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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启动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国改革进入全面运行阶段时，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的崭新命题。 对于这场新的革命及其光辉思想，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已作了科学界定和精辟表述，并使其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种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此后，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领会“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学术界取得普遍共识。但在对于某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上，笔者感到还须深思。
一、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新突破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包含着关于革命的本质和形式两个方面的重要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革命的定义，有的是揭示革命本质（即解放生产力）的，而更多的则是表述阶级社会的革命形式（即以暴力手段进行改变社会制度的夺权斗争）的。由于人们往往对于后种定义了解较多，并使“革命”观念模式化，以致有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不是一种革命形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中，革命的本质是不会变的，但随着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形式却是要相应改变的。如果把视角仍限定在阶级社会的革命形式上，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还需要继续革命及其表现形式等问题上发生偏差。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曾指出：“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军事，而搞政治、军事仅仅是为着解放生产力。”〔2〕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并把这一思想正确地贯穿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过程。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的革命观却没有随着社会情况的“根本改变”而向前发展，他认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3〕结果， 毛泽东没能找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后解放生产力的革命形式和方法，反而犯了忽视发展生产力的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开创当代中国改革的全新事业的伟大实践中，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并进入一个新境界。
邓小平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经验教训，如同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那样，“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的道路、形式和方法”，找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改革的革命形式，解决了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当代水平。
对于中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4〕理论来源于实践， 全新的改革实践产生了全新的改革理论。改革升华为“革命”及其“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命题的提出和发展，集中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新突破。
第一，把改革称为一场“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深刻变革。改革与革命是两个不同内涵的概念。改革（或改良）是量变、进化，不改变事物的性质：革命则是质变、飞跃，使事物由旧质转化为新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们，曾谈到过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以及革命问题。但是，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改革”或“革命”的个别提法，既缺乏实践基础，又没有确定的内涵，不能使传统的革命观发生质的变化。然而，邓小平称改革为“革命”，是对当代中国改革事业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5〕的一大飞跃，即“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6〕，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7〕不难理解， 社会主义改革具有与“革命”相同的内涵，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意义。实践也完全证明，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8〕总之，改革升华为“革命”，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深刻变革，作为革命新形式的“改革”发生了质的飞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邓小平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9〕
第二，“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命题及其关于两次革命的科学界定，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当代中国改革启动伊始，邓小平就指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10〕这一论断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得到进一步阐释：“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理论观点的最初表述。随着中国改革事业从农村到城市的深入发展，邓小平不仅赋予社会主义改革以“革命”含义，而且还于1985年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崭新命题，并把这场“改革”形式的革命规范为继我国第一次革命之后的“第二次革命”。他说：“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进行的改革，“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1〕至此，“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新理论已经形成。邓小平于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报告，使这种新的革命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革命观中国化。这种创新的革命理论对于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两次革命的界定是：第一次革命是革旧制度的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这包括已成为历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革命不是基本制度的变革，是在第一次革命取得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革旧体制的命，“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12〕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13〕、政治体制和其他各方面的体制，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时限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二、社会发展动力的新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一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矛盾的运动。其中“生产力的状况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至于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却由具体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决定了。在阶级社会中，由于阶级斗争是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而使其成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又由于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而使马克思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4〕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斯大林和毛泽东虽然都曾作出过有益的探索，但最终他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能走出误区。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新理论。邓小平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15〕这种新动力论，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使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得以实现，这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崭新创造。
第一，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动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从当时历史条件出发，认为将来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存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邓小平站在历史和现实结合的制高点上，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设计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中共十四大确定，我国要在90年代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小康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它在所有制结构上、分配制度上、宏观调控上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数量和质量的统一上明确规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然而，有的学者却全然不顾这些，要纠正对“公有制为主体的片面理解”，提出公有制的比重“不一定要占50%以上”，甚至主张“公有制大体保持20%”〔16〕，这是我们绝不能赞同的。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经济就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就能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
第二，以建设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动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7〕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18〕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任务和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政治体制改革，既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也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动力。
第三，以促进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19〕坚持两个文明全面发展，坚持两手抓和两手都要硬，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其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 ”〔 20〕在生产活动中，人是首要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21〕我们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和有力的措施，创造一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良好的思想文化大环境，而绝不允许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腐蚀人们的精神，污染社会风气，败坏社会秩序。邓小平强调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22〕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思想武器，不断加强和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发展和中国的伟大改革事业取得成功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三、社会主义改革的新时期
邓小平曾于1985年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2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以改革为标志的“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成功的，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这就是，确认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原有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逐步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全面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令世人瞩目的前所未有的增长速度。1979年至1992年，我国国民经济平均年增长率接近10%。同期，亚太地区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约为6%左右， 世界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3%左右。在我国经济结构中， 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绝对优势。到1993年底，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公有制经济占90%，私有部分只占10%。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为迎接21世纪挑战，进入90年代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到以整体性改革和“科教兴国”为特点的新时期。
第一，由国家宏观调控启动的新一轮改革，使我国国民经济在90年代进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新时期。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并成为我国在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这新一轮改革是整体性的改革：其一，它强调宏观性，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又要改善和加强对市场的调控、管理和监督，是全局性、整体性的配套改革；其二，强调统一性，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新框架，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其三，强调规范性，理顺经济关系，使经济活动规范化、法制化。实践表明，宏观调控已取得积极成效，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多项改革措施相继出台，协调配套地推进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改革。
第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社会主义改革新时期的重要特点。马克思说：“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24〕人类文明史表明，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要引起生产力的深刻变革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现代国际间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邓小平通过对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时代特征的准确把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学说。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5〕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贯彻了邓小平这一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95年5月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作出了 “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加快了我国改革事业的发展。
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之时，中国的改革成功地使社会主义事业获得新的生命力，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26〕
注释：
〔1〕〔4〕〔6〕〔7〕〔8〕〔9〕〔10〕〔11〕〔15〕〔18〕〔20〕〔21〕〔22〕〔23〕〔25〕〔2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2-58、135、370、156、370、152、134～135、142、160、28、380、63、131、377、135页。
〔2〕《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第4页。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1～772页。
〔5〕《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12〕〔1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7、367页。
〔13〕《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20日通过）。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
〔16〕《真理的追求》1994年第1期。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1页。
〔2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3 分册（1963年版），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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