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与认识的社会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702(2001)04-0053-07
一、认识社会化的界定
认识从其社会和个体的发生时起，就具有社会性。认识社会性的展开与丰富、量变与质变，就是认识的社会化过程。认识的社会化主要是指：
（一）认识要素社会化
认识主体通过劳动的社会化，从“地方性发展”的人成为“社会化的人”，具有与世界的丰富性相适应的感觉、思维能力，获得和享受社会的物质精神产品的能力；认识中介的语言符号系统具有通用性或可传达、可交流性，思维逻辑“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物化的认识工具体现和凝结了社会生产力当下发展的成果，适应和满足了社会不断发展的认识的需要；认识客体经过人的实践，已成为对象化、社会化、人化的世界。
（二）认识活动社会化
认识活动能够超越狭隘的地域性的局限，拥有社会的视野和世界的空间背景，打破孤立、封闭地进行认识的状态，在社会的普遍联系和普遍交往中从事认识；能够克服小生产式的低效率认识方式，在分工、专业化的基础上，使认识成为社会协作的活动和产物，又逐步使个人认识不终生受分工的固定化的束缚，发展其全面性和自主性；能够改变认识与社会实践的发展和需要相脱节、相背离的机制，使认识资源的配置有利于社会历史的进步，符合时代的要求；能够形成各个认识领域的开放性，减少天赋、兴趣之外的进入障碍，拓展认识的多功能性，既有科学和功利的价值，又有伦理和审美的维度。
（三）认识结果社会化
精神生产面向社会需求，具有大众化、普及性的特点；知识产品有着独自的物质形态，可以复制、保存和继承；认识成果直接及时地为社会所吸收利用，形成认识的“社会力”；精神财富成为社会每个成员均可享用的资源。
认识是在社会中进行的活动，认识的社会化是通过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机制的整合作用实现的，其中经济机制起着基础性的、不容忽视的作用。认识社会化的经济机制既包括生产的物质条件，也包括生产的社会条件。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一定历史形式的社会物质交往与物质变换方式，对认识的社会性形成与演变有着直接的影响。市场是近现代社会内部物质交往与交换的重要手段，我们看到，只有在生产力普遍发展基础上交往与交换的普遍化，才能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P.86)也就是使主体及其认识的社会化成为可能。因此，认识社会化与经济市场化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二、从历史看市场经济对认识社会化的作用
市场经济经历了从古代社会的萌芽状态到资本主义社会成熟状态的发育过程，经历了从存在于自然经济的缝隙中到成长为世界市场和市场世界的扩张过程。市场促成了物质生产的社会化，实践的社会化，也相应地促进了精神生产的社会化，认识的社会化。由于市场的自发性，这个过程不是理性的自我设计与实现，但市场机制确实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一）世界市场的开拓促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为主体成为“经验上普遍的个人”创造了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
认识社会化的首要因素是人的社会化，人的社会化与世界的社会化，即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同一个过程。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从市场向世界市场转变开始的，普遍的市场关系、发达的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型的。资本出于追逐利润的需要，不断破坏和摧毁那些阻碍商品交换、流通的各种限制，“商品就其本身来说是超越一切宗教、政治、民族和语言的限制的”。[2](P.142)商品交换空间不断扩张，从地区之间到国家之间，既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又发展了人类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化程度，这就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过去自然经济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P.88)在世界市场的力量推动下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为主体社会化提供了实践基础，给认识活动开拓了社会的空间，使文明通过市场机制转化为社会的素质。
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普遍交换体系的建立，个人通过市场与世界历史相联系，从地域性的存在过渡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从抽象的社会性存在转变为经验的社会性存在，从地区性的共同体活动扩大为世界性的类的活动，表现出个人解放的程度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意识的生产过程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精神关系的发展程度与物质关系的发展程度也是一致的，“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只有通过市场关系的扩张，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1](P.89)个人的特殊的精神活动与世界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不仅是一个同化的过程，也是一个顺应的过程，因为这种联系要通过已成为普遍物的各种社会中介，如市场、语言、传统、规则等才能实现。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的个人虽然以自身为目的，把普遍物只作为手段，但他们“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3](P.201)这就是按普遍方式“把特殊性教养成为主观性”的过程，就是认识的社会化过程。
与商品输出、流通和交换的同时，伴随着思想文化的输出、流通和交换。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物质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也使精神生产和消费具有同样的性质。“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注：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P.267)因此，市场不仅扩散着产品，也扩散着文化，塑造着文明。打破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的经济因素，正是市场的力量。在近代，资产阶级“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1](P.276)市场势力的不均等，使市场传播文明的过程更多的是单向的，有主动态与被动态之分，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P.276)发达民族不仅输出文化，而且输出文化的载体——语言；不发达国家不仅输入新思想，而且首先要接受输出国的语言符号系统。世界精神产品公共财产的积累与消费，正是在这不平衡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
（二）市场流通手段的改进缩短了交往的空间和时间，便利了信息的传播和社会的交换，为认识的社会性发展提供了物质媒介和社会媒介
认识是主客体之间、主体之间的通讯，通讯媒介的发展和社会化程度，制约着主客体之间通讯的效果、效率和认识的社会化程度。认识的通讯手段是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交往、交换手段的逐步改进而不断发达的。商品流通和市场扩张的需要，是促进交通运输和通讯工具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促进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不断完善的基本因素。
市场经济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基础，在交换和流通中运动。商品交换与流通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进行的，“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4](P.521)工业革命不仅把新的动力形式应用于机器，而且应用于交通运输工具，应用于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蒸汽机车使世界各国能够经常地、迅速地交往，把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交通的发展和便利促进了社会的互相交往、交流，促进了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这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P.276)新的交通运输工具不仅缩短了商品流通的空间和时间，节约了流通费用，而且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铁路既用于货运和客运，也用于邮政运送报纸和信件，铁道因而也成为“信道”。
市场的无形网络是信息传播的各种渠道和方式，信息是否准确与及时，直接关系到商家的盈与亏，市场的起与伏。利用交通运输工具远距离传递信息只能缩短时间，而不能使时间趋近为零、消灭时间。时间就是金钱，与近代交通革命的同时，也开始了通讯革命。电报、电话应用于远距离通讯，应用于商业贸易，其实质就是用电磁波去消灭时间和空间，取消地球内任意两点间通讯的时间过程，用消灭空间去消灭时间，使信息传播具有同时性。信息传播的同步性、实时性是世界进入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全球的各种媒介构成的信息网络，使以全面、准确、及时的信息为基础的社会化认识成为可能，使认识成为社会化的活动有了社会化的物质媒介。历史上信息的集中与发散，认识的专门化与社会化，依靠的是人口在城市的集中，人与人空间距离的缩短，作为对通讯手段落后的弥补；现代社会信息的网络化、全球化，并不要求人们以居住的密集来换取这种获得、共享信息的便利，发达的信息网构成了社会发达的神经系统。这样，认识活动可以跨越地理的障碍、国家的边界，主客体之间的空间距离和主体间交往的时间费用不构成认识之维覆盖全球的主要障碍。
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交换，需要发展交换的社会性中介和纽带。货币随着交换过程而逐步形成、完善，充当了市场的社会媒介。货币媒介的普遍化，使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成为可能。这样，货币就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联结起来、互相依赖的物的纽带，成为“一切纽带的纽带”。货币作为交换的价值尺度，充当了流通工具、“流通车轮”；作为财富的普遍物质代表、“万物的结晶”，具有一般的交换能力和交换一般的能力。因此，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货币不但决不会使社会形式瓦解，反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4](P.175-176)在开拓世界市场方面，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一般交换手段和世界货币，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它在帮助世界市场形成、造成人们彼此间的世界主义的关系方面起着异常有力的作用。价格成为世界市场的共同语言。货币的这种功能，“使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把遥远的大陆卷进交换和物质变换的过程＂。[4](P.178)交通和通讯工具的现代化是促进社会交往和交换，使社会社会化的物质手段、物质媒介，货币工具的普遍化则是这一过程的社会手段、社会媒介。货币这个“主动轮”推动着实践和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社会愈益普遍化、社会化。在扩展社会关系方面，货币作为一般购买力、一般交换手段和交换价值的代表，赋予了每个货币所有者行使交换他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这样，“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4](P.178)消费是主体发展的基本条件，消费具有社会性、全面性才能使主体具有社会性、全面性，货币给予主体消费社会产品的权力和能力。奴隶的消费是被动接受的，并仅仅保持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农民的消费多是自己的产品，也没有什么剩余的交换能力，而工人是以货币的形式取得自己的报酬，他可以在收入约束内自主地消费社会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方面，“基本教育、知识等等，阅读、书写、计算以及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越容易地、越普遍地、越便宜地再生产出来”；[5](P.431)一方面，工人通过节约，增加自己的满足精神需求活动，如“工人参与更高一些的享受，以及参与精神享受——为自身利益进行宣传鼓动，订阅报纸，听课，教育子女，发展爱好等等”，[4](P.247)使自己在分享文明、逐步社会化方面，与历史上的劳动阶级相比有了质的进步。时间是人的“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金钱也是时间，是享有人的发展空间的物质手段。货币具有交换、支配社会的劳动时间的能力，可以增加、延伸所有者的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扩展人的发展空间。“财富是自由时间”，个人的自由时间越多，从事科学、艺术等精神活动，发展人的能力的时间就越多。自由时间是认识的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个人支配自由时间的能力增加，个人正是在以货币为媒介的普遍交换中生产出“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4](P.479、107)货币的这种普遍转换的能力是以货币占有量，即个人在社会分配体系中的位置及其所占有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价格为前提的。社会只有创造更多的财富、生产力和自由时间，才能使社会的各种认识活动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市场的合理性趋势促使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个人活动与一切人的活动相适应，为形成认识的“社会力”发展了有效的劳动组织和协调机制
市场是生产和交换的一定社会形式，它的内在性是一种合理性的要求，即以更经济、更合理的手段来实现经济行为的目的。马克斯·韦伯认为，“市场是理性的社会化的一种相互交错和相互并存”，这种合理性是“形式上的合理”，即技术的、计算的、工具的合乎理性，而不是“实质上的合理”，即价值的、伦理的、政治的合乎理性。[6](P.106-107)合理性的趋势在市场经济的组织和制度中得到了体现和实现，并相应地影响了认识资源的活动方式和效果。
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出于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这种“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充分开发利用了不费资本分文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建立了以发达的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合理的劳动组织。以往社会的分工只是社会内部的保持个体劳动方式的分工，劳动更多的是在交换的意义上具有社会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特地建立了企业内部的分工与协作，消灭了劳动产品的任何个人性质，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一个人的劳动结果，是另一个人的劳动起点，商品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的共同的、社会的产品。这样，劳动不仅在交换的意义上，而且在生产的意义上也具有社会性。企业成为“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创造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即“劳动的社会力”。企业内部的分工与协作，通过劳动者同别人的共同工作，“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并且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因为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7](P.366、362-363)通过劳动的专门化、固定化使劳动者的天赋特性不断强化，成为片面的专长、技艺，并使这种素质、能力能够得到最经济的使用和最充分的利用，在组织内部把个人的能力资源汇成了一个共同的资源，创造了作为“集体力”的扩大了的生产力；通过劳动资料的集中，劳动者共同使用劳动资料，提高了劳动资料的利用效率，使分散的劳动资料取得了社会劳动的条件或劳动的社会条件这种性质，并且为扩大劳动资料的规模，使劳动资料更为简化、专门化、多样化提供了可能；通过企业内部的合理分工，确定了从事不同职能劳动的人数比例，发展了社会劳动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形成了劳动的连续性、统一性、规则性和秩序性的体系；通过管理职能从社会劳动过程的分离，使指挥、监督、调节个人的活动和总体的运动，成为社会化劳动的必要和实际的条件。这种合理、有效的企业组织制度，逐步成为其他社会活动包括认识活动合理配置资源的一种借鉴、摹本，扩展到了经济领域以外，以及社会的其他领域。如出于劳动力、劳动资料使用社会化的合理性要求，学校成为公共教育组织，图书馆成为公共信息机构，个体的科研和发明方式被科学院、实验室活动所取代；出于人的智力资源利用的合理性要求，科学活动与直接劳动相分离，也就是科学研究成为专门的职业。认识领域的进一步细分使个人大脑成了社会认识器官的一个元件。
劳动组织的合理化过程，随着机器体系应用于生产，使劳动的社会化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在工场手工业中，“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是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则是客体”；而在机器大工业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受中心动力的支配。”[7](P.460)劳动的社会化通过客体、中介的异化而实现。同时，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它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它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7](P.534)劳动的社会化是在劳动力的变换、流动中实现的，是在历史中的社会化。承认劳动的变换、劳动者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和市场经济的自然规律，必然要求培养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培养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对劳动者进行“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这种对人的能力社会化的要求，需要合理的社会组织、社会的合理化来帮助实现。
社会的人每天从事着物质生产、物质生活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活动，引导、协调社会的个人活动的机制，在自然经济社会中更多地是依靠传统习俗、族法行规，是历史形成的统治和从属关系；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则是市场价格。价格是比惯例或指令更为有力、有效的协调人的社会活动的一种机制，尽管有种种缺陷，但历史还没有创造出能够取代它的现实的更合理的机制。价格表现为“看不见的手”协调人们的行为，实际上无形之手是由无形之脑操纵的，不过这无形之脑不是某人或某机构之脑，而是无数之脑。无数人生产与消费、供与求、买与卖决策的合力通过市场形成为价格；价格又作为信号使他们做出反应，调整自己的行为使之相适应，产生了市场行为的协同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通过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行情表和通讯工具，“每一单个人可以获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动情况，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就是说，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和供给都与一切其他人无关，但每个人总是力求了解普遍的供求情况；而这种了解又对供求产生实际影响。……）”[4](P.111)价格能够作为经济活动的协调机制，是由于价格传播信息的特性。价格信息是高效的，它把分散的信息自动收敛于自身，并对应分布于相关人员中；价格信息是公开的，任何人都有权获知；价格信息是简化的，它以简单明白的数据包容了影响市场的无数复杂因素；价格信息是灵敏的，它及时反映出生产成本、供求关系以及人的预期的变化。价格作为导向标，引导着人们的各种选择，使之表现出某种趋同性。人们通过共同的价格信号来判断行情，做出决策，抉择不同但信息相同。价格通过反映市场需求折射出社会需求，引导着人力、智力资源的流向。当社会还没有提供比市场更有力的导向机制时，拥有对个人的人力智力资源所有权的主体，就很大可能做出个人资源投向顺应价格导向的选择。价格体系直接、间接地起着使社会的认识资源与社会需求相协调的作用。价格协调人的活动的效果还要取决于价格机制是否被扭曲，是否受到良性调控，即弥补价格机制所不能之处。
（四）市场分配的激励功能推动了科学知识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创新，为认识能力、科学能力的社会转化提供了经济动力和制度保障
科学是认识活动的重要产品，是人类认识能力的精华。科学的生产从私人的艺术转化为社会的活动，个人的智力资源转化为社会的智力资源，知识形态迅速转化为物质形态，需要相应的社会关系、社会动力促成。一旦形成了这种知识社会化、社会知识化的社会条件和制度保障，又会极大地刺激社会的知识生产，开发社会的认识资源，促进认识活动更多地满足社会需要。市场经济是生产利润的经济，利润是市场“自身的刺激”和“活生生的灵魂”，市场主体是利益驱动的主体，利润、利益也同样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中科学的社会生产和应用的动力。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直接劳动时间的量，已耗费的劳动量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8](P.217)因此，科学在社会的生产应用，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剩余价值的首要因素。科学获得了新的使命：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9](P.572)科学作为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科学物化为固定资本，这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8](P.219-220)在18世纪，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明，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和英国同样的程度。然而，这些发现和发明的社会生产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9](P.598)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又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这种实用、功利的动力推动着“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4](P.389)科学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又为科学自身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生产的需要为科学发展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结果，“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9](P.572)科学的生产效益和科学生产的效益，认识的社会收益和个人的认识收益，通过市场形成了有机联系、相互促进的结构。
科学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立后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对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社会面貌、社会生活，改造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科学经济化、社会化的过程中，科学自身也呈现出加速度发展的状态。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是社会需求开辟了发展空间。进一步分析，从物质基础、社会需求的前提到科学发现、知识创新、技术发明的涌现，还需要中间变量的转换，这就是政府的政策扶持和市场的制度保障。就市场的制度保障而言，知识产权制度的创立和完善是促进科学发展，特别是科学面向生产实际的重要激励因素。中世纪行会对技艺的保密，既不利于科学知识的社会传播和应用，也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和获利，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专利”行为。一种有效率的知识产权制度，一要保证知识生产的创新能够得到相应的报酬和权利的保护，激励对知识生产更多的投入和产出；二要保证知识产品具有可转让性和可公开性，能够得到社会利用，产生社会效益。如果没有知识产权制度，创新可以毫无代价地被模仿，也不需要付给发明者或创新者任何报酬，看上去破除了知识社会化的制度障碍，取消了使用成本，但同时也抑制了知识创新的源泉，减弱了向科研投资的动力，鼓励了知识生产的“搭便车”，最终导致了科学进步的效率和科学应用的效益的同时丧失。知识产生于智力劳动，智力是一种稀缺资源，生产高度复杂的现代科学技术的智力更为稀缺，需要专门的训练和长期的投资，决不是像手工作坊时代仅仅依靠灵感和经验就能实现知识创新的。因此，建立完善的、有效的知识产权制度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知识经济尤为重要。知识创新要求制度创新，知识经济化、经济知识化中的知识，不仅是现成的知识，而且是待开发的知识，不仅是知识的量的扩张，而且是知识的质的跃进，这都需要相应的制度来激励和保证。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技术变革的速度缓慢。1624年，英国制订了第一部专利法，对于促进那些带动工业革命的知识创新、技术进步起了重要作用。诺思(Dou-glass C·North)认为，技术进步速度加快，不仅应归因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且应归因于发明者在其发明所创造的收益中占有较大份额能力的提高。与工业革命有关的技术变革需要优先发展一组提高发明和创新的私人收益率的所有权，确立所有权提供了更有效地利用生产要素的刺激，并将资源导向发明和创新的活动。只有在专利制度下，鼓励技术变革和将创新的私人收益率提高到接近于社会收益率的一整套激励机制才能形成。[10](P.145)
三、市场作为认识社会化机制的局限和问题
在认识的社会化进程中，如同市场不是实现经济社会化的唯一因素，市场也不是实现认识社会化的唯一机制，社会化是社会自身诸要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产物。就市场机制本身而言，也有其先天的、内在的限制，造成了认识的非社会化因素；市场在促进认识社会化的同时，也存在着社会化认识中非效率、不合理的问题，使社会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妨碍其运动的限制，但是，“在这里，资本决不是摧毁一切界限和一切限制，而只是摧毁同它不相适应的、对它来说成为限制的那些界限。”[8](P.158)市场打破了阻碍商品流通的狭隘性，而没有完全打破阻碍人的境界的狭隘性。市场行为是利润取向，从事生产和交换的主体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至于这种追求所导致的外部效应、社会效果及其长期影响，则很少在市场主体的视野之内。一方面是全球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一方面又是解决全球问题的社会共识还没有形成，缺乏公众的共同行动，以及部分人“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心态，说明了这种生产方式给人的认识及其活动带来的不是地域关系的局限，而是社会关系的局限。市场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物质交往的主要环境，市场机制、市场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认识的动机、过程与效果，产生了认识的市场导向的泛化。如认识的动机存在着功利化、实用化的偏好，真善美让位于有利和有用，认识活动也受制于成本效益分析的逻辑。这种样式的认识活动是片面的、有缺陷的社会化认识，而不是全面的、完善的社会化认识。市场经济中的分工容易使人的认识能力在固定的领域片面地发展，分工成为人的活动范围的社会束缚和界限。猎人、渔夫、牧人或哲学家的随意转换，不仅受到制度的约束，也受到技术的约束，因为人的生命周期以及接受教育训练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个人自由时间的增加不是无限的。分工还造成了一部分人主要从事简单的、重复性的劳动，一部分人主要从事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这就使后一部分人具有更广泛的需要、更高的享受文明的能力，而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使全体人“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当代社会，这种手与脑的分离已演化为世界市场的国际分工。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将成为向全球经济提供知识、技术、智能和思想的“头脑国家”，而不发达国家将成为利用这些知识、技术、智能、思想进行物质生产的“躯干国家”。[11](P.70)这是以国家为器官的经济全球化，是对不发达国家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生产能力的挑战。市场需求是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市场分配使人得到不同的收入。收入也限制着人消费文明、从而提高自身素质的能力。贫困造就愚昧无知，不消灭贫困就不可能造就普遍的“社会化的人”。网络时代那些没有能力进入Internet的人们又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贫困——信息贫困，而信息就是资源、财富和权力。
市场要求效率、经济、合理性，但其内在矛盾又同时产生了非效率、不经济和不合理性，包括对社会认识资源的非社会化使用。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型经济，马克思和恩格斯吸收了霍布斯的思想，认为这是一场“社会战争”，在买卖、交易、诉讼也就是各种社会博弈中，产生了人的时间、精力、智力的大量浪费。市场欺诈行为的客观存在，导致了更多的反欺诈费用的上升，资源消耗在信息搜集、智谋操练以及物化的智力手段上。过度竞争带来了商业信息的泛滥，市场上铺天盖地的广告，无孔不入的销售，很多成为冗余信息或信息垃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了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不惜以牺牲工人的安全、健康和生命为代价，“它不仅浪费人的血和肉，而且浪费人的智慧和神经。”[9](P.190)马克思认为，从历史的观点看，个人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靠消耗最小的力量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由王国，只能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而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对于创造高度水平的生产力来说都太薄弱了。
收稿日期：200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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