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与台湾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问题论文,化与论文,战略论文,环境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了，然而整个世界并未如许多人所预期的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相反，各种复杂交织的因素不仅使大国间的关系重新调整，也使地区性冲突此起彼伏。这当中有冷战体制的遗存，有传统的民族、宗教、地缘的旧帐，更多的则是经济利益的瓜分和建构新格局时的“无规则互动”（Interaction Without rules）。 面对应接不暇的热点，各类国际关系理论难以圆满地诠释其背后的规律，于是“过渡时期”就成为人们解释当今世界秩序的最普遍用语。然而，究竟要过渡到何时才形成新的国际关系框架、并且具有其显著的特征？从1990年至今，欧洲、中东、北美、非洲和亚洲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如果把各地区每一重大事件视为过渡时期的阶段性标志，那么可以说1996年3 月台湾问题成为世界热点则标志着亚太格局的调整和“过渡时期”的完成。因为，1972年美、苏、中“战略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已揭开了结束雅尔塔冷战体系的序幕。没有中国的战略牵制和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政策，就不会有华沙条约组织苏联轴心控制的东欧有限主权联盟在90年代初的解体。中美客观上的战略合作早已定下了冷战的结局。苏联解体后，遍及全球的一系列变动不过是对原战略敌手势力范围的接管和对盟友利益的协调，而最终美国是要与原战略合作伙伴重构利益关系，甚至界定“是敌是友”的关系。由于中国仍是有世界影响的地区性大国，中美在亚太格局重构中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集中体现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关系的定型将是“过渡时期”的结束。
本文试图从国际格局过渡阶段的地区特征，亚太格局调整中的台湾问题，中国大陆对外政策的基轴以及两岸关系与中国统一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趋向等几个方面来论述我们面对的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并尝试说明中国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国际格局过渡阶段的地区特征
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依托美洲大陆，向大西洋和太平洋两翼伸展，谋取在欧洲和亚太的主导权，直至领导世界。
原冷战意识形态对抗所掩盖的历史上的民族、宗教、地缘政治冲突，重新浮现出来并呈现出不可遏制之势，传统的国际关系重新启动。
1.欧洲：艰难的一体化进程
欧洲是冷战的肇兴地，也是冷战的核心地域。历史上欧洲不仅有着王国纷立、宗教争斗的背景，还有着地缘战略的因素，而冷战以意识形态对立、军事对抗将原有的冲突掩盖起来。东欧巨变是在西方“民主意识”引导下实现完整主权的民族独立运动，但是，“北约”所想并非如此，他的唯一目标是拖垮苏联。东欧国家并没有从美国及其盟国那里得到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主义的物质支持，陷入了深刻的经济衰退之中，而且难以平等的地位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俄国和独联体国家由于失去了对抗西方的意识形态根据（东正教社会主义）而导致国内民族问题激化。原经济体制的裂解和难以在短时期重新发展也决定了民族主义的崛起、重振大国地位和加速独联体一体化、反对北约东扩将成为俄罗斯国策的主轴。德国的统一是东西欧都不愿看到又无可奈何之事，德国获得了真正大国的地位，也背上了原东德的经济包袱，传统的“东进政策”决定了德国在没有经营好与东欧政经整合之前不会加速统一西欧的步伐。西欧各国在安全问题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与美国的经济摩擦日趋激烈。为解决欧洲严重的失业问题，西欧各国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加速欧洲货币同盟，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同时，独立地发展与亚洲的关系，如1996年2月在泰国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 欧洲文化背景的复杂性影响了未来的格局：东正教传统的俄国，天主教传统的德国、意大利，基督新教的英国、法国是不可能真正实现欧洲一体化的。“传统的欧洲”将是一个趋势，而巴尔干半岛持续五年的“波黑问题”实质上是“传统的欧洲”诸多矛盾的一个缩影。
2.中东：大国利益下四分五裂的“伊斯兰世界”
中东在冷战中虽然分属东西方两大阵营，但是因为以色列犹太人在中东心脏地带的存在，使得超越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伊斯兰主义”始终和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埃及、叙利亚、伊朗、利比亚、巴解组织和伊拉克都曾在不同时期扮演过努力实现“伊斯兰世界”团结的主角。 1990年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表明了“伊斯兰世界”对二战后西方为“石油利益”而强加给中东的秩序的一种挑战。美国很快意识到“石油利益”是“西方中心”之世界体系最重要的基础。这使海湾战争更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十字军东征”的寓意。“中东各国自波斯湾战争以来，已被纳入‘美利坚垄断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局面， 甚至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阵线，也被收纳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1] 美国在海湾地区正实行对伊拉克、伊朗的“双重遏制”政策[2]， 使前者成为有限主权国家，后者面对禁运不得不采取低姿态。在美国包揽之下，石油输出国不得不与美签订大宗军火合同以增加美国军火工业利润。这些合同使美国可以使用沙特、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巴林和阿联酋等6个阿拉伯沿岸国家的机场和港口，拥有数个军事基地， 驻军数万人。欧洲、日本为了自己的利益，默许并资助美国的这一政策，并与美国一道在世界事务中以“政治施舍”换取“经济利益”的手段[3] 继续控制中东，而对西方的价值观在那里推销毫无兴趣。而中东也由于西方的人为区隔，使“伊斯兰主义”在国家、民族利益纷争下四分五裂。
3.美洲：美国模式下不安定的“后院”
冷战结束后， 美国确实充当起维护“美国垄断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角色。但是，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已力不从心， 国内矛盾突出，特别是高赤字、高军费、高债务、低储蓄和低投资等经济结构性问题已使美国出现持续衰退的迹象。冷战后民众要求分享“和平红利”的思潮，要求国内问题优先解决的意识以及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种族冲突的“洛杉矶事件”，族群、文化冲突的“辛普森案件”），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加深。美国政府期望用实力地位来构建世界新秩序，其间挟冷战得胜余威的“理想主义”和不堪经济重负的“实用主义”交织着左右美国的内外政策。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依托美洲大陆，向大西洋和太平洋两翼伸展，谋取在欧洲和亚太的主导权，直至领导世界。美国所依托的“后院”并不安定。近年，加拿大及拉丁美洲国家正在围绕美国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1994年美、加、墨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随后通过一系列谈判争取其他拉美国家加入。但是，拉美国家因长期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边陲”，其工业化进程几乎完全被国际资本所控制，不得不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远没有开启自身经济积累发展过程。不断深化的经济危机使拉美国家贫富两极分化的政治危机日益严重， 墨西哥的农民暴动不过是拉丁社会危机冰山一角而已。1996年初，古巴击落从美国飞来的反古巴组织的飞机，加勒比海一时危机重重，拉美国家反对美国制裁古巴的举动，表明了美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短期内难以成为美国借以对抗其他区域经济集团的“经济堡垒”。把“全球贸易自由化”定为经济战略的美国，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自己周边国家潜在的不合作情绪，这种情绪在以往的数十年中始终被以美国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跨国公司压抑着。
4.非洲：被大国丢弃的战略棋盘
冷战时期，非洲最显著的作用莫过于以众多的联合国席位来显示冷战对抗双方的声势。非洲原殖民地宗主国在二战后几乎都采取了捞取经济利益、给予“独立地位”的政策，并为大国的利益而人为地划定非洲各国的疆界。东方阵营也以鼓励人民革命、军事政变、经济军事援助等方式营造了在非洲的势力范围。美苏在非洲的犄角之势客观上遏阻了非洲自己历史上一贯的部族之争，使非洲开始进入当代世界的体系之中。而今，非洲国家失去了原冷战两方的援助，尤其是失去了对非洲步入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工业化的资金投入，大部份非洲国家陷入了赤贫状态。于是历史上的部族、宗教冲突，国界纠纷随着大范围的饥馑给非洲笼罩上阴影。地中海、红海沿岸的北非诸国由于石油蕴藏仍被划入了大国的战略棋盘中。南部非洲因南非的种族大和解稍稍带来了一丝经济发展的生机。除了这两处非洲的边缘地带，大部分的非洲内陆似乎被当今的世界大国所遗忘。那些当年被殖民者在地图上用尺子划出的割开民族、部落、文化、血缘、地缘的直线国界之内正潜藏着因历史惯性所命定的巨大风暴。索马里和卢旺达发生的事情不过是被遗弃的非洲重新启动自身历史车轮的第一圈转动而已！可以预见，除非发生新的大国对抗或世界战争，非洲将在相当一段时间被世界冷落。
从过渡时期各地区格局的变迁中似可看出几种倾向：
第一、原冷战意识形态对抗所掩盖的历史上的民族、宗教、地缘政治冲突，重新浮现出来并呈现出不可遏制之势，传统的国际关系重新启动。
第二、相互制衡的多极化格局对世界的各平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国际战略态势已不像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结盟对抗”式的敌对关系，而是因为苏联解体退出军备竞赛导致两极格局瓦解，呈现出新一轮竞争的局面。美国综合国力因无出其右者而主导着竞争的规则，但美国已无法操纵大国关系的走向。
第三、各地区以大国（美、日、欧盟、俄、中国）为“极”，周围地域为“圈”，“以区域利益为基轴设计新的利益瓜分范围，世界经济走向区域化、集团化已成为必然趋势”[4]。 以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赛，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形式。市场的争夺与瓜分、经贸一体化的趋势正决定着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之中的“集体操控与协调的国际体系”，以确保共同受益。
第四、“文明差异”的意识在各国的经济竞争与国际关系交往中开始强化。摆脱了冷战（实际上是东正教社会主义与基督教商业资本主义的对抗）的束缚，各种文明要求在国际准则中尊重其特殊的价值观，认定在达成民族、国家独立后有追求文明独立的权利，不愿受西方价值观的左右，要求在西方文明率先实现“现代化”并获取生产方式与物质力量优势之时，非西方文明有权以自身文明的方式追求现代化。同时，也发现如今这种以西方商业资本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市场竞争、资源攫取、地位争夺、军备竞赛，“正淡化人类生存于地球应有的共同利益——环境、物种、资源的保护，避免毁灭性武器的发展与使用，人类在与自然的关系中精神品质的提升”[5]。
二.“过渡时期”的尾声：亚太格局变动中的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
若在重组冷战后大国关系的层面上看，亚太是最后体现大国利益冲突，规定世界新格局总态势的地区。
美国新一代缺乏战略眼光、靠商业利润扶植起来的政客，出于国内政治利益、资源再分配的需要，煽动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对抗。
中美关系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是美国必须明确地接受中国必将统一这一立场，以长远眼光规划两岸统一之后的亚太战略均势。
台湾不会以公开宣布“独立”的方式将亚洲拖入两岸军事冲突，但是它会以扩大“一中一台”的国际认定将全世界拖入两岸多边的利益冲突之中。
1.亚太地区新的国际关系：世界新格局的缩影
冷战体制解体后，亚洲局势的调整相对于欧洲、中东等地区似乎缓慢一些。这一方面因为亚洲不仅有冷战的“两极对抗”，又有“大三角的战略均衡”，还有亚洲历史上“中华文明圈”[6] 影响之下复杂的地缘政治。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世界旧格局中的大国关系都能在亚洲找到它的对应领域。而亚太地区各国战略态势的调整恰恰可以反映出世界各地区格局调整的综合效应。如果从“大三角关系”开启冷战终结的意义上讲，亚太最先脱离冷战体系，获取相对和平的发展经济的条件。若在重组冷战后大国关系的层面上看，亚太又是最后体现大国利益冲突，规定世界新格局总态势的地区。
亚太地区近十余年飞速的经济增长，使她被冠以“21世纪是亚太世纪”的预言，这也反证了亚太在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亚太正成为世界财富、全球贸易、投资的中心，“成为世界经济的新重心和美国全球经济演算中最重要的变量。”[7]“在被称作亚洲的地理范围内， 目前出现了巨大的活力，像是要为形成新秩序、领导世界史准备力量。”[8]如今的亚太正成为政治大国中国、经济大国日本、 地区势力东盟和追求半岛统一的南北朝鲜交相互动的舞台。然而，亚太地区不仅已经“亚太化”，更加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且日趋“世界化”，必须协调多极均衡的大国力量在亚洲构筑“区域均衡体制”。走向“世界化”的亚太不能不考虑美国、俄国和欧盟对亚太的影响和在亚太的利益。
亚太新国际关系的关键在于“共同的安全保障机制”。亚太因特殊的历史、文化、地缘、经济因素，现阶段不可能引入“欧洲安全会议”模式构建集体安全体系。因为亚洲各国安全上的担心并非是共同的、指向单一的目标，亚太各国相互担心、互相牵制的“安全期待”决定了必须有大国参与的“担保机制”。冷战中的日美安全体系、东盟这些双边防卫条约的安全结构，既对付苏联又遏制中国。冷战后，在亚太区域里，俄国退却、美国收缩、中国崛起、日本走向政治、军事大国而打破了原有的地缘政治中势力范围的“平衡制约”关系，多数国家、地区对自身的安全产生忧虑，军备竞赛大有苗头。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吸纳了中、美、日、俄和欧盟等18国外长参加，但是正因为仅限于南中国海的利益，此机构不可能成为整个亚洲的安全保障体制。
亚太格局无外乎四个基点：朝鲜半岛、南中国海、中南半岛和台湾海峡。
朝鲜半岛：这一冷战体制初期形成的问题，因当事各方的变化而维持着脆弱的停战状态。朝鲜一方坚持建立“和平体制”只能和美国讨论，这是个主权问题，并以“核反应堆问题”的朝美谈判逼迫对方调整在半岛的亚太防御战略。韩国则主张采用联合国大会1953年8月28 日决议案“以南北韩为当事者，辅以相关国家做保证”的方式缔结“和平协定”[9]。美国则希望确保由南韩主导统一的进程，并在进程中使中、 日、俄积极参与。中国的利益在于统一的朝鲜半岛成为东北亚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地区大国。俄国则希望通过朝鲜维持在远东的利益。唯独日本由于历史的原因，必须适应一个具有浓厚反日情绪的地区性大国的出现。然而，朝鲜半岛的稳定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朝鲜的发展趋向。
南中国海：在国际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使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蕴藏更显价值，在亚太陆上疆界底定，海洋开发态势尚不明朗之际，海权意识在亚洲重新勃兴，集中体现在这一海域。谁控制了这里就能封锁住东亚从中东进口原油的70%，并能扰乱美国及其盟国在该海域的活动。中国强调在该地区的任何联合开发，应当以中国在南海的领土领海主权为前提，中国愿意与相关国家进行双边讨论，但拒绝任何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企图。在南海问题上，中国面对与东盟的关系，也面对与美、日的协调。中国不仅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10]建立与东盟的互信关系，而且技巧地将领土主张与南海航线的自由与安全分开。1995年2月， 美国国防部发表《美国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战略报告》表明美国准备插手的立场，东盟对此喜忧参半，担心日本在南海的利益使日美安全机制范围扩大，担心日美贸易摩擦加剧会导致日本摆脱美国约束重整军备，建立新的“南进海洋战略”。无论如何，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东盟的安全策略尚缺乏自主性。
中南半岛：在冷战中这一地域曾被美苏对抗搅得异常混乱，相继出现了世界热点：越南的分裂与战争、柬埔寨问题。那时，中国以亚洲文化宗主国的潜在身份，以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与美国对抗，反使得美苏在这一地域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对抗的色彩淡化。中国当时以传统文化价值为基础的“输出革命”及“扶植弱小民族独立”的思想，使美苏在这一地区作为异端文化势力在道义和民族文化层面上就处于一种劣势的状态。这一点就连当时中南半岛各国亲美、亲苏的势力也持肯定态度，而对美苏采取预防与利用相结合的策略。80—90年代的10年，中南半岛中越对抗和柬埔寨问题不过是统一后的越南没有给自身以恰当的地区国家定位，违背了中南半岛传统的地缘政治，去配合苏联对中国的包围。在中、美、俄特别是联合国的推动下[11]，柬埔寨问题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正常化有了真正的基础。未来中南半岛的局势将在经济恢复的进程中暂时平静，但如若有外力介入打破传统的地缘定式，中国将对该地区产生重大的影响。
台湾海峡：1995年6月， 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以私人方式访美引起两岸关系紧张，两岸历经数年互动建立起来的半官方沟通渠道中止。台湾海峡再次成为世界的热点，从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中国政府以一系列的政治、外交、军事行动表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和反“台独”、反分裂的坚定信心与能力。美国也在1996年3 月在台湾海域附近进行了越战以来首次大规模军事集结，声称“美国才是西太平洋最强的军事力量”[12]，海峡呈现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事件是冷战后亚洲格局调整最显著的标志，已使两岸关系的互动与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联系在一起。台湾问题当年因中美苏“大三角”格局的构建而搁置起来，而今作为曾与美国有战略合作关系的中国对自己这一饱受冷战体系制约之苦的内政问题，也应有一了断。而台湾在完成“本土化”之后，寻求国际承认的举动业已打破了冷战中各国与中国建构的关系模式，直接威胁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一个中国”原则，甚至影响到中国构筑和平的亚洲秩序。
亚太新的国际关系在日美安全条约修改之后，重点转到中美关系上的双方政治回旋余地都很小的台湾问题，亚太格局最终确立就在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上。
2.中美关系：决定国际新格局的“风向标”
1995年是过渡时期关键的一年，美欧关系在波黑维和行动及北约领导权争夺中产生了《大西洋议程》；美俄关系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相互妥协；美日关系在经历贸易纠纷和冲绳事件之后步入调整；而美中关系在此时因台湾问题而出现严重的倒退。
⑴战略基础动摇，意识形态分歧加剧。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达成了共同遏制苏联的战略合作，作为双方互信在亚太地区的体现，美国鼓励日中关系正常化，并认知“一个中国”的原则和中国统一的前景。到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正式确定了和平统一的政策，美国则用《与台湾关系法》遏止中国可能的武力统一，而这时的台湾当局对内严厉镇压任何的“台独”活动，对外奉行“汉贼不两立”的“一个中国”政策，对美国又依赖又防范。这种状况下的美台关系对中国和平统一的进程未构成威胁。冷战结束以及中国的“′89事件”，使美国决策层相当一批人认为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下降。对冷战结果的乐观评估也使美国国内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思想泛起，将原来因制衡苏联需要而淡化的对华意识形态分歧当做美国对华决策的政治基础。攻击中国的社会制度及“人权”状况成为美国政界和新闻媒体的一种时尚，美国新一代缺乏战略眼光、靠商业利润扶植起来的政客，出于国内政治利益、资源再分配的需要，煽动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对抗，通过国会立法运作，制定对华遏制策略。同时，对“本土化”并容忍“台独”势力生存的台湾当局百般推崇，直至出现参众两院压倒多数通过一系列决议，包括敦促国务院调整对台政策、允许李登辉访美、申明《与台湾关系法》高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在两岸冲突时防卫台湾，等等。而美国务院数年来虽多次承诺理性行事，但事实上却难推脱与国会合演双簧的责任。
⑵在亚太格局中利益冲突增多。
美国目前全球战略的核心是维持其独霸地位，防止并遏制另一强国或结盟集团威胁其全球或地区利益。然而，美国在冷战中长期承负庞大的军事预算和近些年经济衰退使民众关心国内问题优于全球利益，这伤害了“军事与工业财团的连锁利益”（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受惠于这些集团的决策咨询界人士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诱导美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和政策取向。目前，美国决策层认为中国迟早会改变台湾海峡、南中国海等地区的现状，甚至亚太战略平衡也会因中国在下世纪初经济规模超过日本直逼美国而打破， 美国对华“软遏制”（Soft containment）政策已付诸实施。在南沙问题上由中立变为偏向东盟；不计得失地与越南建交；夸大中国有限军售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停止从东北亚大批撤军的计划以达其多重战略目的：牵制北朝鲜、防止日本重振武备、遏制俄罗斯、防止中国填补亚太格局中的布局真空；增加对台湾军售。在处理中美利益冲突时，美国摆出了高姿态。
⑶中美关系的双边基础将逐渐稳固。
冷战后，美国的对华、对台政策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直接引发了1995至1996年的两岸僵局和海峡危机，使过渡时期亚太的格局经历了一次难以避免的动荡，这是中美两大国在亚太重构利益范围时必然要发生的。但是，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接触与遏制”的两面性及对台政策的“以台制华”性质，决定了美国不可能冒着重回冷战的危险去支持“台独”，破裂美中关系。中国政府强有力的姿态告知了美国及国际社会中国在亚太地区所能容忍的底线。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甚至出现了外交默契式的“第四个联合公报”，美国增加了“反台独”、“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等新的承诺。中美双边关系的基础在没有共同对付第三国的负担之下，开始尝试着相互适应并着手稳固这一基础。无论如何，中美对抗将使中国失去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景和使其成为强国的开放政策，也会使美国失去中国市场、失去世界秩序的基本稳定。更重要的是将导致亚洲、世界重开一场新冷战。
中美关系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化是美国必须明确地接受中国必将统一这一立场，从长远眼光规划两岸统一之后的亚太战略均势，而不能走向反面以台湾遏制中国的发展。如若致此，那么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人权争吵、武器销售、核技术转让、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将突出起来，更严重的是中国将改变其和平统一政策，那时的后果更耐人寻味：台湾经济崩溃、亚太局势动荡、航路不通、日本面临抉择并重新武装、东盟恐惧未来而分崩离析……。
亚太格局过渡时期和中美关系重新调整之际，美国应认清台湾问题的性质，应向美国各类政治势力说明真相，公布政府与国会较为一致的对华政策。美国应明了不能把对台湾“民主化”的支持变为岛内冒险政客推动“台独”的凭藉，美国在亚太的根本利益不是用美国的“民主理念”改造亚太诸国，而是通过协调体现美国的大国地位，实现美国的经济、安全乃至军事利益。美国切不可因草率处理台湾问题而彻底改变亚太的发展趋向，直至伤害自身的利益。
3.台湾问题：亚太稳定与否的关节点
台湾在后冷战国际格局的重组过程中，自认为身价提高。尤其是在完成了政权“本土化”之后，认定与中国大陆已无历史上的政治联系（原来是以内战争夺正统地位体现的）， 要全面重返国际社会。 台湾自1991年以来的一系列举措无疑将亚太格局中历史的因素重新激活，使中美必须在亚洲全面启动各类双边、多边关系。台湾要求冷战后有新的国际定位，开始触动了诸如“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分裂分治”、“参与联合国”等海峡两岸及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在中美日俄于亚洲关系尚未定位之前，因李登辉个人的权力问题而拖着美国下水，提前与大陆全面摊牌。而台湾社会变迁、内外政策的调整，似可视为这种摊牌的指标。
⑴政权的“本土化”。李登辉主政后，开始了政治资源的再分配进程。他身上因台湾在中国近代以来的遭遇凝聚成强烈的“省籍意识”，这种意识将台湾的政治革新发展成一种“民粹主义”，“民主”的选举程序成为本省人全面攫取权力的手段。在本省人占85%的悬殊比例之下，岛内的“统”、“独”之争被歪曲为“省籍之争”，“台独”势力在“民主化”之下合法组党、参政议政，控制了7个县市的政权， 占台湾土地面积的2/5、人口总数的1/3和地方财政的一半。李在引导台湾社会转型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客观地强化了反外省人、反中国大陆的情绪，[13]这种情绪由于国民党“台湾化”剥夺了传统派势力的权力而使内斗蔓延到社会各阶层，导致几次重大的选举变成了省籍选择式的偏狭的地域意识投票。
⑵“和平走向分裂”的大陆政策。台湾当局所制定的《国家统一纲领》是建立在“宪政改革”基础上的，“主权”的表述缩小到台澎金马地区，“对两岸关系的认知超越内战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层面，视之为政治的、‘国际人格’的重建问题，以不统一为目的，不独立为手段”[14]将大陆政策变为台“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国统纲领》为两岸政治谈判设置了障碍：“对′等政治实体地位”、“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保障台湾安全”，真正目的是维持分裂的长期化。这样的大陆政策在国家、民族认同上明显地偏离了“一个中国”、“中国要统一”的理念。加上“宪政改革”中“一个中国”合理化的法律依据和政治体系都做了修改，“总统直选”、准备立法的“全民公决”、“参与联合国”都将成为台湾“事实独立”（不宣布更改国号）的法理标志，两岸关系被定位为“准国家间关系”。
⑶“外交政策”优先于大陆政策。台湾从1992年开始在各种民间国际会议宣扬“亚太集体安全机制”问题，又借台湾经济金融体系进一步国际化，推行靠贿赂为手段的“外交”攻势。“外交政策”以重点突破美国和联合国，先东南亚、中南美，后非洲和欧洲的顺序，谋求国际社会的承认，并力争突破联合国的十余个外围的国际组织。大陆政策完全成为“外交”的配合点缀，用“两会定期事务性商谈”和“汪辜会谈”制造两岸缓和气氛，掩护更大规模的“外交”行动。台湾当局不拘形式的“外交”，强化了台湾问题国际化，使许多国家在国际格局变动中偏离了原国际规范下的对华政策基轴。台湾通过不断增多的国际交往，欲确立起两岸关系中的所谓“国际安全保障机制”，将美、日、东盟的利益拉进来，把台湾民众的切身经济利益与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对立起来。
⑷“新台湾人主义”思潮。自1895年之后，中国近代遭受列强的欺侮集中体现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侵占台湾50年所造成的后果，在今天台湾70岁左右的政治人物身上得到了验证，那就是强调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差异性，否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与治辖权。这种思想无疑也受到了国民党政权逃台后持续30年对本省人歧视政策及反共教育的影响，造成相当多的本省人对中国大陆的疏离感。然而，在近8 年两岸恢复交往的利益关系以及大陆坚定的反“台独”立场的双重制约下，希望长期维持两岸关系现状的台湾民众被一些政治势力诱导着形成了所谓“新台湾人意识”：将历史上的“悲情意识”与现实中的“被打压感觉”与建立“生命共同体”结合起来，用所谓“台湾人自己选举的政府，自己塑造的主权，自己选举的总统，自己选择的前途”来聚集共识，实现所谓在国际担保之下脱离中国的政治目的。
以上复杂的状况决定了台湾在国际社会全面放弃“一个中国”原则，鼓励各国仿效美国实施“双轨政策”。台湾不会以公开宣布“独立”的方式将亚洲拖入两岸军事冲突，但是它会以扩大“一中一台”的国际认定将全世界拖入两岸多边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缘的利益冲突之中。台湾的这种政策是十分危险的，亚洲没有类似欧洲的制度化机制可供整合关系，“在这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地区，从来就难以产生类似欧盟那样的一体化进程，也没有类似北约那样的安全构架”[15]。无视与大陆地缘、血缘、历史、经济、政治的关系，想靠美、日、东盟构造防止中国统一的安全保障机制是不现实的，这只会增强大陆的民族主义和“实力政治逻辑”的处理手段，台湾这种冒险的尝试会使亚太格局的均衡被彻底打破。
三.两岸互动与中国统一的前景
如果对和平统一的方式都无诚意去面对，那么我们是否要再消耗民族的元气去重复一场中国5000年“成王败寇”的历史悲剧？
中国在今年3 月处理海峡危机的行动已表明美国必须接受中国在亚太地区崛起的事实。同时，在台湾问题上和美国划出了地缘战略的分界线。
1987年以后，海峡两岸的敌意曾明显下降，民间经贸、科技、文化交流增多，促使双方建立旨在解决两岸事务方面问题的半官方机构的联系，并举行了第一次“汪辜会谈”。但是双方互动过程中，台湾当局将改善两岸关系与中国统一的进程分开，确定两岸关系“经贸主轴”的策略，既得到经济的和安全的利益，又与统一目标保持距离。与此同时，以“务实外交”将台湾问题国际化，期待以多边国际合作，集体安全保障将中国大陆对台的威慑作用降低。台湾当局的总目标是：维持现状、长期分裂，通过重返国际社会和台湾问题国际化来保证台湾“事实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而冷战后大国关系重组中“经济至上”的特征又使许多国家开始忽视冷战中同中国建交时对台湾问题的政治承诺。台湾所具有的巨额外汇储备、在亚洲第二大投资者的地位以及大量采购军火而成为国际间重要的市场，致使一些西方工业国、发展中国家和东欧诸国把发展同台湾的关系视为实现自身经济战略的一环。这种状况使一直热络的两岸经贸文化交往中潜在着危机，爆发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李登辉访美起到了导火线的作用。
1.两岸僵局的根本
台湾当局不承认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中国主权的全部继承，台湾只是中国领土内的地方割据性政权这一事实。80年代中期之后，台湾方面认定已无能力主导中国统一，大陆进行改革开放也不会对台动武，拉入国际因素会保障台湾“事实独立”。这种判断决定了台湾当局运用追求“与大陆对等政治实体地位”的“障碍策略”拖延统一的进程。这些障碍包括：
政治的：为两岸政治谈判设置一系列先决条件，“大陆必须放弃对台使用武力”、“大陆不应反对台湾开拓国际空间”、“两岸领导人应当在国际场合会谈”、“大陆必须改制、要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等等[16]。
经济的：台湾当局在民间强烈要求推动发展两岸经贸关系之下，竭力限制台湾大企业、财团赴大陆投资，阻挠两岸直接“三通”。
内政的：以“宪政体制”重构完成政权台湾化、本土化，以收缩原“宪法”规定的“主权”范围，实现“主权”与“治权”的合一。用“主权在民”理念指导的一系列选举行为实现所谓“法理”上与中国政治的分离。用规范两岸关系将中国统一从“内政”变为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问题”。
“外交”的：把追求台湾新的国际定位（如“双重承认”、“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参与联合国”）作为与大陆政治谈判的前提。提出所谓在国际社会共存共荣，“先分裂后统一”。
两岸关系的定位在冷战中虽对抗而从未到今日如此的僵局，原因是当年蒋氏父子始终没有放弃用“中国内政”的处理方式追求统一。而今天的台湾当局把台湾的定位问题不仅拖向“国际化”，也拖向了“潜在台独化”（本土化、民主化过程中“台独”势力开始组党并参政、议政，并在部分县市执政）。而现实状况是岛内所有政治势力在绝对“民粹化的省籍意识”的威慑下，都不接受台湾作为地方政府的统一模式，追求与大陆对等政治实体地位和国际生存空间。这种要求有的在“中华民国”名义之下，有的在“台独”的名义之下。台湾目前并不缺乏国际的经济、文化和部分的政治生存空间，但是台湾所追求的是与中国平行的“主权”，这就是两岸僵局的根本。这一点从历史的逻辑上看，对台湾是很危险的。中国大陆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已选择了和平的方式，并以“一国两制”期望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而台湾方面不仅忽视这种“形式上统一”的涵义以及统一前过渡时期双方经谈判可能建构的新模式，而且用台湾问题国际化摆出随时要跳出中国统一定式的姿态。这种导致僵局的政策如果继续进行下去，构成在亚太格局过渡时期配合美、日、东盟牵制中国的发展，在战略上遏制中国面向太平洋，必将给中华民族的利益带来潜在的、巨大的威胁与伤害。如果对和平统一的方式都无诚意去面对，那么我们是否要再消耗民族的元气去重复一场中国5000年“成王败寇”的历史悲剧？离统一越远就离内战越近。
2.两岸新一轮互动的契机
今年3月的台湾海峡危机目前已趋缓解，“东亚对台湾危机作出的反应预示着中国取得了对台湾和美国都不利的长远胜利”[17]。首先，岛内“台独”势力被有效地遏制，台湾当局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余地比两年前小得多，“务实外交”换来了不务实的沉重代价。两岸关系今后必须在不允许“台独”和“非国际化”的界限内发展。第二，美国由于得不到亚洲各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合作，使今后运用“台湾牌”的效能大幅降低。中国的军事演习换来了美国反对“台独”和不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的承诺，也和美国划定了亚太格局过渡时期中美两大国对处理台湾问题新的规范：中国坚持反“台独”的和平统一方针；美国明确承诺不支持“台独”。而台湾在此次“拖美国下水”的谋略中，失去了一些筹码：如与大陆商谈合作经营香港；政治谈判的先决条件；亚太营运中心及通航特区方面与大陆“三通”政策的衔接，等等。
毋庸置疑，台湾大多数民众强烈要求缓和、发展两岸关系，也希望在统一前的过渡时期里维持两岸现状。下一步两岸关系如何重新启动，要看李登辉采取何种方式实现在选举时对台湾民众做出的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发展两岸全面的经贸合作这些承诺。
两岸在政治性商谈中达成结束敌对状态的共识，台湾承诺不搞“台独”，坚持各自解释的“一个中国”原则；大陆承诺以和平方式统一，并与台湾谈判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问题，拿出尊重岛内民众利益和了解民心的务实政策。两岸在经贸、文化各领域交往密切之下，不断商谈过渡时期的各种政治经济互动政策，两岸关系步入一种长期合作、稳定发展、相互协调的轨道。
台湾应明了其经济持续发展是两岸关系良性互动的基础， 用“务实外交”冲击两岸关系，只会反过来破坏台湾的经济发展。“只有将两岸关系的位阶置于‘务实外交’之上，台北才能从当今的紧张对抗中，重回沟通和解的可能。”[18]两岸关系发展的契机无疑应在反对“台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发展两岸经贸关系中去寻找。
3.统一的前景
目前，两岸应确立统一前过渡时期的概念。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在对“一个中国”原则有各自解释及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搁置政治分歧，就结束敌对状态、结束内战及反对“台独”、中国和平统一共同做出承诺。内容应包括：
海峡两岸统一过程中“一个中国”的原则，应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江泽民提出“八项主张”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两岸的实际状况与现实利益，结合中华文化的一般价值规范与民族精神去创造性地实施。
两岸应在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拟定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政策。谈判前的各自的统一模式设定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互动中协调、妥协性政策的出现。比如谈判地位问题，无论谈判的结果如何，谈判的双方应是“平等”的对手，但此“平等”决不能与要经过谈判才能解决的统一国家问题挂在一起，否则就混淆于冷战时期国际势力造成分裂国家的谈判。这也是中国统一有别于两德两韩统一的根本点。总之，在统一前的过渡时期，“两岸应不断在各领域寻求‘交集’，建立、寻找、培养双方利益的共同点。对任何互动中形成的共识或协议，双方可能会‘都不满意，但都可以接受’，这便是‘非零和’的互动，是促进统一的实在步子。”[19]
四.结论
1.冷战结束后的过渡时期，以经济利益、国家利益、地缘战略利益至上的大国关系的调整，决定了台湾问题成为亚太格局过渡中的转折点，它具有了既体现原格局构造之下的传统冲突，又有了未来格局成形中大国关系的基本雏形。其一，中国在亚太乃至世界的战略空间仍因台湾问题而受美日安保条约的牵制。其二，日本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发展以及扩张性经济模式支持的新的防卫政策，不仅要突破战后被美、苏、中扼制的地缘条件，而且有意利用台湾实现其南下控制亚太石油运输线的战略意图。其三，美国若钳制日本南下，稳住朝鲜半岛，必须以中美战略利益的协调取代意识形态冲突。其四，中国在今年3 月处理海峡危机的行动已表明美国必须接受中国在亚太地区崛起的事实。同时，以强烈的军事手段反“台独”的举措，在台湾问题上和美国划出了地缘战略的分界线。其五、东盟国家更明了中国的主权立场，朝鲜半岛也开始出现检验美国新的亚太战略的动向。
2.台湾若在新的亚太格局中奉行敌视大陆的政策，纵容“台独”的发展，将给自身造成危机，将无民众的安定生活和经济发展可言。台湾正面临微妙的处境：经济处于“中间地带”，前有美、日高经济类型的压抑，后有亚太发展中国家和中国大陆比较优势的追赶，腹背受敌，结构脆弱，外向型经济最难承受的是投资风险增大和海峡两岸关系倒退引发的“战争边缘状态”。没有和大陆的良好关系，台湾“亚太营运中心”何谈启动，岛内经济衰退将使台湾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时机。台湾“血缘与地缘的命定”[20]决定了在亚太大国关系之中无法走向任何形式的“独立”。台湾在新的亚太格局中别无选择，必须发展同大陆的经贸、文化、政治关系。台湾不要奢望美国会保卫“台独”；更不要寄望日本。日本若利用中美矛盾纵容台湾，只会加剧美国警惕日本传统的“南下海洋战略”，那时美国首先要考虑的将是抛弃台湾以巩固中美关系。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将取决于中国的统一政策、外交政策以及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状况。
3.国际战略环境变化的根本趋向是世界各地区大国正在重构政治、经济、战略、地缘关系。欧洲、中东、北美已基本成形。在亚洲，中国、美国、日本、俄国的战略及政策变化将是影响大国关系和亚太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所要做的是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亚太地区事务，而中国走向统一、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才能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发挥稳定亚太局势的作用。美国因其全球战略利益仍留在亚洲，应当知晓新的格局中美国的位置已发生的变化，美国不应充当意识形态上遏制中国的角色，而应协调处理中、日、朝、东盟及中南半岛诸国的睦邻关系。日本在亚太格局变化中应避免重复历史上的“大东亚战略”，为日本在亚洲寻求一个安全的建设性的角色。正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所起作用具有“多重性”的特征，日本正小心翼翼地利用美国“模糊政策”的缝隙，尝试以军力为后盾使日本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这是所有亚太国家和世界各大国都应当警惕的。
注释：
[1]詹文义《世界形势总检阅——美国战略重点移向亚洲》， 《广角镜月刊》1995年8月号。
[2]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在1993 年提出“双重遏制”理论，认为必须把两伊孤立起来。
[3] 辛旗《诸神的争吵——国际冲突的宗教根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3页。
[4]辛旗《世界新格局与两岸关系的发展》， 北京《了望周刊》（海外版），1992年元月8日。
[5]辛旗《世界文明的差异、冲突、 融汇与发展——兼评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台北《历史月刊》1995年2月号。
[6]辛旗《“中国圈”——一个理论与现实的雏型》， 北京《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三期。
[7]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和威廉·托《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报告，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25日。
[8]伊藤宪一《重新考虑“亚洲”》，《诸君》杂志，1995年10 月号。
[ 9] 李基铎《韩半岛的统一和国际政治》， 三英出版社（汉城）1992年版，第72页。
[10]Far Economic Review,August 30,1990.p25.
[11]简三强《南沙争端：北京与华府的新问题》，台北《中央日报》（海外版）1995年4月1日。
[12] Stephen John Stedmen "The New Intenvertionist",Foreign Affairs
Vol.72,No.1,(1993)p.1—16.
[13]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的讲话，路透社圣迭戈1996.3.16英文电。
[14]辛旗《两岸关系面临诸多变数》，台北《中国时报》1994年10月18日。
[15] 刘南平《北京对当前国际环境的认识》， 香港《亚洲周刊》1996年2月11日。
[16]台湾“行政院大陆事务委员会”印行《国家统一纲领》。
[17]巴里·韦恩《台湾的胜利代价高昂》，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1996年3月29日。
[18]王家英《李登辉在选举中获胜与两岸关系》，香港《星岛日报》，1996年3月24日。
[19]辛旗《对中国统一前景的几点思考》，台北《中国论坛》（月刊号）23期，1992年9月1日，32卷12期。
[20]辛旗《两岸关系僵局下的理性思考》，台北《联合报》1995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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