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民主革命战争史上的一个重要规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革命战争论文,史上论文,一个重要论文,中国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规律。”[1]这些特殊规律主要有：由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围剿和反围剿是内战的主要形式等等。但在中国民主革命战争史上，反动的独裁的军队中部分官兵在觉悟以后，或举行起义，或接受改编，或投诚反正，或自愿成为俘虏，站到人民一边，成为人民的进步的军队，这也是一个重要特殊规律。对于这个规律，毛泽东没有作专门的系统论述，目前学术界也无人涉及。本文不揣冒昧，拟对此作一粗浅探讨。
一、这一规律的提出
战争是不同阶级或集团解决政治争端和利益冲突的一种最高表现形式。战争的主体即交战双方的军队，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或民族利益，成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军队。在中国民主革命战争中，一类军队是封建的独裁的或外敌入侵的军队，另一类是民主的人民的或民族解放的军队。它们在社会发展中充当了不同的角色。反动的独裁的军队一时可以耀武扬威、专横跋扈，却受到人民的痛恨和反抗，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民主的人民的或民族解放的军队虽暂时处于劣势，但由于它的进步性而被人民所拥护，最后一定胜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朱德深刻地指出，反动的独裁的军队的“很多官兵有觉悟以后，就必然脱离帝国主义与封建独裁者，拒绝做他们的工具，而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规律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是如此，在护国讨袁的战争中是如此，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中是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内战中是如此，在八年抗战中是如此，在今天的独立、和平、民主与卖国、独裁、内战两条战线中更是如此。”[2]在这里，朱德首先明确提出了这一规律。
其实，毛泽东、刘伯承对这个规律也有一定论述。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谈到红色政权处于革命低潮时说：“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的生活的终了。”[3]毛泽东已注意到，虽然红色武装暂时处于劣势，但是它的革命目标终将会唤起敌军内部有觉悟的官兵，他们觉悟后就出现倒戈或暴动，壮大人民的武装力量。这是进步的红色武装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刘伯承在中共六大作军事补充报告时也指出：“兵士暴动之进一步发展与农民斗争贯串一起，必然使军阀制度趋于崩溃。”[4]这表明军阀阵营中的士兵起义不仅有可能，而且在瓦解军阀制度时成为一种必然。刘伯承所讲的这种必然，实际上就是规律性。
对于这个规律，中共中央的文献里也有多次记载。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在邯郸起义，将国民党新八军及一纵队1万多人改编为民主建国军。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中指出：“邯郸起义在目前时局中，是具有全国意义和一般性质的重大事件。”[5]这里把高树勋起义当作一般性质的事件，说明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个别的而是一般的，不是现象的而是本质的。高树勋起义后，国民党军队中不断地有起义、投诚，他们弃暗投明，倒向了人民一边。1947年，中共分析了蒋介石军事上的五大弱点，发表新华社记者的评论文章，文章说：“尽管蒋介石一再大声疾呼：‘明责任守纪律’，但如高树勋、潘朔端、郝鹏举、洗盛楷、刘善本、王海清等那样，或举行反内战起义，或领导士兵放下武器的正义行动，正在一天天增多。”[6]正是在这一规律的影响下，“许多地方保安部队甚至正规部队纷纷‘哗变’，农民武装越剿越多。星星之火，快要达到燎原之程度。”[7]这一规律不仅表现在解放战争中，而且表现在历次民主革命战争中。
二、这一规律已被中国民主革命战争所证明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民族解放的世纪。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还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都存在着这一客观规律。
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民主革命。有人曾把辛亥革命称作士兵起义或新军起义，形象地说明了旧军队产生分化并转向人民的必然性。在这次革命战争中，革命军队的主要来源是清政府编练和统治的新军。这些近代新军本来是清政府统治的武装力量，而其中一部分官兵追求民主、反对独裁，拒绝做封建统治的工具，站到人民的革命的一边。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就是湖北新军在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进步影响下，逐步觉悟起来把枪口对准封建政府的。率先举起义旗的是张彪的清军第八镇工程八营、炮八标和黎元洪的清军第二十一协的工兵队和辎重兵。湖南清军第二十五协一标二标炮马工程辎重各队行军首先响应，并派出第一师第一标刘玉堂部，第二师第二标甘兴典部，独立第九标刘耀武部奔赴武汉，增援革命。随后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各地军队揭竿而起，加入革命军行列。这些省份的起义主力都是新军。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各省反清斗争中，新军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南、华南各省的独立光复斗争中，新军积极响应。据统计，当时清政府新军共241000人，其中南方各地新军95000人差不多都举起了义旗，站到人民一边，成为革命党人所掌握的军队。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玩弄权术，扩充北洋军在南方各省的势力，为其反对民主共和，实行封建独裁服务。袁世凯背叛革命，背叛人民，激起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一些深受民主共和思想影响的军官从袁军中分化出来，站到反袁斗争一边。二次革命中，李烈钧率军在湖口举起反袁大旗。江苏、安徽、上海等地相继成立讨袁军，各地反袁斗争风起云涌。袁世凯称帝以后，袁军中发生了进一步分化。上自政府军将军，下至旅长甚至士兵，形成了护国讨袁浪潮。一向倾向革命的蔡锷，拒绝袁氏的高官厚禄，从天津秘密潜回老家云南，率旧部起义，反袁护国。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地军队纷纷倒戈投入讨袁军。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为谋求独裁，公然废除临时约法，勾结洋人，出卖民族利益，站到人民的对立面。1917年发生在北京的“府院之争”，及张勋复辟，使孙中山十分痛心。他决定依托西南，筹划成立护法政府，组织进步的护法军队，以武力推翻北洋政府。这立即得到段祺瑞政府的海军总长程壁光的首先响应和支持。1917年7月4日，这位老兴中会会员与卢永祥在上海发表讨贼檄文，痛斥张勋复辟的狼子野心，宣称“即日出师，挥戈北上，清帝制之余孽，杜汉奸之蔓延。”[8]随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南下，抵至黄埔，加入护法军。北京政府控制的各地军队也纷纷起义，成立护法军、靖国军。“各地护法军、靖国军的兴起，或者是革命党人举义讨逆，或者是爱国将领反对段祺瑞武力兼并，或者北洋系的军人反戈抗段，几乎都是打着护法的旗号，表示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9]
虽然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相继失败，但孙中山仍举革命旗帜，希望武装打倒占据在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惟感力量不及。1924年国共合作确立了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携手建成了黄埔军校，组建了革命的武装。这时国共合作建立起来的军队代表着革命，代表着人民。1926年，国共主张发动推翻军阀的北伐战争。北伐前夕，湘军谭延凯、程潜，滇军朱培德，粤军李济深、李福林，桂军李宗仁等先后脱离北洋政府，加入国民革命军行列。同年3月，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在国共两党的争取下在湖南倒戈驱赵，将枪口对准北洋军叶开鑫部，并在衡阳就任国民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是保定军校一期毕业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战争，同情革命，他的倒戈，标志北伐战争揭开了序幕。在北伐战争中，北洋军吴佩孚、孙传芳部下起义和接受国民革命军改编的屡见不鲜，如鄂军刘佐龙，豫军贺对庭，建国川第一师师长贺龙等通电讨伐吴佩孚；孙传芳部唐福山、赖世璜、杨如轩所属四个混成旅倒戈，加入国民革命军；在南浔路大决战中，唐福山、张凤歧又竖起了白旗。1926年9月，从苏联归国的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将其一手建立的国民军约15万人组成国民军联军，宣布全体将士加入北伐军，宣告“我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求自由独立，不达目的的不止”。[10]五原誓师，标志着又一支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军队，已正式加入革命行列。到1926年底至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联军达50余万，其中大部分是从各地旧军阀的起义投诚或归附过来的。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蒋介石、汪精卫公开破坏国共合作，背叛新三民主义，把屠刀指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成为反革命。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依然把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扛在自己肩上，代表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开始建立工农红军。对于这支人民的革命军队的产生和形成，毛泽东说它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分化出来的”[11]。事实确实如此。1927年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是中共独立领导武装的开端。参加南昌起义的是叶挺部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周土弟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贺龙的第二十军，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及军校的部分学员。这些国民革命军都是在认清蒋汪本质后，在中共领导下分化出来的。秋收起义的几个团也是国民革命军起义。广州起义中，叶剑英也率领四军教导团全体官兵起义。从此，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之争和官兵矛盾，以至不愿为国民党卖命，使国民党军队中不时倒戈、起义、哗变，站到人民一边。1928年5月，国民党旅长许权中带领官兵参加渭华起义，成为西北工农红军的一部分。国民党江西吉安靖卫大队长罗炳辉投奔工农红军，成为红军独立第五团。国民党川军邓锡侯部第七混成旅起义，组成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在安徽的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余亚农的率领下倒戈。还有国民党湖北新一师发生哗变，部分官兵扯起红旗自动投入红色区域。虽然这些起义、倒戈、哗变规模不大，但这种趋势不可阻挡。后来，红军中红五军、红七军、红八军及红五军团都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
抗日战争中，汪精卫等民族败类叛国投敌，组织伪军，充当日军的走卒。这类军队成为人民的敌人，革命战争的对象。但这些伪军，包括东北、华北伪军并不都是十足的汉奸，其中大多数官兵在发现其主子的真实目的后也反正抗日。从1944年以后至日本投降前后，反正行动接踵而来，从零星小股发展为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反正由下层军官波及中上层军官。1944年“一年伪军反正者三万四千余人，比1943年增加一倍以上”[12]。1945年1月，山东伪军张希贤部1500多人宣布加入新四军抗日反正，9月，伪第四方面军独立师师长魏风楼、第十八师师长杜新民率部四千余人向八路军投诚。反正伪军还扩大到海军、空军。1944年11月5日，驻刘公岛的伪海军、威海卫要港司令部及其直属基地部队600余人发动起义，加入八路军。1945年8月20日，汪伪空军“建国号”飞机的机组人员六人起义，从扬州飞抵延安，参加人民军队。反动伪军还有在战场怠工，自愿成为八路军、新四军俘虏的，仅抗战第八年就有十万之众。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肆意挑起内战，饱受战争之苦、希望和平统一的国民党军队向人民解放军靠近形成一股潮流。据统计，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海陆空军有150个整师、13架飞机、73艘舰艇，共计170余万人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起义人数占国民党总兵力21.2%。这些起义投诚由零星分散发展到联成一体，由小规模战场起义发展到大城市、地区性的大规模起义，汇成一股潮流。从高树勋不满内战举起反内战旗帜后形成了三次起义高潮。仅1945年10月到1946年10月的一年中，起义的国民党军队占蒋总兵力的2%。从1948年9月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前夕的7个月里，国民党军队团以上的起义有近60起，若以决战开始时蒋介石总兵力360万人计，起义人数占总兵力的1/2。这时蒋介石军队不仅有陆军起义，而且有海空军起义；不仅有起义、投诚，还有和平改编，甚至还有在战场寻机成为俘虏。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起义达到顶峰。仅在1949年8月份就有多次起义：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领7.7万余人起义；13日，在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黄绍雄等发表声明，宣布“起义”；27日，邓召荫等91人响应黄绍雄等的声明，后又有王普涵等13人参加这一义举。此外，新疆、西南各省更有国民党省级最高行政长官或军队领导通电起义，将军队改编为人民军队。仅新疆起义的就有10万军政人员。这一规律在解放战争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事实胜于雄辩，中国民主革命战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客观规律。
三、这一规律的产生有着客观必然性
中国民主革命战争史上的这个规律，是民主革命战争本身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首先，中国民主革命战争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是这一客观规律存在的社会根源。这一特殊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战争的对象。中国人民在屈辱中崛起，在辛酸中抗争。一些爱国人士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在探索反帝反封建的独立民主之路。反动独裁军队中向往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爱国官兵也日趋觉醒，宁可抛头颇洒热血，也不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战争工具。他们是代表中国人民抗争图强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于中国反动独裁军队不断有官兵分化投入人民的军队的这个规律的主要根源，连国民党一位高级官员也不得不直言道：“造成中国人民大众所有苦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和他们的工具——卖国贼军阀们的残酷和暴虐。”[13]可以说，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进行民族自救的普遍心态，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反动独裁军队中有觉悟的官兵站到人民方面来，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在战争和军队中的一个缩影。
其次，中国反动独裁军队特殊的阶级构成和官兵的重要来源是产生这一规律的内在因素。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90%，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强烈；工人阶级虽人数较少，但革命觉悟高。这两个阶级出身的人在军队中占绝对数量。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成长的，有革命性的一面，他们在反动独裁军队中具有代表性。而顽固势力则是封建地主军阀和后来的官僚买办，他们在军队中最为保守，极端反动。反动独裁军队的这种阶级构成注定了投身革命、代表人民的阶级必然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从反动独裁军队军官的来源看，一些中下层军官甚至上层军官出身小知识分子或小生产者，在民主革命中易受进步思想影响。这些军官很多是清末军官学校如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因受新式教育影响，封建意识较为淡薄，有很强的爱国之心，思想极容易发生转变。例如，“倒戈将军”冯玉祥出身贫寒，在旧军队中最具代表性。他一生先为北洋军阀的旅长，后相继倒戈反袁反蒋，思想上渐次走向进步，直到最后完全站到人民一边。他影响下的将领如吉鸿昌、方振武、高树勋等很多都走向了革命。再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中的朱德、刘伯承、彭德怀、贺龙、叶剑英等都是从旧军队中分划出来的。再看反动军队士兵的主要来源。中国军队的主要来源是农民，毛泽东一语中的地说：“士兵是穿着军装的农民。”[14]这些农民出身的士兵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耕者有其田的实现，是保证人民胜利的标准”[15]。谁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就会拥护谁，农民出身的士兵就会站到谁的一边。因此，反动军队营垒中的这些官兵“认清到自己所从事的战争的真实目的又必然会出现反战情绪，使反动阶级的营垒军心涣散、众叛亲离，以至倒戈反击”[16]。
中国民主革命战争史上的这一规律，在别国的战史上是少见的。在中国民主革命战争史上，反动独裁的军队不仅有起义投诚、接受改编，而且还有很多自愿成为俘虏的。自愿成为俘虏，在历次民主革命战争中普遍存在，尤其在解放战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里仅就解放战争作一简析。被俘的国民党士兵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补充来源，他们在战场上消极怠工，希望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俘虏。因为“在放下武器到了人民解放军以后，就象到了家里一样，有充分的自由，向自己的伙伴和亲人——人民解放军和解放区的人民，倾诉自己的满腔冤苦”[17]。有的“昨天还是战场上的敌人，戴着汉奸帽子被迫同我们打仗，今天当了俘虏，明天已经拿起武器对蒋介石英勇作战”，有的“上午还是俘虏下午就参加作战，及时地变为忠勇的解放战士”[18]。耐人寻味的是，1946年7月至1949年7月，被俘的415万国民党军队中就有280万成为人民解放军，有的部队中这种“解放战士”高达80%。周恩来称“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少有的”[19]。
当然，世界战史上有一些旧军队士兵起义，走向革命的，但为数不多。如俄国十月革命沙俄政府军大都在西线作战，参加起义的只是局限在彼得格勒、莫斯科等大城市的卫戍部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国家军队与法西斯国家军队在规模较大的会战中，被俘的情况和人数很多，但被俘的士兵都被关在战俘营，他们也没有像中国这样调转枪口。
四、研究这一规律的时代意义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战争史的这个重要规律，不仅客观存在于过去的民主革命战争中，而且将在今后现代化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祖国和平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人民坚持和平统一，决不是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近年来，台独分子叫嚣独立，公然制造战争恐怖气氛，以种种借口寻求分裂。美国政府一直在暗地为虎作伥，充当不光彩角色。去年2月，美国“尼密芝”号航空母舰竟以“天气原因”在台湾海峡游弋示威。若外国势力蓄意干涉中国统一，若出现“台湾独立”，中国人民将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捍卫祖国的统一和主权完整。如果台独分子一意孤行，分裂祖国，挑起战争，就会违背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台独分子不要梦想台湾50万军队会充当其工具，军队中的官兵也都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热爱和平、维护统一、抵御外敌干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历史上不是有过帝国主义与中国国内反动势力狼狈为奸，以追求民主和平的中国人民为敌吗？！但中国人民是决不会屈从于任何反动势力的。如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会代表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坚决反对台独分子或外国干涉势力的战争，台湾军队中识民族大义、爱国进步的官兵必然会拒绝做台独分子或外国干涉势力的战争工具，起义倒戈，形成一股正义的人民的力量。这是历史的必然。
“在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人民解放军，有能力有办法有信心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有能力有办法有信心维护祖国的统一，有能力有办法有信心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20]这个“三有”的根据之一，就是台湾50万军队不是铁板一块，必然会有分化，站到民族大义这一边来。我们对此坚信不疑。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合卷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5页。
[2]《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第190页。
[3]《毛泽东选集》（合卷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7页。
[4]《刘伯承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第31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95、473、486、498页。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95、473、486、498页。
[7]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0册，第210页。
[8]莫汝非：《程壁光殉国记》，第176页。
[9]李新、李宗一：《中国民国史》，第二编上册，第127页。
[10]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26日。
[11]《毛泽东选集》（合卷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0页。
[12]《解放日报》，1945年3月17日。
[13]转引自《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卷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49页。
[14]《毛泽东选集》（合卷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79页。
[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95、473、486、498页。
[16]林伯野：《军事辩证法》，解放军出版社，第314页。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95、473、486、498页。
[1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95、473、486、498页。
[19]《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第315—316页。
[20]《解放军报》1996年1月30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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