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兴起的文化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学论文,本土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扼要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价值偏差和跨文化社会心理学的缺陷，并从社会心理的文化特性出发，指出在大陆、台湾、香港兴起的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其深层原因乃是在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下基于中国文化独特性的选择。
〔关键词〕文化价值 跨文化社会心理学 本土化 文化特性
社会心理学研究本土化，是近几年来大陆社会心理学界兴起的一股引人瞩目的学术思潮。联系到台湾和香港地区发生的相对超前的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人们自然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何以会在台湾、香港和大陆这三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态不同的华人社会相继兴起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答案可能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试图从文化这一当代社会心理学无法回避的因素出发回答这一问题。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文化价值偏差
社会心理学诞生于西方，迄今为止，其主要的发展力量也一直在西方，而以研究队伍之大，成果和出版物之多，又首推美国，以致我们说美国占据当代社会心理学的主导地位一点也不过分。这种状况，使得当代社会心理学具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的基本构架——它使用的概念，它建构的各种解释水平的理论和它所运用的各种研究技术——差不多全部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尤其是美国文化背景）上建立起来的。
这就注定了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偏差。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观点，科学知识或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知识或理论）并非产生在社会真空，而是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的制约。心理学知识或理论的产生也是如此。对社会心理学来说，由于其主要旨趣是对人的社会本性的系统研究，其学科知识或理论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更甚。因此，当西方社会心理学藉其中心地位获得超越文化的解释权力时，必然会带来基于文化差异的偏差。让我们试举两例。
Hogan和Emler（1978）在其撰著的一篇十分有份量的长文《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偏差》中系统地指出了美国社会的核心文化价值给社会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带来的偏差。按照他们的观点，美国社会心理学充斥着三个美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主题或核心文化价值：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自由主义（liberalism），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些意识形态主题或核心文化价值。他们特别认真地检讨了著名的Kohlberg的道德发展理论，指出Kohlberg把道德发展看作是一个纯粹的认知过程，并认为道德发展的自然方向是朝向内化了的道德控制，实际上十足体现了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理念。而自由主义在Kohlberg理论中的表现，那就更加明显，且是其特色所在，因为Kohlberg理论中一个异乎寻常的地方是他附加在第六阶段上的重要性，而作为第六阶段的中心概念，正义原则，正典型体现了西方文化意义上的自由主义，Kohlberg也正是以此界定道德，定义他的道德发展理论为正义推理理论，并强调它的文化普适性的。
显然，即使根据经验我们也不难判断Kohlberg的理论对中国人来说缺乏完整的意义。中国人的道德发展过程的阶段定义，无疑会包含与西方不同的道德维度，比方说孝道的维度，正象有的学者（Lee，1973，1976）已经指出的那样。诸多跨文化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不同文化具有各不相同的道德发展内容。Snarey（1985）在检视了分布于27个国家的45篇有关道德发展的研究后发现，Kohlberg的单一正义道德取向实在遗漏了其他文化中重要的道德概念，比如中国人的孝道，印度人独特的生命观，某些部落社会的共产共享观念，等等。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在价值研究这一领域里，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Rokeach提出的一个颇有影响的价值量表（RVS）。他在《人类价值的本质》（1973）一书中把价值划分为终极性价值（terminal value）和手段性价值（instrumental value）两大类，前者指个体乐于选择的终极存在状态，诸如舒适的生活、振奋的生活、世界和平，等等，后者则指个体乐于选择的行为方式，诸如有雄心的、诚实的、独立的，等等，每一大类各有18种价值。
Rokeach相信对任一个体来说，这两大类价值内容都是存在的。然而，只要我们对这36种价值内容稍作辨析，就不难发现它们不过是地道的美国文化价值的分类表述。作为一种价值调查方法，它根本不具有普适性效用。笔者在1988年去海南岛作黎族文化的价值调查时，曾试图套用Rokeach的方法，但一作实地调查时就发现这简直是一场误会，那些即使受过较好教育的黎族青年被试对上述价值项目的大部分内容都是懵懵懂懂，根本无法作出符合其本来含义的解读。
我们举出上述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西方社会心理学是以西方文化价值为出发点和归结点的，不仅其建构的理论和方法本身可能会产生基于其文化价值引发的偏差，而且在运用其理论和方法去解释或者研究非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个体或群体时，也有可能会产生由于文化价值的差异而引发的扭曲或误读。
跨文化社会心理学的缺陷
自从美国社会学家Ross和英国心理学家McDongall于1908年分别出版了两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导论》以来，社会心理学就分成了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soci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和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psychological social psychology）两大阵营。本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跨文化心理学在西方兴起，这一领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也兴盛起来，Triandis和Lambert主编的六卷本《跨文化心理学大全》（1980—1981）第5卷就称作《社会心理学》。尽管文化人类学取向的跨文化社会心理学（cross—cultural social psychology）在当代整个社会心理学格局中已成长为不可忽视的“第三势力”，但它毕竟由于太年轻而无法与上述两种社会心理学尤其是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抗衡。
跨文化社会心理学把人置于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进行考察，着重研究文化作为一种因素对人的心理和行为起着的影响和调节作用，因此，它与主流的社会心理学（包括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那种通常只是把文化因素作为研究社会心理和行为的背景变量的做法有着根本不同。它的这一特征，使其有可能对当代主流社会心理学以西方（主要是美国）文化为本位所造成的偏差起到某种程度的纠正作用。因为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几乎全由西方学者从本国文化出发提出，这些理论对其它文化是否具有普适性，都可以运用跨文化的方法来加以验证。从对理论的跨文化有效性（cross cultural validity）进行验证这一点来说，不同文化不存在中心和边缘、强势和弱势之分，皆具有同等的价值。由于这个原因，跨文化社会心理学对处于学术劣势或边缘地位的非西方研究者颇具吸引力，毕竟验证一个理论要比建立一个理论来得容易。但只要检视一下迄今为止所做的这类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以西方社会心理学的课题、理论和方法为基调，换言之，它们的参照系仍然是西方主流的社会心理学那些已有的课题、理论和方法；文化比较的主体仍然是西方文化。非西方学者所做的工作基本上停留在从当地社会文化出发运用西方的工具验证西方的理论的水平上，至多再做一些修改和加工。杨国枢（1993）认为目前的跨文化心理学不是一种真正的跨文化心理学，而是沦为一种以西方心理学为主、西方化心理学为辅的“拟似跨文化心理学”。[（1）]跨文化社会心理学也不例外。
由于跨文化社会心理学以验证西方已有的理论或方法的跨文化有效性为能事，因此它无法对非西方社会文化中那些较为独特的问题倾注关心，也因此无法把握那些基于独特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背景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的真象，这是它的一大缺陷。
本土化：走向多元社会心理学的路途
墨菲和柯瓦奇在他们的名著《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指出：“西方心理学的大多数问题只有在西方历史——西方的地理的、经济的、军事的和科学的背景——的范围内才是有意义的问题。”[（2）]这段话的意思不难理解，它告诉我们，所谓的西方心理学实际上只不过是从西方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出发的本土心理学，它的理念、架构和方法只有在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才具有真正的意义。现在我们大概谁也不会否认社会文化因素会影响甚至决定人的心理和行为。心理学的历史已经证明，作为认识客体的浸润了社会文化特性的那些复杂而高级的心理和行为，并非可以纯粹地用超越时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原理去认知，用超然的理性原则去消解。不同文化倾向或背景的研究者都会提出各自独特的问题，象墨菲和柯瓦奇所说，西方心理学有基于自身文化倾向的问题，中国的、印度的或日本的也有自己的问题。他们还指出，对于这些问题，“大体来说，只有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才能有所理解”。[（3）]这些看法，完全可以从知识社会学那里得到佐证。曾经有人（Coan，1973；Buss，1975，见杨国枢1993文中之引述）对心理学知识作过社会学分析，发现心理学者所探讨的问题、所建构的理论、所采用的方法，都会受到外在社会、文化及历史因素的影响；个别心理学者所研究的问题，不仅代表他个人的兴趣动机、价值观念及哲学取向，而且也反映特定社会与团体的社会文化特征。
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西方心理学凭借其强大势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自己的知识权势或知识霸权，对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基本上是一种由中心向边缘的单向输出。在这种西方心理学“一统天下”的形势下，处于学术边缘的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无论是研究课题，还是所采用的理论和方法，都只能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由此很自然带来的后果就是非西方学者的大部分精力只能投入到验证性研究，其创造性的体现大多只是在发现西方的心理学理论不能解释当地被试的研究结果的情况下，在西方理论之基础上的酌加修改或调节。社会心理学的情形也基本如此。
这种局面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正如跨文化心理学指出的那样，由于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社会文化特性，由立足西方文化而提出的理论和方法针对非西方文化背景的被试的心理和行为，可能会造成基于文化差异的扭曲和误读。对社会心理学来说，由于作为其认识对象的社会心理和行为带有更多的社会文化特性，因此造成扭曲和误读的可能性更大。其二，心理现象既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共相的一面，也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殊相的一面，对于心理的殊相，即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特有的心理和行为，西方心理学更是无力作出解释或研究，即使勉强使用，也必然失效；对于社会心理现象的殊相更是如此。在本文上述的讨论中，我们对此已作过分析。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自70年代开始，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部分社会心理学家开始作建立自主的本土社会心理学的努力，而肇始于70年代的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也刺激了本土化运动的兴起。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那场危机，使本是社会心理学的故乡、后被美国赶超而沦为附庸的欧洲也深感失望，并从70年代中期迅速掀起欧洲本土化运动，企图重振社会心理学的欧洲传统。对第三世界的社会心理学者来说，那场危机产生的震荡恐怕更加强烈，因为他们本来就处于世界社会心理学的边缘，现在突然发现原本仰望的偶像也是漏洞百出，由此带来的失落感可想而知，这是他们中的敏感者立志投身本土化运动的重要原因。
在这场全球性的本土化运动中，民族自尊心无疑也是其中一个激励因素。西尔斯曾指出，本土化运动兴起的部分原因在于位处世界学术边缘地带的知识分子由于得不到学术核心地带的重视而产生的不满（见周晓虹1994文之引述）。这种不满情绪，对那些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可能更为强烈。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相继在台湾、香港、大陆三个华人社会的勃兴，不能不说上述因素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这种情绪从台湾创刊于1993年的《本土心理学研究》杂志的发刊辞中表露得相当明显。确实，中国是一个有5000年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曾经有过漫长的远超西方文明的历史，只不过在近代，它才趋衰落而被西方超越，并带来一段屈辱的历史。但作为西方之外的文明圈，作为世界上最大也最古老的文明圈，它在现代正重现勃勃生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说明了这一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十多年来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经济的勃兴和社会的变迁必然带来文化上的自主要求，对中国社会来说，其底蕴则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它不再容忍把西方的看法作为标准的看法，更不能容忍萨伊德（1978，1993，见张宽1993文之引述）所说的西方的“东方主义”式的扭曲和偏离，而是要以自己深厚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中亦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心理学思想，见杨鑫辉1994著）和独特性去寻求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摆脱，从自身的立场出发观照自身的问题，从自身的特殊性去发现西方的特殊性及其他文明的特殊性，从而走向一种新的多元文化观。大陆、台湾、香港三地华人社会的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只不过是这一过程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其目标亦是要从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出发，建立自身的社会心理学，摆脱对西方社会心理学的依附并与他们相对独立地并举于世，成为世界社会心理学的一元，并最终建立起全新格局的社会心理学体系。
本文于1996年4月23目收到，
The Movement of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in China:A Cultural Investigation
Dai Jianlin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ses the biases of cultural value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al psy chology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cross cultural social psychology.From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mentality,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deepest cause of the movement of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which takes place in the Chinese society of the mainland,Taiwan and Hong Kong,is the choice based on theuniquenes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in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ition.
Keywords:social psychology;cross-cultural social psychology;indigenization;uniqueness of culture.
注释：
（1）引自杨国枢文《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学》，见《本土心理学研究》第47页，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3年6月版。
（2）引自加德纳·墨菲、约瑟夫·柯瓦奇著《近代心理学导引》（林方、王景和译）第19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3）同（2），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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