督会一定程度上削弱政府风险投资对创业企成长能力和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但是,私营风险投资出于获利需注要更关创企的短期盈利能力,而政府风险投资则更关注创业企业的成长性和长期的发展,导致私营风险投资对政府风险投资和创业企业盈利能力关系的影响并不显着。本文在既有政府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的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政府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成长能力、盈利能力和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并引入私营风险投资为调节变量,分析私营风险投资对政府风险投资影响创业企业成长能力、盈利能力以及企业市场价值的关系的调节作用,拓展和深化了我国风险投资背景影响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也为相关政府部门在推动风险投资行业发展过程中和政策和制度建立以及政府风险投资的完善提供合理有效的建议。
樊五勇[7]2001年在《风险资本市场研究》文中认为风险资本市场是资本市场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一种创新的制度安排，其运行遵循特殊规律。论文应用马克思资本理论、现代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和资本市场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风险资本市场的发育、地位和作用、运行机制、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等进行深入分析，并在全面总结国内外风险资本市场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我国风险资本市场的目标模式及对策。论文强调：建立风险资本市场体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筹集资金的过程，而是建立一种适合资金有效配置的机制和制度安排。论文的结论是：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高效率的风险资本市场的关键，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就内部环境而言，就是要有一条通畅的资金来源渠道，一批高素质的人才，一个健康的风险资本中介组织；就外部环境而言，则是指要有一个高效的风险资本退出市场和一个积极扶持风险资本的政府。
张佳睿[8]2014年在《美国风险投资与技术进步、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以来，风险投资逐步活跃起来，现已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金融投资产业——风险投资业。现代真正意义的风险投资始于美国，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风险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上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AR&D）于1946年在美国建立，其最令人称道的投资项目是1957年对数字设备公司（DEC）投资7万美元，到1968年退出时获得3.55亿美元的高额收益，年回报率高达101%。美国的风险投资在创造高额产出的同时，促进了新兴科技产业的飞速发展。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以来，风险投资是技术融资的代名词，半导体、计算机、医疗等方面的创新企业得到了风险投资的高度支持，推动了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新材料产业的不断发展。风险投资将资本、人力和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创造了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缔造了多个在美国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新兴产业。美国几十年风险投资和新兴产业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处于领先水平，其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值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研究、借鉴和反思。本文围绕美国风险投资与技术进步、新兴产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从美国风险投资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历程和现实情况入手，分析了美国风险投资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绩效与作用，并运用计量模型对其关系进行检验。本文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关于风险投资运行机制、风险投资对风险企业的影响、风险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风险投资对新兴产业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综述，并加以评述。同时，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框架及研究方法，提炼了本文的创新点，并剖析了不足之处，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继续完善.第二部分对风险投资与技术进步、新兴产业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概述。首先，对风险投资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对风险投资的特点、基本要素、运行机制和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其次，分析了风险投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发现风险投资促进了技术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资金支持并分担了风险，推动了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助推了高科技产业集群的形成；反过来，技术进步又激发了风险投资的投资热情，为风险投资提供了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渠道。再次，对新兴产业的涵义、特点、产生及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技术进步与新兴产业关系、风险投资与新兴产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叁部分对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深入的分析。将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历程归纳为七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第一阶段为19世纪末~1945年，是孕育阶段。第二阶段是1946~1970年，是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产生了现代第一个真正意义的风险投资公司，并形成了第一次风险投资的浪潮。第叁阶段是1971~1980年，是调整阶段。197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使依靠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风险投资业陷入衰退。但纳斯达克市场的建立和政府相关财税优惠政策的出台，又使风险投资业焕发了新的生机，进入调整期。第四阶段是1981~1989年，是快速发展时期。风险资本规模不断扩大，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形成了第二次风险投资浪潮。第五阶段是1990~2000年，是成熟阶段。风险投资将互联网业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推动科技进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同时，获得了高额利润。第六阶段是2001~2008年，是调整发展阶段。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后，风险投资业从疯狂归于理性，重新调整投资策略，除软件业外，生物医药产业成为风险投资的重点。第七阶段是2009年至今，是缓慢发展阶段。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是美国风险投资大幅下滑的一年，但随后，随着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风险投资业缓慢复苏。从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历程看，每次风险投资的兴起都伴随着新兴高科技产业的繁荣。第四部分对美国的科技进步的发展历程、动力及影响进行了分析。美国科技进步是随着叁次科技革命不断发展的，每次科技革命都加快了美国的科技创新速度。而美国科技进步的动力有很多，主要有市场和政府的资源配置和引导，完善的投融资体制，综合的科技创新平台等。美国的科技进步对美国乃至世界各国都产生了深渊了影响，推动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催生了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但也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第五部分对美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分析。新兴产业是所处时代具有领先地位的高科技产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不同时期总会涌现出相应的新兴产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以半导体、计算机软硬件、互联网等高科技信息产业的发展；20世纪七八十年代，基因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推动了现代生物医药业的不断发展；21世纪以来，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飞速，成为美国的新兴产业。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美国政府的政策支持，更离不开高新产业孵化器——风险投资的大力推动。通过对美国有代表性的新兴产业——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新能源产业发展状况、动力等进行分析发现，新兴产业的助推器主要有两个，一是政府，二是新兴产业。政府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的支持，风险投资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和管理支持。在这两大因素的共同推动下，美国的新兴产业飞速发展，推动了全社会的技术进步，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第六部分深入分析了美国风险投资对技术进步及新兴产业的影响。从美国风险投资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历程看，风险投资、技术进步和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过程。风险投资是技术创新的重要金融工具，促进了技术创新效率的大幅提高。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又激发了新兴产业的形成。美国的风险投资又为新兴产业提供大量资金，进一步推动了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使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产值和市值不断增加，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同时，通过对风险投资与新兴产业共同发展的较好的典型案例——美国硅谷的分析表明，风险投资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反过来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式发展又吸引了风险投资的集聚。第七部分用数理方法检验了美国风险投资的影响。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利用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协整理论与误差修正模型来研究美国风险投资与经济增长和新兴产业总产出之间的长期稳定及短期动态调整关系。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美国风险投资不仅在短期内促进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上市公司市值和美国信息产业产值的增加，而且在长期内对二者的增长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第八部分总结了美国风险投资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经验，进而提出对我国的启示。美国的主要经验有：在法律基础、财税政策等方面给予风险投资以大力支持，政府牵头设立风险投资引导基金，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发挥了行业协会的重要作用，有完善的风险投资运作机制、广泛的资金来源和先进的人才培养机制，极大地推动了风险投资对科技企业的支持。我国正在进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因此，总结美国风险投资支持科技企业发展的经验，对我国意义重大。
王云梅[9]2012年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政府风险投资的相关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今知识经济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日本、欧盟等都纷纷将注意力转移到新兴产业，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以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育种、新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方向为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代表国民未来经济技术发展方向的先导性产业，它是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促进新一轮经济繁荣昌盛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良好的风险投资环境和政府扶持政策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的“温床”，政府风险投资的参与、引导和扶持对构建良好的风险投资环境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政府风险投资作为资本市场大家族中的一员，其自身的发展与完善不仅可以带动其他风险投资的发展，而且能发挥其引导作用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成长。本文的研究正是循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风险投资的基本原理，将相关理论和政府风险投资运作实务相结合，探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政府风险投资对接的相关问题，并分析我国政府风险投资发展运作中存在的问题；接着，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分析了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政府风险投资的相关因素，对如何正确发挥政府风险投资的引导扶持作用、扫清障碍、防范不利因素吸引更多不同性质的资本，解决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融资障碍、管理障碍、技术障碍等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考；最后，根据前面的权重分析结果，针对政府风险投资的关键性因素进行完善和优化，在此基础上，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视角，提出一套有效的政府风险投资的政策性对策和建议，并从政府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风险管理体系、风险投资环境及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完善。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风险资本的作用，实现市场资本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优化整合，进而达到带动本国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
隋振婥[10]2012年在《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发展中的政府作用研究》文中认为风险投资是一种由普通投资者提供资金，由专业的风险投资公司使用并管理该资金，一般以股权投资的方式投资于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兴企业并为其提供管理和咨询服务，最终以某种方式出售产权以期获取新兴企业高收益率的资本投资方式，本质上是一种通过支持新兴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取得高额增值收益的投资制度。风险投资为从事高新科技的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途径，客观上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对促进一国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世界各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历史，政府都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的风险投资市场更是如此。中国第一家风险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就是由政府于1985年出资设立的。此后，我国政府又陆续的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促进风险投资发展，并采取了直接投资、政府引导基金、政府贷款、政府担保、政府补贴、政府采购等方式在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的风险投资发展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是国家科技政策的一部分和政府扩大科技投入的一种方式。本文结合大量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发展的现实资料，引用并构建了风险分担模型、声誉模型、分阶段投资模型、锦标赛模型、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机构博弈模型、主观博弈模型等一系列经济模型，采用博弈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发展中政府介入的原因、政府作用的局限性、政府干预导致的问题以及政府在促进风险投资发展方面应该发挥的作用，并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风险投资发展状况与政府作用情况作了比较分析，对我国风险投资市场发展中的政府作用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为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发展以及政府作用的发挥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文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文章分析了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发展中政府介入的原因。政府介入风险投资的主要原因在于风险投资活动对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本文分析了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发展中正外部性产生的原因，论述了风险投资推动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也即风险投资正外部性的实现形式，具体包括资本增加效应、增值效应和创新倾向提高效应。在此基础上，文章总结了我国政府介入风险投资市场的历史阶段和具体的作用形式，并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作为分析对象，对政府介入风险投资的具体形式做了国别比较。第二，文章论述了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发展中政府作用的局限性。在风险投资的运行过程中，普通投资者与风险投资公司之间、风险投资公司与新兴企业之间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必然会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本文总结了中国风险投资市场中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的具体表现，介绍了在风险投资自身不断的实践、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包括报酬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声誉机制、参与管理机制、分阶段投资机制、锦标赛机制等。政府在面对风险投资市场中信息不对称问题时的作用有限，主要在于为市场形成的调节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提供必要的法律、制度保障。第叁，文章研究了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发展中政府干预导致的问题。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特点，带有浓厚的政府色彩。本文结合大量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发展中政府作用的现实资料，分析了政府干预导致的问题。首先，政府干预过多导致风险资金来源结构不合理，并由此带来风险资金总量供给不足和风险投资基金规模偏小的后续问题；其次，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机构在我国风险投资公司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本文分析了这类风险投资机构进行项目选择时存在的寻租问题、资产回报率低问题以及投资过度问题；第叁，文章分析了政府法律法规中的某些现行条款以及法律法规不完善对风险投资发展的限制。第四，文章论述了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发展中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因为政府介入风险投资的起因在于风险投资活动具有正外部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场失灵，所以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主要在于调整风险投资公司与新兴企业的收益和成本，使其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符。政府应该在建立适合风险投资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包括建立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环境、法律环境、风险资金退出环境以及人才环境；应该对政府主导型风险投资公司进行项目选择过程中的寻租、腐败等问题进行监督和监管；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方式塑造适合风险投资发展的创新文化氛围和诚信文化氛围。
参考文献：
[1]. 政府出资型风险投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研究[D]. 胡芳. 吉林大学. 2010
[2]. 风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研究[D]. 赵丽萍.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9
[3]. 当代中国风险投资思想演变[D]. 郑卫峰. 复旦大学. 2005
[4]. 我国政府背景风险资本对受资企业的影响研究[D]. 李波. 江西财经大学. 2015
[5]. 政府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的制度设计[D]. 潘静云. 重庆大学. 2011
[6]. 政府风险投资对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D]. 崔琳. 西安理工大学. 2018
[7]. 风险资本市场研究[D]. 樊五勇. 暨南大学. 2001
[8]. 美国风险投资与技术进步、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研究[D]. 张佳睿. 吉林大学. 2014
[9].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政府风险投资的相关因素研究[D]. 王云梅. 湖北工业大学. 2012
[10]. 中国风险投资市场发展中的政府作用研究[D]. 隋振婥. 辽宁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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