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的三重理论逻辑
陈玉斌 宋其洪 刘友田
（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18）
【内容摘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文明智慧，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生态价值诉求，借鉴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思考，是“中、西、马”生态文明思想的有机融合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当代实践，展现了党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矢志追求，反映了党对生态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彰显了党立足生态为民的价值取向。以理论逻辑的三重视角审思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成，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意涵，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 生态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P50)，人作为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天地自然为生存之源、发展之基、延续之本，在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明，形成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在这个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依附自然、改造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演进逻辑，人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畏惧自然、主宰自然、保护自然的视域转换。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前车之鉴的历史眼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科学回答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鲜明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理论，系统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方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
一、理路与源头：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文明智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一词意为美好的事物。“佳人采掇，动容生态”（《筝赋》），“依依旎旎、嫋嫋娟娟，生态真无比”（《解语花·咏柳》），皆能流露出美好姿态、生动意态之意蕴。在更早的氏族时代，“图腾”表明了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敬，在人们的自然意识中，他们将自身看作自然的延续，将自然视为自身的渊源，充分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强烈愿望。《诗经》中也蕴含了大量的生态智慧，“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诗经·七月》），“七月鸣蜩”（《诗经·七月》）等充分表达了人们随着自然规律的变化体味生活的情趣，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但是，“限于当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人们无法用学术和科学的语言来定义‘生态’或‘生态文明’。”[2](P255)中国古代思想家、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不可胜数，如孔子、孟子、老子、墨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关于生态的哲思，如《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汜胜之书》《齐民要术》《天工开物》等著作蕴含的生态智理，可谓是洋洋大观。古圣先贤的生态思想饱含丰富生态智慧，尽管他们的生态观念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从不同视角阐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理念，这对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借鉴价值。
在儒家文化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儒家生态文明观认为，天地自然化育人类和万物，体现了自然哺育万物的“德”“爱”情怀，因此，人与自然要“同心同德”，人类兼爱自然万物，自然也会惠及人类。第一，儒家主张“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将人的道德提升到天地万物的高度，只有实现“天”与“人”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人类和自然才能相互促进。“‘乾’为天，‘坤’为地，‘乾’是万物之源，‘坤’则顺应天意，辅助万物发展，两者的变化演变为人类与世间万物的变化，于是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秩序也就由此产生了。”[3](P547)作为天地自然的派生，人类不仅要树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理念，还要置身天地间，通过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与自然建立一种良性互动模式，不断彰显“民胞物与”的生态价值。第二，儒家主张“兼爱万物”的生态伦理观。孟子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离娄下》），在此基础上，郑玄又提出“爱人以及物”，这使儒家的“仁爱”思想实现了由“爱人”到“爱自然万物”的拓展性转变。也就是说，人类不仅要重视自身的价值，也要尊重与人类平等存在的其它自然万物的生存价值，这既是人类作为天地生命之礼的最高体现，也是天地赋予人类的崇高责任。“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尊自然之规律，循农时以生产，方可实现仓廪实、府库满、百姓足的繁荣兴旺之局面，这也充分彰显了荀子朴素的生态伦理观。此外，董仲舒所讲的“泛爱群生”（《春秋繁露·仁义法》），程颢所讲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仁篇·遗书》），皆将“兼爱万物”的思想纳入了伦理道德的范畴，这对于协调人类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妥善解决人与自然间的矛盾具有重要的道德规范意义。第三，儒家主张“中庸之道”的生态实践观。儒家生态文明观倡导以“中庸之道”来达至人与自然的和谐，一方面，人既要遵循自然规律，因为万事万物都有规律可循；另一方面，又要发挥主观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规律造福自身，正所谓“顺其类者谓之福，……夫是之谓天政”（《荀子·天论》）。既不肆无忌惮地向自然界索取，也要心怀敬畏、尊重、保护自然之心；既要以合理的欲望向自然索取，也要遵循规律对自然万物加以利用，真正实现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天政”局面。
在道家文化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老子将“道”视为为世界之本、天地源，“道”无所不在，与世间万物形影不离，存在于自然界的每个角落，“道”像阳光一样滋养着万物，“道”无所不能，是万物存在的本原、宇宙运行的规则、万物生存的根基。老子在“道”的基础上，将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万物一体、道法自然”的思想。第一，道家主张“万物一体”的生态整体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4](P245)，老子认为，万物生于“道”，“道”是一、二和三，是“多”的开始，是万物的本原。天地万物（包括天、地、人）都是由“道”产生的，都具有“道性”，这就从本原意义上阐明了人与天、地及世间万物的“同根”“同原”性。“万物得一以生”（《道德经·第三十九章》），“天与人一也”（《庄子·齐物论》），皆有“万物一体”之意蕴。人生于自然，立于天地，是自然的有机身体，因此，坚持生态整体观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要条件。第二，道家主张“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庄子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这充分表达了庄子的万物平等观，待人是这样，对自然界亦是如此。《淮南子》继承了庄子的万物平等观，提出“我亦物也”的万物平等思想，“譬吾处于天下也，亦为一物矣。……然则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与物也，又何以相物也”（《淮南子·精神训》），“因其所贵而贵之，物无不贵也；因其所贱而贱之，物无不贱也”（《淮南子·齐俗训》），皆是对万物平等观的全面阐述。天地万物的存在有其内在价值，并非以人的存在而存在，其内在价值也并非以人的需要为转移，它们都有按照自己本性发展的权利，人和自然界中的万物是平等共存的，因此，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自然万物，是人类实现永续发展的基本前提。第三，道家主张“自然无为”的生态实践观。“自然”与“无为”是道家哲学的核心概念。“自然”即自然而然，它强调事物应顺其本性、循其规律而自由发展；“无为”即顺自然而不妄为。春秋时期，由于人类生态意识的缺乏，对资源大肆掠夺、对环境随意破坏，进而出现荒芜凋敝、破败不堪的自然现状，于是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的治理良方。老子的“自然”并非自然界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事物本然的状态和属性，“道”应效法自己原初的状态。“道”衍生天地万物，从事农业生产应依“道”而治，效法天道，自然无为。此外，“道法自然”还表现为“知足知止”和“节俭”：一方面，人类要认识到自然界的承受限度，“祸莫大于不知足”（《道德经·第四十六章》），人类对自然界的索取，只有做到“知足”“知止”，方可维持生态平衡；另一方面，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人类要做到“节俭”，“节俭”符合“道”的境界要求，也是“自然无为”的内在根据，只有合理控制物质欲望，反对铺张浪费，才能清静无为、纯净自然地生活。这反映到生态上亦是如此，只有做到节俭，才能真正是实现“绿色”发展。
在其他诸子百家的文化体系中，也蕴含了极为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如墨家的“节用”“节葬”，农家的“顺应天时”“用之有止”，佛教的“珍爱自然”“境心清净”“净土”，杨朱学派的“全生之道”“天人关系”等，这些思想也为生态危机频发的后工业社会提供了许多借鉴价值，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儒家“天人合一”“兼爱万物”“中庸之道”“万物一体”“万物平等”“自然无为”的生态价值念，还是墨家、农家、佛教、杨朱学派所倡导的生态文明观，都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传统文化来源。习近平总书记以“古为今用”的视角撷取了传统文化生态思想中的生态精华，并结合新时代中国面临的生态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理念，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优先思想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根本遵循，它启迪我们：人类要想实现自身的发展，一定要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价值观，才能与自然共生共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把握生态规律、深刻认识生态危机、不懈追求生态美好的基础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继承与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集马克思生态观于大成的理论认识与实践结晶，相继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价值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经济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自然观、“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法治观，“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全球观①，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的新境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反生态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在消费领域对异化消费的批判，特别是在生产领域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之间具有不可否认的内在联系，从而深刻指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危机根源。第一，对异化消费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其本质是由经济危机转向生态危机所渐进引发的。生态系统由于其自身有限的承受力，使得资本主义无法满足和维持人们的异化消费，从而不断扩张资本主义生产，长此以往就诱发了经济危机，然而，经济危机又使资本主义生产陷于恶性循环，不久就会突破生态系统的有限性，继而逐步引发生态危机。这种新变化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消费领域，以揭示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以及由异化消费造成生态危机的内在根源。在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面前，由于消费的异化，导致人们无法正确处理需要、商品和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人们在异化消费中并无幸福和自由可言，反而随时可能遭受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异化消费必然会进一步强化异化生产和加剧异化劳动，从而使生态系统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摆脱异化消费，最为关键的是要匡正好对美好生活的态度和看法，树立以生态美好为旨归的科学消费观，倡导“生产得更少，生活得更好”这类绿色理念，实现对自己真实需求的满足，从而有效协调需求、消费和生态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对资本逻辑的批判。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11](P922)。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如福斯特所言，是全球“踏轮磨坊的生产方式”。陈学明教授也认为：“资本的本性是与自然根本对立的，只要资本的逻辑在这一世界上还畅通无阻，那么人类要走出生态危机就是缘木求鱼。”[12](P479)为了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换言之，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资本会千方百计地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操控、支配这些领域，最终把这些领域变成资本疯狂扩张、趋利的空间。纵观人类历史，资本主义制度的确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但在全球化过程中，资本逻辑的存在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并演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而引发生态危机。因此，摆脱生态危机，就要从根源做起，否则，在有限的环境中进行无限的扩张，将对全球环境造成潜在的灾难。
二、吸收与借鉴：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生态价值诉求
图书馆的经费来源于各地方政府财政，其是否履行了作为公共图书馆的职责，有时并不影响经费，为保证公共图书馆进取心，评价体系的构建也是必不可少的。
人与自然的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的发展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环境的有限性的矛盾，而造成人与自然矛盾关系日趋紧张的主要根源在人。在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上，毫无疑问，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逻辑及其特有生产方式的批判是犀利而尖锐的。如高兹着眼于后工业时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借鉴吸收马克思主义资本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批判和解构资本逻辑为核心论题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高兹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全景式审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专制和全面异化，从而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资本主义批判提供全新的理论视域。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造成生态危机的揭露，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第一，坚持走适度和绿色发展之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倡导适度和绿色消费，崇尚以维护自然平衡和保护生态环境等为特征的适度和绿色消费行为和过程。它倡导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转变传统的向自然界无限度索取的非绿色消费方式，转向人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人与自然资源和谐前行的绿色生产和消费方式，从而达到人在自然界中的健康生存、绿色发展、和谐前行的目的。第二，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生态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生态是关乎人类永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为此，加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牢牢把握和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六大核心”原则，在其指导下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因时制宜、因事所需地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探索与创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奠定坚实的制度保障。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实现社会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10](P5)，通过重塑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试图寻求一种解决生态危机与人类自身发展问题的“双赢”理念。今天，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制约全球发展的主要因素，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态危机进行批判，无疑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题。
针对单一的一维混沌伪随机序列实现简单、复杂度低、随机性差、在扩频通信中容易被反向破解的问题,本文提出用多种一维混沌映射相互控制并进行异或叠加的方法,构成一个复合混沌优选序列。对比于单一的混沌序列,这种多映射的参数互控的复合混沌优选序列不仅明显提高了序列的复杂度和随机性,而且也满足PN序列检验的要求,能够作为伪随机序列应用到扩频通信中。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生态问题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也没有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却很早注意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并对造成生态严重失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如《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自然辩证法》等经典，为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妥善解决当代生态困境提供了重要思想指引。
参与本次调查的964例患者中，入院时评分高于3分的患者有770例，评分高于5分的患者有196例，排除接诊即立刻进入ICU接受抢救的患者以外，接诊后病情发生变化，后续转入ICU的患者有10例，接诊至普通病房进行治疗者有134例。患者入院后，具使用NEWS评分进行评价，通过对病情的详细观察，并针对实际情况给予护理措施以及治疗措施后，964例患者中NEWS评分达到0～4分的患者全部治愈，其病情好转率达到了100%；其中196例5～8分的患者入院后出现了14例死亡，所占比例为7.14%，其病情好转率达到了92.96%。
三、反思与批判：借鉴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思考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意蕴，其生态思想主要集中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及他同马克思的往来书信中。第一，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恩格斯看来，人类衍生于自然，“从最初的动物中，……最后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获得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9](P420)自然界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没有外部自然界，就不会有人，人与自然是协同关系，自然的生态价值也是人的价值实现的基础。因此，我们应对自然生态予以高度重视，要遵循自然规律而行事，这样才能彰显人类应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第二，恩格斯认为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通过对自然规律的探寻和把握，可以让人类更妥善地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因为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藏着的规律支配的，是由内部必然的逻辑主导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利用，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律，否则人类的实践活动只会与本初意识背道而驰，只有按照自然规律行事，自然界才会朝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否则，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只会随着人类对自然的开发而日益恶化。
颈动脉及下肢动脉不稳定斑块发生率与AHI呈正相关，OSAHS与动脉硬化、血压、血糖等数据呈正相关，严重的OSAHS患者更易出现高血压、2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颈动脉以及下肢动脉硬化等症状[32-33]。另外，有研究证实睡眠呼吸暂停与周围动脉疾病（PAD）发病率之间密切相关，并且两者的相关性还受到种族差异影响，Nagayoshi等[34]在评价了1844名睡眠呼吸暂停患者的严重程度后发现，其与PAD的相关性在黑人中显著增高。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马克思在对自然界总体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理论，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称之为：“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5](P3)。第一，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马克思认为，自然的组成部分有两种，即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自然是两者的有机结合。“自在自然包括人类历史之前的自然，也包括存在于人类认识和实践之外的自然。人化自然则是指与人类认识和实践活动紧密相连的自然，也就是作为人类认识和实践对象的自然。”[6]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实践活动产生之前存在着“自然”状态的自在自然，即“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7](P530)，此外，在人类历史和实践活动生成后，马克思依旧坚持自在自然的“天然”优越性。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虽然克服了人类早期恐惧自然的思想，恢复了人类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但是马克思并不赞同人类主宰自然、资本主导自然的观念和方式，相反，马克思以尖锐的锋芒批判了资本逻辑及其对自在自然所造成的生态灾难。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7](P529)，这内在地蕴含了两层含义：“一是人类起源于未经人类改造的第一自然界，是原本的自然界中的存在物；二是人类存在于经人类改造后的第二自然界中，是现实的第二自然界存在物。”[8](P4)由此可见，无论是人的起源，还是人的现实存在，都是以自然界为生存和发展基础，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对无机身体的保护，是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第二，人与自然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可以具体化为一种对象性的关系，这种对象性关系不仅包括人的自然存在，还包括自然的人化，而这两者的辩证统一可以通过实践来实现。人类通过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实现了自在自然向自为自然的转化，在此基础上，基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现实的自然界才逐步生成，即人化自然的逐步演生。换言之，实践是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实现辩证统一的桥梁，是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达至自由自觉状态的中介。但是，实践活动并非毫无章法地改造自然，也不能将实践活动机械地理解为人的力量是无穷的，而是遵循自然规律基础上的能动的、和谐的实践活动，只有尊重自然规律基础上的实践活动，才是真正合乎规律的实践，只有这样，才能使自然、人类、社会达到自由自觉的和谐状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在地蕴含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义思维向度。习近平总书记坚持环境生产力理论，倡导适度和绿色消费，通过具体的生态实践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他指出，生态危机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激发社会矛盾，直接威胁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为此，我们要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妥善处理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牢固树立和坚持“环境生产力”理论，避免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道路。由此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全符合今天中国发展的现状，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定能向更高更远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任何一种新思想的形成都是建立在遵循客观规律、把握现实状况、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都是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的产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亦是如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文明智慧，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生态价值诉求，借鉴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思考。以全面系统的眼光审思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生成的三重理论逻辑，对全面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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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迈上新台阶［J］.求是，2019（3）.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李红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傅佩荣.傅佩荣解读易经［M］.北京：线装书局，2006.
［4］文若愚.道德经全书［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
［5］［美］福斯特.刘仁胜等译.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刘仁胜.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学论述［J］.教学与研究，2006（06）.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李宏伟.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当代中国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9）10-0019-05
* 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对弘扬沂蒙精神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18CYMJ12）；山东农业大学“十三五”教学改革研究立项项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改进中加强的可行性方案研究”（X2017042）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 陈玉斌（1993—），男，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宋其洪（1985—），男，博士，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刘友田（1968—），男，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高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讲师团专家，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
（责任编辑：潘维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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