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秦[1]2003年在《江苏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基于对全国的比较》文中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方面，对进口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很少深入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进口贸易创造有效需求并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对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全国和江苏进口贸易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和对比，并用计量经济方法对进口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出口是进口的函数、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出口，进口对江苏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全国等一系列重要结论。 本文还分析了我国进口贸易调控机制对进口结构产生的影响，通过对江苏进口贸易利益的博弈分析，对前面的结果做出解释。文章最后对进口贸易政策提出了调整思路。
李练军[2]2008年在《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实证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从国家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以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问题便进一步显露出来,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开放型经济发展滞后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2006年,中部地区拥有全国26.8%的人口和20.5%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是,中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却分别只占到全国总量的3.1%和9.4%。世界许多国家和我国东部地区的实践都表明,开放型经济发展对促进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不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不去充分享受国际贸易与国际分工所带来的利益,经济发展将无法持续。因此,在“中部崛起战略”已经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时刻,把开放型经济发展作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全面揭示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规律,探讨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有效途径,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对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系统地研究。首先在对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的基础上,利用近二十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全面分析了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然后通过多变量回归模型、协整分析技术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分析了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叁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揭示了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从优势、劣势、挑战和机遇四个方面归纳和总结了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最后,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外资协同发展叁个角度提出了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论文分析了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分析认为,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包括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是竞争优势理论的基础,而竞争优势理论是比较优势理论的整合与发展,源于国际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战略和竞争优势战略对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有较强的借鉴作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而渊源于国际直接投资各个理论的FDI吸收能力理论对中部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非常富有启发意义。(2)论文分析了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现状,并与全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尽管近二十年来取得了较快地发展,但对外贸易规模依然偏小,而且商品结构不合理,市场过于集中,贸易方式单一,贸易主体不合理,县城外贸发展落后。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依然存在着投资规模较小,投资方式单一,投资来源过于集中以及投资行业狭窄等问题。论文还采用综合依存度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对我国31个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结论。(3)论文分析了过去二十多年来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认为,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对外贸易促进了经济增长,相对来说,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大于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中部地区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经济增长是进口贸易的Granger原因,进口贸易却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都较小,而且两者之间也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4)论文实证分析了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分析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不但直接扩大了中部地区对外贸易规模,而且有利于优化中部地区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中部地区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尽管中部地区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而且也存在着长期的唯一协整关系,但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而进口贸易也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不过,外商直接投资是进口贸易的Granger原因。(5)论文实证分析了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同时对全国31个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环境进行了评估与比较。分析认为,中部地区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在可能影响对外贸易的8个因素中,贸易条件、进口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中部地区出口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中部地区进口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则是汇率、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在可能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10个因素中,只有就业水平、工资水平、工业化水平、对外贸易等4个因素对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产生了影响,而其他6个因素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对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劳动力因素、集聚效应因素、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本文还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我国31个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环境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认为,我国各地区的发展环境差异是导致它们开放型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中部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环境在全国处于中等地位,优于西部地区,但劣于东部地区。(6)本文从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四个方面分析了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分析认为,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拥有区位和交通优势、自然资源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人力资本优势,而在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及工业发展水平、市场发育程度、城市化建设和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处于劣势;世界经济、世界贸易、世界直接投资的发展,我国“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以及国内外梯度转移给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了机遇,同时世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新趋势却使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7)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最后从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外贸外资协同发展叁个方面提出了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相关对策建议。本文认为,中部地区要发展对外贸易,首先要发挥比较优势,培育竞争优势,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然后要发展加工出口贸易,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同时努力开拓市场,推行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其次要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积极培育多元化外贸经营主体;最后要积极发展县域经济、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同时积极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大力培养国际经贸人才。而中部地区只有不断地改善投资环境、优化外资产业流向、创新外商投资方式、扩大外资来源,同时加强外资引进审批和监督、改善招商方式、积极争取国家优惠政策,才能不断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同时本文认为,中部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既不能把外贸与外资的发展割裂开来,更不能六省各行其事,而应该加强区域合作,同时兼顾对外贸易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共同发展,努力推进中部地区的经贸一体化。
丘东[3]2016年在《政府R&D投入的绩效评价研究》文中认为政府R&D投入承担着双重角色,即承担R&D活动的直接投资者的同时,还充当着其他R&D投入的风向标和指南针的作用,因此以政府R&D投入为切入点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一,采用描述性统计,指数函数法及移动平均数方法,在2004年至2014年数据的基础上预测了2015年至2020年的R&D经费投入情况。研究发现,R&D经费投入的数额会持续增高,而且试验和发展研究经费增长速度最快,应用研究经费增长速度次之,基础研究增长速度最低。相比于以往的研究,本研究的时间跨度更长,所使用数据更新,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认为从长远来看,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将呈现V型的曲线,R&D经费投入将面临天花板效应的考验。引入潜变量增长模型对有效专利数、新产品开发数和科技论文数的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做深入探索,发现叁个变量表征的科技产出基本也保持了稳步的增长,而且在初始时有更高的有效专利数的省份的增长速度,比那些初始不那么高的有效专利数的省份的增长速度变缓。新产品开发数在年度间存在一定的波动,但整体而言,也呈现了稳步增长的态势。不同的是,新产品开发数和科技论文数在一定的初始水平上,有效专利数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增加,且其增速会逐渐变快,而新产品开发数和科技论文数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增加,但其增速会逐渐变慢。第二,选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10-2015政府R&D经费投入产出绩效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北京、江苏、广东,、山东、上海自2012年以来一直位居前列,甘肃、新疆、重庆、内蒙古、贵州、宁夏、海南、青海、西藏等9省市自治区相对稳定的排名在后面。相比于以往的研究,我们选择的指标更为全面,更为重要的是对过去5年绩效进行了评估,更加充分验证了我国R&D经费投入产出绩效东强西弱的格局,以及西部投入不足的客观现实。第叁,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研究政府R&D经费占比、政府与企业R&D经费比、进口贸易与科技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政府R&D经费占比、政府与企业R&D经费比、进口贸易对科技投入产出效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进出口贸易结构(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的比值)对科技投入效率存在显着的负向影响。政府R&D经费占比、政府与企业R&D经费比对科技直接产出的作用不显着；出口贸易对科技投入效率影响不显着。相比于以往研究,本文弥补了PCA科技投入效率评价结果不能回溯的问题。在控制变量内生性情况下,对影响科技投入效率的指标进行了重新分析,重点是直接R&D投入的相关指标,包括政府资金占总经费的比例,以及政府资金与企业资金的比例等。同时,验证了进出口贸易对科技投入效率的不同作用及差异,解决了绝大部分的研究只关注进口贸易,较少关注贸易结构的影响。最后,采用泊松回归模型和OLS回归模型,通过逐步回归方法研究政府R&D经费投入,企业R&D经费投入及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结果发现政府R&D经费投入对创新绩效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政府R&D经费投入与企业R&D经费投入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企业R&D经费投入在政府R&D经费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关系里起完全中介作用。相比以往研究,本文解释了政府R&D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也就是说,政府R&D投入会促进企业R&D投入,并最终促进创新绩效。同时,本文支持了政府R&D投入对企业R&D投入的“诱导效应”。现有的诸多研究分析层次都是“组织”,由于样本选择等问题导致一定的研究偏差,本文在更宏观的层次验证了诱导效应的存在,即政府R&D投入越高,企业R&D投入越高,而不是导致企业会“偷懒”。在更细致的分行业或分类别的研究中,绝大部分研究的结论与此也保持了一致。也就是说,政府R&D投入之所以“挤出”企业R&D,本质并不是因为补贴本身,而是因为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黄琳智[4]2013年在《进口贸易商品结构与经济增长》文中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然而连续多年的“双顺差”局面给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2012年4月30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加强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指导意见》,因此研究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现实意义。除文献综述以外,主要内容为叁大部分：传导机制分析,进口贸易通过增加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叁条运行路径促进经济增长；现状分析,概述进口贸易发展状况以及政策,并详细分析进口贸易商品结构特征与弊端；实证分析,基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技术进步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叁个视角对进口总体、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进口以及SITC分类中10类商品分别进行回归分析。通过利用中国1980-2011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进口贸易能够有效带动经济增长,其中初级产品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优于工业制成品进口,而初级产品中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最突出,非食用材料、动植物油脂及蜡对经济增长没有显着影响，工业制成品中杂项制品对经济增长作用较为突出,但是轻纺制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2、进口贸易对技术进步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工业制成品进口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高于初级制成品进口,其中轻纺制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最突出,甚至高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商品化学品及有关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对技术进步的影响；3、进口贸易能有效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制成品进口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显着,而初级产品进口对产业结构升级没有显着影响。本文的创新在于基于SITC商品分类方法，对10类细分商品与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并藉此提出了优化进口商品结构的政策建议。
杨敬敏[5]2014年在《中国近代棉纺织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及其空间分布研究(1867-1936)》文中指出进口替代是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一种重要途径,这一特点在中国棉纺织工业中体现的尤为显着。本研究以进口替代为线索,从叁个方面对反映进口替代状况的近代棉纺织品对外贸易,尤其是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进行了讨论。首先关注近代各类棉纺织品进口量及其结构的变化,包括各类棉纺织品消费在不同区域的差异,上述变化反映了进口替代因素对中国棉纺织品输入贸易长时段时、空变化的作用。第二,对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从“自发的”进口替代到“自觉的”进口替代进程从时、空两方面分别考察。第叁,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关注于进口替代时空推进中不同区位类型厂商分别做出的贡献。通过考察近代机制棉纺织品进口量、结构变化及空间分布可知,进口替代是中国近代棉纺织品进口贸易结构变化的长时段因素。其中机制棉纱方面,银钱比价变化及国产产品对进口产品的替代对机制棉纱进口量、结构的变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通过对各地机制棉纱消费量的研究也可以对近代手工棉织业的分布及变化情况做出讨论。进口机制棉布从产品结构上看,经历了一个从进口初级产品为主到高级产品为主的过程。从空间分布上则呈现出北方多于南方、沿海多于内地、传统政治经济中心多于边缘地区的特点。这一长时段的时空变化中亦可体现出进口替代的因素。中国近代棉纺织进口替代工业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两个阶段。在二十世纪叁十年代以前,以市场主体——棉纺织厂商为主导的进口替代进程,仅在中间产品、初级成品部门完成,在空间上看仅在长江中下游完成。叁十年代后保护性关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进口替代中“国家因素”的加入,这一时期棉纺织工业进口替代进一步向高级成品部门及长江中下游以外区域扩展完成。以中国近代棉纺织业为例,在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家因素”的主导,是实现进口替代行之有效的方式。市场角度来看,近代对棉纺织品的替代不是由上海棉纺织工业独自完成的,而是各地棉纺织工业共同参与的,并且上海以外,尤其是其它通商口岸、内地的厂商在其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多角度的讨论,认为近代棉纺织工业原料、产品市场各区域具有相对独立性。而棉纺织业原料、产品各区域市场的相对独立性使得棉纺织工业向内地不断扩展,上海以外各地棉纺织工业在进口替代进程中也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王琳[6]2016年在《国际贸易开放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研究》文中认为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方式千差万别,这对于经济增长也会产生异质性影响。其中贸易开放程度的差异也成为经济发展方式差异的重要方面。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伴随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不断发展,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各国经济的发展与外部要素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许多国家的发展实践来看,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在提供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贸易开放可以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就业水平以及福利水平的提升带来重要的发展契机,而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也可能使得本国经济对外依赖度不断增强,这不仅意味着本国产业可能受到更多竞争压力并遭遇市场挤占问题,对于整个经济运行而言风险也会随之加大,这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亦有着类似的表现。那么,全球特别是我国贸易开放和经济增长发展差异的现状是怎样的?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其内在影响机制如何?贸易开放对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以及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特别的,对于高贸易开放度地区,国际贸易贸易对经济发展有很影响?是否应该进一步提升贸易开放程度?而对于低贸易开放度地区,如何提升国际贸易的作用?对上述问题的探究能够为如何“以贸易促发展”提供有效依据,同时也能够对如何把握全球经济的发展走势提供有用的支持。基于以上,本文在归纳总结、对比研究了以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贸易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利用WDI数据库跨国层面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中国层面数据,对各国及国内各地区的贸易开放度进行定量测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其进行整合,进一步研究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据此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本文内容共有六章:第一章阐述本文写作的国内外背景及选题意义,概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简要介绍文章的结构安排,并归纳总结本文的创新点;第二章为理论梳理与文献述评,在总结梳理经典理论的基础上,分别针对跨国实证分析和中国数据实证分析的已有文献进行分类梳理和归纳整理,以期理清以往学者的研究脉络,分析当前的理论成果,为本文研究点明道路;第叁章为对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现实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基于国际统计数据对世界整体的发展情况与我国的发展情况展开了对比分析,并针对我国地区内部贸易开放度的发展情况展开详细论述,且详细阐述了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统计性相关关系,以期为下文验证二者内在关联的实证分析奠定基础;第四章和第五章为本文的核心部分,基于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将贸易开放因素引入到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来,分别基于1960-2013年WDI数据库的跨国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的中国数据进行了贸易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探究了贸易开放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并区分样本考察了其差异化影响,以得到更为细化的分析结论;第六章本文结论,根据研究的理论成果为如何充分发挥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提供客观的建议,同时对未来的研究目标进行讨论。本研究经过理论的研究和实践验证,得出以下结论:基于跨国数据的分析结论表明,总体来看,贸易开放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效应,但是贸易开放度越大的地区,国际贸易的正向作用越小。对商品贸易开放度和服务贸易开放度进行差异化研究后,发现前者有更明显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后者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传统之间的差异的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很小,所以很难刺激该国的总供给,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在区分发展程度国家样本时发现,贸易开放对发达国家带来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远大于发展中国家。从分时样本的分析,随着时间的持续进展,整体的观点的开放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体现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且商品贸易开放度的促进效应持续减弱,服务贸易开放度的促进效应不断提高。基于我国数据的研究发现,总体来看,贸易开放对省份经济增长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且贸易开放度越大的地区,国际贸易的正向作用越大。从分时段样本分析来看,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在最近一段历史时期更为显着。从分区域样本的分析来看,贸易开放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着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另外,贸易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存在“正门槛效应”,即贸易开放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必须要在本地区的贸易开放达到一定程度后,才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和体现。
彭波[7]2007年在《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研究相关叁个方面的问题:①西部的对外贸易发展状况以及西部地区贸易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影响;②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从长期和短期的角度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机制和渠道;③在东中西部区域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路径特征以及存在可供借鉴的经验和教训。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借鉴凯恩斯主义的乘数理论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内生技术思想对不同的影响渠道做了区分,重点研究了从对外贸易角度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和供给因素。而二者则分别对应着对外贸易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短期内,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需求因素发生作用;长期内,贸易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技术进步的供给因素发生作用。因此,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选择混合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等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对外贸易与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一起构成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叁个重要因素。其中投资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起了主要的决定作用,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将成为西部地区经济节约化生产的瓶颈。②西部地区各省市对外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无显着的差异。但是在东中西部地区横向比较时,我们发现出口增长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不同的。虽然叁个地区出口增长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影响都是正向的,但中部地区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要大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东部地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又大于西部地区。③在东中西部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对比研究中发现,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要大于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事实上这一结论表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在于解决了我国现阶段的内需不足,而进口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对区域内部的技术进步的影响。而现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还是通过扩大需求,从而利用国内生产能力。但是这种需求导向型的贸易扩张实际上是利用国内廉价的劳动资源和没有完全市场化的自然资源对出口产品进行补贴。这种增长模式显然不具有可持续性。本文针对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水平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并对东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横向的实证比较,更准确和客观的研究了西部对外贸易的优势和不足。作为一种尝试,为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具有一定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高欣[8]2011年在《中俄投资合作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俄既是世界大国,又互为最大邻国。两国始终在对方的对外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相互的安全、稳定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随着中俄关系的不断深化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2011年6月,胡锦涛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共同提出了要在2015年前和2020年前使双边贸易额分别达到100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的目标。但是目前中俄经贸合作仍存在着贸易规模不大、贸易结构不合理、贸易水平低下等诸多问题,要实现中俄两国的贸易目标必须要创新发展模式。中俄投资合作作为中俄经贸合作深化的表现,在扩大中俄贸易额、优化中俄进出口商品结构、规范中俄贸易秩序、促进中俄贸易稳定发展、提高中俄贸易的质量和水平方面有重要的促进作用。2009年,两国政府共同签订了《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双方认为,“确保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中俄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根据两国投资政策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在重点领域加强双边投资合作,不断提高其水平和质量,双方鼓励和欢迎两国企业根据各自国内现行法律在中俄两国开展投资合作”。同时,为了保证2011年两国高层共同确定的贸易目标能够得到实现,双方提出了要促进贸易多元化发展,加强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可见,将中俄投资合作作为促进中俄贸易发展的重要途径已经成为两国政府的共识。但是,当前中俄相互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相比规模不大,仍处在起步阶段,对中俄贸易的促进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严重滞后于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这必将会对中俄经贸合作的战略升级形成掣肘。因此,如何构建切实可行的中俄投资合作模式,促进中俄投资合作快速健康的发展,成为当前中俄两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对中俄投资合作模式构建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不仅能够改变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的状况,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区域经济合作理论的延伸和补充,而且对于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加速中俄经贸合作战略升级、提高两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地位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同时也为地方政府决策部门制定对俄投资合作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模式,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以中俄投资合作为研究对象,对区域投资合作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投资效应、投资效率与投资效益叁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在区域投资合作中,必须以提高投资效益为宗旨,通过扩大投资规模、促进投资结构合理化、选择有效的投资方式来提高投资效率,促进区域投资合作的发展,从而获得良好的投资效应,并通过这种投资效应的传播和扩散,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根据这个思路,本文首先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从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区域、投资方式四个方面对中俄投资合作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中俄投资合作具有投资与贸易之间联系紧密、毗邻地区大有可为、投资方式出现新变化、互补性趋势增强、以两国政府间的合作机制为保障等特点。基于当前中俄投资合作的现状和特点,根据投资效应、投资效率与投资效益叁者之间的关系,通过检验中俄投资合作的投资效应的好坏和大小,可以考察中俄投资合作的投资效率与投资效益状况。由于中俄投资合作是中俄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俄投资与贸易之间联系紧密,使得中俄投资合作的投资效应更多且更直接的体现在贸易效应上,因此,本文选择在贸易效应的视角下,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等量化分析方法,深入研究中俄投资合作的效率和效益状况。一方面,通过对中俄投资合作的贸易效应进行纵向分析,确定了中俄投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为互补关系,得出结论：中俄投资合作具有长期的贸易创造效应,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比中国对俄直接投资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中俄投资与贸易一体化有增强趋势。另一方面,通过将俄罗斯、日本、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和中国对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横向分析,得出结论：虽然中俄投资合作具有长期的贸易创造效应,但与日本、韩国、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中俄投资合作的贸易创造效应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根据中俄投资合作的贸易效应分析的结果,反映了中俄投资合作的效率与效益的低下,具体表现在规模小且发展不平衡、投资结构不合理、合作模式具有局限性、投资方式落后等方面,这主要是由于中俄投资环境不稳定、缺乏高效的投资管理体制、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中俄跨国收购存在实施障碍、“中国威胁论”的影响等原因造成的。针对当前中俄投资合作的效率与效益低下的状况,本文深入剖析了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和中国对俄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从宏观层面提出了市场因素、基础设施因素、制度因素、贸易因素和投资集聚因素,从中观层面提出了产业结构因素和行业发展因素,从微观层面提出了劳动力因素、技术因素和企业运营因素,构建了中俄投资合作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确定了影响中俄投资合作的关键因素,得出了影响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为投资集聚因素、劳动力因素和技术因素和影响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为投资集聚因素、市场因素和基础设施因素的结论,为构建以提高投资效益为宗旨的中俄投资合作模式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基于对中俄投资合作的现状、效率与效益状况和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以提高投资效益为宗旨,从空间布局、产业选择、方式选择叁个层面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系统的、切实可行的、对实践有指导作用的中俄投资合作的“SIM”模式。该模式的总体构想是要通过合理规划中俄投资的空间布局实现投资规模扩大,通过遵循中俄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优选产业实现投资结构合理,通过选择适当的投资方式实现企业运营绩效的显着提高,最终实现投资效益的最佳化,促进中俄投资合作的优化升级。该模式的具体实施路径,首先,从中俄投资合作的空间布局来看,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应以中国东北地区作为俄罗斯外资的重点引入区域,以中国沿海地区作为俄罗斯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集聚区域,以中国中西部地区作为俄罗斯劳动力密集型投资转移区域；中国对俄直接投资应以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作为中国重点投资集聚区域,以俄罗斯经济特区和技术园为依托进行分类布局。其次,从中俄投资合作的产业选择来看,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应引导其重点投向资源及相关产业、农、林、牧、渔业、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具有出口优势的加工产业,中国对俄直接投资应重点选择技术成熟型的中国传统产业、市场导向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源开发业。最后,从中俄投资合作的投资方式来看,应根据各种投资方式的适用条件,结合影响中俄投资合作的关键因素、中俄两国的具体国情、以及投资企业的具体情况,以提高中俄投资企业的运营绩效为目的进行适当选择。为了更好地促进中俄投资合作的发展,本文提出了八点政策建议,主要包括：第一,注重“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战略；第二,大力营造良好的中俄投资环境；第叁,构建高效的中俄投资管理体制；第四,完善中俄投资合作的沟通协调机制；第五,加强文化交流夯实中俄投资合作基础；第六,加快推进中俄投资合作的区域规划建设；第七,积极调整中俄投资合作的产业投资政策；第八,提高中俄两国企业跨国收购的投资效率。根据以上研究,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有两个。第一,在贸易效应视角下对中俄投资合作的效率和效益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结论：中俄投资合作虽然具有贸易创造效应,但该效应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反映了中俄投资合作的效率和效益的低下。第二,从投资空间布局、投资产业选择、投资方式选择叁个层面,创新性地构建了一个系统的、切实可行的、对实践有指导作用的中俄投资合作的“SIM”模式。
仇怡[9]2005年在《中国基于国际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21世纪,技术进步已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而技术水平的提高主要源于本国的技术创新(R&D活动)以及利用各种技术扩散途径对外来知识进行学习、吸收与模仿。技术进步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所有的科技创新。国际贸易作为国际技术传递和扩散的最主要渠道之一,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今天,不仅实现了量的迅速增长,而且其内涵也在不断扩大。国际贸易的发展,既为发达国家提供了进行技术创新的充足资金,又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学习先进技术的机遇。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受资金与技术方面的限制,通过与各国开展有关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国际贸易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是其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捷径。特别地,在引进先进技术或产品后,发展中国家可以进行有效的学习与模仿进而改进,从而实现自主的技术创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技术水平整体不高。一方面,我国是研发资金及能力相对欠缺的发展中国家,因而国内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另一方面,我国虽然已经跻身世界叁大贸易国行列,但是贸易增长方式基本属于粗放型增长,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加入WTO等宏观环境下,通过国际贸易吸收、获得并有效利用技术扩散这一技术传输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在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与国际贸易叁者的理论联系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深入研究,以期得出有助于中国技术进步和贸易增长的结论与对策。本文首先就研究的背景、目的和问题进行了阐述,界定了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的概念,并且对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与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重点介绍了新近发展的技术扩散理论等。本文第二章提出了一个技术创新、技术扩散与国际贸易的理论分析框架。先后回顾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的理论联系,基于国际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影响国际贸易技术进步效应的主要因素以及国际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相关模型。在理论分析之后,本文第叁章和第四章就中国关于国际贸易的技术创新、技术扩散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中国技术创新与对外贸易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详细考察了我国对外贸易所带来的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程度。并分别从进口贸易、出口贸易、贸易结构、产业内贸易等角度,重点考察了我国由对外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最后,对影响我国技术进步效应
张茜倩[10]2012年在《贸易开放条件下中国收入差距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实行外向型经济战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与此同时区域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与稳定，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贸易开放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历来就是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领域，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与发展，贸易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贸易开放与收入差距的同步发展是否意味着贸易开放和收入差距拉大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如果贸易开放会影响收入差距，那么其影响机制是什么？影响程度又有多大？这些都是我们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在对国际贸易影响收入分配的理论进行系统回顾与梳理的基础上，分别从对外贸易的空间和时间分布差异入手，具体分析贸易开放对区域收入差距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首先，本文对贸易发展、区域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与阐述，并用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对其结构进行分解。结果表明我国对外贸易在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也存在极大的不平衡。从时间上来看，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大力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外贸发展较之以前取得较快发展，然而对外贸易真正取得迅速发展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因而对外贸易存在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历程。另外就空间而言，由于各个地区自身的区位、自然以及经济、政策因素，我国外贸发展在空间分布上也存在明显的失衡，东部沿海地区无论是贸易开放度，还是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方面都要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对改革开放以来区域收入差距的分析表明，我国区域收入同样存在这与贸易发展相类似的自东部向西逐级递减的发展态势，并且用泰尔指数对区域收入差距的结构分解表明，东中西叁大区域内部差距在逐步减小，而叁大区域之间的差距已成为构成区域差距的主体。对城乡收入差距发展现状的分析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同样是伴随着贸易开放的提高而不断攀升，并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分解表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城市内部以及农村内部差距，成为构成城乡差距的主体。其次，从产业集聚、要素积累、技术溢出等多种路径入手，对贸易开放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进行系统分析。在机制分析基础上，我们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具体从制度变迁和技术溢出两个角度，对贸易如何影响区域收入差距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正是由于不同区域贸易发展的差异，导致不同区域从贸易开放中所获取的收益也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到区域收入。实证结果也表明，贸易开放及其带来的市场化改革以及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收入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不同区域在贸易规模和结构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不同区域从中获取的利益呈现由东到西逐级递减态势，进而影响到区域收入水平。此外，不同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投资以及政府支持力度也会对区域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再次，从商品价格、产业结构、吸引外资等角度对贸易影响城乡收入分配的途径进行分析。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将样本期间分为两个时段，依据各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不同时期贸易开放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贸易开放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即在贸易开放初期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然而随着贸易的进一步扩展，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缩小。此外教育水平、投资支出、市场化改革、利用外资等因素也会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最后，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收入差距的相关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江苏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基于对全国的比较[D]. 张秦. 南京理工大学. 2003
[2]. 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实证与对策研究[D]. 李练军. 华中农业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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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近代棉纺织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及其空间分布研究(1867-1936)[D]. 杨敬敏. 复旦大学. 2014
[6]. 国际贸易开放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研究[D]. 王琳. 河北大学. 2016
[7]. 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D]. 彭波. 重庆大学. 2007
[8]. 中俄投资合作问题研究[D]. 高欣.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9]. 中国基于国际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D]. 仇怡.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10]. 贸易开放条件下中国收入差距研究[D]. 张茜倩. 武汉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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