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政治
索马里社会主义实践及其启示*
陈利宽
摘 要： 冷战时期，索马里的社会主义实践受到苏联的直接影响。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实践与举措，索马里一度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政教关系基本稳定，经济和文教事业快速发展。但对苏联的过度依赖、本国泛民族主义的外交取向以及政府对部落政治的操控等，导致索马里社会主义实践最终宣告失败。这一实践表明，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警惕泛民族主义带来的危害、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强有力中央政府以及构建和谐的政教关系，才是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
关 键 词： 索马里；社会主义；苏联；部落主义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索马里民主共和国进行了一次对其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一实践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对冷战时期索马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非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认知，而且能对深入洞察今天的索马里乱局和解决索马里问题提供重要启示。国内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较少，顾章义等人编著的《列国志·索马里 吉布提》中对民主共和国时期索马里的社会主义建设情况进行了简要叙述；马句的《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简介》介绍了索马里社会主义政党的基本情况；刘易斯(Ioan M. Lewis)的《索马里史》对索马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评价；拉斐尔·西吉吉奥克·恩久库(Raphael Cjijioke Njoku)的《索马里史》对索马里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叙述；罗伯特·帕特曼(Robert G. Patman)的《苏联在非洲之角》论述了苏联对于索马里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1) 参见顾章义、付吉军、周海泓：《列国志·索马里 吉布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马句：《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简介》，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87年第3期；[英]I. M. 刘易斯：《索马里史》，张俊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Raphael Cjijioke Njoku, The History of Somalia ,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13; Robert G. Patma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Horn of Africa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索马里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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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索马里社会主义实践的背景
索马里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与之前该国实行议会民主制造成的国家政治混乱有很大关系。共和国时期,索马里发展与苏联的关系，这使其能够在西方制度之外学习苏联模式，为其探索本国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选择。
(一) 索马里西方民主制实践的失败
1960年，索马里人民摆脱殖民统治，建立了索马里共和国。索马里独立后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援助，并且与周边邻国存在严重的领土争端。在政治上，索马里学习西方国家政治模式，建立议会民主制，但并没有形成成熟的民主制度。各派斗争的加剧造成索马里政治混乱，国内政治发展潜藏着巨大的危机。国民议会成为索马里国内各派争权逐利之地，统治者与民众隔阂严重，国家陷入贫困、不安全和低效率的泥潭。当时索马里的议员和行政官员大多人浮于事、腐化堕落，利用在议会和政府部门任职为亲族谋取利益。在政府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他们仍大肆挥霍，摩加迪沙等地因这批人的消费出现了令人惊奇的繁荣景象。
1969年3月，索马里举行独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议会选举，来自68个政党的1,000名候选人竞争124个席位。结果索马里青年联盟再次以压倒性优势获得大选胜利，赢得73个席位。在此次选举中，123名前议员中有77人落选，并出现了严重的贿赂等违规行为，大选结果引起失势的各派势力不满，进一步加剧了索马里的政治危机。反对派指责政府在大选中存在欺诈行为，激烈抨击政府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和裙带关系。同年10月15日，总统舍马克(Abdirashid Ali Shermarke)在视察北部拉斯阿诺德地区时被警卫枪杀身亡。西亚德·巴雷(Mohamed Siad Barre)将军在军队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建立了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当被问及发动军事政变的原因时，巴雷称“革命的根本原因在于前几届政府都没有能力使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风气等方面得到发展”，并强调人们已经失去了民族自信心，道德上极端腐败，政治家们用他们培养起来的部落意识来谋取个人私利。(2) 顾章义、付吉军、周海泓：《列国志·索马里 吉布提》，第71页。
点评：这两张叠加的照片都是颜色浓重的照片，不好驾驭，但作者完成得不错，框架的照片可以不透明度再低一些。
(二) 苏联影响力的扩大
二战以前，苏联及其前身沙俄帝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二战后，苏联出于同美国进行全球冷战的需要，开始在非洲扩展势力范围。索马里独立前，苏联曾在处理意大利所属索马里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英国的“贝文计划”(3) 1946年，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提出整合非洲之角的索马里人、建立大索马里国家的“贝文计划”。该计划企图将意属索马里、欧加登地区都纳入英属索马里，再由英国引导其走向独立，后因美国、苏联和埃塞俄比亚的反对而破产。 破产。独立后的索马里为显示自身的中立立场和不结盟政策，在持亲西方政策的同时，积极发展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苏联为了扩大自身在非洲之角的影响力，也注重发展与索马里共和国的关系。为争取索马里人五个聚居区的统一，索马里政府计划将本国军队扩充到2万人，因寻求美国援助遭拒，索马里转而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
1961年5月，舍马克访问苏联。为对抗美国对索马里的影响，苏联决定无条件向索马里提供为期20年的优惠贷款，并与索马里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贸易协定。苏联同意给予索马里4,700万新卢布的贷款，帮助索马里军队购买苏联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和米格系列飞机等军事装备，推动索马里军队的现代化。索马里军队规模迅速扩充到1.4万人。(4) 顾章义、付吉军、周海泓：《列国志·索马里 吉布提》，第192页。 这一时期，美国和联邦德国主要向索马里的警察部队提供援助，而苏联成为索马里的主要军事援助国。1963年9月，索马里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同年11月，索马里宣布接受苏联提供的1,070 万英镑的军事援助，苏联将派遣300名军官到索马里帮助训练军事人员，并接受索马里军官赴苏联培训。苏联为索马里提供了先进的米格-17、安-24和安-2飞机以及萨姆-2防空导弹，帮助索马里修建摩加迪沙、哈尔格萨、拜多阿和基斯马尤等空军基地。(5) 段亚波：《欧加登战争纪事》，载《国际展望》2002年第5期，第66页。 苏联对索马里的出口也迅速增长。1963年，在索马里的进口贸易伙伴中，苏联超过英美两国，仅次于意大利居第二位。
这一时期，索马里与苏联的关系得到快速发展，苏联给予索马里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大批索马里军官赴苏联接受培训。这些人受到马列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成为后来索马里亲苏联外交政策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支持者。1969年西亚德·巴雷通过政变上台后，索马里开始学习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实践。
二、 索马里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举措
第二，开展扫盲运动。文字改革以后，索马里政府随之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以实现人口在两年内脱盲的目标。扫盲运动分为城市扫盲和农牧区扫盲。关于扫盲的意义，巴雷说：“我们必须要给我们的人民带来现代革命教育……以重塑他们的社会生活……这是消除社会巴尔干化和碎片化为部落和支系的武器。它将带来绝对的统一，让任何的外国文化影响没有落脚之地。”(33) [英]I. M. 刘易斯：《索马里史》，第198页 至1974年3月，索马里国内已有约40万人参加了识字学习。索马里政府还实行了中等教育义务制。(34) 马句：《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简介》，第79页。 扫盲运动在城市获得了成功，绝大多数没有受过教育的城市人口参加了成人扫盲班。此后，索马里政府将扫盲运动推广至游牧民群体。政府派遣由中学生、教师、兽医和医生组成的扫盲队，深入内陆牧区，教游牧民书写索马里语、卫生保健知识、现代畜牧方法、公民基本常识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刘易斯曾经描述了农牧区扫盲活动的细节：这些被给予特权的城市学生带着毛毯、小黑板、水壶和其他基本装备，以及两索马里先令的津贴，到牧区向被忽视的牧民们分享革命的成果。他们在牧民家中做客，作为对牧民的回报，教他们读写。(35) Ioan Lewis, Making and Breaking States in Africa , Lawrenceville: Red Sea Press, 2000, p. 89.
第二，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索马里制定了1971年至1973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年计划”，目标是发展公有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所有索马里人提供劳动和工作机会，提高生活水平。(29) Donatella Strangio, The Reasons for Underdevelopment :The Case of Decolonization in Somaliland , p. 51.该计划重点发展农业、畜牧业和交通运输业，目的是提高粮食产量和出口贸易量，投资总额近1.5亿美元。(30) Raphael Cjijioke Njoku, The History of Somalia , p. 123.在“三年计划”的基础上，索马里政府又于1974年3月宣布实行五年发展计划。在城市发展轻工业，在农业、牧业和渔业领域继续发展合作社。其中，计划向牧业的投入仅占预算的4.2%，主要用于牧业合作社的建设，保护牧场，开挖水井等。在政府建立的14个牧业合作社中，每户可拥有200公顷至300公顷的牧场。干旱时，政府将向合作社的牧民们开放保留牧场，向牧民们提供教育和卫生服务。政府还在沿海地区建立了渔业合作社。
(一) 政治领域
第一，建立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主要包括建立最高权力机关、加强对全国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成立社会主义政党。
首先，建立最高权力机关。索马里新政府成立后，最高革命委员会成为国家的权力机关，原来由总统、总理和议会等所承担的权力被授予最高革命委员会，拥有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权。巴雷强调最高革命委员会的目标是消除一切殖民主义的残余，服务于全体国民。最高革命委员会的纲领是对内消灭一切贪污腐败、无政府主义、部落主义和其他不良现象，创立一个“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以社会主义为原则的、照顾索马里人环境和社会习惯的社会”；对外继续遵守现有条约义务，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索马里统一。(6) 顾章义、付吉军、周海泓：《列国志·索马里 吉布提》，第60页。 1970年，最高革命委员会颁布《第一革命宪章》，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七个方面：一是建立一个基于公正原则、满足全体国民生活的新社会；二是指导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推进国家发展；三是消除文盲，开发利用索马里人的文化遗产；四是为确定索马里语的书写形式创造条件；五是消除腐败、无序和部落主义以及其他不正当行为；六是取缔一切政党；七是在合适时机进行普选。(7) Donatella Strangio, The Reasons for Underdevelopment :The Case of Decolonization in Somaliland , Heidelberg: Physica-Verlag, 2012, pp. 50-51.同年颁布的《第二宪章》宣布，“最高革命委员会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思想基础，并且吸收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经验”，坚定不移地领导全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8) 马句：《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简介》，第79页。 宪章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妇女享有选举权和财产继承权等。
其次，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索马里政府成立了永久性的革命指导中心，强调用“胜利先锋队”协助各地灌输革命思想。政府还成立了革命青年中心(Revolutionary Youth Centres)收容贫困人家的孩子或者孤儿，向他们提供衣食，并使其接受革命教育。此外，政府还将摩加迪沙的一所军校打造成为培养高级公职骨干的国家最高指导中心，通过在军校中开展军训，向民众灌输统一的国家价值。为了革命教育的需要，索马里政府将这所军校改名为“哈兰”(Halane)，以纪念在1964年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冲突中牺牲的一名索马里中尉，其在战斗中为了抢回国旗而殉国。(9) Ioan M. Lewis, Understanding Somalia and Somaliland :Culture ,History ,Society ,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8, p. 39.在国家安全局和国家安全法庭的支持下，政府强化了对公职人员的培训。国家安全局和国家安全法庭联合负责处理各种政治犯。(10) [英]I. M. 刘易斯：《索马里史》，第194页。 索马里国内对新闻媒体执行严格的国家审查制度。1970年，巴雷政权将电台、电视台和报纸等媒体国有化。(11) Raphael Cjijioke Njoku, The History of Somalia , p. 122.
近一个多月以来，虽然在11月初尿素价格迎来了小幅反弹，但总体行情始终处于震荡下行区间。其原因无非是高价位带来高风险，加之需求疲软，引发下游观望，市场信心不足，厂家适当妥协，在没有上涨动力支撑的情况下，价格逐渐回落。
最后，建立革命社会主义党。1971年11月，巴雷访问苏联回国后不久，最高革命委员会宣布将索马里建成一党制国家。索马里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源头可追溯到办事处的建立，办事处是宣传政府政策的群众性机关，是联系政府和群众的纽带。至1973年夏，索马里全国已建立了10个州级办事处和50个区级办事处，办事处下设“方针宣传中心”，这些办事处成为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的雏形。(12) [苏联]格·伊·米尔斯基：《“第三世界”：社会、政权与军队》，力夫、阜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1-392页。 1974年10月21日，最高革命委员会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党的决议。1976年7月1日，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成立，最高革命委员会宣布解散，并将权力移交给该党，文职政府正式取代军人政权。《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党纲》指出：“劳动群众一直向往一个人人都过美好生活，不允许人奴役人和人剥削人的社会，也为建设这样一个社会而斗争。”(13) 马句：《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简介》，第79页。
第二，反对部落主义。巴雷上台后，通过社会主义来统一社会力量，削弱部落主义的影响。官方的口号是：“社会主义将统一分化力量。”(14) [英]I. M. 刘易斯：《索马里史》，第192页。 巴雷宣称社会主义是统一分化的力量，政府宣传的一个重要口号是“部落主义造成分裂，社会主义实现团结”(15) Mary Harper, Getting Somalia Wrong ?Faith ,War ,and Hope in a Shattered State , London: Zed Books, 2012, p. 54.。在谈及部落问题时，他指出：“部落主义是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殖民主义对非洲实行分而治之的手段”，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反对部落主义……部落主义和民族主义不能够同时手拉手前进，不幸的是我们的民族存在过多的世系派别；假如索马里要通向地狱，部落主义将是运送我们的车子。”(16) Ibid. 因此，政府在行政、法律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反对部落主义。
1969年，索马里政府以购买股票的方式收回意大利经营的索马里航空公司。1970年，政府宣布将外国资本经营的摩加迪沙电力公司、乔哈尔糖厂、石油公司、保险公司和外国银行等收归国有。同年8月，索马里成立橡胶生产和贸易委员会，掌握橡胶的生产和经营。1971年7月，政府宣布对玉米、高粱实行统购统销，1973年初将统购统销的范围扩大到油料。政府先后对畜牧产品、香蕉、药品、建筑材料、石油及生活日用品的进出口实行国家垄断，由国家对外贸易局负责。(27) Donatella Strangio, The Reasons for Underdevelopment :The Case of Decolonization in Somaliland , p. 51.为控制建筑材料和食品行业，政府成立了国家建筑材料局和食品局。通过国有化，政府迅速控制了主要的现代经济部门。除增加国营农场之外，1973年7月索马里政府决定在全国耕作区成立和推广农业合作社，同时兴修水利设施，建立良种培育站。同年，政府颁布农业合作社法，建立农业合作社。政府首先开展教育项目，使农牧民认识到农业生产合作的价值，然后在条件成熟后逐步推进农业生产的集体化。在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过程中，政府出钱购买农业机械，建立现代农场。
其次，颁布相关法律法规。1970年，索马里政府颁布法令，取消所有部落首领的头衔和特权(包括分配土地的特权)，废除部落和氏族拥有土地、牧场和水源的专权，禁止宣传部落主义，加强民族团结教育，这对稳定国家政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73年，索马里政府颁布《民事法》，对部落首领在民事领域的权力进行限制，以使民法现代化。1975年，索马里政府颁布《第67号法令》，改变了习惯法中有关杀人要由整个部落集体负责支付和接受赔偿的“血债赔偿”原则，明确规定杀人者要判处死刑，补偿只给直系亲属。
最后，开展反对部落主义国家运动。1970年末至1971年，索马里全国开展了反对和批判部落主义的运动，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国家分裂。带有部落暗示的词语被禁止使用。例如，“兄弟”一词在索马里传统中带有部落主义、血缘关系的色彩，政府不提倡使用该词，号召人们以“同志”一词取代过去的“兄弟”称谓。政府强调的朋友关系是在无差别的索马里民族认同基础上建立合作和团结，使索马里彻底不再有传统上的分化。(20) [英]I. M. 刘易斯：《索马里史》，第192页。 在对待游牧民方面，索马里政府建立安置地，使之成为游牧民联系和确认身份的基本单位，以消除残留的亲族效忠。1974年索马里发生旱灾后，政府在组织救灾的同时，推行有利于游牧民定居和部落组织解体的政策。政府将游牧民安置在南部集体和国有农场以及鱼肉罐头厂。
经过十余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索马里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都得到很大发展。
收回的专业教师调查问卷中，有5位老师给出建议，主要包括：①加强校企合作的深度融合，使教学内容接近企业实际生产；②加大校与校之间、校与企业之间交流力度，促进课程建设应用共享；③提倡专业教师下企业，提高教师实践能力，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然后将实践经验应用于教学；④课程建设内容的实时更新、以及加强学生学习过程设计；⑤加强网络化教学：一要体现企业行业要求，二要有完整体系
伊斯兰教在索马里传统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索马里99%的公民信仰伊斯兰教，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一切法律都必须符合伊斯兰教精神，禁止进行反伊斯兰教的宣传活动。(21) 葛佶主编：《简明非洲百科全书(撒哈拉以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索马里人大部分是逊尼派穆斯林，信仰苏菲主义，因此盛行圣徒崇拜。国内大小村镇都建有清真寺，学校开设教授伊斯兰教教义的课程。宗教人士负责索马里人的宗教生活，为年轻人讲授《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义，主持婚礼和处理各种纠纷。伊斯兰教早已成为索马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巴雷政权希望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使索马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生根本性变化。(22) Shaul Shay, Somalia Between Jihad and Restoration ,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8, p. 3.巴雷坚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府与伊斯兰教是相融合的。巴雷在1972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道：“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者尤其不反对宗教，但他们揭露并驳斥了宗教中的反动因素，这些反动因素支配着人类所具有的健康的理性思维，因此阻碍了社会的进步。”(23) [英]I. M. 刘易斯：《索马里史》，第200页。 “就社会主义来说，它并不像伊斯兰教一样是来自天国的讯息，而仅仅是一种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人在这个世界上所采用的生产方式的制度。……然而，反对派想要在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间制造裂痕，因为社会主义不符合他们的利益。”(24) 同上，第201页。 巴雷政权对伊斯兰教并没有采取打压政策，一些宗教人士主动配合政府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主张把伊斯兰教各清真寺作为生产合作社联合成立协会，各成员必须为集体工作，严格遵守协会的规章。(25) [苏联]E·舍尔：《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伊斯兰教》，张铁山译，载《今日亚非》1988年第1期，第64页。
索马里政府还通过国家媒体来宣传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的相融性，将《古兰经》及经注内容引向社会主义理想。索马里领导人参加伊斯兰教的礼拜、朝觐活动，经常宣扬伊斯兰教信仰，强调伊斯兰教曾在索马里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将继续促进民族自觉的形成。巴雷试图致力于社会主义实践与伊斯兰民族主义相结合，他上台后在摩加迪沙修建了民族英雄穆罕默德·哈桑的纪念碑。在社会主义宣传中，他宣称继承哈桑德尔维希运动(26) 德尔维希运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在索马里领导的反对殖民侵略的民族主义运动，其于1899年成立了德尔维希国，并多次击退意大利和英国的侵略，1920年亡于英国。 的遗产，竭力将自身的世系与哈桑的世系相联系。索马里政府重视清真寺的建设，并通过官方宣传伊斯兰教。政府认为宗教信仰不应该阻碍群众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无神论教育不应该是强制性的，而是应通过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来实现。
在美国，教师不是教“教材”，甚至不是用“教材”教，课本只是阅读材料之一。同时，开发课程资源，对教师的专业素养要求极高，美国的高中历史教师，或者只教美国史，或者只教世界史，都可以深入研究某些问题。反观我们，我们可以说的上是古今中外、政治、经济、文化“全知全能”的。
(二) 经济领域
索马里在社会文化领域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举措包括进行文字改革、开展扫盲运动和发展国民教育等。
第一，实行经济国有化和集体化。其具体措施是将工业企业收归国有，由国家控制对外贸易，对出口的工农业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府号召并组织手工业者、农牧民建立“生产合作社”，在工厂和企业中成立“工人委员会”等。
首先，对地方行政部门进行改革。一方面，为了打破原有部落、氏族的地域界限，索马里政府将原有的大州划分为较小的州，(17) 巴雷政权先后对索马里行政区划进行了多次调整，将全国划分为18个州，即下朱巴、中朱巴、盖多、巴科尔、拜多阿、下谢贝利、中谢贝利、贝纳迪尔、希兰、加尔古杜德、穆杜格、加努尔、萨纳格、巴里、托格代尔、沃戈伊加尔贝德、阿瓦达尔和索尔。各州下辖若干区，索马里全国共分为87个区。州和区均设地方政府和经选举产生的州、区委员会。 规定需要重新命名的州不能使用部落或者氏族的名字。例如，索马里政府将米朱提尼(Mijerteinia，氏族名)州更名为巴里州。另一方面，为了削弱部落、氏族首领的权力，索马里政府在州、区和村派驻由内政部统一管理的军事行政人员，原来各部门的官员都由军人代替。(18) [英]I. M. 刘易斯：《索马里史》，第196页；Ioan M. Lewis, Understanding Somalia and Somaliland :Culture ,History ,Society , p. 40。索马里政府还通过改变对部落长老的封号和通过法律手段抑制部落主义，如引进死刑取代索马里传统部落之间的血偿制度。(19) Ioan M. Lewis, Understanding Somalia and Somaliland :Culture ,History ,Society , p. 38.为了抑制城市的部落主义，索马里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承诺向那些在城市里去世但没有亲属的人提供安葬费。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根与魂，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文化精髓，代表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是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不仅能促进个人素质的提高，又能帮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此同步，职业院校文化育人既倡导对学生文化素质的提高，又能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文化育人的宏伟目标。可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职业院校文化育人的内容极具相似性。
这道菜名声显赫、有气势，做起来却并不复杂。先把鲜虾仁、肉片、鸡丝口蘑、冬笋片、火腿片、葱白头等作为主料，加入各种调料，然后下锅熬成滚烫的汤汁儿；再把锅巴下热油锅炸脆、炸至金黄色，装入大盘中，最后将熬好的汤汁儿浇在炸好的锅巴上，这就可以了。
索马里的国有化政策并非全盘国有化。在工业方面，政府没有将索马里与联邦德国合资的巴拉德棉纺织厂国有化。索马里政府也未将传统的牧业国有化，并向牧民说明其他行业的国有化不会影响他们饲养牲畜。农牧业是索马里经济的支柱，索马里产的牲畜主要通过私人公司出口到阿拉伯国家，但国家也参与牧业经济的经营，皮革的出口贸易由政府控制。(28) Ioan M. Lewis, Understanding Somalia and Somaliland :Culture ,History ,Society , p. 41.由于索马里的现代经济规模极小，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对传统经济的影响相对有限。
在地图制图领域，数字制图的发展已将地图的编辑、印刷合为一体，GIS 的广泛应用，使得数字制图的软件平台更多地与GIS融合，GIS 软件包在功能上不断进行扩充，其地图编辑出版功能也不断增强。基于空间数据的地图编辑、地图缩编软件的高效综合效率和计算机直接制版技术（CTP技术）成为主流。地图编辑和印刷出版向数字化、网络化方向发展，技术设备不断推陈出新。海量数据的自动处理、多级比例尺逐级或跨尺度自动缩、计算机直接制版（CTP）技术、远程制版、数字化工作流程已迅速得到应用与推广。
② 方案实施：总经理领导绩效考核小组，以业绩考核为重点，各部门领导在每月的月初提交月度考核报告，分析问题和及时纠正。在年末责任部门将报告汇总，明确各部门全年绩效指标实施结果，将其作为各种管理决策的依据。
根据指标间的相关系数矩阵计算各个主成分的特征值、贡献率以及累计贡献率提取主成分的因子。结果如表1。根据因子特征值大于或接近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在85%上，从中提取前3个主成分替代原11个指标。通过特征值计算主成分载荷矩阵，并得到12个海岛县经济发展水平的总得分。
第三，实施“自助计划”(self-help program)和“突击计划”(crash program)。1973年，索马里政府开始实施这两项计划，开展植树和沙地固化行动，动员并组织失业的年轻人参加经济建设。“突击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农业集体化，开垦未开发土地，提高粮食产量和消除城市和农村的失业问题，同时引导年轻人投身农业，在农业中引进现代技术，鼓励集体合作精神。该项措施也有助于解决索马里大城市特别是摩加迪沙和柏培拉的失业和犯罪问题。
(三) 社会文化领域
索马里共和国时期，该国经济虽有一定起色，但并未改变经济落后的局面。巴雷上台后，执行亲苏联的外交政策，在经济发展上仿照苏联模式，通过实行计划经济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一，进行文字改革。最高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创建索马里文字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索马里国内对于使用何种文字拼写索马里文存在分歧，有的主张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有的主张使用拉丁字母拼写，还有的主张使用索马里人创造的字母奥斯曼尼亚文拼写。(31) Ioan M. Lewis, Understanding Somalia and Somaliland :Culture ,History ,Society , p. 41.主张使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人认为，索马里人从文化身份上属于穆斯林；支持奥斯曼尼亚文的人代表了索马里民族主义者的一种选择，因为奥斯曼尼亚文是由一名索马里谢赫创造的；而主张拉丁字母拼写的人认为，拉丁字母适合拼写，而且代表政治进步。(32) I. M. Lewis, “The Politics of the 1969 Somali Coup,”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 Vol. 10, No. 3, 1972, p. 407.1971年1月，索马里语言委员会恢复运行，着手编写用拉丁字母拼写的索马里文语法、字典和学校教材。1972年10月21日，最高革命委员会做出决定，将以拉丁字母拼写的索马里文定为国家的官方文字，结束了索马里人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历史。索马里政府要求文职人员和军人在三个月(后延长为6个月)内学会使用索马里文字，每个城市都办起索马里文学习班。1973年10月21日，官方首份索马里文报纸《十月之星》问世。官方文字的确立有利于政府之后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
HPV感染与肺癌预后相关性的机制暂不明确。既往研究提示，HPV阳性肺癌组织中HPV E6、E7癌蛋白的过度表达会下调p53蛋白，导致HPV阳性肺癌患者预后更好[23]。也有研究提出，HPV感染相关恶性肿瘤的主要特征为p53退化和p16上调，导致野生型TP53[24]和p16[25]基因携带几率增大，无病生存率提高。同时，遗传学研究提示，相比未感染HPV的肿瘤细胞，HPV感染肿瘤细胞的染色体畸变率和染色体增倍体出现几率明显降低，对放疗和化疗的敏感性明显升高，预后更好[26]。未来仍需进一步深入的基础研究来阐述HPV感染与肺癌预后相关性的可能机制。
索马里的社会主义实践主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三大领域展开。
第三，发展国民教育。巴雷强调教育是国家经济发展繁荣的基石。巴雷政权对过去殖民统治时期留下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制定了扩大教育系统的计划，目标是使索马里儿童都能上学，扩大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并宣布在索马里扫除文盲。1971年4月，政府决定取消学生学费，要求当时全国的23所寄宿学校优先招收牧民和边远地区居民的子女入学，并决定对部分经济困难的家庭子女给予公费食宿待遇。同年9月，政府又宣布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实现索马里化。1971年颁布的《国民服务法》规定，索马里所有高中毕业生必须参加半年或一年的军训和革命指导课，然后再担任半年或一年教师，才能安排工作。1972年10月，索马里政府将所有外国人办的学校和私人学校收归国有，并要求各学校不断增加索马里本国教师的人数，能使用索马里人的岗位禁止使用外国人，以逐步取代外籍教师。1973年1月，政府开始在全国推广索马里文字，学校开始教授本国语言文字，并编写适合本国国情的中小学索马里语教科书，这一举措有力地促进了索马里民族教育的发展。政府还通过自助计划，采取国家投资和群众捐献相结合的办法，兴建了大批校舍。
三、 索马里社会主义实践的成效
第三，调和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最高革命委员会宣布在索马里实行“科学社会主义”，但索马里的社会主义实践带有明显的混合色彩，是科学社会主义与索马里伊斯兰传统相结合的产物。
首先，在政治建设方面，索马里建立起有效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独立后，索马里先是学习西方实行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但各政党都带有浓厚的部落色彩，部落争斗经常表现在政治斗争中，造成索马里长期难以形成稳定的政局。民主共和国时期，索马里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政府的推动下，索马里成功开展了文字改革和扫盲运动，使索马里国民文盲率大为降低，推动了索马里民族文化的发展；政府开展的反对部落主义的运动对于提高索马里国民的国家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应对灾害的能力大幅提高，成功应对了1974年发生的空前规模的大旱灾。1974年索马里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旱灾，对农牧业造成了沉重打击，索马里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旱灾造成成千上万牲畜死亡，索马里损失了超过60%的羊、80%的牛和40%的骆驼。(36) Donatella Strangio, The Reasons for Underdevelopment :The Case of Decolonization in Somaliland , p. 54.政府动用所有资源救灾，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号召发动征服饥荒的“圣战”，并向国际社会发出强烈呼吁，寻求减灾救灾物资供应和医疗援助，在受灾最严重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政府迅速动员学生搭建救灾帐篷。(37) [英]I. M. 刘易斯：《索马里史》，第199页。 灾后，政府将1.5万名游牧民迁到沿海地区重新安置，教他们从事渔业生产，这一举措也促进了该地区水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其次，在经济建设方面，三年计划的实施使索马里政府对本国经济的掌控增强，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巩固。索马里的国民收入从1969年的2.72亿先令增加到1973年的4.569亿先令；外汇储备从1969年的9.097万先令增加到1972年的2.5亿先令；财政收入1969年为赤字1,200万先令，至1973年转为盈余6,075万先令。(38) 顾章义、付吉军、周海泓：《列国志·索马里 吉布提》，第113页。 1972年，政府还清偿了所有内债。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索马里的轻工业发展也取得了明显进步。
索马里在应对威胁非洲畜牧业发展的牛瘟、炭疽病和寄生虫病等主要流行传染病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推动了本国畜牧业的发展。索马里畜产部于1971年成立兽医局，统管24个兽医站及32个流动兽医队，同时还建起两座地区性大型兽医中心、28个牧区防疫点。这些机构的建立有效提高了政府防治病的能力。另外，针对牛瘟这种危害性较大的病疫，索马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还专门成立了14支流动检疫队，使瘟疫基本上得到了控制。(39) 王黎：《索马里的畜牧业》，载《阿拉伯世界》1986年第2期，第22页。 政府建立兽医诊所帮助牧民，并提供免费的动物疾病疫苗接种服务。(40) Raphael Cjijioke Njoku, The History of Somalia , p. 122.1969年，索马里制定了根除牛瘟的计划，至1975年，索马里国内的牛瘟基本上得到控制。索马里政府还专门拨款兴建大型兽医药厂，除满足本国需要外，还计划出口。为应对长期干早，索马里畜产部新开垦了250个备用牧场，存放平时多余的牧草或调拨给其他牧场使用，进行引进良种牧草的培植试验。以上种种措施，使牲畜的死亡率降到了最低点，畜牧业收入上升到国民收入总值的三分之一。政府还积极从国外引进和改良牲畜品种，建立良种供应站，提高了牲畜的产奶、产肉和生殖能力。
最后，在政教关系方面，索马里政府较好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索马里政教关系基本上和谐，政府利用伊斯兰教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索马里受境外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影响也较小。在社会文化方面，索马里的文教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在政府的推动下，索马里成功开展了文字改革和扫盲运动，使索马里国民的文盲率大为降低，推动了索马里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使用新文字后，政府发起扫盲运动，至20世纪70年代末，索马里的识字率从独立前的2%大幅提高到60%。(41) 顾章义、付吉军、周海泓：《列国志·索马里 吉布提》，第168页。
虽然索马里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存在很多不足和弊端。随着该国在1978年欧加登战争中的失败，索马里的社会主义实践也最终走向失败。
一方面，索马里的社会主义实践从思想、资金和技术等方面都严重依赖于苏联的援助和帮扶。离开苏联的援助，索马里的社会主义建设将很难进行。同时，索马里并没有放弃大索马里主义，巴雷仍将实现包括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欧加登地区、肯尼亚东北部地区和法属索马里在内的所有索马里人居住区的统一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他将苏联的大量援助资金用于军事和国防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推进。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在欧加登问题上的冲突最终酿成1978年的欧加登战争。在战争过程中，苏联背信弃义舍弃索马里转而支持埃塞俄比亚，最终导致索马里在战争中惨败，经济损失惨重。索马里被迫向西方国家寻求援助，但西方国家援助的前提是索马里放弃原有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改革。此外，西方国家对索马里的援助十分有限，经常以各种借口缩减援助。1985年以后，随着西方国家和苏联关系的缓和，美国等国大幅削减了对索马里的援助，索马里的发展失去了外部的有力支持。
另一方面，索马里反对部落主义的运动也未能真正清除部落主义的强大影响。最高革命委员会按照氏族代表性原则组织，巴雷统治集团网络的核心系统被称为“MOD体系”。其中，“M”代表巴雷家族所在的达鲁德部落的马雷汉(Marrehan)氏族，该氏族主要分布在朱巴河流域中部；“O”代表巴雷母亲家族所在的达鲁德部落欧加登(Ogaden)氏族；“D”代表巴雷的女婿所在的达鲁德部落的杜尔巴汉特(Dulbahante)氏族，生活区域地跨南北地区。巴雷政权的统治核心来自这些部落氏族的支持。(42) Ioan M. Lewis, Understanding Somalia and Somaliland :Culture ,History ,Society , p. 46.巴雷通过母亲家族的成员保持与欧加登部落的联系，通过女婿家族抑制南北地区的矛盾。索马里人批判巴雷在反对部落主义时使用双重标准，其国内曾流行这样一个笑话，“政府在将象征部落主义的木像烧毁后，巴雷又在半夜将其挖出来重新放到自己的办公室”(43) Raphael Cjijioke Njoku, The History of Somalia , p. 125.。巴雷擅于操控部落政治，其政权削弱部落、氏族影响的措施损害了部落氏族首领的利益，引发他们的不满和反抗。欧加登战争的失败使国内各部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并最终导致内战的爆发和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终结。
四、 索马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首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索马里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过度依赖苏联，没有保持自身民族发展的独立性。苏联出于冷战的需要而援助索马里，索马里在苏联眼中只是一颗棋子。当苏联需要索马里时，便给予其大量援助，当不需要时就果断舍弃。后来苏联从本国利益出发，选择支持埃塞俄比亚，苏联的背信弃义对索马里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对于索马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才是正确的选择，过度依赖外部大国最终将被大国无情抛弃。
其次，要警惕泛民族主义带来的危害。20世纪60年代，非洲掀起了一股民族国家独立浪潮。非洲国家独立建国后，普遍面对殖民时期历史遗留问题的挑战。历史上，欧洲殖民者为自身殖民统治的需要，对非洲地区的部落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这造成独立后非洲国家之间普遍存在跨界民族问题。如果非洲各国都诉诸泛民族主义，那么非洲大陆将陷入无穷的战火之中。正是出于对这种风险的考量，大多数非洲国家主张独立后的各国维持领土现状不变更。而索马里对外诉诸泛民族主义，主张统一东非所有索马里人居住区。这种主张受到了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反对，但索马里一意孤行，将大量本该用于发展经济的资金用于军事建设，试图武力统一索马里人居住区，最终严重制约了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也被苏联所利用。对于索马里来说，警惕泛民族主义带来的危害至今依然关系重大。2007年以来，索马里极端组织“青年党”仍然坚持“大索马里主义”诉求，图谋统一东非各国索马里人居住区。该组织不断在索马里和肯尼亚等国发动暴恐袭击，对索马里政治重建和东非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了极大危害。
再次，要建立适合本国国情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索马里在进行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曾建立起强大的中央政府。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索马里成功开展了文字改革和扫盲运动，使国民的文盲率大为降低；反对部落主义的运动对于提高索马里国民的国家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应对灾害的能力大为提高。可以说，这一时期索马里的成就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分不开的。而1991年至今索马里持续动乱，难以形成全国性的强有力中央政府，这不仅造成国内四分五裂，也导致索马里海域海盗肆虐，成为国际难题。2006年，索马里政治伊斯兰势力“伊斯兰法院联盟”(Islamic Courts Union)成功实现对国家中南部的整合和控制，海盗问题得到一定控制。但随着2006年底“伊斯兰法院联盟”在埃塞俄比亚的打击下失势，而索马里过渡政府难以建立对全国的有效统治，索马里海盗问题重新凸显。这说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解决索马里问题的关键之一。2012年，索马里全国制宪议会通过《索马里临时宪法》，规定索马里实行联邦制。对索马里来说，如何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才是成功实现政治重建的关键。
最后，要构建和谐的政教关系。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较好地处理了政治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政教关系的基本和谐。索马里政府利用伊斯兰教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境外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影响也不大。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伊斯兰法院联盟”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开始崛起，并在2006年控制了索马里大部分地区。“伊斯兰法院联盟”当时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该组织给索马里中南部带来了久违的和平和秩序，这也说明伊斯兰势力能够在解决索马里问题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境外势力的干预下，该组织在索马里失势并出现重大分化，其中的激进派发展成为索马里“青年党”。今天的索马里要实现政治重建的成功，需要正视伊斯兰势力，团结其中的温和派，将其吸纳进政治体制内，同时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坚决打击索马里“青年党”等极端势力。
*本文受到延安大学2017 年博士科研启动项目“大国在中东的霸权转移研究”(YDBK2017-30 )、2010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10 &ZD115 )和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犹太定居点扩建原因研究”(19BSS042 )的资助。
作者简介： 陈利宽，博士，延安大学历史系讲师(延安 716000)。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9)06-0103-13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责任编辑： 邹志强 责任校对： 赵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