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科学与社会人文知识_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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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201

在信息科学基础中,自然科学知识十分重要,但信息科学绝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信息科学与许多社会人文学科密切相关。今天,科学的人文化正在呼唤人们用更加开放的观点研究信息科学问题。

一、认识信息在人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自古以来,在对人的存在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认识中,哲学具有特殊作用。哲学知识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乃是其世界观品格。这种品格的基础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哲学所研究的不是孤立的世界,也不是孤立的人,而是人与世界不可分割的统一和相互关系。在现代科学方法论术语中,哲学知识的这一特点具有信息的本性。不过,这一事实只有当信息概念强有力地运用于认识和改造现实的实践并成为一般科学范畴之后,才被认清并得到应有的评价。

信息现象的多面性、复杂性、内部矛盾性成为现代科学和广泛讨论中对信息多种理解的客观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产生这一结果的一个原因是,各知识领域的专家带着不同的目的,同时来研究信息现象和信息过程的不同侧面,以及观点立场、科学修养、职业经验和研究方法的巨大差异。这里要着重强调的不是信息观念的多元性,而是这些明显的共同点。

众所周知,人具有社会的生物心理特性。信息在人的神经系统中,心理活动层面的作用尤为明显。应该完全赞同K.什金布赫的主张:人的全部心理活动无外乎接收、加工、积累和输出信息。由此,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便合乎逻辑地出现了:心理疾病特征就是信息疾病,完全可以用信息方法来治疗(Π.Β.西蒙诺夫)。

可以把承认社会实践在人的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视为一种最流行的人类哲学观,这就意味着应该特别关注社会信息过程和一切与文化动力学相关的现象(A.莫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种类、特点和表现形式都极为多样化的社会信息就成了哲学研究的特殊对象。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哲学与一般社会学的紧密合作,社会科学许多专业领域都对各种社会信息过程、信息关系、信息特征进行着长期和深入的研究。

毫不夸张地讲,信息现象伴随着和决定着每个人的一生。一个小孩子熟悉社会文化、社会存在机制的条件就是他的社会化过程。社会化过程的特点是信息化和与社会群体信息空间的影响保持密切联系。社会把一个幼小的、无助的、起初只是纯粹生物体的人逐渐塑造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机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进行信息影响的结果。如果小孩子在生命之初还只是信息影响的客体,那么他会很快成为一个信息主体,信息对他的单方面的影响变为他与信息的相互影响。此后,主体的影响就是决定性的,这与活动开始阶段的发展有关。活动不可能没有交流,不可能在生物体之外进行,而交流是典型的信息过程。当然,就连活动本身也以多种形式与信息联系。所以,这个问题引起了研究者的特别关注。

活动和交流形成人类全部生活的富有思想内容的构架。众所周知,活动乃是人与世界保持积极关系的特殊方式,它表现为目的性和方向性的变化。显然,现代哲学家正是在这种活动中不断发现人的本质。离开活动过程,便既没有了人,也没有了社会的存在。信息科学的直接兴趣是信息活动——信息活动的多样性。人的所有活动都与信息保持内在的、多边的联系。活动、交流、信息——这个语义结构可使我们认识、解释人和社会群体生活中的诸多现象。

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对人与社会不可分割的联系的理解在实践上是一致的,人好像社会群体中的一个原子。从信息角度看,每个人都这样或那样地包含在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科学的种种社会信息的长河与网络之中。

利用社会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国家与法理论及其他社会科学方法分析社会现实结构和社会各个层面的功能,有助于深刻理解社会信息的特征、作用和社会的基础结构的特点。也只有在这样广泛的具体社会条件下,人们才能有效地研究科学发展、学术交流、信息过程、科学活动领域结构和系统的规律性。科学信息、技术信息、工艺信息都是一般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专业信息,其功能、发展、深化机制自然就与其他许多社会信息现象相互关联。这说明,社会人文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于科学信息学具有特殊意义。

社会信息基础设施的建立以及全球信息空间的不断扩展,一方面促进了社会不断进步;另一方面也为个性的更大发展提供了潜在可能性。当然,也不能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众所周知,某些方面的社会进步有时会受到其他方面退化的抵制。整体的成功发展往往与个别部分的功能和特点的减弱相伴。特别是在人的个性上,不和谐的表现完全不可避免。这就是为什么人的个性发展的最优化的潜在可能性往往在现实中可能转变为具体个性的缺乏和水平的下降,而这自然就涉及到个性潜能的信息层面。

在任何信息现象和信息过程中,信息内容和形式的联系在科学中早已具有独立的意义。在一般形态(如任何自然信息载体)中,对此问题我们早有研究。研究的兴趣在于思考符号和代码的实质、编码和解码的辩证关系。信息形式的符号性质屡次作为信息学专题研讨的议题。如果说,现在还要探讨信息的内容和形式,那只有一个原因:像一般符号学和语义学(当然还有哲学)一样,问题涉及人和社会群体。在解决这类问题时,信息学与一系列社会人文学科有着密切的相互联系。首先是指作为哲学知识特殊领域、以思维规律和形式作为研究对象的逻辑学,还有逻辑语义学、语言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目录学,最后还有与艺术信息内容和形式上接近的美学与艺术理论。

信息问题是其社会意义不仅不会日渐降低,反而会日益增强并越来越被科学深刻认识的诸多问题之一。对信息在个人和不断发展的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认识正在深化,许多新问题已经成为研究的对象。比如,近年来,更多地注意信息交流技术的发展,国际互联网及其对个人、对社会群体信息空间的影响,关注国家发展的信息法律问题、信息安全问题和由信息社会向智能社会转化的前景问题。在对这些问题及信息学、社会人文科学各专业学科的共同研究中,发挥最大作用的是哲学知识。而对于哲学知识而言,人的因素永远是根本性的和决定性的。

二、信息活动中的社会文化与心理因素

人和社会群体的信息活动从来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因此,这种信息活动与整个社会生活,即与社会各个文化层面紧密相连。来自最丰富的文化宝库和文化传统的动力,对于理解现代信息学的本质极为重要。

文化纯粹是人的创造。它绝不可能脱离人的生活与活动。这里的人是社会的人,而不是简单的生物体。另一方面,人和社会群体也并非生活在特定文化土壤之外而不受其影响。换言之,人和社会群体自身也正在被强大的文化机制所创造,不断地再生产,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证实了这一点。由此便产生一个也许有些意外的、看上去难以置信的方法论的结论:在“人—社会—文化”三者中没有哪一个是处于绝对的第一位或最末一位,只有三者统一的、有机的、完整的结合和存在于相互决定的独特关系之中。这一思考特别有助于深入认识社会文化观对于现代科学中人的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文化本身实际上是社会信息现象的大系统,其全部内容充斥在多种多样的信息过程中。不夸张地说,就其本质而言,文化被信息化了。文化在构建社会群体过程中的作用与这一本质属性有着内在联系。正因为如此,文化学的所有根本问题,从对文化现象的解释到物质与精神的划分,无疑都与信息学领域的研究相关。

以独特方式“记载”任何人的现实活动的一般社会文化语言环境相当复杂,它总是具有诸多层面,而各个层面都与信息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М.Ж.明努对空间进行了分类,认为人的活动表现为一定的空间方式,如个人空间、家庭空间、工作空间、社会空间。显然,每一种空间都具有信息成份。这已经证明,文化学与信息学的学术交叉在客观上具有普遍性。

Ч.П.斯诺有关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人文文化和科技文化在现代文化信息空间以独特方式共存的著名论断,对当今的科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两种文化的共生共存、相互补充,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相互竞争和相互否定。显然,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两个方向上占主导地位的信息明显不同:如果说在传统的人文文化中,形象-情感信息起重要作用,那么在科技文化中,纯理性的、逻辑-语义的信息则显然是在更高程度上形成的或至少是完全受形式化的条件下支配的。当今,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向科技文化信息倾斜的危害性有多大,它对人或个性发展产生怎样的负面影响,我们已经讲得不少了。显然,客观上需要把各种信息优化在统一的社会文化空间内。以后的任务是根据严格的要求,达到人的理智和感情、智慧和道德世界的和谐。广义的信息科学应与无所不包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信息联系起来。

科学证明,由人参与的信息过程的活动特点主要取决于各民族和各种文明社会的文化特征。М.Ж.明努极为关注被他称之为“文化”的问题。正如明努指出的,“要善于不仅依据内部特征(如范围、获取速度等),更要根据人对信息重要性的理解来分析信息文档和信息流。新奇和高速发展的魔力往往是西方技术文化的特点,但并不为很多人效仿,而且这种魔力很快就因其成果带来的实际影响而遭到批评。”换言之,根本不应把这种“西方技术文化”视为某种真正的全人类的标准。

最近,另一种介于信息学和文化学之间的专门信息活动的问题初见端倪,即把人和社会的信息文化作为一般文化的特殊层面分离出来。这种文化层面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很久以前就存在。然而,过去尚没有将其作为独立的文化层面被分离出来的要求。现在,由于社会信息过程和人类信息活动的急剧集约化,这种必要性出现了。信息文化作为社会发展任何阶段的重要特征,既与社会物质文化密切相关,也与精神文化密切相关。在我们看来,如今世界文化正经历着的科技革命的工艺阶段的本质特征,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关于信息文化与技术工艺文化相互关系的属性问题。人类社会(以及它的文化)的继续发展无疑将展现信息学与文化学相互关系问题的多样性。

在对人的活动的各种研究中,心理学具有特殊作用。作为人文知识最古老的领域之一的心理学,是在近代,特别是在现代重新振兴起来的。心理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系列学派和创造性思想、许多不容质疑的成果、专业方法的分支体系——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为什么该知识领域的成果早已为信息学所利用。构成上述科学领域相互作用的本体论基础是: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参与的全部信息过程无疑均具有心理性质。显然,使信息学感兴趣的既有该过程流动的特点,也有人的心理能力的自然限制,此外还有这种能力的扩展途径(借助技术的或其他的方式)。

人们掌握各种(感觉的、逻辑-语义的、形象-感情的、最实用的、理论的、图解的、艺术的)信息的特殊能力、对信息现象实际内容与形式在数量方面的关注程度、参与信息复制储存的个性、对各种文本或非文本信息的态度、接受或拒绝具体信息的表现方式、对技术性信息工作的内心适应(或不适应)程度以及其他许多情况,都与人的心理密切相关。因此,心理学能够用自己的方法在其他领域(也包括在信息学中)成功地、启发性地寻求知识。

每个人对信息的敏感程度是一个有趣的重要课题。当然这种能力既有客观的心理基础,也有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A.M.亚诺夫斯基以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具体心理学概念为分析的起点对新的信息“闭目塞听”,仅靠已有的知识储备——凭自己的记忆与直觉,在现代实践活动中不会有好结果。毫无疑问,记忆力纯粹是个人能力。然而,哪怕记忆能力实际上是无限的,它也必须不断补充新信息,因为记忆中“储存”的只是个人“过去的经验”。正因为如此,信息敏感力对人的活动(无论从职业角度,还是从个人的全面发展来说)具有特殊意义。通过自我教育手段克服心理上对新信息的“无动于衷”或非常不适应等,人对信息的敏感程度可以得到校正。

在心理学、信息学、精神病学、心理治疗诸多课题的交叉点上,有一个以预防和治疗为目的的课题,即研究非传统的心理疾病——“信息疲劳综合症”。这种病已经相当典型。当前,正在广泛蔓延的“信息疲劳综合症”也是人类生活深刻变化,尤其是信息层面变化的标志之一。

现代社会的典型特征是冲突多种多样,冲突程度又往往非常激烈。作为这种现象的反映,开始形成一门特殊的科学知识——冲突学。该学科积极研究冲突的性质、特点以及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的方法。了解这些研究方向,我们就会相信,许多问题与信息因素关系密切。这就是说,客观上存在着各个学科之间有趣的交织,其中信息学占有重要地位。

从传统上说,教育学接近心理学。教学是一个典型的信息过程。世纪之交,在教育学全新的实践任务中,人的终身教育占有重要地位。此外,还有在国际互联网上积极使用电子信息交流技术的灵活机动的远程教学等等。作为第二个层面,是要创作并使用计算机教科书及其他新的教育工艺技术手段。这时,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性的、积极的思维,自觉地、创造性地对待任何事物。复制现成的模型(尤其是刻板的决策),不是人类活动的最终目的。

现代教育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是信息技术手段与教师个性(不仅仅是他的信息图表)得以发挥的可能性之间的完全适应。关于这个问题,科学院院士П.Л.卡彼查曾在一次答记者问(1965年)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为什么需要讲师(优秀讲师)?为什么教科书(甚至最好的教科书)的内容不够用?因为你能看到人是怎样思维的。不要去背诵现成的结论,而要参与结论的形成过程。你不但可以从教师那里学到知识,更可以学会如何去获取知识。”更不用说,教育者总是给被教育者以指导,而并非仅仅是科学教育的信息来源。今天,当远程教育思想借助各种信息网络、渠道、手段日益广泛地变为现实的时候,必须懂得教育课题的这个重要侧面。

于是,在现代信息过程中,社会文化、心理学观点的多样性和极其重要性就成为信息学与社会人文知识诸多分支理论颇有成效的相互作用的基础。

三、自然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信息问题

近几十年间,人类十分深刻地意识到20世纪形成的全球问题的尖锐性和地球生态恶化的严重性。正如A.别切依所指出的那样,问题的实质在于人类的素质。如果人类自身没有足够的智慧和意志力,不能果断地减轻对大自然的压力,明显地减少对世界资源的需求,把对资源的需求限制在明智的范围之内,优化人口素质,尽力减少社会群体间的冲突,最终根本消除战争(早在18世纪法国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就幻想过制止战争),不能断然停止疯狂的军备竞赛,使世界经济结构和经营战略全面合理化,那么人类的前景将是悲惨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考虑并受到上述任务的影响,才逐渐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构想。真正实现这一构想成为人类继续生存的条件。

在科学层面上,该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生态学的形成。社会生态学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如human ecology——“人类生态学”),然而就其研究目的、对象、内容和方法而言,它有别于纯生物学那样的传统自然科学学科。

还应指出的是,社会生态学与人的生态学(ecology of man)也不相同。后者把人仅仅视为一种活的东西和一种主要生物,所以“社会生态学”还是恰当的。这一名称鲜明地揭示出人的自然属性的社会原理。实际上,这就是社会的人的生态学,亦即社会的生态学(用专家的话说,该领域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生态系统)。因此,这是一门社会—人文学科,其关注的核心是“人-社会”的语义融合(这恰恰是生态关系的缩影,即人与“自然家园”——人们居住的自然环境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信息、各种社会信息现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就引起人们研究生态学与信息文化相互关系的兴趣。在这里,不仅研究个体的人,还探讨整体社会层面。

社会生态学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一般生态学问题的发展,尤其是生态学语义的普及。此前很少有人知道的“生态学”一词,后来很快就作为社会生态学常识,无需详加解释就进入了大众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在这一表面现象之中,隐含的实质是社会意识的逐步生态化。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科学的生态化,即用生态(严格地讲是社会生态)内容充实各科学领域。这乃是与信息化携手并进的现代科学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

社会生态学研究的实际目的,是解决人如何更好地利用整个大自然。为此,就必须获取大量经过筛选的、可靠的信息。在该过程中,最初的、过渡的任务是准确地评价周围环境状况,进而对该地区作出判断,而这些都需要相应的信息保障。自然,该工作的成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论基础。这个基础由信息学、社会生态学、预测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等诸多门类相互作用而形成。必要信息的多角度性及其内容的丰富多样性说明这一系列知识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现代化的全球问题不仅仅是生态的不良后果造成的,还有许多其他原因(如战争与和平、热核危险、国际恐怖主义、世界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欠发达国家长期存在并日益加重的落后状态)。因此,近几十年间,在科学领域中与社会生态学同时形成的还有一个以全球各种问题多样性为目标的研究方向——全球学(глобалистика),其方法论特点是研究者集中关注全球典型问题的评述。

由于全球问题与人类命运存在有机的和内在的联系,全球学自然就表现出鲜明的社会人文本性,由此可知信息现象在科学和社会政治中的重要性。信息问题也是20世纪摆在人类面前的和为众多研究所关注的全球问题之一。这一切都说明,在信息学与全球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联系。

近几十年来,人类发展对资源的消耗成为十分严重的问题,它不仅成为人类政治经济关注的对象,也成为一个严肃的科学研究课题。在对大量信息流进行优选加工和研究的过程中,能够提供巨大帮助的当然是最广义的信息学理论。然而问题的实质并非仅此而已。今天,信息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源。今后,随着向可持续发展和智力圈发展水平的靠近,信息将更明显地发挥最重要资源的作用。这一点可以用其独一无二的特点来说明,“在所有物质—能源(材料)资源十分有限并迅速减少的情况下,信息将成为无限的、不会呈现衰退趋势的资源。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信息是利用率不断增长的。惟一资源。因此,信息学与全球学最主要关注的问题——资源发展问题具有最直接的关系。

语义上的全球学与全世界范围的另一种现象——全球化有关。全球化无疑与将某些社会问题作为全球问题的意识有着内在联系。没有全球统一信息空间的形成,这种意识就不可能产生。今天,世界的全球化往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政策等同起来。这一事实也与诸多信息因素有关。说明世界上传递的社会信息在内容上尚不充实,有些失真,出现了或许并非故意的判断失误。

众所周知,在全球现代化问题中,人口形势的复杂性占有显著地位。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些本来居民生活水平低下的地区,人口不断猛增;与此同时,不少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人口的日益减少却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俄罗斯、乌克兰及其他原苏联国家都有这种情况。总的来讲,地球人口的增长仍保持着令人不安的高速度。这说明了高效的、可靠的人口信息的重要性,也指出了一般社会学、人口学与信息学理论相互作用的必要性。

实现可持续发展构想,能有效地解决人类许多异常严重的问题。因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不仅是生态灾难和自然资源的短缺,更为严重的障碍是战争、恐怖主义、高犯罪率、吸毒蔓延以及民族、种族、宗教、世界观等方面的偏执主义和极端主义。2001年9月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惨剧说明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极端严重性,令整个人类社会大为震惊。不过,恐怖主义行为也有其深刻的原因。遗憾的是,处在世纪之交的世界上演了太多的此类惨剧。也正因为如此,至今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我们已经进入了文明史的智力圈时代,谈不上人类智慧的高峰。对于科学而言,这意味着,对于社会的任何不良苗头都应从预防和消除角度给予研究。这项工作自然也少不了相应的信息保障。

在可持续发展特殊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信息学客观上与一些科学知识领域——一般社会学、政治学、国家与法理论、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产生互动作用。国家以法律调节各种社会关系(自然包括信息领域)和完善国家间的民主机制及合作的信息政策,对于消除社会生活中的对抗矛盾、降低犯罪率具有特殊的意义。应该指出,信息学研究的这种倾向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只要了解2000~2001年全俄科技情报所公布的“信息社会的法律问题”和“信息社会、信息资源与远程通信技术”学术会议资料,便可得以确信。显然,在该互动范围内,日前明显地吸纳着正在形成中的冲突学(конфликтология)。

为了人类和自然界的发展,优化自然界的利用,有效地和明智地决定现代化的全球问题,从社会生活中消除战争和化解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些都是历史性任务。要有效地完成这些任务,客观上要求各专业领域(包括信息活动领域)专家的参与。随着时间的推移,可持续发展问题无疑将以全新的诸多因素来充实。这就意味着,特别需要将新型的信息、全新的信息技术和工艺引进科学研究。于是,只有在同社会人文知识的互动中才能解决的信息学理论课题的范围必将进一步扩大。

四、科学知识整合与信息学的进展

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相关的科学和方法论背景具有重要意义。信息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领域,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和继续发展的。科技革命时代决定了现代科学许多至关重要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新形式就是科学知识的分化与整合。

科学和其他现象一样,如果脱离开分化与整合的矛盾综合体,便不可能顺利发展,甚至不复存在。这种基本特点是客观存在的,各种事物既有差异(多样性),又有统一性。不难发现,在这里反映出部分(作为个体差异和多样性的载体)与整体(整合性的体现)不可分割的联系。

如果在以往对世界的认识中可以足够感觉到各种分化现象占优势,那么如今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当综合的限制和较窄范围的学科界限被打破时,原本占优势的学科内的知识综合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就为性质不同的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门类所取代;进而各种高级的综合手段出现了;最后,被研究者特别关注的明显特点,即许多具有“杂交”性质的(数学语言学、技术美学)或更广泛的、综合性的、系统性的、高度整合性的(控制论、系统理论、科学学等)科学知识领域形成了。

所有这些特点都与信息学的形成及其发展有直接关系。被А.Д.乌尔苏尔和其他哲学家多次分析过的这种现代科学整合趋势的极为重要的奇异表现,就是非传统的、共同的科学形式与认识方法的形成。信息学方法也属于这类现象,它和系统方法、结构方法、功能方法、模式方法等等都是科技革命在方法论方面的科学。无疑,信息学是科学方法发展中最明显的、最光彩照人的成果之一。

社会人文知识作用的显著提升,也是现代科学整合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忽视这一点,便不可能充分地、完整地理解信息学形成的过程及其在科学统一体中(以及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问题(作为地球的,同时也是一般科学问题)乃是世界认识整合的主导问题之一。如果先前(早在20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曾是无可争议的绝对领先科学,那么现在这种无可争议的现象已不复存在了,正是由于人的问题的研究,使得社会人文知识的作用不断增强。所以,在现代科学整合过程中,有关人与社会的科学门类之众毫不逊色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我以为,把信息问题置于时代科学关注的中心,也符合时代共同的人文化和人道主义化趋势。在用信息方法认识现实的过程中,社会人文知识领域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容质疑的。当科学研究的对象仍是自然现象优先之时,社会学还躺在“摇篮”之中。那时,即使对信息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特征进行深入研究,也没有触及到信息在人的生活需求中的价值。众所周知,正是在社会群体加速发展中埋下后来出现的“信息爆炸”的祸根。社会信息增长的规模大大超过了人们掌握加工、利用信息的心理承受能力。为此,社会要求专门的技术设备和专用的技术工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必须把信息问题独立出来,深入地研究各种信息现象。

把当今的科学形势与100年前(20世纪初)进行比较,颇有意思。法国卓越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以自己在哲学和科学方法论领域的著述享誉世界的A.彭加勒这样写道:“即使科学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它们也能以其相似现象相互给予解释。”注意,这是一位科学家的深刻领悟,指出科学“越来越向我们展示宇宙各部分的统一性并揭示宇宙的和谐”。当然,彭加勒尚未发现科学整合更明确的标志。而且,他也曾怀疑过自然界的统一。他说:“这种和谐究竟是确实存在,还是我们智慧的要求,或是科学的公理呢?这个问题我不准备去求解,科学总是趋向统一并让我们走向统一。”由此可见,100年前对科学分化与整合相互关系的认识已经很了不起了。

在现代科学方法论中,整合趋势对认识世界的作用早已得到肯定。那么讨论社会人文知识和一般科学问题(其中人的问题、信息问题、管理问题最为重要)有什么重要意义呢?因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尚有相当大的差距。与自然知识、数学、技术科学进步的速度相比,科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历史性的落伍早已成为统一完整的科学机体协调发展的客观障碍,也是科学专业整合与综合过程的客观障碍。

方法论的这些情况对信息学现阶段的发展有直接影响。对信息本质片面的、纯技术性的理解(或技术数学的、只对符号学的形式化的算法模型感兴趣的倾向)严重地限制着信息学的继续发展。尤其危险的是在信息学理论中存在着对“人的因素”(广义的理解既包括一般人文基础,也包括个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还包括人对社会现实的分析)的肤浅的、纯形式的、表面的认识。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人文因素对信息学自身发展极为重要。这是该知识领域中被称之为“来自内部”的一个侧面。不过还有另一个一般科学的侧面,其特点是:强调信息学的社会人文因素,关注信息在科学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客观上将保证在整个科学领域从总体上加深认识世界的整合过程。

还有一种情况,虽不是纯科学问题,但具有普遍社会性,也必须引起关注。信息学是实现社会信息化、改善人类生活信息环境、改善人类整个信息空间的,复杂而多层面的进程的理论基础,这一点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正如Ю.А.什莱杰尔所称,信息环境的标志“是以技术手段为基础的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特点与社会文化功能密不可分”。人在获取信息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知识,这就使信息学具备了个性特征。两种现象——信息和知识——都是社会潜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理论信息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远远超出了纯科学知识的范围,在社会实践方面获得巨大成功。这就意味着,对于与信息学相联系的科学整合过程的作用也必须在这一层面予以肯定。

最后,还要强调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方法论方面不断地反思,科学研究的任何过程都使科学得到充实和发展。科学家群体始终是科学创造思维、科学领域全部活动的集体主宰者,科学整合也不例外。研究者对该过程的不懈探索使整合深入,使相应的方法丰富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信息学发挥着极特殊的功能。这种功能与认识世界的科学信息手段的特点和作用有着内在联系。

众所周知,在相关科学整合现象的方法论反思中,哲学发挥着并将继续发挥极重要的作用。Ю.А.什莱杰尔强调:“哲学不解决实际问题,但它提出事件的关键问题。”哲学存在的力量和意义正在于此。在科技革命时代,科学事件中意义重大的、决定性的方面恰恰是科学内部显著强化的整合——综合趋势。于是哲学责无旁贷地对此给予关注。不过,也要意识到假如哲学的功能和发展得不到包括信息学在内的各知识领域的保证与支持,哲学也就不会在这方面发挥其有效的作用。

看来,科学整合与信息学进展的相互关系是多方面的,而且对这种关系的理解也在日益深化。

全面提升社会人文知识在现代科学中的作用,将使我们进一步关注以前曾被忽视的信息学发展中的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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