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西门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景观——兼论圣西门思想的两重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门论文,两重性论文,近代论文,景观论文,资本主义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圣西门与法国革命
和同时代的许多著名思想家一样，法国大革命也是圣西门确立自己理论体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然而，在对待法国革命的态度上，圣西门既不同于流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思想家，也不同于代表着封建反动的浪漫主义保守派。一般说来，圣西门和十八世纪法国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有着明显而重要的联系，但圣西门并不认为启蒙运动已经为新的“理性王国”确立了基础。相反，启蒙运动仍停留在政治的形而上学领域内——这是圣西门所称的“批判时期”的历史特征。法国革命也是如此，由于大革命所接受的启蒙运动的纯政治的形而上学意识形态的指导，以及体现这种意识形态的“法学家、形而上学家”占据了革命的领导地位，使大革命在确立真正的“实业制度”方面没有能够做出值得称道的成绩，甚至将革命引向了“暴政”——首先是雅各宾派的“暴民”专政，然后是波拿巴的“新封建”独裁。因此，圣西门并不赞赏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宪政主义及其激进民主主义倾向。但这并不是说法国革命一无是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法国革命突出的近代社会的剧烈变动，使圣西门对法国革命的起因、性质和意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圣西门不再把启蒙和“旧制度”（ancien régime）看作一种截然的二分对立，也不把法国革命看作一次发现和建立永恒的“理性王国”的偶然事件。在圣西门那里，一种历史主义的，从经济——社会关系探讨法国革命、解释历史的思想方法发展起来了”（注：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93年单行本，第29～30页。）。法国革命被看作是从中世纪以来“实业家”阶级（第三等级）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而不断地要求掌握政权的历史发展过程的顶点——这个观点在圣西门的秘书和门生梯也里那里以及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米涅、梯也尔和基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论述——但他们和圣西门从中得出的政治结论却并不相同。圣西门十分正确地指出，随着古代世界的瓦解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使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变成了农奴，这是有助于生产力的提高的；政治中心由城市转向领主盘踞的乡村也便利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通过“公社革命”，城市也获得了独立的政治地位。这样，实业家阶级便逐渐发展起来了。圣西门也承认在普遍的愚昧和落后状态下，基督教对于确立政治秩序，保持和传播文化知识也起了有益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中世纪后期实业家阶级财产和财富的增加，封建贵族在经济上越来越处于依附地位，火药的发明和近代战争的发展也使封建贵族在军事上失去重要性。因此封建制度便衰落了。另外，阿拉伯科学引入西欧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则打破了旧的宗教神学观，导致了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瓦解了罗马天主教会的政治权威；同时也使得僧侣阶级丧失了知识垄断权，传播知识、发展科学和工艺的职能转到了专业科学家手里，因而旧的神学体系也崩溃了。伴随着封建的神学的体系的瓦解，实业家阶级在财富、才能和道德方面都已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法国革命不过是在政治上确认这种已经变动了的经济与社会关系而已。因此，和浪漫主义保守派（如在法国的主要代表梅斯特、博纳尔等，彻底否定法国，要求回到中世纪天主教和封建宗法制理想相比较，圣西门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
圣西门对法国革命的解释是十分独特的。圣西门认为，近代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全部基础都在于由“封建和神学的体系向实业和科学体系过渡”。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就是体现这种过渡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没有完成这种过渡。在英国，虽然“光荣革命”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有利于实业发展的政策，但掌权的仍是“贵族、法学家、军人、食利者和国家官吏”，而不是实业家阶级本身。因此，英国政治兼具实业制度和封建制度的特点，是一种过渡性的“政务制度”。法国革命也是如此，由于实业家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和力量，没有摆脱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思想与政治影响，故而在法国革命中没有扮演积极的政治角色，反而把政治领导权交给了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实际上，“当法国革命宣告开始的时候，问题已经不在于改革早已几乎完全失去全部实力的封建和神学体系，而在于组织适应文明情况的需要和取代旧体系的实业和科学体系了。实业家和学者应当各尽自己的天职，占领政治舞台。但结果并没有如此，而是法学家成了革命的领袖，并用形而上学家的学说指挥了这场革命”（注：《圣西门选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4、261、250、254～255、198、83、13～14、182、256页。），从而使法国革命偏离了正常轨道。结果，“制宪会议规定了司法稽查制度。国民公会规定了长裤党人掌权的制度。波拿巴建立了军人专制。”这些制度仍属于旧的社会组织体系。（注：《圣西门选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8页。）按圣西门的看法，法国革命的理想途径应该是确立中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实业家与王权之间的联盟，这才是建立“实业体系”的政治前提。1789年5 月开幕的三级会议是一个良好的一端，但不幸的是。“革命离开了原来的目的，主要是由于王权和公社所犯的错误，即因王权在召开三级会议之后不久，就使自己同公社分离了，而公社则使自己走上了敌视王权的道路，没有使双方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注：《圣西门选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4、261、250、254～255、198、83、13～14、182、 256页。） 这样便形成了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指挥和操纵革命的局面。圣西门并不否认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在确立“经济和自由制度”方面的历史作用，但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政治观念仍就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实证的经验和观察基础上）的。因此，天赋人权说和自由平等学说在逻辑上和实践上都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也缺乏建立实业社会的思想，他们想借助于革命把自己作为社会的政治代表的状态固定化和永恒化。因此，他们迷恋于无休止的革命和政治实验，这和实业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是相矛盾的，并且导致了对实业家利益的侵害。
圣西门一般不赞成把暴力革命看作社会历史阶段更替的必然现象，尤其不承认暴力革命是向近代社会转化（近代化）的必需条件，但圣西门已正确地认识到法国革命标志着旧制度（封建和神学体系）的衰亡和以工业、科学为基础的近代社会（实业体系）的兴起。因此，法国革命的全部意义不在于它的“暴力”和“突变”方面，而在于如何结束它的形而上学的“纯政治”阶段，为实业制度奠定基础。法国革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甚至还没有发现实业社会以及如何建立实业社会的真正原理。而这一工作恰恰是要由圣西门本人来完成的。
二、圣西门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景观
圣西门曾明确地把法国革命以来的历史称为“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基本特征便是政治机体（政治体制）与社会状况（经济与阶级关系）不相适应所形成的危机。这一危机表明，十八世纪达到顶点的实业发展同封建制度的矛盾还未得到最终解决，因此，“十九世纪仍然受着十八世纪的危机性质的支配，它还没有具备它所应有的组织特性。”（注：《圣西门选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4、261、250、254～255、198、83、13～14、182、256页。）圣西门把过渡时期的危机归咎于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把持和操纵政权而形成的“政务制度”。从法国革命到波旁复辟王朝，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所实施的一系列政治实验都是违背实证精神的，对于实业制度的建立来说都是形式的而非本质的，因而是无益的，这种状况必须迅速结束。
对圣西门来说实业制度并不是一个遥远的理想，而是一个在法国革命之初就应该确立的制度。这个制度不仅要取代过时的封建和神学制度，也要取代不必要的政务制度。从十五世纪以来的实业活动已经把越来越多的人口卷入了自己的体系中，到法国革命时，实业制度已经充分发育成熟，“只要一推动便能跃居社会机构之首”。（注：《圣西门选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4、261、250、254～255、198、83、13～14、182、256页。），因此，实业活动和实业家的优势地位便成了近代社会的首要特征。圣西门把所有从事农业和工商业的人统称为实业家，并认为在西方先进文明国家，尤其是英法两国，实业家已构成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才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宣告的理性王国、无限进步的理想不应该建立在抽象的政治理想主义上，而应该建立在实业和实业发展基础上。圣西门十分合乎逻辑地提出了“一切通过实业，一切为了实业”的口号，成为“近代工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注：布鲁格尔、汉娜《现代化与革命》，肯特1983年英文版，第23页。）
在实业活动中，圣西门特别赋予大工业以突出地位，这不仅摆脱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禁欲主义倾向，而且也超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只注重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局限性。当然，圣西门对机器生产的强调和对大工业的倡导首先是针对法国经济的相对落后状况的。为了改变法国落后的农业，圣西门建议采取立法措施，允许农业经营家（承租人）有权抵押土地，使他们获得充分的自由经营权，同时建立土地银行，大规模增加农业的资本投入和技术革新，使农业经营能够获得同工商业同样的收益，实现农业的工业化。要想发展大工业，同样必须大量引进资本，而法国陈旧的高利贷性质的银行体系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了。故而必须建立专门为工业筹募和提供资金的信贷银行，以促进法国大工业的快速发展。圣西门的这一设想得到了法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热烈响应，并在第二帝国时代得到大规模实施。
在热情讴歌“实业家”（Les industriels）的同时， 圣西门对一切类型的“游手好闲者”（Les Oisif）进行了猛烈抨击， 这不仅包括旧的封建贵族、僧侣、行政官僚，而且也包括了大资产阶级的食利者阶层。“游手好闲者”依靠特权地位不事劳动，徒耗国民财富，这和近代社会的性质是不相容的，因此必须（通过取消继承权）逐渐消灭“游手好闲者”，使实业活动成为近代社会的唯一基础。
和英法古典经济学家的另一个重要分歧是圣西门并不认为近代工业和商品经济具有自发地重组社会，协调人类社会利益的功能。相反，近代社会的这种“组织”特性将由实业体系所提供。这样的实业体系将保障生产力的最大限度的发展，同时使不同的社会利益得到协调，从而消除过渡时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政治的周期性动荡和精神与道德方面的混乱。工业与科学的发展也使人们能够更有条件、更好地依据科学原理和近代社会特点来确定这些组织特性。按圣西门的看法，近代社会组织的基本要点是：由科学家和实业家（而不是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掌握政权，把政治由对人的统治转变为对生产的管理（而不是政府不干预的经济）；根据科学原理编制国家预算（以消除浪费和对“游手好闲者”的支出）；制订生产计划和管理规则（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人们将按照不同的才能从事各自不同的劳动分工（圣西门只承认才能的不平等）：科学家负责生产规划，实业家负责审议，银行家负责执行，宗教家负责宗教和道德教育，艺术家负责审美和情感教育，工人和农民则从事直接的生产过程。这样，就会实现实业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福利的协调一致和良性循环。
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一方面坚持理性决定世界的唯心论，另一方面又逐渐发展起了用经济和社会关系解释社会现象的唯物主义观点，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思想方法在圣西门那里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圣西门虽未摆脱这种矛盾，但这并不减少他强调科学技术重要性的意义。在圣西门看来，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不仅是导致一般的物质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且也是改变人们的政治观念和宗教道德观念的重要原因。圣西门不仅详细说明了科学技术发展同封建神学体系的衰落、实业体系的成长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且也指出了科学革命同政治革命之间的关系，“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交替进行的，一个接着一个，彼此互为因果”。（注：《圣西门选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 第254、261、250、254～255、198、83、13～14、182、256页。）圣西门预言法国革命之后将会出现一场新的科学革命，这场革命将消除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两大传统（以分析、归纳为主的英国经验主义和以演绎、推理为主的大陆理性主义）的对立，一方面把以牛顿物理学为典范的观察与实验方法扩大到生理和心理学、道德和政治学，使它们也成为实证科学，另一方面要恢复和发扬一直受到忽视的笛卡尔传统，把各门科学联结成一个有机统一体，使科学充分发挥规划和预见功能。这样的科学体系不仅会大大促进近代实业发展与物质进步，而且会为近代欧洲社会的重新改组、实业体系的确立奠定牢固的科学理论基础。圣西门的这些思想凸现了科学技术的历史意义，预见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将会产生的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圣西门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及其社会改造论
圣西门生活在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剧烈转变时期，这一时期除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这一历史趋势外，古典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因此，圣西门的社会批判与社会改造论不仅是一般地针对封建主义的，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也是针对古典资本主义的。首先，圣西门看到了自由竞争制度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主义“肆意制造破坏，直到它所累及的民族全体陷入贫困为止，是下切灾难中最严重的灾难”。（注： 《圣西门选集》第一卷，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4、261、250、254～255、198、83、13～14、 182、256 页。）必须通过制订科学的生产计划，通过银行的信贷协调以及实行协作生产，形成一个统一的计划经济体系，来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其次，圣西门在颂扬实业活动——劳动为近代社会唯一基础的同时，也看到了劳动的“消积方面”，即雇佣工人的失业、贫困乃至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堕落”。但这种状况并不是由于工人阶级的本性（“懒惰”、“无耻”）所造成的像马尔萨斯及其在法国的追随者德·特拉西等认为的那样），因而是可以改变的。圣西门（尤其是晚年）自觉地把改善无产阶级的物质状况与精神状况放在首位，并提出“必须使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带来大多数无产者拥有财产的结果”。（注：《圣西门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24 页。）圣西门并不主张废除私有制，而是寄希望于实业制度的社会调节和保障无产阶级的工作权，使无产阶级的能力和才能得到相应的发挥。第三，既然圣西门把政治确定为对生产的管理，那么政治就应当摆脱它的“纯政治”状态（“人反对人”的状态），这就导致了圣西门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包括它的激进民主主义形式）以及一般的官僚政治的批判与否定。启蒙思想家鼓吹和法国革命宣布的各项公民自由权利当然是重要的（这些权利是保证充分发挥个人才能，促进人类福利的基本条件），但是实业家阶级在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通过赎买）获得了这些权利，法国革命不过是对这些权利的法律承认罢了。因此，在已经获得财产、经营、民事权利之后，对实业家来说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亲自掌握政权，建立久被延搁的实业制度。这一过程应借助于舆论和立法措施而非革命来完成。“自由的基础就是实业”（注：《圣西门选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 第254、261、250、254～255、198、83、13～14、182、256页。），而非抽象的政治理想主义。法国革命没有认识到自由的这一真实涵义，从而导致了无休止的政治实验和政治动荡。在实业制度下，由于自由和公民权已成为既成事实，也就不需要尝试各种政府形式和政治机构来保障这种自由了，这样做“就太像唐·吉诃德先生同风车作战了”（注：《圣西门选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9 年版， 第254、261、250、254～255、198、83、13～14、182、256页。）。因此，代议制和三权分立是不必要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也已过时了，至于要把英国宪政搬到法国来更是一个绝大的错误。第四，圣西门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和道德危机。这种危机不仅表现为资本主义金钱关系下的自私自利，也表现为普遍的道德水平下降和信仰混乱，因而在更深层次上反映了一种时代的文化危机。“圣西门批驳了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市场作用可以使经常发生冲突的不同利益协调而形成社会一致从而道德一致的观点”（注：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相反，他认为，社会利益的协调必须借助于近代社会的组织特性，通过科学和工业确立一种更为合理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此外还必须进行专门的精神教育和道德引导。圣西门首先赋予艺术家在精神和道德教育中以重要地位，后来则发展起了新的宗教思想即“新基督教”。正像伴随着封建制度取代古代奴隶制度而出现的基督教一样，伴随着近代实业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将是新基督教。新基督教将恢复早期基督教的纯洁与热情，恢复“人人皆兄弟”的博爱精神，但将剔除旧基督教的神学和迷信成份。“新基督教的使命，是在一般的道德原则同人们的损公肥私的企图发生冲突的时候，让一般的道德原则获得胜利”，新基督教将和科学、工艺、实业携手并进，“在学者、艺术家和实业家之间建立起联系，使她们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领导者，”从而消灭自私、野心和战争，实现持久和平与持续进步”（注：《圣西门选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第190页。）。圣西门还特别强调，新基督教“应当引导社会走向最迅速地改进最穷苦的阶级的命运的伟大目的”，这一点成为整个宗教活动的目的”。（注：《圣西门选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7页。）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谈得上社会利益的协调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新基督教成为圣西门为他的实业社会体系添加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四、圣西门思想的两重性
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并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一点在圣西门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不要忘记，圣西门不过到他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时，才直接以工人阶级代言人的姿态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后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他以前的一切著作，都不过是歌颂近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反对封建社会或歌颂工业家和银行家来反对拿破仑的元帅和立法者。”（注：《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4页。）当圣西门批判封建和神学体系、 推崇科学和工业发展时，都是立足于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主义的；但圣西门从他理论著述活动的一开始就十分关注无产阶级的命运，直到晚年明确宣布“要把自己的社会建设得可以保证最穷苦阶级的身心生活都得到最迅速最园满的改善”（注：《圣西门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26页。），因此， 圣西门一方面继承了十八世纪启蒙学者关于社会进步的历史乐观主义，另一方面着手解决启蒙学者并未真正解决的社会进步与人类利益的协调问题。正是在圣西门为解决这一问题设计的实业体系方案里，典型地反映了圣西门思想的两重性：一方面圣西门批判了资产阶级代议制，要求把政治改造为生产管理的科学，另一方面却要求把政治领导权交给实业家和银行家，并在实际上把实业体系变成了一个按“才智”和“能力”划分的新等级制；一方面圣西门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代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却把执行这一任务的职责交给了代表工业资产阶级的实业家和银行家（而工业资产阶级恰恰是“自由放任”学说的真正拥护者）；一方面圣西门把改善无产阶级身心两方面的状况作为实业社会的主要目的，并认为近代无产阶级已经充分成熟到了拥有政治能力和管理财产能力的程度，但圣西门却并不认为无产阶级命运的根本改善必须废除私有制；对于革命，尤其是对于雅各宾“暴民专制”的恐惧，也使他根本不可能考虑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即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阶级提升到统治地位的问题；圣西门一方面尖锐批判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利己主义和道德堕落，深刻揭示他那个时代的精神和信仰危机，但圣西门却又并不主张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而乞灵于新的宗教信仰，企图通过新基督教来纠正这些道德弊端，为社会提供一种新信仰。为强调新基督教的作用，圣西门甚至倒退到了鼓吹教阶制、教权制和相信化体说、灵魂不灭的程度。圣西门思想的这种两重性也深刻地影响了法国近现代思想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一方面，圣西门对实证科学的重视在孔德那里发展成了一种全面系统的实证主义体系，进而形成了法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实证主义传统；通过圣西门主义者的大力宣传和推动，圣西门的实业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法国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圣西门思想中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成份（计划经济、国家消亡、无产阶级的解放等）也为法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所吸收，并且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批判与改造，成为科学社会主义重要的思想来源。
收稿日期：1998—06—23
标签：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法国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