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宋辽交聘中泛使概念的几点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概念论文,宋辽交聘中泛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泛使是宋辽交聘中重要的使节，宋真宗以后，宋辽关系的每次重大变化，泛使无不率先斡旋其间，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泛使概念不仅是研究宋辽关系的重要问题，而且与中国古代外交制度的一些基本概念密不可分。20世纪40年代以来，张亮采先生的《补辽史交聘表》、聂崇岐先生的《宋辽交聘考》、傅乐焕先生的《宋辽聘使表稿》、陶晋生先生的《宋辽关系史研究》、陶玉坤先生的《辽宋对峙中的使节往还》等论著①，虽然对宋辽交聘使节作了较多的补考，但对泛使问题缺乏深入考察，代表当代宋代官制最高研究水平的《宋代官制辞典》也没有将泛使收录其中，中国大陆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汉语大词典》，及台湾的《大辞典》、《中文大辞典》等工具书，对泛使的解释与史实出入太大。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对宋辽交聘中泛使的概念问题作一些探讨。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宋辽交聘中泛使概念的认识存在着以下三种说法。
第一，泛使是国信使的俗称。聂崇岐先生说：“普通聘问或有所报告要求于邻邦者，曰国信使，俗称泛使。”②《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解释道：“国信使，官名；开宝八年(975)后，宋辽不断通使，其一般聘问往来或有求于对方者，称国信使，俗称泛使。”③ 新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与《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的解释几乎相同：“国信使，官名；开宝八年(975)后，宋辽不断通使，其一般聘问往来或有求于对方者，称国信使，俗称泛使。”④
第二，泛使是一般的使节。《辞源》解释说：“泛使，一般的使节。与专使、特使相对。《宋史》三二九《王广渊传》附王临：‘嘉祐初，契丹泛使至，朝论疑所应’。”⑤ 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大辞典》解释云：“泛使，不定期而来的外国使臣，与特使、专使相对；《宋史·王广渊传》：‘嘉祐初，契丹泛使至，朝论疑所应。’”⑥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汉语大词典》解释道：“汎使，亦作泛使，宋代称派往他国临时办理事务的一般使节；宋邵伯温《闻见前录》卷四：‘熙宁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萧禧来言代北对境有侵地。请遣使画。’”⑦
第三，泛使是渡海而来的他国使者。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出版的《中文大辞典》解释说：“泛使，谓渡海而来之他国使者；《宋史·王临传》：‘嘉祐初，契丹泛使至，朝论疑所应’。”⑧
以上三种说法，似乎不无道理，但笔者翻阅了大量的文献之后，不敢苟同以上对泛使概念的解释。
一、泛使不是国信使的俗称，而仅仅是国信使中的一种使节
国信使的前身是信使，西汉时已经有之。史载：“汉高祖遣楼敬使匈奴结和亲约，此中国与北敌通使之始也。”⑨ 五代后晋出现了契丹国信使，天福三年(公元938年)十月，后晋高祖石敬瑭“以右金吾大将军马从斌为契丹国信使，考功郎中刘知新副之”⑩。后周也置契丹国信使，广顺元年(公元952年)二月，太祖郭威“以尚书左丞田敏充契丹国信使”(11)。
公元974年(宋开宝七年，辽应历六年)三月，宋辽交聘开始，双方的使节均以国信使为名。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十一月，宋朝“命秘书省校书郎、直使馆宋准假朝请大夫、少府监为契丹国信使”(12)。当时的宋辽交聘使节“以国信为名，未有贺正之目也”。宋太宗即位后，命冯正等人出使辽朝，将登基之事告诉辽朝，当时国信使中亦“未有告登宝位之名也”(13)。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十一月，宋太宗以监察御史李续假太府卿为契丹正旦使，“正旦之名始此”(14)，正旦使亦名贺正使。澶渊之盟以后，伴随宋辽交聘制度的发展，国信使中使节的名称越来越多。宋真宗东封泰山，“遣秘书监孙奭特报”契丹。契丹“欲讨高丽，遣耶律宁持书”特告北宋，泛使到京师开封“自此始矣”(15)。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十月，真宗遣度支判官、太常博士周渐为契丹国主生辰使，国信使中的“生辰之名自此始”。不久，国信使中出现了“贺契丹国母生辰使”的名称。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二月，宋真宗驾崩，“遣内殿承制、
门祗候薛贻廓，告哀契丹”，国信使中有了告哀使的名称。此后，宋真宗遣度支副使、礼部郎中薛田为契丹遗留礼信使，国信使中“于是有遗留礼物之名”。宋仁宗即位以后，命兵部员外郎、判盐铁勾院任中行出使契丹，“告皇帝初登宝位”，国信使中“于是有告登宝位之名”(16)称。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七月，宋仁宗以户部郎中、直史馆刘锴为皇后回谢契丹使，工部郎中赵贺为皇帝回谢使，国信使中“于是有皇太后、皇后回谢礼物之名”(17)称。同年八月，宋仁宗以礼部郎中、知制诰张师德为契丹妻萧氏生辰国信使，国信使中的“契丹妻生辰专遣使始此”(18)。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契丹母萧氏卒”，宋朝遣朱处约为祭奠使，李师中为吊慰使。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宋徽宗命张舜民为辽国贺登位国信使，“自是使名益众矣”(19)。
我们从以上国信使种类不断增多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国信使是宋辽交聘中众多使节的总称。明朝徐一夔等人曾总结说：“宋使外国，谓之国信使。”(20) 辽朝遣往宋朝的各类使节也是总称国信使，宋人叶梦得记载道：“契丹馆于都亭驿，使命往来，称‘国信使’。”(21) 泛使仅仅是国信使中众多的使节名称之一。换言之，我们可以说泛使俗称为国信使，因为它是国信使中的一种使节；但决不能说“国信使，俗称泛使”，因为国信使是贺正旦使、贺生辰使、告登宝位使、告哀使、祭奠使、吊慰使、遗留使、泛使等众多使节的总称，作为包括众多使节总称的国信使，怎么能俗称泛使呢！《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和新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等工具书中，“国信使，俗称泛使”的解释，是不妥当的。
二、泛使不是一般的使节，而是与一般使节不同的特别使节
我们不妨从两个层面考察这一问题。
(一)泛使不是一般的使节
聂崇岐先生曾把宋辽交聘中众多的使节分为：正旦使、生辰使、告哀使、遗留使、告登位使、祭奠使、吊慰使、贺登位使、贺册礼使、回谢使、国信使(俗称泛使)、答谢国信使等十二种(22)。毫无疑问，聂先生的这种分类法为深入研究宋辽使节奠定了基础。但是，当今学术界对泛使的认识仍停留在“一般使节”的传统结论上。史实上，泛使并不是一般的使节，请看以下宋朝人对泛使概念的相关记载。
首先，苏颂在宋神宗元丰年间撰写的《华戎鲁卫信
总序》中说：“南北将命往还约束细大之务，动循前比，故次之以条例，凡此皆常使也，诞辰岁节致礼而已；至若事干大体，则有专使导之，故次之以泛使。”(23) (凡引文中的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以下不再一一说明)这里的“南北”分别指北宋和辽，北宋为南朝，辽为北朝。宋朝人苏颂明确指出：宋辽交聘中的贺生辰使、贺正旦使、贺册礼使等等，只不过是“诞辰岁节致礼”的一般使节，谓之“常使”；关系到宋辽双方“大体”的重要事务，“则有专使导之，”所以遣特别使节泛使，谓之“专使”。由此可见，泛使是和一般使节不同的特别使节，宋朝人称其为专使。
其次，右正言邹浩在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二月写给宋哲宗的奏疏中说：“臣伏闻曾旼往界首接伴北使，与之纷争，累日方决，终不能夺北使之议……旼等曾不审处于未见北使之前，而乃轻发于已见北使之后，此何谓也？又况泛使实与常使不同，既未知其的为何求而来，正頼接伴豫以道理处之，使不能妄有生事之渐”。(24) 这里的“北使”，是指辽朝的使节。邹浩的话明确地告诉我们，宋辽交聘中的泛使是与常使不同的特别使节，而不是一般的使节。
其三，接伴辽国泛使曾旼等人，在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六月给宋哲宗的上奏中也说：“新修《国信敕令仪制》等，其中条例不无增损，而事干北人者，恐难改革。又泛使往来虽系不常，而新令条目，元不该及。乞下元修官审照旧例刊除，略加添修。”(25) 这里的“北人”指的是辽朝人。曾旼的这段奏文又进一步告诉我们，宋辽交聘中泛使是往来不常的专使。
其四，宋朝人晁说之认为，泛使是辽朝每隔十年或二十年前来要挟宋朝的特别使节。他记载说：“彼往时所谓刘六符者，有古燕男子之风，尝为其国谋主谓曰：大辽虽与中国通和，要当十年、二十年必以事挠之，使中国知吾非怯而忘战者，中国常惴惴不自德于岁币，则大辽常有中国为之奉矣。今彼二十年间，必遣泛使有要于朝廷者，六符之谋行也。”(26)
在晁说之看来，辽朝泛使决不是一般的使节，而是向宋朝挑起事端的特别使节。辽朝每隔十年或二十年遣泛使要挟北宋就是采用刘六符的计谋。
其五，在宋朝著名史学家李焘、陈钧等人的笔下，辽朝泛使也不是一般的使节。澶渊之盟后，由于辽朝泛使的几次入宋，不是索要钱财土地就是求皇帝的画像，所以，宋朝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人人畏惧泛使。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二月，辽朝泛使尚未到开封，北宋的“士大夫已汹汹”(27)。辽朝抓住宋朝人的害怕心理，动辄声言要遣泛使。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闰四月，王安石竭力劝宋神宗改变这一状况。李焘对此记载道：
王安石言……缘契丹习见朝廷惮其泛使，故每言难免往复，今明许其来，来有何伤？上以为然，诏雄州牒涿州如安石言。既而复令进呈牒本，谓安石：“彼若果遣泛使来当如何？”安石曰：“彼以我为惮其泛使，今示以无所惮，彼或不遣；示以惮遣，则其来决矣。泛使于我何苦而惮其来也！”上曰：“来此偃蹇不去如何？”安石曰：“乡者萧禧来，陛下两开天章阁议事，又连遣使就商量地界，乃所以长其偃蹇。今若复遣泛使来，待彼说一句即答一句，若不说即勿语，或不肯去，即厚加馆饩节次，牒报契丹，彼亦无所发怒，何由使至交兵？”(28)
从李焘记载中可见看出，王安石竭力主张向辽朝示意不怕其派遣泛使。但由于宋神宗的妥协退让，宋朝害怕辽泛使的状况始终没有改变。在外交策略上，辽朝对宋朝常采用以泛使斡旋和军事压力相结合的战略。宋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三月，辽朝泛使萧保先、牛舒温等入宋“为夏人请地，时边报称北境点集甚急，泛使至馆，人情汹汹”(29)。试想，假如泛使是一般的使节，宋朝能“人情汹汹”吗？
(二)泛使在宋辽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宋辽交聘中众多的使节，如果以派遣的目的为线索划分，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两国礼尚往来的一般使节，即常使。其主要包括每年正旦向对方皇帝、皇太后或皇后祝贺节日的贺正旦使，向对方皇帝、皇太后或皇后祝贺生辰的贺生辰使，祝贺对方新皇帝登位的贺登位使，将本朝新皇帝登位消息告诉对方的告登位使，祝贺对方皇太后受册封的贺册礼使；祭奠对方皇帝或皇太后逝世的祭奠使，吊慰对方皇太后或皇帝逝世的吊慰使，及将本朝皇帝驾崩或皇太后逝世消息告诉对方的告哀使，把本朝逝世皇帝或皇太后部分遗留物馈赠给对方的遗留使，答谢、答聘对方赏赐或吊唁等礼遇的回谢使等等。这些使节用宋人苏颂的话说是“皆常使也，诞辰岁节致礼而已”(30)。第二类是商议重大事务的特别使节。主要指泛使、横使、报聘使、审行商议使等。第二类使节与宋辽关系的重要变化密切相关，尤其是泛使，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关系的每一次重大变故，泛使无不率先斡旋其间，起着重要的作用，请看以下史实。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辽朝乘宋与西夏战争连败之机，遣泛使萧英、刘六符致书宋朝，索求五代后周世宗收复的关南十县之地，“且问兴师伐夏及沿边疏浚水泽、增益兵戍之故”(31)。与此同时，辽朝还采用刘六符的计谋，“聚兵幽、涿，声言欲入寇”(32)。在辽朝泛使萧英等人的斡旋恐吓和军事压力之下，宋朝派遣富弼出使辽朝。双方交涉之后，宋朝以每年增加绢十万匹、银十万两予辽为代价，换取了辽朝对西夏的“不结盟政策”。
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3年)三月，辽朝以宋人“深越封陲”侵入蔚、应、朔三州界内为由，遣泛使林牙和萧禧前“来致书”，要求重新划分宋辽“蔚、应、朔三州地界”。宋神宗面谕辽朝泛使萧禧等使者道：“此细事，疆吏可了，何须遣使？待令一职官往彼计会，北朝一职官对定。”(33) 不久，泛使萧禧返回辽朝。此后宋辽进行了多次谈判，但双方仍争执不决，辽朝坚持以蔚、应、朔三州分水岭为界，并以兵侵入代州相威胁。
熙宁八年(公元1074年)三月，辽朝再次遣泛使林牙和萧禧致书于宋朝，催促“早委边臣，各加审视”(34)，商定地界。泛使萧禧等人到京师开封以后，“久留不肯还”，以此给宋朝施加压力。宋神宗以沈括为报聘辽国信使。沈括临行前“于枢密院阅案牍，得契丹顷岁始议地畔书，指以古长城为分，今所争乃黄嵬山，相远三十余里”(35)。在谈判中，沈括根据宋朝的图籍档案，力争以黄嵬山脚为界，拒绝以分水岭划界。经过多次谈判，辽朝放弃了黄嵬山，争到了天池等地。此后，宋神宗以韩缜等人与辽朝交涉商议，最终宋朝让步，双方以分水岭划界。按照制度，辽朝的“使者留京不过十日”，而泛使萧禧与宋朝的韩缜等人争论地界“或至夜分，留京师几一月”(36) 才返回辽朝，对宋朝的让步起到了重要威胁作用。
哲宗亲政以后，宋朝对西夏采用攻打开边政策。西夏向辽朝求援。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三月，辽朝以“西人煎迫”(37) 为由，遣泛使萧德崇和李俨入宋，“为夏国游说息兵及还故地”(38)。宋朝为了对付泛使萧德崇和李俨，专门设置了“馆伴辽国泛使所”(39)。泛使萧德崇和李俨以久留住京师开封不返回相威胁，宋辽双方经过多次谈判，结局仍以宋朝妥协同意罢兵而告终。辽朝泛使萧德崇和李俨“留京师凡三十七日乃归”(40)，对迫使宋朝中止开边计划，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北宋与西夏战争取得了青唐战役决定性的胜利，西夏向辽朝求援。同年四月，辽朝“遣其签书枢密院萧良来为泛使”，指责宋朝“出兵侵夏国”，且言“大辽以帝妹嫁夏国主，请还所侵地”，蔡京“谓辽书悖慢”。五月，宋徽宗以林摅为报聘使，蔡京欲开边衅，密谕林摅激怒辽主。翌年三月，辽朝再次“遣泛使同平章事萧保先、牛舒温来为夏人请地”，并以大兵压境威胁宋朝。辽朝泛使至京师开封，宋朝大臣“张康国、吴居厚、何执中、邓洵武皆谓势须与北境交通”(41)。宋、辽泛使多次交涉以后，宋朝与西夏通好。泛使又一次在迫使宋朝终止对西夏开边计划的实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无论宋朝人文献的直接记载，还是泛使在宋、辽、西夏三国外交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均说明了宋辽交聘中的泛使不是一般的使节，而是与一般使节相对的特别使节。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大辞典》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把泛使解释为“一般的使节，与专使、特使相对”，或“宋代称派往他国临时办理事务的一般使者”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老一辈史学家聂崇岐先生曾对宋辽使节出使路线作过深入的考证：“辽使入宋自白沟起，南行为雄州，再南经莫州……而至东京”；“宋使入辽，自白沟起，北行为新城县，再北经涿州……遂至炭山”(42)。孙冬虎先生在《宋使辽境经行道路的地理和地名学考察》一文中，对宋辽交聘的交通路线和道路作了更深入的考察(43)。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宋辽交聘中使节往来走的是陆路，而不是渡海，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赘述。
三、横使与泛使是同一种使节
学术界对宋辽交聘中横使的研究甚少。史实上，横使和泛使是同一种使节，都是指国信使中的特别使节。
横使的“横”字，和宋真宗赵恒的“恒”字有同音之讳(44)。历宋真宗一朝，宋辽交聘的特别使节，不称横使，而称泛使，史载：“真宗与北蕃谋和，约以逐年除正旦、生辰外，彼此不遣泛使。”(45)
宋仁宗统治时期，对宋辽交聘中的特别使节，有称泛使的，也有称横使的，即使同一种文献对同一批特别使节的称呼记载也不一样，时而称“泛使”，时而又谓之“横使”。《宋史·王临传》载：
嘉祐初，契丹泛使至，朝论疑所应，临言：“契丹方饥困，何能为？然《春秋》许与之义，不可以不谨。彼尝求驯象，可拒而不拒；尝求乐章，可与而不与，两失之矣。今横使之来，或谓其求圣像，圣像果可与哉？”朝廷善其议。(46)
显然，这里的“泛使”和“横使”，都是指辽朝派来求宋仁宗画像的耶律防等特别使节，《宋史》作者脱脱等人叙述时使用的是“泛使”，而北宋人王临上言时使用的是“横使”。毫无疑问，“泛使”和“横使”是同一种使节，指的都是辽朝的耶律防等人。
宋神宗统治时期，上自皇帝下至大臣，称特别使节为横使者更为普遍。熙宁八年(公元1074年)四月，辽朝泛使萧禧等再次入宋。宋神宗在赐给韩琦、富弼、文彦博、曾公亮的手诏中说：
朝廷通好北朝几八十年，近岁以来，生事弥甚，代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辄造衅端，妄来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虽图籍甚明，而诡辞不服。今横使复至，意在必得。朕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将优容，敌情无厌，势恐未已，万一不测，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询故老，卿夙怀忠义，历相三朝，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御备之方，密具以闻，朕将亲览。(47)
宋神宗手诏中称辽朝特别使节萧禧等人为“横使”。大臣韩琦在给宋神宗的密奏中也称萧禧等人为“横使”。他说：辽朝“屡遣横使，以争理地界为名，观我应之之实如何耳。”另一大臣富弼在给宋神宗的密奏中，同样也是称萧禧等特别使节为横使。他说：“今衅端已成，代北各屯兵马境上，争议逾年未决。横使再至，事归朝廷。”(48)
从以上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横使与泛使是同一种使节，我们从现存的文献中还可以列举出很多例证，恕不赘举。横使的“横”字，有其特殊的含义。宋人张邦基的《墨庄漫录》载云：“自汉后十年，唯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49) 这里“横”字的含义是“不寻常”、“特别”之意，宋辽交聘中“横使”的“横”字，亦取其义。横使的概念是不寻常的、特别的使节，与泛使的含义是一样的。
一言以蔽之，宋辽交聘中“泛使”的准确概念应解释为：与一般使节不同的、“往来不常”的特别使节，和横使是同一种使节，即宋朝人文献中记载的“专使”。
注释：
①聂崇岐：《宋辽交聘考》，《燕京学报》第27期，1940年6月；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4本，1949年；张亮采：《补辽史交聘表》，中华书局1958年版；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陶玉坤：《辽宋对峙中的使节往还》，《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②《宋辽交聘考》。
③《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1页。
④《中国历史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9页。
⑤《辞源》，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39页。
⑥《大辞典》，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2593页。
⑦《汉语大词典》第5本，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版，第929页。
⑧《中文大辞典》第19册，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68年版，第154页。
⑨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六四《国信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⑩《旧五代史》卷七七《晋书·高祖纪三》，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本。
(11)《旧五代史》卷一一一《周书·太祖纪二》。
(12)《宋会要辑稿》职官五一之一，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
(13)《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六四《国信使》。
(14)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三三《国信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五，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
(16)《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六四《国信使》。
(17)《记纂渊海》卷三三《国信使》。
(1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九九，乾兴元年八月壬寅，中华书局1979、1985、1992年标点本。
(19)《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后集》卷六四《国信使》。
(20)徐一夔等《明集礼》卷三二《遣使·总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七，中华书局1984年版。
(22)《宋辽交聘考》。
(23)苏颂：《苏魏公文集》卷六六《华戎鲁卫信总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长编》卷五○六，元符二年二月丁酉。
(25)《长编》卷五一一，元符二年六月己丑。
(26)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二《朔问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长编》卷二五○，熙宁七年二月乙亥。
(28)《长编》卷二六三，熙宁八年闰四月丙申。
(29)陈钧：《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苏魏公文集》卷六六《华戎鲁卫信总序》。
(31)《辽史》卷一九《兴宗纪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
(32)《长编》卷一三五，庆历二年三月己巳。
(33)《长编》卷二五一，熙宁七年三月丙辰、癸亥。
(34)《长编》卷二六一，熙宁八年三月庚子。
(35)《长编》卷二六一，熙宁八年三月辛酉
(36)《长编》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丙寅。
(37)《长编》卷五○五，元符二年正月丙寅。
(38)《长编》卷五○七，元符二年三月丙辰。
(39)《长编》卷五○七，元符二年三月己未。
(40)《长编》卷五○九，元符二年四月辛卯。
(41)《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
(42)《宋辽交聘考》。
(43)孙冬虎：《宋使辽境经行道路的地理和地名学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期。
(44)陈垣：《史讳举例·宋讳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5页。
(45)《东轩笔录》卷一五。
(46)《宋史》卷三二九《王广渊传》附王临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
(47)《长编》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丙寅。
(48)《长编》卷二六二，熙宁八年四月丙寅。
(49)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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