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东亚社会价值观的转变、腐败与政治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价值观论文,腐败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社会政治价值观的转变与政治腐败
在当代东亚社会政治变化的历史过程中，政治献金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其客观效果是巩固社会政治体制还是瓦解社会政治体制，取决于它所建立的个人间的、经济的和社会关系的性质。如果这种关系能够被看作是一种正式的关系网络，得到多数人的认可，从而构成一种负责任的社会政治关系，那么其结果就会巩固既有的社会政治体制；如果这种关系完全是私下里进行的，得不到尊重和认可，在社会政治的运作中越来越受到挤压，那么其作用就只能是瓦解既有的社会政治体制。其复杂性就在于变化中的社会处于政治献金或“送礼”行为的双重作用的转变过程之中，在这一时期，由于传统和现代价值观都在发挥作用，所以政治献金或“送礼”行为既可能是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精英之间建立起一种不仅促使他们能为他们的共同利益彼此合作，而且也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也可能是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黑手党式的小集团的个人联系。在现实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共同体的社会和政治的发展阶段及文化状况，以及在这种背景下实际流行的社会价值观如何看待这种行为。（注：参阅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65-6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金钱在日本政治中的作用自1970年代以后逐步发展起来，（注：Curtis,T·G.,Election Campaigning Japan Styl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但在发生在1989年的利库路德丑闻（注：日本的利库德财团是经营房地产和金融业的大型企业，在1980年代向自民党的数十名高层领导人以及日本最高层的13位政府官员提供了大量“贷款”，赠送了新发行的股票。1989年利库德财团丑闻暴光后，他们相继引咎辞职，震动了日本政坛。）之前，尽管公众早已知晓政治家在金钱方面有与现代法律相悖的“不轨”行为，但尚习以为常。因为按照传统观念，社会和政治权威只有在为各自的集团谋取利益时才会有自己的地位和尊严，而国家领导人是国家的家长，因此商界领袖向执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进奉政治献金或送礼以疏通关系，从而谋求办事方便是很自然的事。由于送礼者确信他们的慷慨是不会被忘记的，因而他们并不要求马上对等回报，他们重视的是建立一种长期的关系，因而这种送礼行为不那么容易被看成是腐败，即使是在社会政治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的时期也是如此。在东亚的权威主义体制下，这种送礼行为是维系体制的一种必要行为，因为国家、政府以及政党和其它组织与其领袖个人之间的利益的区别是很模糊的，而国家和组织总要获得资金以维持自身的运转，因而个人也就难脱干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种送礼行为虽然在法律上已经被视为腐败，但在社会实际流行的价值观中还有较强的传统性，因此它仍然可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但随着社会和价值观的进一步转变，利库路德丑闻式的送礼方式不再像过去那样能为人们所接受了。因此，利库路德丑闻的令人震惊之处与其说是由于一个暴发户式的企业家试图从自己的受惠者或政治家那里获得回报，不如说是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影响韩国政治转型的最明显的腐败事件是1990年代初对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位前总统收受政治献金的揭露。军人政府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其领导人与工业界和商界巨头关系密切，并进行权钱交易。但在1980年代之前一般公众仍认为国家领导人是由那些具有献身精神的军界领袖组成的，他们的个人品质是真诚和正直的，他们遵守的最高价值是荣誉至上和对国家的忠诚，因而政治家和大企业领导人分享的所有利益都被认为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推动韩国“经济奇迹”所必须的。但自1980年代以来韩国社会的价值观逐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金泳三上台后更是适应这种变化，不断开放政治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过去的利益分配有了不同的认识，指出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位前总统收受巨额政治献金是腐败行为。（注：Pye,W.L.,Money Politics And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In East Asia.Asian Survey,Vol.Xxxvil,No.3,March 1997,p.219,p.220.）
两位前总统对此的解释是，由于自己身居高位，也由于朝鲜的民族习性，别人送点礼物以表达忠诚和尊敬，在传统上是很自然的事情。长期以来，韩国工业界和商业界的巨头们出于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考虑，认为向青瓦台表示尊敬的最佳方式就是在总统接见后留下100万左右的美钞。而且卢泰愚和全斗焕透露，他们曾给两位主要的反对派政治家分配过政治礼金。（注：Pye,W.L.,Money Politics And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In East Asia.Asian Survey,Vol.Xxxvil,No.3,March 1997,p.219,p.220.）他们进一步强调说，民主政治的选举费用是一项必要的开支，那些工业巨头和收入较高的人应该为社会做点贡献。这些钱由理解儒家内涵的领导人来收取和保管比通过税收体制来征收——从而导致高额纳税人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回扣以使他们制定对自己有利的税收政策——更好一些。他们认为，像他们那样的受人尊敬和有权威的领导人能够体现整个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如果用传统的价值观来理解政治献金或“送礼”行为，他们说的不无道理。
在东南亚，尽管政治献金问题不像东北亚国家那么严重，但在选举中最大限度地购买选票，或者通过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来确保自己的财源方面却毫不逊色。
在印尼，苏哈托时期执政的专业集团及政府的各个层级与金融界、企业界的关系比其他东亚国家更为密切，苏哈托家族和一些高官以控股、委派经理和直接进行管理等各种方式对很多大型企业进行直接的控制。从透明国际的调查来看，它的权钱交易是最严重的，透明国际在20世纪90年代公布的腐败指数印尼多次倒数第一。
近20多年来在市场经济中崛起的商人和企业家开始资助和参与政治竞争是导致泰国发生政治转型的重要原因。历史上泰国的政治精英是以贵族血缘和家庭的财富为基础的，但随着市场的发展，新兴商人和企业家与政党和政客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们与执政党和政府建立关系的方式除了提供政治献金外，还让党和政府的要员、包括军队的要员加入公司的董事会或持有股份，以此换取权力的支持。政党与商界的这种密切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权钱交易。
在菲律宾，马科斯时期与高速的经济发展相伴的是腐败的急剧增加，其执政后期政府高官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仅马科斯家族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几乎所有的大企业中都参股或参与管理，侵吞了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和大量的金银珠宝，同时，贫富分化现象十分严重。
党政企合一的体制或社会政治关系是1960-2000年间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一度是其经济迅速发展并引以为自豪的依据，但自19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转型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公众对这种关系及其建立在这种关系基础上的权钱流动的看法有了重大的变化。社会转型和西方文化的输入使泰国的社会政治价值观也发生了带有根本性的改变，公众不但不能接受血缘与政治的联系，而且也把商业与政治的联姻看成是腐败现象了，其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一时期以来公众对在泰国选举中军人集团及其政党控制选举和购买选票的批评越来越强烈，人们对非政府组织和“天使”政党的支持越来越多了。在菲律宾，马科斯的亲美政策使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在其有着上百年基督教传播的历史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的社会化，这反而使人们越来越不能容忍马科斯权威主义的统治方式。在印尼，到20世纪90年代反对党基本按照西方的标准来争取权力，人权已经成为它们经常提到的一个口号，而公众即使是在1997年经济危机之前也已经表现出对反对党越来越多的同情。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定意义上说东亚各国或地区在政治转型前官员腐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们是通过比较“合法”的手段占有财富的。由于党政企合一，它占有的财产很难分清是政府、执政党还是其控制的国有企业或控股的私有企业的，从控股的私有企业中获取股份似乎名正言顺，从经办的“国营”企业中为“党或国家”掘取财富也很难说是腐败。这里主要是用什么标准进行衡量的问题，或者说是把它放在哪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进行评价的问题。在这种体制当中，党政企不分，执政党或政府占有国家的财产既有合法性，也有合理性，而企业的财产也无不属于国家的；在新型体制中，党政企分离，执政党或官员个人占有属于国家和企业的财产就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了；在处于新型的体制中，一般都建立了现代的法律制度，因而这种行为已不具有合法性。但实际上，由于人们的价值和行为都处于转变过程中，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因而尽管人们在正式的价值判断中认为这种行为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但在实际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又默认这种行为，使其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执政党及政府官员较为廉洁，尤其是新加坡，透明国际对其廉洁度的评分一直名列世界前几位，但马来西亚与东亚多数国家存在着的腐败方式一样，执政党和政府通过与某些大商业集团建立密切的联系网络而聚敛了金钱，（注：戈麦斯(Terence Gomez)是马来西亚一家大报的专栏作者，他对巫统的财源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一本名为《巫统的公司投资，1990》(Gomez,1990)的书。该书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巫统及其政府为改善经济上较弱的马来人状况而制定的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向马来人倾斜的政策，论述了这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也加强了对经济的控制；进而描述了执政党与商界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尽管比其它国家要少一些。新加坡的官员相对比较清廉，其原因有一点值得重视。在新加坡可能有一点特殊性需要探讨，即它的精英主义的现代性是较强的，在那里，人们并不认同用送礼来加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获取利益。这与东亚其它国家或地区总是使精英主义成为建立传统的社会地位的因素有很大的不同。
二、腐败对政治变革和民主的巩固作用
价值观的变化往往是与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一般来说，在社会政治变革的初期，尽管现代价值观可能已经法律化或得到精英的提倡，但社会实际流行的价值观仍然是传统的。在政治变革的后期，或曰民主的巩固阶段，现代价值观已经在社会的价值和行为层面上占居主导地位了。而在政治变革的中期，在现代价值观与传统价值观并行的时候，制度、价值和行为最容易出现混乱，而东亚正是处于这一时期。一方面，现代的和可以高扬的价值观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另一方面实际影响社会政治行为的价值观还带有比较浓重的传统色彩，社会和人都处于这种矛盾之中，人们对很多行为例如送礼和政治献金行为的价值判断具有双重性，这就使这种腐败行为很难被遏制住，甚至还有可能扩大，体制的无序和转型由此而生。这就是说，由于金钱流人政治而形成的个人间关系，既可能在政党和政府内外产生一种在彼此竞争中仍具集体精神的政治精英，也可能只用来满足具有敛财权的官员的私欲。如果是前者，即当个人间关系构成一种负责任的关系时，经济方面也会表现出政府和社会、政府和企业间紧密的合作形式，在一定意义上企业和社会也由此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尽管这一时强化了权威主义的基础，但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对社会的权利让予，从长远来看这就可能促进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如果是后者，则可能直接瓦解体制，导致转型。当然，这两种情况都仅仅与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
在日本，1955以后自由民主党一党长期执政，然而在1993年的国会选举中它败给了以社会党为首的多党联盟，尽管不久自民党又重新执政，但已经无法恢复到一党单独执政的局面了。这次政治转型固然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但最直接和最富有戏剧性的则是政治家和高官收受利库路德财团的金钱这一事实。利库路德事件说明日本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众已经不能容忍这种送礼和政治献金行为以及领导人的特权了。受贿丑闻的揭露，使执政党的政治家威信扫地，整个自民党相当一段时间都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阴影之中。丑闻的揭露还为传媒走近政党政治打开了大门，公众的批评更为公开，各党派也因此能购买电视节目的播映时间来宣传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攻击执政党。曾一度十分盛行的幕后政治也不得不出来亮相了，政治透明度增加了，公众也有更多的机会来判断什么样的政治家支持何种利益，其立场如何，这在过去都是很难做到的。甚至自民党的政治家的看法也在改变，不再认为政治的全部就是获得高官和赢得选举，他们感到让反对党来承担公共事务的责任是有好处的。这些显然都大大地降低了自民党的威信，致使大批选民把选票投给了反对党。这样，腐败以使执政党的政治家威信扫地的形式，促进了日本的政治变革。
在韩国社会政治结构及其价值观发生转型的过程中，金钱政治丑闻的揭露加速改变了公众对政治家的看法，而且韩国政治家自己也不得不改变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的看法。把执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地位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要别人经常来效忠的传统观念因此被大大地冲淡了。对前总统腐败的揭露，不仅破坏了传统权威的形象，而且对现代权威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尽管对两位前总统丑闻的揭露使金泳三总统获得了廉政总统的美誉，但他还是受到了人们对政治家认识的变化的牵累，人们很快就按照民主的标准对他的政策提出了批评。特别是在他试图强制通过新的劳工法之后，在韩国引发了近一个月的大罢工。这种权威主义的做法使他的支持率从审判两位前总统时的90%下降到18%。（注：Pye,W.L.,Money Politics And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In East Asia.Asian Survey，Vol.Xxxvil,No.3,March 1997,p.221.）在韩国民众的心目中，已经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变化在1997年金泳三的执政党在大选中输给金大中的反对党的选举结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而这一政权的更替标志着韩国政治体制转型的基本完成。
直接导致印尼政治变化的因素看起来主要是经济危机和反对党力量的壮大，但腐败是使印尼的经济危机比其它东亚国家更为深重和反对党势力发展的重要条件。印尼的腐败是以家族为核心的国家垄断式的腐败，其执政党、政府和苏哈托家族联为一体，利用非法和“合法”的手段控制和占有着大量的财产，因而其腐败在东亚乃至世界上都是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当腐败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时，导致了政府绩效的严重下降，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无力应对，贫富分化加剧，人民的不满就爆发出来，导致了苏哈托政权的倒台。苏哈托下台后，印尼的政党政治实现了多元化，其透明度增加了，也受到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但是，它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局面都很不稳定，其多党制的制度化水平还很低，很多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即使建立了也没有真正实行，因而对腐败的治理也很不成功，其腐败的治理以及政党资金来源的调整、规范和控制还需时日。这些都严重影响到了其变化后政治体制的制度化。需要补充的是，执政者的腐败和人民的革命可以导致政权的更替，并不能导致政治转型或民主化，印尼的政治转型是由群众运动推动的，但归根结底还是由民主的因素构筑的。（注：参阅李路曲：《东亚模式与价值重构；比较政治分析》，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304-324页。）因此，社会及其价值观的转变和由此导致的对腐败的重新解读是导致其政治体制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泰国当代的权威主义政权有一个特点，即它尽管垄断国家政权，但不垄断市场和地方政治，并且通过扶持市场从商人那里得到好处，1980年代以来这些从传统的家族中脱胎出来的市场化的商人借助金钱对政治生活的介入和参与很快就发展起来。与此相伴，依靠市场生存的中产阶级和非政府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政治转型。因此，可以说发生在1992年的政治变革是市场对政治的侵入，也是腐化的军人集团在市场和中产阶级的冲击下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的表现。在政治变革后，泰国的腐败并没有被抑制住，它实际上阻碍了多党体制的发展。如果说在传统体制中泰国商人可以被看作是更具有现代性的市场力量的话，那么在现代政治体制中它的传统性就暴露的更为充分。由于他们自身的家族性、经济性及局限性，其提供政治献金往往有很强的个人条件，使政党很难摆脱维护传统、追逐金钱和个人私利的目标，否则就得不到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政治目标和自身建设就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因而多党体制的完善和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就非常缓慢。在新的多党制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各政党都很少受到约束，拼命地用金钱购买选票。（注：在近20多年来的历次大选中泰国政党及其候选人购买选票的情况都是非常严重的，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可与之匹敌。例如在1992年的选举中那些较富裕的政党给它们的候选人提供竞选经费，让他们发给选民，一般是每人100泰铢，约合4美元，这相当于当时农村一般的农民家庭一个星期的收入。1996年大选被认为是由史以来最肮脏的，估计用来购买选票和竞选的费用超过了10亿美元，这对于泰国来说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影响菲律宾政治变革的腐败因素也没有标志性的事件，而是由于马科斯家族的腐败和它导致的贫富分化。当民主派发动反马科斯的运动时，由贫富分化导致的群众的不满就进发出来，导致了1986的革命和政治变革。或许正因为民主的基础条件准备不足，（注：菲律宾在1986年政治体制转型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600美元，刚刚越过“第三波”民主化的经济标准，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中发生政治转型时经济水平最低的。）在政治变革后菲律宾在行为和价值层面上的民主因素和民主机制都发展的非常缓慢，因而过渡中的政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很低，腐败现象丛生，政局不稳。对于菲律宾的那种具有家族性的工商企业和具有市场性质的家族农业势力来说，它们以金钱介入政治的贡献在于它们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推动了政治参与，因为对于传统的经济和政治来说，它们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但家族政治显然不会成为民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相反还会成为阻碍，因为对于现代政治来说它们就显得过于传统了。例如菲律宾退役将军恩里莱(Juan Ponce Enrile)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自由党的领袖，显然是他个人的财力起了主要作用。他以前并没有明显的追求自由的行为，根本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相反只能算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政客，所以他成为自由党的领袖显然是一个讽刺。由于他的投入，自由党得以生存下来，这或许在一个较低的层次来说本身就是对于自由的贡献，但他领导的最终结果仍然是自由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选举中受挫，并导致了党的削弱和分裂。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党和政治体制都还没有实现多元化，但这不意味着它们没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变革，也不意味着腐败没有对政治变革发生作用。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或许是正是由于它们的腐败较少，从而没有瓦解社会和政治体制。
马来西亚的政党制度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大选制度一直比较民主，大选的制度化水平比较高，这样，在竞选中反对党可以对执政党进行批评和揭丑，不必担心遭到报复。朝野之间的这种互相监督，使各党为了取得选举的胜利，均力求自律以维护自身形象，如发现有劣迹的官员，一般都给予比较严厉的处罚。这种较为民主的一党为主的政治体制比较能够适应环境的挑战，其较高的制度化水平使它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抑制腐败，也使体制较少受到侵蚀，这是政治体制没有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尽管如此，在近几年政党的角逐中，腐败问题一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每次选举它都是朝野互相攻击的重要武器，因此，马来西亚近几年体制内多元化的发展不能说与腐败无关。
新加坡的情况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它成功地防止了腐败，也因此而推迟了政治变革，它或许最能从反面说明腐败与政治变革的关系，由于它在这方面表现的比马来西亚更为明显，所以是这方面的典型。由于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垄断政治并握有很大的财权，这就使它不必为了竞选或推行其政策而从社会上筹款，也就不必取悦于利益集团，它可以超越于各种利益集团之上而实行比较“公平”或自主的政策。其结果是政府对多元化的要求置之不理，也有能力对付和抑制反对党的政治参与要求。它的强化而不是削弱精英主义的政策大大增强了精英们的责任感，而高薪的官员也很难被腐化：（注：Root,L.H.,Small Countries,Big Lessons:Governance and the Rise of East Asia.Hong kong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47.）进而执政党和政府树立起了很高的威信和权威。但与此相对应的是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不高，政治参与或多元化的要求受到政治上强硬政府的压制。
结论
历史上的腐败会导致政权的更替，但通常不会导致政治变革或民主化，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还没有为政治变革做好准备，不具备民主化的基本条件。但在世纪之交，在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基本条件已经为政治变革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腐败就不仅会导致政权变更，而且会导致政治变革。
在东亚已经发生政治变革的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存在着金钱政治对政治变革的客观上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不等于说腐败在客观上总是有利于民主化的。其实，在政治变革的后期，即民主的巩固时期，腐败在这些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有利于民主体制的发展以及民主体制的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如同在已经完成政治变革的西方，腐败的结果也总是在破坏民主制度。这说明在政治发展的一定阶段，或者说在由传统体制向现代体制过渡的时期，腐败可以对体制的变革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但是在民主体制已经确立起来以后，腐败则不利于现代体制的建立。腐败的一以贯之的作用是在瓦解体制，其对民主的作用依它所处的政治发展阶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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