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集聚演进和转移现象研究——基于广东东莞等地方企业的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广东东莞论文,现象论文,经验论文,产业集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个月以来，我国珠三角等制造业聚集地区的企业出现了大量出走的现象，尤以东莞等地为甚，不少台资及港资企业撤离东莞，导致大批工人失业，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思考。媒体多是从今年新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以及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等因素来解释这一现象。本文关注的是这种企业迁出行为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是什么？放在我国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这种现象会对我国产业的空间布局与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一、产业集聚与扩散的机理分析
纵观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产业在特定区域的集聚和扩散转移是有规律可循的，各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会伴随着产业的集中与扩散。在一个封闭的市场经济中，在集聚发生的早期，多数产业将分布在该国或地区的某一点上，一般是特大型城市或者城市圈，其中的作用机理可以用新经济地理学中关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地方化来解释。根据克鲁格曼(Krugman，1991a)，在规模报酬递增、地区间制成品的贸易具有运输成本以及地区间存在要素流动等假定条件下，两个最初在市场规模、资源禀赋等方面完全相同的地区，由于历史的偶然事件或外部冲击使得某一地区形成相对于另一地区暂时的优势，随着地区间运输成本不断下降，这一地区暂时的优势将通过累积循环机制得到逐步扩大，从而使规模报酬递增以地方化形式来表现，即导致制造业在这个地区的集聚，而另一地区制造业则由于生产要素的流出而逐步被转移出去，直至形成中心——外围的产业分布格局。而一旦在某地形成了特定的产业集聚，在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机理下，就意味着这种集聚会长期存在，直到拥塞(congestion)的发生或者其他外在条件发生改变。随着拥塞等的出现，极化效应开始弱化、扩散效应开始显现。这是由于产业集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了诸如不可流动要素价格提高、环境污染等拥塞成本，导致产业分散的离心力超过了吸引产业集聚的向心力，部分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不得不率先从原集聚中心向周边地区转移。此时原集聚中心可能会发生衰落，出现产业空心化；也可能会发展成为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心，或者成为技术创新、贸易、金融服务等中心。这一过程也是地区之间实现产业梯度转移和分工协作的过程(范剑勇，2004)。
在没有外力的作用时，上述产业集聚与扩散的过程是自然而缓慢地发生的。但是在特定外力的冲击作用下，这一自然发生的缓慢的演变过程可能会发生改变，比如，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当一个封闭型经济融入地区性市场或世界经济时，其产业在本国空间上的分布将重新调整。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是墨西哥在实行对外开放前后国内产业分布的变化，自1985年起，墨西哥开始实行对外贸易自由化策略，导致其产业迅速向北部美墨边境地区转移和集聚，而原有的以首都墨西哥城为中心的集聚程度开始下降。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现象，即该经济体将永远失去某些已有的重要产业，在短期内加剧了国家内部或国家间的收入不平等。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发展不是一个均衡的、齐头并进的过程，而是一个不均衡的产业集聚的强化和扩散的过程。集聚的发展和演变存在一个倒U形分布的规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制造业集聚于特定地区，由于制造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随着集聚的加强，也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伴随着广义运输成本的降低，产业集聚逐步扩散到欠发达地区，从而使得地区差距逐步缩小。产业集聚与扩散的这种规律，已经得到众多学者实证研究结果的检验和支持。国外文献的实证研究主要是针对美国与欧盟两个地区。比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1b)发现，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制造业集中在东北地区、大西洋中部沿海地区，但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以交通运输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一体化水平的迅速提高，美国早期制造业开始沿着交通线向以五大湖为中心的中西部迅速扩散，到20世纪初美国制造业中心已是东北地区、大西洋中部沿海地区、五大湖地区。米德法特等人(Midelfart-Knarvik et al，2000)针对欧盟的一项研究也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盟各国的产业结构差异化程度增强，而部分高科技产业从原来的核心国家转移到外围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产业的扩散趋势。
当考察我国产业分布的状况时，我们发现中国产业分布虽然不能完全与国际经验对应，但其中的机理却是相似的。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工业布局偏重于东北和东南沿海地区，而西北和西南地区则比较落后。从1949年至1978年改革前夕，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的区位分布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遵循的是政府指令性的均衡生产力布局原则，这既是出于当时的国际安全形势的需要，也是出于中央政府平衡地区发展的考虑。尤其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带有浓厚的“备战”色彩，使得经济布局变成了军事布局，即强调工业要大分散、小集中，工厂布局要“靠山、分散、隐蔽”，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基地和军工工业都分布在内地僻远的内陆省份。同时，各地区盲目追求自成体系，普遍出现了自给自足的生产供应，各地“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孙健，1992)。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产业分布在空间上是分散的，而重要的关系国家安全的工业基地则位于少数内陆地区。这种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不明显，基本实现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产业布局违背了地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严重限制了规模经济的实现，特别是一些规模经济显著的产业，普遍达不到应有的规模，市场集中度低、生产效率低，在国际市场中也缺乏竞争力。
自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市场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逐渐增强，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也不断提高，许多产业在市场力量的引导下，遵循产业本身发展规律，逐渐形成了区域产业集聚的现象。在区域政策方面，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得到对外开放试点，中央的投资政策也开始向这一地区倾斜。由于区位优势和政府优惠政策等诸多因素的作用，沿海地区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并逐渐形成了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伴随着集聚的过程这些产业的竞争力也得以迅速提升，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内陆省份逐渐成为能源、原材料、农业的生产地。沿海地区与内陆省份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渐突出。国内一些学者利用国外已有研究的类似指标对中国地区间产业分布进行了描述，这方面的代表是范剑勇(2004)，范剑勇、王立军、沈林洁(2004)、路江涌、陶志刚(2006)等。范剑勇等人的研究发现：改革以来中国产业的地区专业化已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而且产业布局已发生根本改变，绝大部分行业已经或正在转移进入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产业出现相对萎缩甚至是绝对萎缩。我们现在要关注的问题是这种制造业集聚在东部地区的状况会持续多久，当前珠三角等地区的企业迁出是否预示着我国的制造业分布格局将发生变化。
二、近期珠三角等地的企业迁移原因及其影响
近期发生在珠三角等地的企业迁出现象不是偶然的，结合近几年我国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出现的用工紧缺现象，我们其实早已经看到这种企业转移的迹象。自2004年以来，我国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原本加工制造业聚集的地区先后出现招工难的问题，尤以珠三角地区为甚。与“民工潮”一词相对应，人们还为这种用工紧缺的现象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民工荒”。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高速经济增长引起的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另外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是物价的上升使民工生活费用提高，但民工工资却并未随之出现合理上涨，导致部分企业出现用工紧缺。以当时缺工最为严重的珠三角为例，与同期该地区GDP每年的递增速度相比，其工资的平均增幅远远滞后。1992-2004年间珠三角地区工人平均月工资仅增加68元，根据《2007中国农民工(蓝领)报告》，2007年农民工月工资比2006年普涨200元，由于物价的快速上升，珠三角地区依然出现农民工大规模流失现象。在工资增长落后于物价水平的上升、而且也低于农民工的期望值的情况下，出现招工困难不足为奇。问题是在招不到工人的情况下，企业为什么不愿意提高工资呢？根本原因在于发生用工困难的企业主要是一些依托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压低劳动力成本是这些企业谋取利润的主要手段。如果提高工资，那么这些企业的成本优势可能会消失，它们不仅会失去外贸订单，甚至还有可能被市场淘汰出局。但是随着当地生活成本的上升，劳动力工资的提高又势在必然。从本次引起企业迁出的直接原因来看，一方面是由于随着《劳动合同法》在今年年初的实施，企业在用工条件、用工环境方面将发生改善，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必然会上升，另外再加上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引起部分企业的低成本优势减弱甚至消失，企业面临生存困境。
即使不考虑汇率、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只从产业集聚与扩散的角度来理解，企业的这种迁移行为也是集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当大量厂商聚集于一地，必然同时在该地聚集起大量的劳动力，随着集聚的加强，终将导致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等的价格上涨，比如，地租和房价的上升、基础设施的超负荷运营等等都会成为离心力的主要来源，如果由此引起导致产业分散的离心力超过了吸引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则部分企业的迁出就不可避免。这样一方面会促使企业进行优化整合以及产业升级换代，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另外也将导致部分企业寻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因为迁移到土地、人工成本低廉的中西部地区，可以继续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维持低成本优势，使企业求得生存。如果这种转移形成了规模，则会出现产业梯度转移的现象。①
在我国现阶段，通过这种企业迁移行为，逐步实现制造业集聚由沿海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和扩散，对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目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FDI流入所形成的产业集聚。从聚集经济角度来看，这种最初的FDI选择在某个地方定位，可能是由于某种偶然或必然因素，如地理位置、交通运输条件、优惠政策等。而这种前期的外资投入会对后来的FDI产生示范效应，并进一步形成路径依赖，吸引更多的后续FDI流入。随着FDI产业集聚初步形成，对本地企业的溢出效应逐渐明显，本地企业也逐渐参与到以跨国公司为主的分工体系中来。首先，随着产业集群内分工深化，中间投入品增多，为了降低成本，外资企业考虑进行本地采购。而为了节约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等，东道国本土供应商会选择迁入集群，从而在地理上围绕在跨国公司周边。其次，为了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FDI企业将中间品和零部件等非核心生产外包给当地企业，承接这些外包业务的企业逐渐进入分工体系。而且随着产业集群中产业链的细化和分工的深化，相关的服务机构、支持性产业的本土企业等也可能逐渐诞生，这些本土企业在不同价值链环节上与跨国公司相衔接。在这个过程中，集聚经济效应进一步强化，有力地促进着FDI产业集群的发展，带动着地方经济的增长。但是与此同时，伴随着FDI产业集聚的逐步演化，与集聚相关的一些负面因素也开始显现，比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基础设施的拥挤等。此时对于跨国厂商而言，需要在各种影响因素之间重新进行比较，以确定最有吸引力的区位地点。从理论上说，如果外部性或聚集经济效应起主导作用，FDI的区位决定会自我实现和强化，最初FDI的定位将影响后续投资的位置选择，外资之间会产生级联效应，产生像滚雪球一样的效果，而那些在引资初期落后了一步的地区，从动态来看也将无法再得到外资的青睐。但是比较优势原理在厂商位置选择中同样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一个地区FDI的增加，当达到一定水平后，该地区的工资成本、租金等会上升，基础设施等会出现拥挤，从而使该地区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FDI将转向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现实中的FDI定位显然是上述两种理论共同作用的结果，是集聚还是分离取决于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对比。当随着聚集经济的发展演化，拥挤成本逐渐增加，使得集聚的离心力大于向心力时，集群内的外资企业将被迫选择更具优势的区位，最终产业集群有可能趋于分散或转移。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在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制造业聚集地区显然已经具备了产业分散与转移的条件。尤其是对于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或者搬迁，或者转型升级，企业当前迫切需要对此做出抉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能够择机出台一些相关的政策对外资企业加以引导，吸引那些在原聚集地区失去优势的企业转移到新的投资区位，并通过循环累积效应，在这些地方形成新的产业集聚，则有可能借机实现我国的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三、产业转移所面临的困难及几点对策建议
尽管产业的梯度转移对于我国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必须看到的是，要顺利实现产业转移却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一方面，沿海地区要实现产业升级换代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充足的资金、雄厚的技术研发力量等。只有这样，在传统产业迁出去后，才能有新的产业及时进入。如果新的产业不能及时形成，则当地经济有空洞化的危险。就这一点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应该积极为产业升级换代创造条件。以广东省为例，产业升级近年来一直困扰着珠三角经济的发展，在成本大幅上涨等多重因素挤压之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撤出和高科技企业的进入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可以说珠三角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的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型时期。如何在劳动密集型企业撤出的同时引进来高科技、高产值的企业，实现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是当地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另一方面，对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在吸引外来企业流入、接受来自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上也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目前中西部地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投资环境与沿海地区相比仍然有不少差距。这不仅是指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方面，也包括制度成本、人力资本等投资软环境都需要改善。迁移的企业中相当大的部分是外商投资企业，它们除了关注传统的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以外，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也对其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为与国内投资者相比，外国投资者缺乏对东道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足够了解，因此，会产生比较高的信息成本，所以，低信息成本成为吸引外商投资企业的决定因素之一。而交易成本则是更为宽泛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在企业外部，为了签订和履行企业契约等等而产生的市场交易成本。当在寻找原料和服务、搜寻商品市场、雇佣劳动力以及谈判等方面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时，外商直接投资将趋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方定位。我国东部地区市场体系相对完善，政府工作效率相对较高，因此，外商在此投资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中西部地区要提高对外来企业的吸引力，就必须在这些方面加以改进和提高。
除了上述成本因素以外，企业在考虑区位选择时，还非常看重诸如生产的前后向联系、集聚经济情况等的影响。根据汉德森(Henderson，1985)的研究，当原来的区位对企业而言变得缺乏效率、而新的更有效率的区位出现时，原聚集地的企业很可能不愿意迁移，其原因一方面是迁移会失去原来的集聚经济所带来的诸如前后向联系等好处，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对新地点的环境、文化等不熟悉而不愿意单独行动。此时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比如，补偿企业由于失去原来的外部经济效益所遭受的损失等。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实现产业梯度转移的时机，而且已经出现了企业迁出的动向，可以说产业的升级和迁移已是大势所趋，但是我国产业梯度转移的周期又将是一个漫长的逐步发生的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近期政策制定者以及相关部门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加以关注。
第一，要明确贯彻实施新《劳动合同法》，调节劳资关系、改善用工环境、提高工人的工资以及福利待遇。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即使借此淘汰一批落后企业也在所不惜。长期以来，我国沿海部分地区主要依靠发展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企业主要依靠压低工资、牺牲环境和损害劳动者权益等手段实现低成本高利润的扩张。可以说，在许多地区和企业，所谓的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挤压了劳动者合理的劳动待遇、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必要的社会保障而形成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从长远来看是难以为继的，也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发展目标。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尽力为当地创造良好的就业和生活环境，劳动监察部门还应该加大劳动监察执法力度，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这样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可能会限制沿海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水平重复扩张，淘汰一批落后企业，但从长远来看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
第二，积极创造条件，吸引迁出企业向我国中西部地区转移，利用产业梯度转移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先迁出的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工业虽然存在产业链过低、拓展国际市场能力不足等诸多缺陷，但在现阶段，对解决我国劳动力就业和加快区域平衡发展仍然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如果能够借此带来相关产业在中西部地区的集聚，其意义就更加重要。所以目前应该采取适宜的措施，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吸引力，减弱加工贸易向越南等周边新兴国家转移的趋势。那么在发达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情况下，应该怎样引导企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阮敕(Rauch，1993)对此进行了研究，证明了通过建立科技园区，给予土地差别价格的方法对迁移企业进行补偿的有效性。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支持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商务部和国家开发银行已经联合发布了《关于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工作的意见》。其主要内容，一是在中西部具有技术、低成本等方面优势的地区建设一批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承接地；二是对承接地和实施梯度转移企业的重点加工贸易项目给予金融支持，包括提供贷款、利率优惠、债券承销等其他金融服务。在产业升级和迁移已是大势所趋、国家也鼓励加工贸易企业迁往中西部和升级的情况下，作为承接方的中西部城市更应该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改善当地经营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运输条件，同时加强投资软环境建设，切实转换政府职能，改变工作作风，降低制度成本，以此吸引更多的企业来落户，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优势，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
第三，在东南沿海等制造业聚集地区，则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实现产业升级换代。目前就东部大多数制造业集聚地区来说，虽然并未出现企业大规模迁出现象，但应该未雨绸缪，防止由于企业迁移而可能导致的产业空心化。尤其是对于加工贸易密集的广东等地而言，受空间、土地限制，其加工工业在未来的走向要么是进一步升级，要么就是转移出去。为了使地方经济继续保持竞争力，这些东部沿海地区应该采取多种方法，促进本地产业的升级和发展。比如，通过税收等手段鼓励现有加工贸易企业向附加值高的产业如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移；鼓励企业优化整合；在企业出口遇到困难的情况下，鼓励企业内销等。
注释：
①不可否认的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这种迁出也可能是流出国门，转向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比如，加工贸易向越南等周边新兴市场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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